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這篇長文你就知道美國政治到底怎麼了

在這種新的世界失序當中，

身份政治的威力不能再被否認

傑克遜主義的反叛

特約撰稿｜沃爾特·拉塞爾·米德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4日總第797期《中國新聞周刊》

2月28日，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排）發表上任後的首次演講，呼籲國會支持萬億美元基建計劃。副總統彭斯（後排左）和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後排右）出席。圖｜BLOOMBERG

70年來美國人民第一次選舉了一個貶低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策略、理念和制度的總統。沒有人知道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將如何形成，或者當這位新總統遇到緊迫事件和危機時，其優先事務和偏好將如何轉變。但是，自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以來美國外交政策從未遭遇過如此根本的爭議。

自二戰以來，美國的大戰略一直在兩個主要思想流派基礎上形成，這兩種思想都著眼於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穩定的國際體系。借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顧問愛德華·豪斯在一戰期間的話，漢密爾頓主義者認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秩序的陀螺儀」符合美國利益。為二戰後全球經濟的復甦而建立一個合理的金融和安全架構，既能制約蘇聯，又能提升美國利益。在蘇聯衰落時，漢密爾頓主義者主要從經濟角度來理解，認為需要加快建立一個全球自由主義秩序。

與此同時，威爾遜主義者也認為，創造一個全球自由主義秩序對美國利益是至關重要的，但他們對此的設想是從價值觀出發而非僅僅從經濟學角度。考慮到國外的腐敗和專制主義制度是衝突與暴力的主要根源，威爾遜主義者通過促進人權、民主治理和法治而尋求和平。在冷戰後期，這一陣營的一個分支即自由制度主義者，側重於促進建立國際機構和日益密切的全球一體化；而另一個分支即新保守主義者認為，華盛頓的單方面努力或與志同道合的夥伴的自願合作，是促進自由主義議程的最佳路線。這些門派之爭是激烈的和顯著的，但它們都是在對全球秩序這一共同計劃所擁有的共同責任下進行的。

然而，隨著近幾十年來這一計劃推進的日趨乏力，全球化主義者對美國外交政策思維的毋庸置疑的掌控變得虛弱起來。越來越多民族主義者開始發出反全球化的聲音，公眾對建立全球秩序的計劃越來越不抱幻想，開始挑戰外交政策制定者所鼓吹的東西。傑斐遜學派和傑克遜學派的思想曾經在二戰前炙手可熱，又在自由主義秩序的全盛期變得不合時宜，如今它們已經捲土重來。

包括今天的所謂現實主義者在內的傑斐遜主義者認為，降低美國的全球姿態將減少外交政策的成本和風險。他們傾向於狹義地定義美國利益，並以最安全和最經濟的方式推進之。這些人反對干涉主義、主張削減軍費、贊成在國內重新部署政府的力量和資源。在共和黨總統初選中，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和得克薩斯州參議員泰德·科魯茲似乎認為他們能夠趕上傑斐遜思想上升的大潮。然而唐納德·特朗普察覺到他的政治對手沒有抓住的東西——美國政治真正洶湧的力量不是傑斐遜的底線主義，而是傑克遜的民粹民族主義。

特朗普信奉的獨特的美國式民粹主義來源於這個國家第一個民粹主義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的思想和文化。對於傑克遜主義者來說，美國並不是一個植根於啟蒙運動並以實現普遍使命為目標的政治實體，這套理念是由知識分子所創造和定義的。傑克遜主義者構成了特朗普狂熱的基本支持者。相反，他們認為美國是美國人民的民族國家，它的主要事務在國內。在傑克遜主義者眼中，美國例外主義並非為了讓美國意識具有普遍吸引力，也不是為了讓獨特的美國使命來改變世界，而是植根於對個別美國公民的平等和尊嚴的單一承諾。傑克遜主義者相信，美國政府的職能是保障美國人民在其家園的人身安全和經濟福祉，並在儘可能少地干涉個人自由的情況下實現這一目標。傑克遜民粹主義只是間歇性地關注外交政策，實際上它只是間歇性地涉入政治。

在尋求解釋傑克遜主義浪潮的過程中，評論家們已經看到一些因素，如工資停滯、非熟練工人失業、民生問題、毒品泛濫——這些狀況許多都與遍布美國的枯竭內城的窮困生活相關。但這是一個片面和不完整的觀點。身份和文化一直以來在美國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2016年也不例外。傑克遜主義的美國感覺自己受到包圍，其價值觀受到攻擊，未來遭到威脅。在傑克遜主義者們看來，特朗普似乎是唯一願意為了他們的生存而戰鬥的候選人。

