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透析蘇聯解體

　民族復興網編者按： 歷史並不遙遠，真理更不遙遠，只是邪惡離我們太近。王中宇先生這篇文章很有深度，透析蘇聯解體實際上就是透析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中能隱隱約約感覺到社會主義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如果說一百四十多年前的巴黎公社失敗是因為沒有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話，今天的社會主義失敗或者挫折的根本原因就是有了一個比資本家更加反動的官僚集團。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他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呢？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現在看來，毛澤東當年的判斷完全正確。

　改革：從「Дом」到「領帶」 羅曼諾夫王朝工商文明的衝擊 「解放」與暴亂 「斯托雷平的領帶」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蘇聯解體過程進入倒計時。次年，喬治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順次宣布獨立。這年的8.19政變是遏制解體進程的最後努力，然而政變顯然得不到起碼的支持，僅維持3天便宣告失敗，當時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隨即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就在這個月，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宣布獨立，蘇聯解體已不可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若干個世紀後的史學家們，在寫二十世紀史時，或許會用「蘇維埃世紀」來表徵它。這個世紀的開端是蘇維埃政權的孕育與成立。在它的中期，「社會主義陣營」幾乎擴展到半個地球，還有大量的不發達國家同情、嚮往社會主義道路，至於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質疑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潮一度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的青年則成為激進的抗議者。然而，在這個世界的末期，卻看到了蘇聯的崩潰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如果說歷史就是人類對自己集體生存方式的不斷探索，那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實驗。現在實驗結束了，而對實驗留給我們的「數據」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民網曾發文總結了《關於蘇聯解體原因的十說》(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4644.html)。至於討論蘇聯解體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

　　「橫看成嶺側成峰」，分析這些議論，筆者注意到，它們大體可歸為兩類：其一，站在維護政權的立場上，總結經驗教訓;其二，視英美的歷史演化軌跡為「標準彈道」、「參照系」，來觀察俄羅斯的演化軌跡，並據以評價歷史事件。

　　在視力相似的條件下，決定你能看見什麼的是視角。筆者喜歡Google Earth，它雖然不能讓我看清街上的香車寶馬、靚女俊男，卻能讓我變換高度俯視大地，並可從不同的視角隨意觀察。

　　用類似Google Earth的視角觀察歷史，我們能看見什麼?如果不囿於既有的理論和概念，直接觀察被稱為「現代化」的進程，我們能看到什麼?

　　羅曼諾夫王朝

　　這片土地的統治者，原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金帳汗國，金帳汗國分裂後是大帳汗國。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擊敗大帳汗國，使得俄羅斯從大帳汗國獨立出來。此後歷任莫斯科大公對其它大公國發動一系列兼并戰爭，驅逐了韃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被推舉為沙皇，開始了羅曼諾夫王朝在俄國的統治。1721年莫斯科大公國改稱俄羅斯帝國。這是俄羅斯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王朝。

　　中國的歷代王朝被稱為「家天下」，羅曼諾夫王朝在俄語中稱被稱為Дом Романовых，這裡的дом的本意就是「家」，俄漢詞典對дом的另一個解釋是：「大家庭(指由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生存條件聯合在一起的人們所處的地方)」。

　　由此可見，人類的社會組織是從家庭發育出來的。基於血緣關係的家庭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其家長本能地為家族的整體利益著想。從家到王朝，社會結構複雜化了，社會成員間除年齡、性別、輩分之外更增加了身份的差異。從基層生產者到社會管理精英，社會分化出了明顯的層級。它們之間必然出現利益的對立，這不可避免會導致相互的鬥爭。社會必須找到一種結構，調節這些矛盾，遏制內部的鬥爭，否這它將在內鬥中崩潰。

　　觀察中國歷史，我們的先人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儒家正統、經濟形態的自耕小農、和政治形態的中央集權郡縣制。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詳細分析了這種社會結構的穩定性。

　　觀察羅曼諾夫王朝，我們能發現類似的穩定機制：基督教本來不利於王朝的穩定。教權、王權分立，是西歐小國林立，紛爭不止的重要原因。但俄羅斯信奉的是東正教，沙皇和百姓都是東正教教徒。

　　「在俄國，政府和各級行政當局做事不分世俗與精神的範疇。例如政府下令在一些地方舉行宗教儀式消災免疫，或在天災荒年祈神求助，而且行政官不但下令，實際上還組織舉辦這些宗教儀式，而宗教人士只是跟著行政指令扮演次要角色。又如在贖罪儀式中，省長手捧聖像和聖骨匣遊行，這些聖像遺物都是由莫斯科當局挑選然後發交各省，以保證這類重要公眾服務得以舉行。」(拉伊夫《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中譯本書名為《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

　　西方教會人士攻擊其為 「國王兼教宗制度」，指其教會事務完全順從皇帝的管理，教會實際上成了政府的一個部門。而支持東正教的神學家則辯稱這是「和諧」，整個社會是由神眷顧的，教會讓信奉基督的領袖管理國家，國王是由神「膏立」的，結果是宗教和政治權力互相支持。(「膏立」：希伯來人的宗教儀式，被膏油澆灌的人被認為是由神所定、所選、所立的，而非由人選的。)

　　小農經濟缺乏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交換，單個農戶生產的剩餘價值極小，因而天生具有自給自足的傾向。先秦的擊壤歌形象地表明了這一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從基層生產單位汲取財富與勞力。所得與徵收成本之比，限制了國家的規模。

　　羅曼諾夫王朝的社會結構是：農民屬於公社，公社屬於國家。國家把農民公社賜予貴族。貴族把自己及隨從交給國家，在軍隊或政府機關中服役。政府只向公社收稅，不向單個農民收稅。這樣既解決了勞力來源又解決了財富來源。這種公社體制中，貧困農戶交不起的稅，由富裕戶補上，還習慣於定期重新分配土地，這緩解了農民兩極分化的速度。

　　俄國君主傳統上扮演親民的形象，向來強調「抑強扶弱」，被視為「富人與窮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被廣大農民視為整個Дом的「慈父」，甚至視為人間耶穌的化身。直到1905年沙皇的軍警向高舉聖像和沙皇肖像的請願者開槍，這一形象才破滅。

　　工商文明的衝擊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儒家和俄國的東正教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然而，仔細觀察，卻能發現他們有著一些意味深長的共性。

　　比如，它們都鄙視財富。在聖經上載，耶穌說:「駱駝穿過針眼，比富人進天堂還要容易呢!」儒家顯然比耶穌寬厚，沒有一股腦地將財富劃歸原罪範疇。但也強加了不少限制，最大的限制是「有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再就是「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外還有「君子周急不繼富」、「富而無驕」、「富而好禮」。總之富人必須是道德楷模。

　　又如，它們都限制物慾。儒家在這方面的典範是顏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自己的主張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儒家從「樂」與否的視角觀察物慾，在儒家看來，「樂」與物質享受無關。孔子對理想人物的描述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基督教對物慾的態度比儒家更嚴厲：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塵穢、邪盪、拜偶像、邪術、仇恨、爭鬥、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兇殺、醉酒、荒宴等等，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凡屬基督酥耶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書》)

