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33部書籍：11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記》

11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是西漢司馬遷修撰的一部紀傳體通史。　　司馬遷於公元前145 年出生於夏陽（今陝西韓城）的一個史官世家。父親司馬談是漢朝太史，司馬遷從十歲開始學習古文。20歲後，走出書房，歷游名山大川，足跡幾遍全國，到處探訪古迹，采尋遺文逸事。後來繼承父職，任太史令，盡讀皇家圖書館所藏典籍，開始了史書的寫作。然而平靜的著述生活只過了五年，災禍就從天上飛來。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為替投降匈奴的漢將李陵說了幾句打抱不平的話，惹惱漢武帝，被逮捕下獄，處以宮刑。　　出獄後改任中書令，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窮畢生心血，終於為世人留下了《史記》這一不朽的煌煌巨著。　　在《史記》寫作過程中，司馬遷給他的朋友任安寫了一封信，即著名的《報任少卿書》。信中以激憤的心情敘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宮刑的冤屈，同時說明自己寫《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三句話的意思是說，《史記》的寫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間的關係，把從古到今歷史上的發展變化大勢搞清楚，形成司馬遷自己的學說。如果說「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魯迅對《史記》在史學、文學上的巨大成就的精當褒讚，那麼司馬遷自己所說的這15個字則是他本人對《史記》內容的概括評價。　　首創紀傳體成一家之言的集中體現，便是《史記》在我國史學史上，首先創立了紀傳體的編纂體裁。所謂紀傳體即主要通過記述歷史人物的活動以反映歷史的發展變化。　　《史記》全書由五部分組成，「本紀」12篇，「表」10篇，「書」8 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共130 篇（又稱卷），526500餘字。　　「本紀」以歷代帝王為中心，概括敘述了從傳說時代的黃帝到漢武帝期間，約三千餘年的歷史大事，是全書的大綱。　　「表」分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種，以時間為中心，綜合記錄當時發生的各種主要事件。各表前面有一段序文，簡略敘述該時期的歷史大勢，或對時代特點進行精彩的評論，是《史記》的精華之一。如《十二諸侯年表序》將西周末年至春秋時代的周王室衰落、諸侯恣行、五霸迭興等政治形勢和歷史特點勾畫了出來，《六國年表序》論戰國時期的歷史大勢，《秦楚之際月表序》論秦末和楚漢相爭時期的歷史變化等。「表」把各個時代的主要線索、歷史輪廓搞得清清楚楚，可以當作一個時期的簡史來閱讀，而它的序則更是畫龍點睛。　　「書」，以事類為綱，記錄典章制度和重要史事。如《封禪書》記載歷代祭祀天地、尊神奉鬼、覓仙丹、求長生等宗教迷信活動。《河渠書》是關於水利活動的。《天官書》是關於天象的。《平準書》記載漢代的財政經濟，主要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反映了封建經濟的超經濟掠奪，二寫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無窮無盡的奴役。前者是不顧法律掠奪農民的土地財產；後者任意攫取人民的勞動力，為統治集團服務。二者都抓住了封建經濟的本質，寫得很　　深刻。後來的《漢書。食貨志》就大不如這篇《平準書》了。八篇「書」是《史記》中有特殊價值的一部分，也是錯亂比較嚴重的一部分，除《封禪書》外，其他都不完整了。　　「世家」記載了諸侯列國和一部分重要歷史人物的事迹。30篇中，《吳太伯世家》以下16篇是一類，寫的是春秋戰國的貴族諸侯。《楚元王世家》以下三篇及《梁孝王世家》以下三篇寫的是漢代宗室貴族。《蕭相國世家》下面五篇又是一類，寫的是漢代大臣、開國元勛。