「中國式相親」背後，「中國式父母」的現代性焦慮

隨著 90 後群體逐漸步入傳統婚戀年齡，越來越多的 60 後大軍正浩浩蕩蕩加入充滿焦慮的父母群體之中

作者 |吳小英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者按：微信公號「鳳凰WEEKLY」於近日刊出一篇描寫北京相親角的非虛構文章《中國式相親價目表》。其中提到父母對子女相親開出的種種條件——戶口、財產、相貌乃至屬相。在這些苛刻條件的背後，反映出的是人們怎樣的心態？

在北京相親角此次引發熱議之前，很多學者和媒體都聚焦過上海的相親角文化。幾年前，復旦大學的孫沛東出版研究專著《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分析上海相親角背後的文化和社會現象。諸多學者也都圍繞這個主題提出過自己的觀點。界面文化授權轉刊社科院研究員吳小英關於相親角研究的精彩討論，以饗讀者。

對現階段尚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來說，現代性焦慮呈現許多面向，常常表現為相互糾結的兩個方面：一是擔心被賓士而過的現代化這架馬車拋在身後繼而永失機會的恐慌感；二是坐上這架馬車後，無法控制的節奏和慾望對個體夢想和精神家園的侵蝕，所帶來的後現代式的失落感。這種悖謬似的情境，就是現代中國人所處的基本生存狀態，實際上呈現的是傳統與現代的張力所帶來的緊張關係和總體上的不安全感。

西方晚近的社會學家，將現代人的這種尷尬處境歸結為對風險的恐懼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感，其核心在於現代人自我認同的危機。在這樣不靠譜的風險社會中，個體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和行動才可以自保？如何在理性算計的同時保持個體的自主性和相對自由？在傳統的家庭或婚姻關係模式變得脆弱的今天，如何在個人自主與持久穩定的親密關係中建立起協調與均衡？這些都讓許多中國人在對個體人生進行規劃的過程中變得謹小慎微、患得患失，也使普通民眾對於媒體所追問的「你幸福嗎」只能做出模稜兩可的回答。

2012 年，復旦大學的孫沛東在著作《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一書中，將現代中國人的這種生存處境歸納為「中國式焦慮」。與以往有關擇偶和婚戀現象的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孫沛東在對上海某公園的人氣相親角以父母為主體的「白髮相親」進行田野調查和訪談的基礎上，將近幾年頗受媒體和大眾文化關注、卻在學界素來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都市相親現象，放在中國社會結構整體變遷以及現代化轉型的視野中來考察和剖析，從而擺脫了既往的婚戀主題研究僅局限於個體的性別與家庭價值觀探討的狹隘視角。在作者看來，上海相親角許多父母發出的「誰來娶我的女兒」這一無助而焦慮的呼號背後，難以按捺與排解的正是這種「中國式焦慮」。

《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孫沛東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在孫沛東的研究中，相親角不僅僅代表了一種新型的、市場化的擇偶平台，同時也是展示階級、階層、代際、性別、戶口、地域文化等等不同社會結構等級差異與衝突的微觀世界。它是一個舞台，用來觀察中國社會變遷尤其是市場化轉型給都市白領及其父母為主體的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以及這些普通民眾通過婚戀選擇過程和偏好所展示的個體和家庭的應對策略。

相親過程中蘊涵的各種複雜而微妙的權力關係，例如白髮相親者之間的鬥智斗勇、男孩女孩婚房問題上的潛規則、以及本地家長的「上海中心主義」等等，恰恰揭示了普通民眾對於古老的「門當戶對」觀念的追捧，也就是作者所說的所謂「同質婚的回潮」現象。與之相聯繫的是兩個重要的社會變遷趨勢：一是轉型期社會結構開放度降低、階層固化，二是家庭越來越成為抵禦個人風險、解決問題的共同體。