對傑克遜主義的美國來說，某些事件能激起強烈的興趣和政治參與——儘管這種情況是短暫的。其中之一就是戰爭。當受到敵人攻擊時，傑克遜主義者會奮起反擊。與此相似，激起傑克遜主義者參與政治的最大的國內驅動力，就是他們感覺到被內部敵人所攻擊，包括來自精英集團或不同背景的移民的攻擊。傑克遜主義者擔心美國政府被邪惡勢力接管，試圖改變美國的本質特徵。他們不糾結於腐敗，而認為它是政治的一個不可根除的部分。但他們對自己所認為的反常的東西懷有深深的疑慮，例如當政客試圖利用政府壓迫人民而不是保護他們的時候。而這正是許多傑克遜主義者近年來所感覺到的——美國精英的強大力量包括兩個主要政黨的政治機構，在合謀反對他們。

許多傑克遜主義者越來越相信，美國政治機構不再是真正愛國主義的，「愛國主義」被他們定義為對美國的福祉和價值的本能的忠誠。許多有普遍同情心的美國人認為，他們道德上的當務之急是為了在整體上促進人類進步。而傑克遜主義者對他們道德範圍的定位更接近於家園——在以共同的國家為紐帶的公民之間。如果世界主義者認為傑克遜主義者是落後的和沙文主義的，那麼傑克遜主義者則反過來把世界主義精英幾乎看作是叛國——這些精英認為，把自己的國家和公民放在首位在道德上是可疑的。

隨著近幾十年來對身份政治的選擇性的擁抱，美國的傑克遜主義者對於精英愛國主義的不信任愈發加劇。充斥著當代美國的場景是，民間的、政治的和學術的運動，為各民族、種族、性別和宗教身份而鼓與呼。精英們逐漸對非裔美國人、拉美裔、婦女、LGBT群體、美洲印第安人和美國穆斯林對文化認知的要求表示歡迎。對於大多數傑克遜主義者來說，他們不覺得自己屬於這些人中的任何一類。來自特定的歐洲種族根源的白人，例如義大利美國人和愛爾蘭美國人在美國身份族群中擁有悠久的傳統，但這些更為久遠的民族身份已經越來越衰落，聲稱自己是一個純正的歐洲美國人或白人身份成為一種禁忌。因此，許多美國白人發現，自己處在這樣一個社會：身份的重要性經常被談及，種族的純正性會被重視，可以根據身份而提供經濟利益和社會優勢，每個人都可以擁有這些，然而只有他們不能。對於有多種歐洲背景或自認為是純正美國人的人來說，幾乎沒有什麼可接受的方式來為自己歡呼，甚至也無法讓祖先的文化遺產發揚光大。

有許多原因導致這一狀況的發生，它根源於知識分子反思美國歷史的複雜過程，但這些原因對失業的工廠工人及其家庭來說，未必有什麼直接的意義。許多白人選民對他們所說的「政治正確」越來越抵制，也有越來越強的表達自己族群身份的意願，有時候會表現出一種種族主義。

近年來，「珍視黑人生命」運動的出現是分散的，它有時是暴力的反警察情緒的表達，有時讓傑克遜主義者會產生文化隔離的感覺。就像本能地支持軍隊一樣，傑克遜主義者本能地支持警察。在他們看來，那些在前線保護社會的人有時會犯錯誤，但是在激烈的戰鬥中或在面對犯罪時，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許多傑克遜主義者相信，要求士兵或警官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而面對巨大的風險和壓力，這是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因此，被許多美國人視為尋求正義的示威遊行，經常被傑克遜主義者視為對執法人員和公共秩序的攻擊。

控槍和移民這兩個問題，會令許多選民認為現行兩黨政治機構對國家的核心價值懷有敵意。非傑克遜主義者很難理解這些問題所激起的感情的深度，他們也無法理解有關控槍和移民改革的建議如何加深了人們對精英主義的疑慮。擁有武器的權利在傑克遜主義者的政治文化中發揮了獨特和神聖的作用，許多傑克遜主義者認為第二修正案是憲法中最重要的。這些美國人把記載在《獨立宣言》中的革命權視為自由人民防止暴政的最後手段，並認為沒有武器是不可能執行這項權利的。他們認為，一個家庭應該不依賴國家而有保護自己的權利，而這不僅是一個假設的理想，而是一個潛在的實際需要，其中的某些東西是精英們所不關心甚至積極反對的。傑克遜主義者越來越擔心民主黨和中間派共和黨人會試圖解除他們的武裝。因而，即使犯罪率總體上下降，而主要的槍擊案和隨後的控槍提議總會刺激槍支銷售出現高峰。