另有《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等各屬一類。其中《陳涉世家》記載陳涉的成功與失敗，對陳涉起兵的時代背景寫得很深刻，對陳涉失敗的原因也寫得很生動。　　「列傳」記載了漢武帝以前的重要歷史人物、少數民族、鄰近國家和各種專業（如儒林、巫祝等方面）的有關事迹。首篇《伯夷列傳》並不是專為伯夷而寫的。它是列傳的帽子，帶有總序性質。以下69篇大部分按時代順序排列，但也不完全如此。從第二篇《管晏列傳》以下六篇是講春秋時候的人，也有戰國時候的，如韓非、申不害。《商君列傳》以下21篇是寫戰國時候的人。秦統一以後的，因時間很短，和戰國分不開。這11篇里也有寫漢代人的，如賈生（誼）。《張耳陳余列傳》以下42篇，除部分雜傳外，基本上寫的是漢代人物。　　《史記》列傳的編纂有一定規則，如《循吏》、《酷吏》、《遊俠》、《刺客》、《滑稽》、《佞幸》等列傳，是以性質相同而概括定名的。另如《儒林》、《貨殖》、《日者》、《龜策》等以專業或性質相同標名等，都稱為類傳。合併立傳的，如《廉頗藺相如列傳》是事迹相關者，《孟子荀卿列傳》是行為相類者。　　列傳次序大致按時間先後排列，但關係相近者也列在一起。如李廣、衛青、霍去病都與匈奴戰爭關係密切，《匈奴列傳》便列在李和衛、霍二傳之間；司馬相如曾出使西南各族，其傳便列在《西南夷列傳》之後。列傳的最後一篇為《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自傳，也是全書的序言。　　「列傳」中還記載了漢朝國內各族、與漢朝有關係的一些鄰國的歷史，如《南越》、《東越》、《西南夷》、《匈奴》、《朝鮮》、《大宛》等傳，都以簡明扼要的筆法記述了各族各國的源流和概況，為研究各族各國的古代歷史提供了最重要的資料。　　「世家」和「列傳」共一百篇，是《史記》的主要組成部分，都是取以人物為綱的形式，詳記重要事件的發展過程，在「本紀」和「表」中概括提到的事情，在這兩部分有較詳細的敘述，和「書」的記載也互相聯繫照應。　　《史記》每篇（卷）之末，一般還附有以「太史公曰」為首句的一段小文字，略記作者對篇內某人某事的看法或附記有關之事。後來修撰的史書也都承用這一形式。《漢書》改為「贊曰」，其他史書或用「論曰」，或用「評曰」，或用「史臣曰」，因此這一部分通稱為「贊語」或「論贊」，不但是紀傳體史書特有的一種形式，就連司馬光編纂的編年體史籍《資治通鑒》也沿用這一做法，以「臣光曰」夾議論於敘事中。　　總起來看，《史記》的五個組成部分，分別具有三種不同的性質，即以時間為綱的本紀和表，以事類為綱的書和以人物為綱的世家與列傳，綜合成為一書，這是《史記》的一個特點，也是紀傳體的一個特點。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裡，紀傳體始終是史書編纂體裁的主流，直到辛亥革命後寫《清史稿》仍在沿用。歷代正史除在個別形式上稍有變化外，基本沒有超出《史記》開創的軌範。《史記》遂由此居於二十四部（加上《清史稿》為二十五部）紀傳體正史之首。　　《史記》的五個部分，體大思精、包羅宏富、舉重若輕、條貫有倫地展現了縱橫數千里、上下三千年的歷史風雲。　　究天人之際天和人有沒有必然的聯繫？皇權是不是神授？吉凶禍福是不是天意？在司馬遷時代，這些問題既是學術理論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得到漢武帝支持的以董仲舒為代表的陰陽五行學說，就是把天和人結合起來，標榜天人感應，用天象論斷人事的吉凶，屬於典型的迷信。《史記》則繼承先秦唯物主義思想的傳統，對天和人的關係進行了唯物主義的考究和解釋。　　《史記》最後一卷的《太史公自序》中說：陰陽家對於陰陽四時、八個方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教令，規定了人們哪些事可以做，哪些是要禁忌的。如果人們遵守這些教令，就會昌達得福；違反這些規定，則遭災或死亡。實際上未必一定是這樣的。這樣好像一舉一動都有陰陽管著，什麼事情都叫人害怕，容易使人拘束而不敢大膽地去做事。同時，《史記》又認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人應該按照這些規律辦事。春天萬物生髮，夏天成長，秋天收穫，冬天儲藏，這是自然界的主要法則。如果我們不遵守，便沒有頭緒了。所以，四時的順序是不可以錯亂的。