　　「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羅馬書》);

　　為了消除原罪，基督教主張實行禁欲主義。它認為人類天性粗糙而鄙下，必須以神為最高價值，靠嚴格的內在自我控制加以改造。作為基督教的「正統」，東正教盛行禁欲主義，通過各式苦行活動棄絕、蔑視身體。民間教派中有鞭身派，在娛神活動中集體唱歌，用兩指向上帝祈禱，用樹枝鞭打背部。甚至視婚姻為「淫亂」。在知識精英中，托爾斯泰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我們的一切痛苦，不是從飢餓里來的，不是從愛里來的，也不是從恐懼和憤怒里來的!這世上的惡，實在是從我們的肉體里來的!大家仔細想一想，因為我們有肉體，然後才有飢餓、愛、恐懼和憤怒的呀」(托爾斯泰《惡的出處》)

　　主流意識形態如此，社會倡導的必然是道德、精神。而開發資源、積累財富必然被放到第二位，甚至被視為上不得檯面。故「心性之學」、「理學」在中國始終壓到「實學」。而俄羅斯人不崇拜金錢，不喜歡西方小市民習氣，認為物慾橫流的歐洲已經腐朽。對治國目標而言，「穩定」始終壓到「發展」。

　　然而，17世紀左右，這樣的傳統社會遇到了一個異樣而強橫的文明—工商文明。

　　傳統社會將穩定放在第一位，其背後的深層因由是：意識到對人類的慾望而言，資源是有限的，縱慾必然導致對資源的無節制爭奪，並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13世紀末西歐興起的文藝復興，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或許是最重大的突變，它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科學和技術的成功發展與巨大效用，使理性凌駕於信仰。基於祖輩世代集體生存經驗的宗教信仰被質疑，被解構。這方面，哪個國家先行一步，哪個國家就會擁有巨大的優勢，對此，國人的深切體會是「大刀長矛對洋槍洋炮」。

　　第二，「地理大發現」打破了西歐人空間有限和資源有限的觀念，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已經覺醒的理性，為征服這廣闊的空間和開發這似乎無盡的資源提供了條件。

　　第三，社會發展面對的最大的問題已不是有限的資源，而是被宗教束縛的心靈。於是在「人文主義」的旗號下，開展了對人性的解放，文藝復興的文學三傑中，但丁批判中世紀宗教壓制人性，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薄伽丘主張「幸福在人間」，他的代表作《十日談》中，淋漓盡致地描寫著性慾、財欲和權欲。

　　第四，在被喚醒的人類慾望面前，知識增長和生產創造力顯現出指數增長的態勢，昨天的神話成了今天的現實，今天的奢侈消費成了明天的必需品。而創造這一切的，是一個嶄新的政治經濟體制。

　　這樣一個變異的政治經濟體制從西歐誕生後，就強勢地向全球擴張。大清朝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才痛切而被動地感受到「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而緊靠西歐的羅曼諾夫王朝則早在十八世紀初就主動地向它靠攏。西方國家變異後顯現出的富強，對俄羅斯衝擊巨大。俄羅斯精英集團開始接受西方的學術思想。1697至1698年間彼得大帝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率領了一個大約由250人組成的「龐大的使團」，考察了英、荷、德等國。訪問了西方國家的議會、工廠、學校、博物館等，甚至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當了一個時期的船長，還在英國造船廠工作過，在普魯士學過射擊。

　　於是18世紀初(康熙、雍正之交)，羅曼諾夫王朝開啟了向新體制的轉變。

　　「解放」與暴亂

　　據拉伊夫的《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彼得大帝開啟的改革進程，以來自德國的cameralism為主導思想。cameralism的詞根是camera，指羅馬教廷的財政部(中文常譯為「官房」);或法官的私人辦公室(中文常譯為「密室」)。cameralism"s被譯為「官房主義的」。

　　官房，在歐洲的中世紀原指國家的會計室，中世紀以後指國庫或泛指國王的財產。官房學是有關政治、經濟知識的總稱，包括財政學、國民經濟學、私人經濟經營學和產業行政學等科學。

　　當時德國各大學設官房學一科，主要是培養財務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財政顧問，故名官房學派。為了加強國家對財政經濟活動的管理和控制，擴大財政收入，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富強，官房學派以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闡明財政與國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與英法重商主義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權利謀求國家的經濟統一，增加財政收入和增加朝廷經濟實力。

　　以cameralism為主導思想的俄羅斯改革，其原動力就是政府。增加朝廷實力，與歐洲各國爭雄，是羅曼諾夫王朝主動轉向現代化的基本動因。改革大體圍繞三個主題展開，其一是強化中央集權，提高官僚系統的效率，其二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以獲取超越小農經濟的財力，其三是開疆拓土，打開海上通道。

　　改革的重心是：令原來基於農耕文明的上層社會轉而適應工商文明。換而言之，改革是要在傳統文明的基礎上製造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自由勞動力，原有的農村公社就成了最大的障礙。

　　1861年俄歷2月19日，俄國頒布了解放農奴的法令，共由17個文件組成。其一號文件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宣言》標榜：

　　「在對農奴們揭示出新的未來的時候，農奴們將會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貴的貴族們為了改善農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犧牲。」

　　宣言辯稱：

　　「如果沒有相當多的賠償或者自願的讓步，地主就不可能從農民那裡取得法律上規定讓他們得到的權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應的義務，則是違反任何一種正義性的。」

　　看來解放農奴是地主向農奴單方面的讓步，人們理應期待一個「翻身農奴把歌唱」的和諧局面。然而，次年掌管高級警察事務的沙皇政府第三廳卻報告：

　　「根據所獲的資料，1862年一年內，共有400處領地上發生了最嚴重的農民反抗事件。在193處領地上動用了軍隊;其中93處領地上的農民起來暴動，4處領地上的農民襲擊了兵士，44處領地上的農民抵抗對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釋放被捕人員。」

　　再次年第三廳又報告：

　　「1863年一年內共有386處領地發生了最嚴重的農民反抗事件。其中有1/3的領地動用了軍隊;30處領地上的農民起來暴動;11處領地上的農民襲擊兵士，39處領地上的農民抵抗對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釋放被捕人員。受懲治者計有1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審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與之對比，「解放」前的1858～1860年，爆發的農民暴動和起義總計也不到290次。如此仁慈的讓步和犧牲卻換來了暴力對抗的急劇升級，令人錯愕。迫使人們到法令深處和社會現實中尋找原因。

　　《一般法令》規定：

　　「每個農民可以遵照自由農村居民有關法規，獲得不動產和動產為私產，可以轉賣、抵押和把它們作一般處理。」

　　不動產有兩種：一種是宅園地，農民可以贖買;另一種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場、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對這些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作為份地分給農民使用。份地數額不等，非黑土地帶，最高數額為3～7俄畝，最低為1～2.33俄畝;黑土地帶，最高者為2.75～6俄畝，最低為2,200平方沙繩至2俄畝;(註：1沙繩≈213.36公分;1俄畝≈1.09公頃，合16.35市畝)草原地帶根據各省農作物性質來定。農民可將份地贖買為私產，但須向地主繳納大大超過土地價格的贖金。