在移民問題上，大多數非傑克遜主義者誤解了傑克遜主義者關切的來源和性質。有關移民對低技術工人工資的影響已有大量討論，一些人也談到仇外心理和伊斯蘭恐懼症。但在2016年傑克遜主義者看到，移民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讓他們邊緣化的一個有意識的嘗試。民主黨人對「民主黨新興的大多數」充滿希望，而這一提法的基礎是白人投票人口百分比的長期下降。在傑克遜主義者聽起來，這是在有目的地支持美國人口結構的轉變。精英們強烈支持高層次移民並且對非法移民視而不見，傑克遜主義者面對這種情況，看到的是精英群體站出來，在政治上、文化上和人口統計學上把他們逐出權力圈。

總之，在去年11月，許多美國人投票表示了他們缺乏信心——不是對一個特定的黨，而是對更廣泛的統治階層及其相關的世界主義意識形態。特朗普的許多支持者不太關心推動一個具體的方案，而更為關注可能令國家走向災難的問題。

路在何方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仍待觀察。許多總統在就職後不得不對他們的理念進行重要調整，特朗普也許並不例外。他的非正統的政策付諸實踐的前景目前也不明朗。傑克遜主義者可能因特朗普的失敗而感到失望，甚至轉而離開他們曾經擁護的英雄。曾經發生在喬治·布希總統身上的這一幕，也可能在特朗普身上重演。

目前，傑克遜主義者對美國的全球參與和自由主義秩序建設政策持懷疑態度，但更多的是缺乏對塑造外交政策的人的信任，而不是對具體的政策調整的渴望。他們反對最近的貿易協定，不是因為他們理解這些複雜條款的細節和後果，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協定的談判者不一定真的為美國利益考慮。大多數傑克遜主義者不是外交政策專家，也不曾期望成為專家。對他們來說，領導力必定與信任有關。一旦他們相信了某個領導人或政治運動，他們可以接受看起來違背直覺的政策。

他們對美國建制派不再有那樣的信任，直到信任能夠恢復的那一天之前，他們都將對華盛頓保持嚴格的約束。有一件事情是傑克遜主義者了解特朗普的——他是毫無疑問地站在他們那一邊的。對於他們美國的精英，他們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們的關切並非沒有道理，因為美國建立全球秩序的計劃基本上不再炫目。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西方決策者們過度沉迷於一些危險的、過於簡單的理念。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已被馴服，不再會產生經濟、社會或政治動蕩。他們覺得，非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感情已經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只有「苦澀的」輸家們才相信那些。奧巴馬在2008年說過，這些人「堅持槍、宗教或對異類的排斥……這種排斥只是解釋他們失敗的一種方式」。

鑒於這樣的觀點，最近的許多事態發展——從9·11襲擊和反恐戰爭到金融危機，再到最近大西洋兩岸憤怒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浪潮，帶來的都是極度的驚訝。越來越清楚的是，全球化和自動化已經打破了支撐戰後繁榮和美國社會和平的社會經濟模式，資本主義發展的下一階段將挑戰全球自由主義秩序以及國家基本結構的許多方面。

在這種新的世界失序當中，身份政治的威力不能再被否認。西方精英認為，在21世紀，世界主義和全球化主義將戰勝退步主義和對特定集團的效忠。他們沒有理解人類心中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以及這些根源在內政、外交政策領域尋找政治表達的必然性。他們同樣沒有理解，世界主義和全球化所孕育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力量，將產生動蕩和最終的抵抗。就像一個世紀以前社會學家所青睞的經典術語——共同體對迅速發展起來的社會展開反擊。

因而，國際政治未來所面臨更大的挑戰，是在可持續的基礎上找到重塑全球體系的道路，而不是按照傳統路線去完成建立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任務。國際秩序的建立不僅需要依賴精英的共識、權力與政策的平衡，而且還要依賴社會群體的自由選擇。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僅需要在面對外部世界時得到利益，而且需要在這一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被保護。

（作者系巴德學院外交與人文學教授，曾在耶魯大學教授美國外交政策。本刊與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版權合作，本文中文版權為《中國新聞周刊》獨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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