《史記》還運用當時的天文科學成果，精確地記載了幾百個星體、星座，並指出了它們出現的時間和運行規律，說明天象運行也不是神秘莫測的，而是可以由人類觀測到的自然現象。　　《太史公自序》里還批評了陰陽五行學說的「星氣之書」。所謂星就是占星術，氣就是望氣。陰陽五行家認為天上的星象決定著人間的禍福，還可以對氣象的觀察推斷人的吉凶。例如呂后就曾經說，劉邦外出，無論趕到哪裡，她都能找到，因為劉邦頭上有五色祥雲。司馬遷借評論「星氣之書」指出這是胡說，是不經之談。　　可見，《史記》對天人關係持有明確的態度：天是天，人是人；天屬於自然現象，和人事沒有什麼必然聯繫；人們必須按照自然規律去辦事，但不存在什麼預兆吉凶和斷測禍福的問題。這種觀點同當時盛行的天人感應學說是針鋒相對的。　　作為紀傳體史書，《史記》更多的是通過對人事的分析，說明天道不可信的道理。《伯夷列傳》寫道：有人說，天道是沒有偏愛的，總是常常幫助好人。伯夷、叔齊可以稱得上是好人了。他們聚積仁德、修養品行，竟然落得個餓死的下場。72位賢人里，孔子特別讚賞顏淵好學。可是顏淵常常鬧窮，連最粗糙的食物都吃不飽，終於早死了。上天對好人的報應，怎麼是這樣的呢？盜跖常常殺害無辜，烤人肉來吃，放縱暴厲，聚集朋黨幾千人，橫行天下，反而能夠長壽而終，這又是依循何種德行？這些都是比較明顯的例子了。　　到了近代，做奸犯科，專幹壞事的，卻過得很舒服，終身安逸享樂，子孫後代也富貴不絕。有的人小心謹慎，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錯走一步路，但他們卻多災多難。我實在覺著很迷惑，倘若這就叫做天道的話，那麼天道到底是對的呢，還是錯的呢？　　在《項羽本紀》的最後，司馬遷評論說：秦虐民失政，陳涉首先發難，隨後諸侯豪傑，紛紛起事。一時間山東五國各樹勢力，並立爭雄。項羽雖然沒有尺寸之地，三年之間卻能成為五國諸侯的統帥而滅秦！當時威服天下，分土封王，一切政事，全由項羽一人號令，自稱霸王。但是等到項羽背棄先入關者為王之約，已失人心；又懷念楚國老家，失去地利；後來又殺死義帝而自立，更為眾意所不許。這樣的作為卻要求別人不背叛他，那實在是太難了。項羽自以為了不起，不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結果弄得稱王五年就身敗名裂。他犯了這麼多失誤，到死還不覺悟，不僅不責備自己，反而說什麼「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之罪」，這豈不是非常荒謬的嗎？　　《蒙恬列傳》記載：秦朝名將蒙恬被秦二世胡亥賜死時，喟然嘆息：「我對上天犯了什麼罪過？竟然無罪而死呀！」沉默許久，蒙恬慢聲說：「我的罪過，本來就該判死刑的。我西起臨洮，東到遼東，築城牆，挖河溝，一萬餘里，斷絕了地脈，這便是我的罪過了。」於是吞下毒藥自殺而死。司馬遷評論說：蒙恬身居要職，一味順承皇帝的旨意，不管百姓死活，大興武功，他的死屬於罪有應得，怎麼把他的死歸罪到「斷絕地脈」上來呢？　　有時，司馬遷也用「天」字，也講「天命」、「受命」。譬如《秦楚之際月表》中，他說劉邦能稱帝「難道不是天意嗎！如果不是大聖人的話，怎能在這種情況下受天命而成帝王呢？」從字面看來，這是在稱頌天，認為漢得天下是天命的結果。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這些天意、天命實際指的是當時的歷史條件。司馬遷首先交待了秦代禁令繁多，嚴重地束縛了人民的手腳，為農民起義提供了歷史條件。然後寫了秦亡漢興的歷史過程；第一個階段是陳涉發難；第二個階段是項羽推翻秦朝。但項羽不得人心，劉邦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才得以收拾亂局，誅除凶暴，平定海內，從一介平民登上皇帝寶座的。這種排除神秘的天意，用人事來解釋人事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史記》還通過對宗教歷史的記述，揭露了迷信的虛妄。《封禪書》便是這方面的重要篇章。《封禪書》主要記載兩個內容：一個是講歷代帝王搞了很多宗教建築，並列舉了好多神的名字，而這些神都是帝王們造出來的；另一個是講由於帝王怕死而追求長生不老，訪仙求葯。通過這兩個內容，司馬遷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統治者捏造出來的東西，不是客觀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們捏造的，他們又去頂禮膜拜，真是荒唐之至。