　　同時法令還規定，如果現有份地超過最高數額時，地主有權割去超過的部分。據統計，在非黑土地帶，割地佔改革前農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帶21省則26.2%。

　　《地方法令》則規定，當農民使用的份地超過「法令」規定的數額時，或者分給農民份地以後，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時，地主有權向農民割地，即剝奪農民原種地的1/5～2/5。

　　於是，地主獲得了原公社全部土地的1/3以上，且為良田和整塊的土地，剩下的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給農民，農民可將份地贖買為私產，但須向地主繳納大大超過土地價格的贖金。

　　根據改革後的1877—1878年的統計，在歐俄49省的9,150萬俄畝私人土地中，貴族佔有7,300萬俄畝以上的土地，約為總量的80%。

　　同時法令規定在農村建立一系列管理農民的機構，如村社、鄉理事會、鄉法院以及選出的村長、徵稅官等。

　　如果說，「解放」前，地主和農民同在一個дом(大家庭)中，作為家長的地主在改革中獲得了дом中最豐厚的資產，還獲得了農民對自耕土地的贖金。而農民一方面是實際耕地減少，一面是資金流出，同時依然在村社等機構的管制之下。這與其說是解放了農奴，不如說是解放了地主。在村社這個大家庭里生活了兩百多年的俄國農民，他們的感受只能是：家長席捲了大量家產而逃，子弟們卻被束縛已敗落在大家庭中。

　　從宏觀上看，這場改革使廣大農民群眾喪失了土地和牲畜，成為半無產者，而擁有大地產的貴族地主農場開始轉向市場經濟—生產商品糧。與此同時，在自己莊園範圍內，貴族地主仍維持著對農民封建統治。俄國的經濟基礎開始了向資本主義的過渡。

　　俄國的知識界對這樣的「解放」做出了激烈的回應。赫爾岑在《鐘聲》上公開宣稱「解放是一種欺騙」。奧加廖夫認為這是「舊農奴制被新農奴制所代替」。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眾語言，寫了一份革命傳單《領地農民同情者致領地農民書》，對農民說道：

　　「你們不會從沙皇那裡得到你們所想要的那種自由。你們是地主的農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

　　1862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政論家皮薩列夫。用暴力鎮壓了農民的反抗，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預期的那樣「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1861～1881年間，布匹的生產增加了兩倍，織布工廠排擠了手工織布業。1860～1890年，生鐵的產量由2,050萬普特增至5,660萬普特;鋼產量由1,250萬普特增至5,2000萬普特;煤的產量由1,800萬普特增至36,700萬普特。(註：1普特=16.38公斤)1866年俄國的工廠不到3千個，1903年已近9千個了。

　　1865～1895年，俄國的鐵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註：1俄里≈1.0668公里)。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俄國已基本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了繼英法美之後的一大工業強國。走上了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道路，

　　然而對這輝煌的盛世，國民的真實感受卻呈現出顯著的兩極分化。

　　改革後的半個世紀中，貴族和地主已逐漸西化，有明確自我意識的資產階級出現在俄國歷史舞台上。這個集團只佔國民人口的零頭，但卻擁有絕大部分的經濟、政治和知識資源。

　　而國民的絕大多數—農民，除了日漸艱難的生計外，感受不到絲毫的盛世輝煌。他們擁有的經濟、政治和知識資源微不足道。在日漸強盛的工商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間。19世紀末，俄國中部地區形成了巨大的農業人口過剩，有一半的農村勞動人口成了「多餘的人」。19世紀最後l6年中有6年發生了饑荒，僅在1891年的饑荒中就有7O萬人餓死。人口過剩以及由此引發的飢餓，使俄國農民爭取麵包和土地的鬥爭延綿不絕。數百萬忍飢挨餓的人開始鬧事，演變為1904—1906年的農民革命。

　　「斯托雷平的領帶」

　　羅曼諾夫王朝用暴力鎮壓了這次革命，1905年1月9日冬宮廣場的槍聲，徹底粉碎了沙皇作為整個Дом大家長的形象。這個社會的精英集團開始義無反顧地邁向自己的既定目標。總理維特被視為過分溫和而被沙皇解職，代之以主張警察統治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提出「先安定，後改革」的口號，將行刑隊和「戰地法庭」派往俄國各地，專門審判參加了「土地恐怖」的群眾，而且要求法庭48小時內結案，24小時內執行判決。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戰地法庭」共判決死刑五千起，實際執行三千五百起(見金雁《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以至於絞索在俄國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

　　「斯托雷平的領帶」帶來了恐怖的安定。在這安定的局面下，斯托雷平強行實施第二次土改,其目標是摧毀村社土地制度。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關於對農民土地佔有和土地使用現行法若干補充規定》的法令，准許農民退出村社。每個農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為私產，並允許出賣。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規劃條例》，規定份地不論是否預先確定為私產，凡是實行土地規劃的地方，都自動變為私產。1906～1915年期間，有200餘萬戶農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農戶中，60%左右的農戶低價賣掉了自己的份地。

　　為了鼓勵土地流轉，實現集約經營。政府立法規定農民銀行的主要任務是為土地交易提供貸款。根據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農民銀行出賣土地給富農時，售價必須比標價低20%，且買銀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項，餘款在55年內分期還清。1906～1916年農民銀行出賣土地4116168俄畝，其中的78.7%賣給了獨家農場和獨立田莊。1915年還出賣國有土地231736俄畝，其中90%賣給了獨家農場和獨立田莊。

　　可見，斯托雷平的政策傾向是大規模扶持富農--農村資產階級。這項政策極為成功，土地迅速向富農的農莊集中，而貧農則因出賣土地而傾家蕩產，淪為窮光蛋。為應對這一局面，斯托雷平當局廣泛實行移民政策，強行將破產的農民遷往西西伯利亞遠東和突厥斯坦草原等邊遠地區，遷徙條件極為惡劣，導致無數人凍餓而死。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被稱為「軲轆監獄」。自1906～1910的五年間，共遷出了250萬人。其中許多人「迴流」，這些移民回到家鄉已無立錐之地，只能湧入城市，成為「農民工」，甚至成為無業可就的「盲流」,結果造就了一個一貧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極度不滿的社會群體。

　　村社土地制度的摧毀為農業打開了資本主義道路，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改革的第7個年頭，俄穀物產量達到8600萬噸，這個紀錄，即使到了1953年的蘇聯，也沒有被打破。到了1913年，俄國生產的小麥佔世界產量的1/4，黑麥佔世界產量的1/2，大麥佔1/3，俄國農業生產的糧食超過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國的糧食產量的總和。成為世界最大農業出口國與第二大農業生產國，被稱為歐洲穀倉。