這種社會學經典的結構-行動意義上的分析，為時下各類「條件先行」的媒體徵婚秀以及網路或民間相親活動的風行提供了某種合理性依據。上海相親角上演的白髮相親劇，首先意味著當事者對傳統「門當戶對」觀的默認或首肯，因而相親角的男女屌絲和他們的父母們，實際上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共謀」。在獲得普遍共識的以「條件對」、「有感覺」、「談得攏」為準則的「找對象」文化中，兩代人的差異，只在於對構成門戶條件和個人身份條件的複雜指標體系的認可度偏差，同時年輕人更強調頗具個人主觀感受性的所謂「看對眼」或「眼緣」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問題在於：現代都市人在風險社會中對於婚姻規劃的精妙算計，本身內在地隱含了理性化需求與個體化情感之間的分離或相悖可能導致的衝突性後果。

▋婚，還是不婚，這是個問題

孫沛東將田野調查中發現的上海相親角「人氣旺」而「效率低」的原因，更多地歸結於代際因素和市場化因素，認為「白髮相親」的實質是所謂「毛的孩子們」試圖幫助「鄧的一代」解決婚戀問題，而這兩代人有著他們「各自的怕和愛」。作為 50 後的「知青一代」父母坎坷的個人經歷，造成了對子女婚姻的集體焦慮，而「試圖以一種市場的方式去解決情感的問題」，本身註定了失敗的結果。

然而，這些表面上源自代際鴻溝或市場風險的無效算計和匹配，並非僅屬於「知青一代」和他們的子女。事實上，隨著 90 後群體逐漸步入傳統婚戀年齡，越來越多的 60 後大軍正浩浩蕩蕩加入充滿焦慮的父母群體之中，他們共同的擔憂，就是生怕子女「被耽誤」，而被甩在主流生活軌道之外，媒體與大眾文化中「剩男剩女」話題的長盛不衰就是明證。它指向處在現代性焦慮中的年輕人內心更加深沉的自我衝突：婚，還是不婚，這是個問題。

國內學者關於家庭和婚姻的研究中，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習慣，就是將選擇婚姻作為不加考證的前提，而將不婚作為社會問題之一。因此有關婚戀問題的研究，很少追問被訪者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結婚？想過不結婚嗎？而若我們放眼世界，隨著家庭功能的變遷、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衰落、個人情感和自主性的強調，有關家庭危機的呼聲、以及關於家庭何去何從的討論，早在上個世紀末或更早就開始了。儘管這一問題在學界至今爭論不休，但是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世界範圍內家庭和婚姻的形式正在越來越走向多樣化。中國社會近 30 年來家庭和婚姻模式的變遷也呈現出同樣趨勢，除核心家庭之外，單親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離婚、同居、單身等多樣化形式不斷湧現並增長。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在這個充滿風險和壓力、但卻崇尚個體和多元化生存方式的時代，結婚與否成了一個需要追問、思考、權衡和選擇的個體化過程。

都市相親角聚集的是單一的追求以結婚為目標的人群，因此孫沛東的研究，同樣未將婚還是不婚作為問題列入考察範圍。雖然訪談中也涉及個別獨身或不婚的被訪者，但作者只是藉助材料討論了所謂主動單身和被動單身的問題，分析了現代「三高」女性遭遇的擇偶困境，重點在分析通向傳統婚姻道路上的難，即婚姻之「不可得性」，而沒有探討與時下熱點的「剩女」問題緊密相關卻常常被忽略的另一個問題，即婚姻之「不可欲性」。因此也無法解答為何即使那些認為「幹得好不如不嫁」的女性，卻常常被認為「有一顆恨嫁的心」。

孫沛東在新著出版後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曾談到：「『剩女』只是被社會建構的一個偽命題，其背後隱含一個二元對立的性別價值體系：男主外，女主內。『剩女』話題的盛行，彰顯了作為規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權威」（《東方早報》2013 年 1 月 24 日）。但這種權威在現代性的重壓下如何面臨崩塌的危險，作為規制手段在年輕一代那裡又遭遇怎樣的解構，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市場、家庭、個人各自充當著怎樣的角色、擁有什麼資源而又採取了怎樣的行動策略，這或許是更需要探究的問題。因此小小都市相親角，帶給我們的是關於現代性的沉重思考，也為日常生活的研究留下了諸多學術點和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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