《封禪書》長達幾千字，司馬遷用客觀的筆調，描寫了這些荒唐怪誕的活動，有時既不肯定其有，也不明言其無，只是用俏皮的寫法來表現。他寫秦始皇之所以要到泰山刻石頌揚功德，是為了表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帝所封的，因而要上高山，到離天最近的地方，好去承受天命。　　寫到漢武帝時，司馬遷用了很大篇幅寫他找了許多人間神仙——方士。起初是如何如何崇拜他們，後來又怎樣發現他們說謊欺騙，最後把他們一一殺掉。武帝雖然對這些方士的怪話越來越討厭，但還是不斷地找他們，希望能碰上個真神仙，因而訪仙談道、建祠奉神的事越來越多，「但其效果如何，大家是有目共睹了。」　　一句話點破了漢武帝這種痴心妄想是多麼荒誕可笑，徒勞無益。　　既然天是天，人是人，天象和人事沒有必然聯繫，那麼，在歷史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什麼呢？比如，歷史上的一些戰爭，作戰雙方條件一樣，具體情況也差不多，但勝敗不一，甚至有時強者敗，弱者勝，道理在哪裡？　　《史記》認為決定於人謀。我們試把《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對照著閱讀，便可得到很大啟發。項羽一開始就氣勢凌人，直到臨死還是轟轟烈烈，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劉邦就不是這樣。在司馬遷筆下，顯得有些賴皮。　　起兵前，他貪酒好色，大言不慚，不務正業；起兵後，老毛病還是常犯。儘管司馬遷在情感上明顯地喜歡項羽，討厭劉邦，但仍按歷史的真實情況，寫了項羽有兩件大事不如劉邦。一是項羽雖然戰無不勝，但到處燒殺。他在寫項羽作戰時，不斷用「屠」、「坑」等字。如：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攻陷後，將全城居民都活埋；坑殺秦降卒二十萬；屠咸陽，焚秦朝宮室，大火三月不滅，等等。　　在《高祖本紀》里，這類事情就很少，並著重寫劉邦到處安民，入關中，約法三章等。一個到處安民，很得民心；一個到處燒殺，令人失望。這是劉邦、項羽在政治上的很大區別，也是他們之間決定勝敗的關鍵問題。項羽不如劉邦的另一點，是項羽不相信人，不會用人。《淮陰侯列傳》韓信被劉邦拜為大將後，對劉邦說的一番話，將項羽這方面的為人分析得非常深刻。韓信說，項羽一聲怒吼，千人都嚇得膽戰腿軟，但他不信任人，不能把責任交給有能力的將領。項羽對部下、即使是忠心耿耿的部下，也團結不住。但劉邦卻善於用人，必要時甚至敢於把大權交給自己並不完全信任的人，先把這個人籠絡住，然後再想辦法收拾他。劉邦對待韓信便是個典型的例子。韓信原先在項羽手下，默默無聞，好幾次韓信獻奇策求見項羽，項羽都不欣賞。後來韓信投奔劉邦，依然無名，只當了個倉庫管理員。但因蕭何非常賞識韓信，極力向劉邦保薦，劉邦終於同意破格舉行十分隆重的典禮，把韓信拜為大將。這是漢軍第一次有了大將，從這時起直到擊敗項羽之前，韓信是漢軍唯一的大將。這期間劉邦雖然並不真正信任韓信，但始終放手讓他掌管兵權。韓信平定齊國後，要求劉邦封他為齊國的假王（代理齊王）。　　當時劉邦正被項羽圍困在滎陽，十分危急，對韓信的請求勃然大怒：「我被困在這兒，天天巴望著你來幫我打退敵兵，你倒要自立為王呢！」張良、陳平在一旁暗中踩了一下劉邦的腳，劉邦立刻明白過來，換了一副面孔說：「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諸侯，要做就做真王才對，幹啥只要做假王呢！」忙派張良去封韓信為齊王。結果韓信自以為劉邦對他恩重如山，一直忠心不二。《史記》認為劉邦主要就是靠著以上兩個方面的長處，最終由弱變強取得勝利的。　　《史記》在許多人物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謀略的威力。《廉頗藺相如列傳》講秦王強索趙璧。趙王在兩難之下派藺相如奉璧使秦。形勢很險惡，但藺相如無所畏懼，大義凜然，有勇有謀，拚死捍衛了國家利益，完璧歸趙。　　《春申君列傳》寫黃歇由於沒有聽從門客朱英的規勸，後來遭到李園的暗算。　　司馬遷分析他之所以失敗，就在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陳丞相世家》寫陳平幾度處境危急，差一點丟掉性命，但最後化險為夷，善始善終。