　　在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農業中，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長越顯著，巨大的糧食產能瞄準了國際市場，1901-1905年俄國農產品的出口值是7.01億盧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億盧布，僅穀物出口一項，每年就可以多得5億多盧布，穀物出口運輸幾乎占鐵路運輸量的一半。

　　糧食出口成為俄國資本積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斯托雷平改革的幾年間(1907——1914)俄國資本投資總額即從26億盧布增至51億盧布，其中外資由9億增至19多盧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與1900年相比俄國人口增長22.35%，而煤產量增長121%，棉花加工量增長62%，出口總額增長112%，國民總收入增長78.8%，製造業國民收入增長83%，農業國民收入增長88.6%。

　　羅曼諾夫王朝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盛世。與人口相比，它擁有的物質財富顯然正在「極大地豐富」起來。從國際上看，它成了世界強權之一。從精神文明上看，它擁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音樂家、藝術家、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柴可夫斯基、列賓、羅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門捷列耶夫、托爾斯泰、索洛維約夫至今仍是各領域的典範。以至於人們將這個時期稱為「白銀時代」——僅次於希臘神話中的「黃金時代」。

　　斯托雷平認為「哪裡富足了，哪裡就會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然而就在這繁花似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幾乎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1917年2月，羅曼諾夫王朝轟然崩潰。事變的誘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幾家商店因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麵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卻發生了嘩變，工人與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將軍。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當時任彼得格勒第一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蘇漢諾夫所說：

　　「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革命的開始，這一天所發生的運動似乎與前幾個月的運動沒有區別，這種騷動在人們面前已經出現過幾十次了」。

　　對歷史的這一大轉折，史家眾說紛紜，筆者以為拉伊夫的視角最具啟發性：

　　「任何負責的政府都應該把全付精力首先放在國內人數最多的階級上。拿俄國來說，這個階級就是農民。」(拉伊夫《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

　　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暴力破壞村社、搶劫村社進行原始資本積累。正如其前任維特所說的，這場改革「注入了濃厚的警察色彩」，實際上成為有權勢的私有者對「無權的或半無權的私有者——農民」進行的掠奪。

　　斯托雷平改革證實了「不講道德」的經濟學的明效大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喚醒巨大生產力。而社會現實卻展現了問題的另一側面：當斯托雷平以權貴為利益本位，用他那著名的「領帶」去套農民時，實際上套住了羅曼諾夫王朝的脖子。

　　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廢墟上，俄羅斯將何去何從?

　　廢墟上的歧路歷史的選擇列寧：民主與專政理想與現實 「消滅國家」還是「官僚專政」？ 廢墟上的歧路

　　斯托雷平改革撕裂了社會，也撕裂了知識界。在羅面諾夫王朝的廢墟上，俄羅斯該走向何方?自由主義、布朗基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考茨基主義……，當時的知識界提出了各種選擇。

　　知識界的主體，當時最有學術成就，也最有政治影響的知識分子，多傾向於自由主義。然而在斯托雷平專政時期，他們將專政歸咎於1905年的革命，認為是革命驚嚇了政府，迫使其動用戰地法庭。如立憲民主黨人、著名的「路標派」理論家別爾嘉耶夫批評當時的知識分子沒能適時地去勸說人民，停止革命,或者說讓革命恰到好處地停止。曾經以立憲民主黨人身份參與革命的知識分子格爾申宗更極端：

　　「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們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府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知識界主動與民眾「劃清界限」，期望「告別革命」，結果被民眾視為政府的走狗，遭到民眾的唾棄。而具有濃厚布朗基主義色彩的「社會革命黨」卻成為第一大黨。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是19世紀的法國革命家，他主張依靠少數革命家的密謀活動進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少數人的「革命專政」，立即實現共產主義。對布朗基的「革命專政」恩格斯分析道：

　　「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89頁)。

　　「社會革命黨」成為第一大黨，標誌著整個社會走向極端化。當知識界的主體在專制政府面前日益馴良時，百姓們卻日益激進。據沙俄司法部門的統計，在二十世紀初，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而入獄的國民中，知識分子比例越來越小，而工農比例卻大幅上升。

　　以列寧為領袖的布爾什維克則主張消滅國家、消滅官僚體系，為此首先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政治主張的理論基礎源自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給魏德邁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強調：

　　「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證明了: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

　　(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對思維慎密的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是嚴謹研究導出的必然邏輯結論。對此，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概括道：

　　馬克思認為：「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強調必須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他們尤其敵視「官僚」、「警察」和「常備軍」，稱其為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然而「用什麼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問道。

　　列寧的回答有兩個基點，其一是：

　　「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換而言之，「大多數人」對少數壓迫者的鎮壓，不再需要官僚、警察、常備軍等「特殊力量」。

　　其二是：

　　「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的 『工人工資』,並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迹剷除乾淨。」

　　換而言之，管理社會與生產不再需要官僚，只需要識字的工人，只需付給他們普通工人的工資。由此可實現「廉價政府」，「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

　　《國家與革命》發表於1917年8月，正是二月革命後俄羅斯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它向社會展示了布爾什維克的社會願景和政治主張。列寧在書中里一再強調官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為人民服務,隨時可以由選民撤換。它那嚴密的邏輯、可信的證據和美好的前景，為布爾什維克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

　　歷史的選擇

　　1917年2月，羅曼諾夫王朝倒台後，俄羅斯面臨著道路選擇問題。歷史展現的軌跡是：幾個月後，布爾什維克控制了中央政權，隨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直到1920年，內戰結束，布爾什維克政權終於穩定下來。

　　對這一歷史軌跡，學界至今爭論不已。回顧當時的史料，當今研究俄、蘇歷史的學者們特彆強調以下事實：

　　首先，二月革命是自發的人民革命，無論是政府還是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即布爾什維克所在的黨)，都未預料到。當時列寧還流亡國外，兩個多月後才趕回國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場更晚。一時之間，群龍無首，出現了短暫的權力真空。從俄歷二月到十月，俄國政壇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出現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臨時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屆比一屆激進，其主導力量從溫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變為社會民主派與革命民粹派。

　　第二，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潮是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成立議會，取代君主專制政體，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規範化、現代化，使憲法凌駕於國家元首、政府、議會、政黨、軍隊之上。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應當通過全民普選的立憲會議產生。這也是俄國各色政黨的共同追求，各屆「臨時政府」都以舉行憲政選舉為主要任務。各政黨對「臨時政府」的爭奪，其實是爭奪對選舉的控制權。

　　第三，立憲民主黨因在斯托雷平專政時期成了王朝的附庸而聲名狼藉，在民主選舉中處於弱勢，而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在大多數選舉中都贏得了多數，尤其是社會革命黨，是無可置疑的第一大黨。在十月革命中被奪權的那一屆臨時政府，其成員大多是社會革命黨主流派和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

　　第四，十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被視為「第六屆臨時政府」，不但民間這樣看，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也這樣看。布爾什維克奪權的理由之一，就是責怪前任臨時政府遲遲不進行立憲會議選舉。所以他們努力讓憲政選舉如期(1917年11月12-15日)舉行。然而選舉結果是：在703個席位中，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立憲民主黨17席，孟什維克16席，各民族政黨86席，其餘幾個席位屬於幾個小組織。在自己主持的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僅得到不足1/4(24.9%)的選票。