這些都是人事智謀的作用。　　《史記》在強調人謀的同時，並不認為光有智謀就能百戰百勝，還特別注重「時」、「勢」。「時」就是時代條件，「勢」就是客觀形勢。《伯夷列傳》講得很清楚：雲隨著龍飛起，風隨著虎而吹；當聖人出現的時候，萬物的本來面目都能顯著起來。伯夷、叔齊雖然賢明，得到孔子的讚揚，因而聲名更加顯著；顏淵雖是好學，因為追隨孔子，德行才更加彰明。《管晏列傳》引管仲敘述他和鮑叔牙的交情的話說：我曾替鮑叔牙出主意，結果弄得情況更壞了；但鮑叔牙不認為我愚蠢，為什麼呢？因為知道時勢有利有不利。　　時、勢往往制約著人謀，歷史條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主觀努力，就可能有所成就。歷史條件不適合，人縱然聰明絕頂，做了種種努力，仍可能失敗。　　司馬遷所說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呢？在《史記》的世界裡，最顯眼的當然主要還是指個別的傑出人物，尤其是王侯將相們。但《史記》並沒有單單把青睞傾注到這些統治者身上，還有一大批名位並不顯赫的中下層人物，如遊俠、刺客、巫祝、名醫、商賈、倡優、滑稽大王等等。它把陳涉立為世家，把農民領袖與王公貴族列在一起，這在我國古代史書中是絕無僅有的。　　通古今之變上溯五帝，下迄漢武，把古往今來的歷史貫通起來，從中考察歷史的發展變化，是《史記》的一個重要特點。但從《史記》內容的編纂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待歷史又是略古詳今。十二本紀，五帝只寫了一篇，夏、商、周各一篇，秦寫了《秦本紀》，又寫了《秦始皇本紀》，漢代是一個皇帝一篇，只有漢惠帝因實際起作用的是呂后，所以代以《呂太后本紀》。表，三代有一篇，只記世系，而無年代。12諸侯是年表，六國也是年表。秦楚之際變化很大，是月表。漢興以來表就多了，共有六個，越往後搞得越細。世家自西周以後才有。列傳則從春秋時期才正式開始，春秋時的有《管晏列傳》等六篇。戰國時期包括秦在內共有22篇，漢興以後的達42篇。《史記》就是通過這些篇章歷述古今滄桑，貫通千載風雲，勾勒出了歷史發展的脈絡大勢，特別對於春秋戰國直至秦漢的社會重大變革，進行了詳細的記述和評論。　　戰國時代的變法運動，是古今之變的一個關鍵，對這一事件當時或稍後的一些史籍大多缺乏系統全面的論述。《史記》則給予了高度重視，用不少篇幅記載了各國變法的情況。例如，《商君列傳》詳細記述了秦國商鞅變法的原委，其中不僅寫了商鞅先後兩次變法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具體內容，變法富國的客觀效果，還寫了商鞅多次與甘龍、杜摯、公子虔、公孫賈等人圍繞變法展開的一系列鬥爭，向人們認真地報告了歷史上這一巨大變化的真實情況。這是《史記》通古今之變十分突出的一手，也是中國古代史學中寫歷史變化最為傑出的一個例子。　　秦漢統一的歷史在《史記》中所佔筆墨最多，全書有三分之一多的內容反映了春秋戰國至秦漢歷史的統一進程，特別對秦始皇統一六國和劉邦的再次統一，描繪得非常生動具體。從春秋時期諸侯稱霸，到戰國之際七雄兼并；從秦國崛起，到始皇一統；從秦朝崩潰，到項羽分封；從楚漢之爭，到劉邦建國。前後幾百年，風雲變幻，事變迭起，透過紛繁迷離的雲霧，形象地再現了這一歷史大舞台上先後上演的一幕幕活劇，清晰地勾畫出了天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曲折坎坷的歷程。　　在這場翻天覆地的劇變中，擠進統治集團中的人物的身份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吳、齊、魯、燕、宋、晉、楚、鄭等世家中那些春秋時期顯赫一時的世襲貴族逐漸衰落下去，或者改頭換面成了新貴。戰國時代游士的奔走活躍，客卿的縱橫捭闔，已是一種新的社會氣象。范雎、蔡澤、蘇秦、張儀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從布衣成了相國，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靠著智慧勇猛躋身將帥。到了漢初，匹夫劉邦當上了皇帝，掾吏蕭何，獄卒曹參，平民陳平、陸賈，殺狗的樊噲，替人吹簫辦喪事的周勃，絲綢小販灌嬰，拉車的婁敬，……或者拜將相，或者封公卿，開創了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的新局面。　　在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中，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也逐漸強化。《秦始皇本紀》中侯生和盧生議論說：「始皇的為人，天生脾氣剛強暴戾，自以為是，博士雖然有70個，只不過充充數罷了。對他們的意見從不採用，丞相以及大臣僅僅接受已經擬好的命令，一切事情都倚靠皇帝辦理。」這是寫秦始皇專制的點睛之筆，比起《殷本紀》中寫的商紂王的獨裁行為，更具時代特點。　　至於漢武帝的專制，比秦始皇更發展了一步。《衛將軍驃騎列傳》寫衛青、霍去病等將領奉法遵職，連士兵都不敢自行招募。《張丞相列傳》寫公卿大臣都無所作為，當了丞相也只是備員而已，甚至性命難保。《儒林列傳》寫士人學者噤若寒蟬，只好鑽研儒術。《萬石張叔列傳》更是對當時專制高壓下官場腐朽風氣的尖銳揭露和諷刺。裡面描寫的漢景帝、武帝時代的大官，都是極為恭敬謹慎、能不說話便不說話的悶葫蘆。萬石君叫石奮，長子名石建，官任郎中令，掌管起草文件。有次石建起草了一個文件，頒發下來後，發覺裡面有一個錯字。他十分惶恐地說：「啊！寫錯了！"馬』字有四條腿，加上尾巴，馬字下面應該是五畫，現在只寫了四畫，少了一畫。皇上要是怪罪下來，就活不成了！」於是嚇得要死。　　萬石君的小兒子叫石慶，做太僕，是九卿之一，掌管御用車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替皇帝駕車出行。皇帝問他駕車的馬有幾匹，石慶就拿著鞭子一一指著數，數完了才舉手說：「六匹馬。」本來一看就能知道，石慶偏要數了才敢回報，其謹小慎微的程度可以想見。然而就是這樣連響屁都不敢放一個的人，卻得到了皇帝的特別賞識，最後當上了丞相。在漢武帝面前唯一敢說老實話的正直官員便是《汲鄭列傳》中的汲黯。漢武帝對汲黯既怕又討厭，別的大臣來了，武帝很隨便，有時連帽子也不戴。但汲黯來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講他如何想施行仁義。汲黯當場揭穿其虛偽，說：「陛下內心慾念太多，只在表面上施行仁義，怎能效法到堯舜的偉大治績？」武帝聽後滿臉怒色，憤然退朝，對身邊人說：「太過分了！汲黯這傢伙，耿直得近乎愚笨！」正因為汲黯好直諫，所以終生不得志。　　《史記》抓住從春秋到秦漢這個時期，變法、統一、布衣將相、專制集權等政治方面的幾個重要特點，寫出了它們的發展變化，可以說是通古今之變中突出的成果。　　《史記》寫歷史變化，還往往把政治和經濟聯繫起來，注意到了經濟變化對政治以及整個社會的作用和影響，試圖從人類經濟生活方面尋求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因。認為人們謀求自身的生活利益是人們的天性，這種天性是不能遏止的，社會生產的發展就是由於人們為滿足自己的生活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結果。《貨殖列傳》中明確指出：要靠農民的耕種，才能得到糧食；要靠虞人在山澤的開發，才能得到林木、礦物、水產等物品；要靠工匠的製造，才能得到器具；要靠商人的貿易，才能流通貨物。這些事情的進行難道需要用政令去打發、徵召、約束嗎？　　各行各業的人們都憑藉其專長，竭盡其力量，去實現他們的慾望，這就彷彿水往低處流一樣，從早到晚沒有停止的時候。　　《貨殖列傳》還引用《管子》的話「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並進一步發揮說：禮節產生於富有之時，而消失於貧乏之時，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小人富有了就能做好工作。河水深了，魚兒自然就產生；山嶽深了，野獸自然就棲息；人富有了自然就知禮。所以說，天下人熙熙攘攘，都為著追求財利而來；天下人攘攘熙熙，都為著奔走財利而往。那兵車千乘的國王，食邑萬戶的諸侯和百戶的大夫，尚且都怕窮，何況那些編戶平民呢？　　經濟上的通古今之變，《史記》主要寫了秦漢社會經濟的盛衰，並較緊密地與國家的興亡聯繫起來。秦的強大自商鞅變法開始，《商君列傳》記述商鞅變法，施行了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中沒有盜賊，家家富裕，人人充足。