　　第五，選舉失敗的布爾什維克稱到達的代表太少，宣布推遲原定1918年初召開的立憲會議，引發了抗議示威，遭到武裝鎮壓。1918年俄歷1月6日，布爾什維克調來的軍隊驅散立憲會議，實現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導致全俄大驚，各派反對勢力蜂起，俄國陷入了慘烈的內戰。

　　一些論者據此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扭轉了俄國的民主進程，使俄國的專制統治又延續了幾十年。

　　然而此論經不起深思。

　　即使沒有布爾什維克上述的行為，由當時的第一大黨社會革命黨掌握政權，難道俄國就能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

　　社會革命黨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團體聯合而成的，有悠久的「恐怖政治」傳統，黨的「戰鬥隊」專司暗殺。斯托雷平就是被社會革命黨人於1911年9月1日刺殺於基輔歌劇院的。這樣一個信仰布朗基「革命專政」的政黨，一旦自己的主張受阻，難道就不會訴諸暴力?

　　在那個社會矛盾尖銳的年代，「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其實是各激進政黨的共同信念，那個年代的激進政黨根本不忌諱「恐怖主義」。社會革命黨巴黎小組的領導，《革命思想》報編輯尤捷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就著文宣揚：「社會主義者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才能成為恐怖主義者。一旦成為恐怖主義者，就要按照不擇手段地達到目的的方式來行事。」

　　事實上，社會革命黨左派與布爾什維克在很多方面有共識，是同路人。但一旦觀點不一，就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十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發動了列一系列的暗殺，暗殺對象既包括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又包括德國大使，1917年8月30日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在莫斯科的米赫爾遜工廠開槍刺殺列寧。內戰發生後社會革命黨發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內戰結束後，又組織了一系列叛亂。

　　事實告訴我們，斯托雷平的「白銀時代」給俄羅斯帶來一個充滿戾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指望「民主」、「憲政」，何異痴人說夢?

　　「民主」、「憲政」的實施需要一個基本前提：參與各方有起碼的共同利益。所以古羅馬「民主」僅限於「公民」內部，與奴隸無關，儘管奴隸占人口的多數;所以俄國的立憲民主黨對召開立憲會議遲疑不決，因為他們看到，國民的多數傾向於民粹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選」、「立憲」，勢必將這幫老爺們掃蕩殆盡。

　　可見，被撕裂的社會，是造就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根源。列寧被史學家稱為「有學歷的普加喬夫」，其實連社會革命黨人也都是「讀過資本論的普加喬夫」。更重要的是，那時的整個社會都瀰漫著暴力和無政府主義。金雁在《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中這樣描述那個社會：

　　「俄軍隊丟棄了戰場跑回國內，軍隊的崩潰使軍紀約束形同虛設，軍事法庭法不責眾，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來，戰敗和無序使流氓心理擴大，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數百萬士兵、水兵、逃兵和從德軍佔領區逃出來的難民。」

　　「在這樣一個深厚的社會土壤上，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增長，武裝的農民自發地湧進地主莊園，在分掉土地以後燒毀莊園同時對地主實行懲罰。整個俄的社會規範在瓦解，沒有希望、沒有食品、沒有紀律。無政府主義宣傳動搖了政府的權威，使人民大眾變得冷酷無情，他們習慣殺人不受懲罰，暴力法則取代了法律的威力。」

　　在動蕩的環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會，於是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競爭的結果，最善於使用暴力的集團獲得勝利。

　　列寧：民主與專政

　　內戰基本結束的1919年12月，列寧發表了《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文，討論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獲得總票數四分之一的布爾什維克勝利了,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聯合)並同它一起共獲得總票數四分之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卻失敗了,怎麼會發生這種怪事呢。」

　　通過分析立憲會議選舉的材料，列寧指出了布爾什維主義獲得勝利的三個條件:

　　「(1)得到無產階級絕大多數人的擁護;(2)得到近半數軍隊的擁護;(3)在決定性時機和決定性地點,即在兩個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區的各方面軍中的力量佔壓倒的優勢。」

　　但這未能解釋另外3/4選票代表的國民動向。所以列寧進一步分析：

　　「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從來不會預先就表示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後的經驗才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確的和合乎規律的。」

　　這與布朗基的觀點類似，布朗基認為階級社會和宗教的長期奴役使得大多數人不能認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對立即進行普選，而是等到人民在他們的「革命專政」條件下，經過長期的再教育以後再進行。

　　為此，列寧提出：

　　「無產階級為了要把大多數居民爭取過來,

　　第一,應當推翻資產階級,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裡;

　　第二,應當徹底粉碎舊的國家機構,建立蘇維埃政權,這樣一舉而摧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統治,威信和影響;

　　第三,應當用革命手段,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經濟需要,以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影響。」

　　列寧的分析邏輯性極強，對缺乏歷史經驗而熱情澎湃的年輕人極具說服力。想必當初到蘇聯學習的早期中共黨員認真研讀過此書，所以他們相信：

　　「甚至當無產階級占人口少數時(或者說當覺悟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占人口少數時),它也能推翻資產階級,然後從人數眾多的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中把許多同盟者吸引過來」

　　「城市不可能和農村平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農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帶領農村，農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僅僅在於,『城市』階級中的哪個階級能夠帶領農村,能夠擔當這個任務,以及城市對農村的領導採取什麼形式。」(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這正是當初王明路線、立三路線的理論基礎。中國的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兩個判斷的可信度。

　　普列漢諾夫是列寧的「老師」，他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幫助過他，後來又成了列寧的論敵、政敵，孟什維克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既了解列寧，又沒有動機為其文過飾非，1918年4月，他在臨終前的《政治遺囑》中這樣評價列寧：

　　「列寧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非凡的人物。」

　　「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

　　「他十分聰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極強，不尚虛榮，不惟利是圖，」

　　「列寧的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並非出於他本人毫無道德和殘酷無情，而是出於對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

　　在那時布爾什維克中有許多這樣為信念而奮鬥的人。在內戰造成的饑荒時期，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他卻因飢餓而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

　　更重要的是，由黨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專政時，為保證黨的廉潔和減少政治錯誤，黨內民主必不可少。列寧在西方僑居了十五年，有很高的民主素養，終列寧的一生,黨內可以：

　　1、在黨代表大會上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

　　2、在適當的場合提出自己的動議、議案,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可以按黨綱選舉黨代表。

　　3、將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難定的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

　　4、領袖、領導層可以和最高領袖爭論並可以批駁他,向他提建議。

　　5、討論和批評黨的錯誤。甚至在激烈戰爭時期也要「創辦報刊、爭論專頁等來更經常、更廣泛地批評黨的錯誤和開展黨內各種批評」。(《列寧全集》第39卷,第288頁。)

　　6、在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未作出最後決定時，可以否定最高領袖的提案。

　　7、寬容那些曾經激烈反對過自己的同志,並與之親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發生決策重大失誤時,下級黨組織可以通過不信任中央的表決。

　　9、在黨代表大會上及各種會議上遞條子、提問題、提出質詢、批評領袖。

　　10、普通黨員也可以在規定的形式範圍內和領袖辯論,維護自己的觀點。

　　11、由黨代表大會選出的專門委員會檢查黨中央委員的財務收支,並向大會報告審查結果。

　　12、可以而且必須監察、檢查黨的最高機關與高層領袖。中央及地方監察委員會,與同級黨委委員會平行;中監委要監督中央的決策、決定;同時對總書記到各中央委員,都有質詢權,檢查文件權。(見尹彥《列寧時期黨內民主是如何被破壞的》)

　　1922年，臨終前的列寧開始擔心黨中央的官僚化，並認真地思考應對之策，他在幾天內接連三次留下遺囑，建議增加幾十個人基層工人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在1922年12月26日的遺囑中，他詳細地展開了這個構想：

　　「我是這樣設想的：幾十個工人參加中央委員會，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檢查、改善和改造我們的機關。起初由工農檢察院行使這一職能，但它實際上不能勝任，只是成了這些中央委員的『附屬品』，或者在一定條件下成了他們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人，應當主要不是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農民也包括在內的)，因為在這些工人中間已經形成了某些正應該加以克服的傳統和成見。

　　工人中央委員會主要應當是這樣的工人，他們的崗位低於五年來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那一層人，他們更接近於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剝削者的農民。我想，這種工人出席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出席政治局的一切會議，閱讀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文件，能夠成為忠誠擁護蘇維埃制度的骨幹，他們第一，能使中央委員會本身具有穩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於革新的改進機構。」

　　注意，被列寧寄予期望的人是「他們的崗位低於五年來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那一層人，他們更接近於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剝削者的農民」，換而言之，是沒有被官僚機構污染的本色基層勞動者。而列寧希望他們有權「出席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出席政治局的一切會議，閱讀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文件」。期望冀此能「第一，能使中央委員會本身具有穩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於革新的改進機構。」

　　顯然，精通馬克思思想的列寧對官僚機構高度不信任，對官僚機構內不可避免的權勢爭鬥高度警惕。

　　可見，雖然列寧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為此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但他的目標卻是一個沒有剝削與被剝削的、由廣大國民自己擁有的民主社會。在列寧看來，專政與暴力只是改造社會的手段，絕非目標。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不能不」「立刻開始消亡」的國家。

　　理想與現實

　　然而，1918年1月15日，距《國家與革命》出版後僅幾個月，布爾什維克政府頒布法令建立了常備軍--紅軍。二月革命以來布爾什維克最積極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嚴禁，「紅軍締造者」托洛茨基直言不諱：

　　「紅軍的組織原則與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是非常相似的」。

　　事實上蘇聯紅軍一度成為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雖然該法令許諾「在不久的將來實行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直到蘇聯瓦解，這個「不久的將來」也沒來到。

　　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了秘密警察的機構「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ВЧК))。它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歷史證明，這類機構也不是非常狀態下的應急機構，1922年2月6日，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後來來被克格勃所取代，直到蘇聯瓦解。

　　至於列寧指望用「識字的工人」來取代的官僚，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既壽且昌。事實上，十月革命後，代表底層公眾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不但沒有強化，反而逐漸衰弱;而職業官僚集團的專制卻日趨強化。他們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政治參與、企業管理與資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擠壓制工人群眾;在思想理論方面，它千方百計改造「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讓官僚集團「代表」無產階級，對社會(包括無產階級自己)實施專政，並堂而皇之地論證這個專制應當長期強化。

　　從1923年10月開始，托洛茨基在給黨中央一系列公開信中批評黨的機關「官僚化」、「特權化」和「脫離群眾」，認為「黨的官僚主義幾乎到處橫行，有使黨陷入絕境的危險」，「老近衛軍」有僵化的危險。

　　再過十餘年，連到蘇聯旅遊的法國左翼作家羅曼·羅蘭也看出了問題，1935他在《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

　　「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

　　羅曼·羅蘭斷言：

　　「這個黨今後還會繼續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讓構成民族脊樑的精英們與民族脫離開來，此乃不智之舉。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並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沒有理由要讓民族精英們把榮譽、財富與金錢的優勢都搜為己有」。

　　布爾什維克的奮鬥目標是消滅國家、消滅官僚體系，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一再強調官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為人民服務,隨時可以由選民撤換。然而，正是在蘇聯滋生出或許是全球最龐大，最不受制約的官僚體系。這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這官僚體系是如何滋生、壯大的?

　　「消滅國家」還是「官僚專政」？

　　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一切工作由全體會議選舉的中央局領導;那時還沒有後來權勢熏天的書記處和總書記。俄語中的書記(секретарь)意為秘書、文書、記錄員。當時為黨中央承擔此項工作的是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其具體工作包括擔負通訊任務;負責來往文件;黨的財務,分發黨費;為來訪同志辦理假護照,尋找住處等純事務性工作。

　　1918年3月俄共七大後,黨中央建立了唯一的直屬機構--書記處。除了秘書事務外，它還兼管組織工作。1919年3月，俄共八大根據季諾維也夫的建議,設立了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蘇聯共產黨決議彙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頁。)

　　十月革命前後，中央全會幾乎三五天就舉行一次,一直到1922年,俄共實行了地地道道的集體領導。後來中央委員會變成每月開兩次，再後來變成每兩月開一次，而政治局成了黨的、因此也就是蘇維埃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實際主宰機構。不僅決定緊急問題,而且決定一切問題,只不過把決定通知中央委員而已。

　　那時的中央委員會有19名成員，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各由5位中央委員組成，且有的委員同時兼任多個局的工作。如斯大林，同時為這三個局的成員，併兼管組織局，還擔任書記處的總書記。敏銳的列寧這時已經嗅出了「寡頭政治」的味道：

　　「我們黨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由大會選舉出的十九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組織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列寧選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頁。)

　　然而，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黨中央大多數領導人熱衷於著述和演說，托洛茨基甚至還有心情研究文學。很少有人重視組織局、書記處的「事務性工作」。於是勤勉而精力充沛的斯大林控制了黨和國家機關人事權。臨終前的列寧意識到「斯大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幾經猶豫後才建議將其換掉，但病危的列寧已無能為力。等到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他們已是砧板上的魚肉了。

　　控制了組織局、書記處，斯大林事實上控制了黨內的人事權。利用組織局、書記處的幹部任命權，斯大林專心於人事問題的研究,他收集許多人事資料及檔案，並且把他們分門別類的歸置於自己所建立的名單上，因而獲得了「同志檔案櫃」的昵稱。在耐心、巧妙而持之以恆的人事安排之後，斯大林控制了各省、軍隊與保安機關，進而控制了中央委員會，清洗了大多數老布爾什維克。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的98人和1966名黨代表中的1108人被槍斃,或者關進了集中營。

　　於是斯大林成了絕對權威，他在黨和政府內的地位，甚至超過了沙皇在羅曼諾夫王朝中的地位。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蕩然無存，理想主義和理論探索讓位於忠誠與服從。