《河渠書》記秦國修建鄭國渠，使關中皆為沃野，農業豐收，秦國經濟日益富強，最終吞併了六國。這使人看到經濟與政治的聯繫，認識到秦的強盛不是憑空產生，而是有其經濟基礎的。秦統一後，雖然有過一些男樂其疇、女修其織的景象，但很快由於大事興作，不斷用兵，窮奢極侈，賦斂苛重，戍徭無已，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經濟生活搞糟了，秦朝也就在農民起而反抗的怒濤中垮了台。　　《史記》寫漢代經濟，自漢初到武帝之時也有變化。《平準書》便是集中記載這一問題的。它寫道，漢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國家貧困，連天子的坐車都不能找到四匹同樣顏色的馬來拉。將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車。至於平民更是一無積蓄。　　經過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城裡城外的穀倉都裝滿了，國庫里也有充裕的余財，京師積存的錢，達到幾萬萬，時間一久，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以至於無法算清。京師的穀倉里，陳舊的粟米一年年往裡堆，滿出來了就任它露天堆放著，以至於腐爛得不能吃。百姓在街頭巷尾都養著馬，田野間更是成群結隊，大家都騎雄馬，如果有騎母馬的，會被人嗤笑。然而這時的社會也開始盛極而衰了，權貴豪富對百姓肆意敲剝，奢侈浪費，漢武帝長時間地南征北伐、大動干戈，出征的人固然自備衣食之具，留下的人也得輸送物資，全國紛擾騷動。這樣一來，把社會生產破壞了，把積蓄的財貨用光了，把人心也搞亂了。老百姓貧弊之餘，只好行巧詐來規避盤剝，於是流民成群，「盜賊」滋起。　　《史記》在經濟上的通古今之變，把民生困苦與否視為國家經濟盛衰的一個重要方面，又把經濟盛衰視為國家興亡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　　《史記》還生動地描寫了歷史上思想潮流的發展傾向。例如儒學就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等篇章中記述了孔孟的言行。　　孔孟時代的儒家思想是對當時劇變的現實頗為不滿，多所針刺，想要撥亂反正。　　它一方面真實地暴露了當時社會的一些矛盾，另一方面又違時地提出了復古的救世藥方。荀子綜合分析和批判各家學說而自敘其言，使儒學發生了一個變化。《儒林列傳》說，到秦朝，由於秦始皇的壓抑，文質彬彬的儒生便紛紛投身於揭竿而起的隊伍中。漢興之時，儒學雖有，但不時髦。　　到了漢武帝時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的儒者，以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為代表。這時的他們已不是秦末儒生那樣的處境，已不同於孔子的政治態度，他們不是違時而是趨時，不是嫉俗而是隨俗，不是追求理想而是爭逐利祿。叔孫通制定朝廷禮儀，討劉邦的歡喜，成了十足的馬屁精。公孫弘常常和其他公卿約定某項議論，可是到皇上面前就背棄前約來順從皇帝的意思，無恥地向漢武帝獻媚。在司馬遷筆下，漢儒雖然尊奉孔子，實際上只是掛羊頭買狗肉的表面文章罷了，骨子裡都是些趨炎附勢、以做官拿錢為目的的小人。儒學這時已是舊瓶裝新酒，把原來的精神丟棄得一乾二淨了。　　《史記》的通古今之變，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方面，其廣度和深度，都是遠超前人，澤及後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全面、系統、具體、創造性地寫出我國古代數千年，特別是春秋至秦漢時期的一些重要的歷史內容，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藝術風格之美《史記》在縱橫幾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廣闊歷史背景上，以傳神妙筆，刻畫了一個個有血有肉、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描述了一樁樁雄奇悲壯、婉麗纏綿的事件場面，達到了史學的嚴謹性和文學的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書中的角色，出身不同，經歷不同，性格不同，寫法也不同，但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忍辱復仇的勾踐；志得意滿、欷歔悲歌的劉邦；功高蓋世、蒙冤千古的韓信；堅貞豪邁、奮身蹈義的田橫；王陵母勸子忠心事主，不惜伏劍而死；衛太子事親至孝，不逆父命求生；侯嬴行年70猶迭獻奇計，一心報國；甘羅年僅12已挾策說趙，立取五城；伯夷孤奮激烈；藺相如智勇磊落。