　　在1919年3月的八大黨綱上,還強調幹部必須由基層選舉，而非上級任命：

　　「蘇維埃國家要實現廣泛的、無處可與之比擬的地方和區域自治,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機關是由上級任命的」,(《蘇聯共產黨決議彙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頁。)

　　俄共十大更明確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但在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這個單詞在俄漢詞典里譯作「上級任命的工作人員」，討論俄羅斯問題的專業論文里往往將其譯為「官僚等級名錄製」。它包含三類官職等級名錄的表格。

　　第一號官職等級名錄中大約有3500個最重要的領導職位，其中包括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各局首長，托拉斯、辛迪加的領導人，大工業企業領導人等;

　　第二號官職等級名錄，包括各部、局的副職以及其他相當職務;

　　第三號官職等級名錄，則是地方上的領導幹部。

　　蘇聯的官僚體制由此建立，它事實上承擔了這個全能政府的幾乎全部職能。而自發革命時期建立的蘇維埃，只剩下形式上、禮儀性的職能。

　　一些學者由此出發，將蘇聯官僚體系的形成、壯大歸咎於斯大林的個人獨裁。

　　然而試問，當時的布爾什維克能否不設置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之類的機構?在社會矛盾激化，黨派之爭你死我活的背景下，黨內高層不進行適當的分工，不組織有效的機構，根本不可能應付局面。

　　在那種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只有委任制能使中央控制全黨去實現既定目標;而實施普選制，在意見紛紜的環境中只能形成一個分散而軟弱的黨。蘇聯瓦解後，研究斯大林的人往往抨擊蘇共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片土地上的第一個「官職等級表」是彼得大帝於1722 年頒布的，它把文武官員分為 14級。根據每個官員的知識水平，才能高低、貢獻大小來選拔和任用各級官員。多數學者對此卻做出了正面的評價，他們強調，正是這一制度使「兒時的豬倌雅古任斯基當上了總檢察長，賣過肉餅做過馬夫的緬什科夫成了陸軍元帥。」這是彼得克服封建貴族的阻力，建立現代國家的必要措施。正如拉伊夫指出的：

　　「新的「官僚政治」開始有它自己的語言，如『國家的需要』、『國家利益』等等，儘管所指的實際上是君主個人的利益。」(拉伊夫《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

　　進一步思考，如果沒有斯大林為人痛恨的「大清洗」，也沒有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蘇聯的精英階層會是什麼狀態?是「大清洗」造成的政治恐怖，使精英階層的成員不敢放肆地以權謀私，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給官員們以明顯的利益激勵，使社會上潛在的精英分子們甘冒政治風險也要爭取當官。於是斯大林有了一個指揮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隊伍。

　　官僚政治的理論奠基者韓非曾指出，控制官僚隊伍的關鍵是誘之以厚利，禁之以重罰：

　　「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乃無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韓非子·奸劫弒臣》)

　　那些賞不可使、罰不可禁的理想主義者，在官僚政治的價值體系下，顯然是「政治素質低下」之人。

　　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以來，斯大林的劣跡已經廣為人知。但有多少人意識到：在斯大林開始接管權力的時候，俄羅斯處於內戰中，社會動蕩、經濟凋敝，當他離開人世時，蘇聯是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在「恐怖」的斯大林時代，俄羅斯完成了工業化，抗擊了法西斯德國，當時除隔著英吉利海峽的英國以外，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被法西斯德國征服。

　　而完成這一切，斯大林依靠的正是這個官僚體系。

　　觀察整個20世紀，它最鮮明的特色是工商文明在全球的高速擴張。工商文明毫不留情地吞噬著它遇到的一切其它文明，每個社會都被迫作出回應。積極改造自己，接受工商文明的，就有可能成為新的強權，它一方面會遇到老強權的遏制，但另一方面會劫掠、征服尚未轉型，或轉型不成功的社會。對此，中國人有痛切的體驗。

　　斯大林的官僚體系，正是俄羅斯適應工商文明的應激反應。為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思考這樣的問題：當時的俄羅斯各種思潮泛濫、政黨林立，為什麼是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勝利?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潛在領袖群星閃耀，為什麼是斯大林取得了勝利?道理很簡單，無論斯大林本人是否意識到，客觀上，他的追求，他的舉措，乃至他的性格，在當時的備選者中是最適於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而布爾什維克黨期望的「消滅國家」，在當時根本就不現實。於是現實主義的斯大林戰勝了耽於理想的老布爾什維克們。

　　蘇聯政體的本質是官僚政治，只有直面這個現實，才可能解釋蘇聯的成功與崩潰。

　　輝煌：「蘇維埃公司」 潰瘍：吏治 「翰林院」：被鉗制的大腦 「分家嘍！」

　　蘇聯基於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級名錄)的官僚政治體制，在短短几十年內完成了西歐國家用兩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完成的工業化。

　　回顧各國工業化的歷程，大體上可以識別出兩類模式：

　　一類以英美為代表，這類模式的理論基礎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它以官僚體系為私人資本保駕護航，屬哈耶克嚮往的「財富控制權力」的模式。

　　另一類模式以德、日、俄為代表，這類模式的理論基礎是德國學者李斯特的「歷史學派」, 這個學派主張，利用行政權力，保護本國工業生產能力的發展。因為「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為此行政權力必須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因為在後發國家中，單純追逐利潤的「自由資本主義」只會將國家引入經濟殖民地的泥潭。

　　從這個視角看，蘇聯與其說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將李斯特主義推到了極致。由一個完全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體系掌控整個社會，推動俄羅斯快速工業化。這條道路被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經濟體系中，政府竭力扶持大型企業，而大型企業則主動配合政府的經濟戰略。故西方稱日本為「日本公司」，這其實有些名不副實。與之相比，蘇聯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蘇維埃公司」。

　　輝煌：「蘇維埃公司」

　　前文已經提到，俄羅斯的工業化主要是借鑒德國，彼得大帝如此，列寧也如此。1917年二月革命後，俄羅斯的局面可謂漫無頭緒，對德戰場上軍隊潰散，國家陷入了失業與饑荒之中，走馬燈似更替的臨時政府鬆散、軟弱。1917年9月，列寧寫了《大禍臨頭及防止之法》，主張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統計和調節生產與流通，規定生產中勞動力的正確分配，愛惜民力，消除對民力的浪費。監督的主要辦法是銀行國有化，大型壟斷公司國有化，取消商業秘密，強迫中、小工商業者實行合併，強迫人民聯合於消費合作社。

　　列寧指出：這是「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是在德國早已實行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強調：

　　「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那末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的這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社會主義那一級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蘇維埃公司」的理論基礎。這個理論的基點之一是將國家視為一個整體，從整體的角度來安排整個國家的生產，藉以使生產安排在宏觀上合理化。蘇聯的統計體系《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簡稱MPS)，就是為服務於這一目標而設計的，它關注的焦點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任何一個管理過公司的人都知道，把握各種平衡對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如果從公司治理的視角觀察蘇聯，會發現，它的政治局就是董事會，總書記就是董事長。各部就是各事業部，而部長會議主席就是總經理。各部下設置各級部門，這些部門由各級「幹部」們(кадры)管理運作。