寫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穠纖柔婉，備極風流嫵媚之妙；述項羽壯懷激烈、驚天動地之後，與虞姬離別時，嗚咽悱惻，柔腸寸斷。無不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具有與主人公共呼吸、同生死的強大感染力。書中的歷史事件也大都具有緊張、熱烈、粗獷的特點，各種想像不到的慘事、奇事、怪事、神秘事及風雲變幻的大事紛至沓來，交互迭出，讀來令人驚心駭目，魂悸魄動。　　寓論斷於敘事，是《史記》記人記事的一個基本手法。它往往不是先發一套議論再講事實，也不是把事情說完了，再來一個架空的分析，而是通過歷史過程的敘述，引導讀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例如，《叔孫通列傳》全篇都在寫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與時進退、以諂諛得勢的小人。文章一開始，主人公叔孫通就以一個馬屁精的身份登場。那時正當陳涉起義，攻勢凌厲，秦二世召博士儒臣問如何是好，有三十多人主張發兵平叛，二世惱了。叔孫通卻上前說天下太平，不必用兵，因為上有明君，下有法令，誰敢造反？陳涉不過一夥偷雞摸狗的小毛賊，何足掛齒。於是二世龍顏大悅，當場賞給他帛20匹、衣一襲，還拜他為博士。叔孫通回到宿舍，諸生問他：「先生的話怎麼這等諂媚？」不久叔孫通就投降了起義軍。他喜歡穿儒服；劉邦非常討厭儒生，叔孫通便改穿短衣，劉邦很高興。劉邦當皇帝後，叔孫通替他制定朝廷禮儀，到魯國一帶尋找儒生。有兩位儒生不肯跟他走，當面罵道：「你事奉的主子已經有十位了，都是靠當面奉承得到親貴。你自己去吧，不要污損我們的人格！」通過簡單的白描，借別人的話，就把叔孫通蠅營狗苟、固寵邀榮的嘴臉刻畫得一清二楚。　　《史記》還常常捕捉一些似乎無關緊要的瑣事細節，反映一個人的性格，甚至一個時代的風氣。《李斯列傳》開篇說：李斯年輕時，在郡里當小吏，常看見官衙廁所中的老鼠吃穢物。每逢有人或狗走近的時候，鼠就驚慌恐懼。　　後來，李斯走進倉庫，發現倉庫里的老鼠，吃的是囤積的粟米，住在大屋檐的屋子裡，用不著擔憂人或狗走近。於是李斯嘆息說：「一個人的賢能或者不肖，好像老鼠一般，就看自己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了。」這樣一個輕鬆的小故事，寫在著名政治家的傳記上，似乎有點浪費筆墨，但我們在看完全篇之後，便會明白，李斯一生都在為活在好的環境里而鑽營，老鼠的故事實際就是李斯一生的縮影和他的全部人生觀。再如《佞幸列傳》中，鄧通是個重要的人物，但全篇只寫了鄧通替漢文帝吸吮毒瘡一件事。這一件事就把他鄙劣齷齪的人格暴露得淋漓盡致了。　　試想，連皇帝的毒瘡都肯用嘴去吸吮，還有什麼下作的事干不出來呢？　　《史記》的傳記還善於運用揚抑法和對比法來造成文勢的波瀾，增強人物形象的立體感。《淮陰侯列傳》中，先寫韓信乞食漂母，胯下受辱，以及投奔項羽、劉邦等，處處不得志，給人以很窩囊無能的印象。拜將之後，波濤驟起，寫他向劉邦闡明天下大勢，表現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又通過一系列戰役，表現了他傑出的軍事才能；最後寫他拒絕蒯通勸說，對漢朝忠心耿耿，說明他的思想品質也是無可指責的。從思想到行動，全面鋪開，層層深入地塑造主人公的高大形象。文章跌宕有姿，引人入勝。　　熔史學、文學於一爐，《史記》不僅作為我國史學史上的絕唱而彪炳千古，而且在文學史上成了一脈相傳的傳記散文主流。它所記載的許多歷史人物、事件，成為後來小說、戲劇的題材。它的藝術手法，特別是它那簡潔明練、通俗生動的語言，更成為歷代散文大家們揣摩效法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