　　由此，整個社會可清晰地識別出兩個集團：「幹部」與非「幹部」。「幹部」集團是高度有組織的，每位「幹部」的權力均來自上級任命，因而對「幹部」而言，獲得上級的認可與賞識無疑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任何一位當過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甚至部門經理的人都會認同這樣的權力結構——如果你的下屬不由你任命，不聽命於你，你這頭兒是沒法當的。

　　而非「幹部」集團的社會成員(他們是人口的絕大多數)，則在「幹部」們的管理下，為「公司」的目標而工作。由於全國資源與權力都屬於「公司」，結果全國人口都是「公司」的員工，「公司」必須負責他們的生老病死，而無法砸爛任何人的「鐵飯碗」，令其「自謀出路」。於是這樣的公司不是西方常見的「有限責任公司」，而是一個「無限責任公司」，它集中了全部資源與權力，所以無法將責任推給任何其他人。

　　這樣的模式運行了幾十年，其效率如何?從《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6)》和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的世界主要國家統計數據中，能查到美、蘇工業增長速度，其對比見圖一。　　

圖一：美、蘇工業生產增速比較

　　數據提示我們：

　　首先，直到1986年，蘇聯的工業平均增長速度都高於美國，在1976年以前，更是明顯高於美國，且波動幅度明顯低於美國。如果將兩國1949年的工業生產均視為100%，到1976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增加了2.21倍，而蘇聯增加了11.5倍!蘇聯在1/4世紀內迅速地實現了工業化，這表明，作為後發工業化國家，「蘇維埃公司」體制在「趕超」方面卓有成效。

　　第二，從長期趨勢看，美、蘇這兩大體系的工業增長率都持續下降，這暗示我們，在一個國家內，工業發展存在上限。且蘇聯的增長速度比美國下降更快，意味著隨著差距的縮小，「後發優勢」漸趨消失。

　　第三，蘇聯經濟崩潰發生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際，即使這一年，其工業增長速度也超過了美國的歷史低點(1975年)，可見是國家解體導致了經濟崩潰，而非經濟崩潰導致了國家解體。

　　到1975年，兩國經濟結構對比見圖二。　　

　　圖二：1975年美、蘇經濟結構對比

　　到1975年，美國最大的產業是「其他」，即今天顯赫於世而又創下塌天大禍的「虛擬經濟」，它居然佔到了將近一半的份額。而蘇聯的統計口徑的中根本沒有這一項，蘇聯最大的產業是工業，佔到了53%。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蘇維埃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這片土地上的工業化。

　　潰瘍：吏治

　　對這樣的模式，俄羅斯人並不陌生，它與Дом類似;中國人也不陌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本質上是一個以國家為單位的利益共同體。

　　所不同的是，在農耕文明時代，人們的生產主要用於自己的直接消費，需要官僚承擔的社會職能較少。而在工商文明時代，分工深化造成了事實上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每個人的生產，99%以上不是自己直接消費。於是全社會消費與生產間的協調，成為性命攸關的社會職能，導致「幹部」們的作用遠重於郡縣制下的官僚。斯大林有句名言：「幹部決定一切」，在這樣的模式中，實為至論，相信每個管理過公司的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管理龐大的「幹部」隊伍成了這一模式最大的難題。斯大林曾標榜，這個群體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而歷史事實證實，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權。

　　這一難題在農耕文明時代的郡縣制中就存在，正是官僚群體的功能異化，導致了一個個王朝的崩潰。

　　在每個王朝初期，官僚群體數量均少，懲於前朝覆亡之鑒，吏治較為清明，官僚群體中，理想主義色彩較濃，因而較能履行社會職能，社會相對和諧，官民矛盾處於可控的範圍之內。

　　然而，官僚們終歸要追逐自己的私利，這種追逐一開始往往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希望退休後能悠遊林下，衣食無憂(不要以為在體制範圍內，這一定是有保障的，一些清廉終身的老幹部，其晚年處境令人心酸)，又比如希望給子女安排好一點的出路(事實上有些幹部的子女已淪為「啃老族」，一旦父母去世，他們就只能以「當年我家如何如何」自慰了)。

　　然而，這種追逐的胃口隨時間推移而放大、積累，必然導致官僚群體膨脹而吏治敗壞，官僚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聚斂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數代之後，官僚群體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漸少，而精通官場潛規則者漸成主流，官場潛規則成了一種強大的人才篩選機制，將那些獨立思考、關心社稷前景者層層淘汰，最後官場內有真知灼見者僅余鳳毛麟角，而紈絝子弟與精通潛規則之徒日增。《紅樓夢》中的榮寧二府，不下數百口人，能為朝廷效力者不過賈政一人而已，還還未見其為社稷做出過什麼貢獻。而社會卻需為這數百口人的錦衣玉食提供資源，官民矛盾焉能不激化?

　　在這樣的演化機制面前，王朝的長治久安有賴於對官僚集團的控制。然而，在官僚政治的構架下，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會監督，(武則天曾試圖依靠群眾監督，結果被士大夫集團臭罵至今。)於是只能依賴內部監督。事實上各王朝初期幾乎都曾嚴厲地監管官僚集團。自從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酷吏立傳以來，《漢書》、《後漢書》、《魏書》、《北齊書》、《隋書》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傳》。這些酷吏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官僚集團的腐敗趨勢。到了明朝，朱元璋甚至將貪官「剝皮實草」，以儆效尤。然而史實證明，這一切終究無法抗拒官場腐敗的大趨勢。大清朝總結歷代經驗，為御史台(相當於中紀委)搞出了十六冊四十二卷的《欽定台規》---皇帝審定的御史台辦事規則，在內部監督的創新和制度化方向上邁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欽定台規》頒行三十多年後，清王朝就倒台了。

　　蘇聯的歷史不過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

　　當初列寧的期望是：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工資。

　　1931年後，斯大林提出了在勞動報酬方面「取消平均主義」的方針和政策。到1930年代，蘇聯黨政幹部的最高工資，或者低於、或者相當於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最高工資，同普通職工的工資差距仍很小，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主要表現在住房方面。當時普通群眾多住在走廊體系的公共住宅中，38個房間共有一個廁所。而領導幹部居住的樓房內，則有電梯、樓梯甚至貨梯。

　　1945年4月，蘇聯政府規定，對在機關、企業、團體中擔任重要職務、具有高深學識的和經驗豐富的人實行特定工資制。其數額一般規定為2200～3000舊盧布，以後最高額可達4000～5000舊盧布(見《蘇聯的工資制度》 國外社會科學情報 1983年第6期。)。

　　後來，斯大林搞了一個「錢袋」制度，在正式工資外給高級領導幹部發一個大信封，內裝數額不等的盧布，例如，一個部長當時除工資外可得到兩萬多盧布，相當於後來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月工資的兩倍。這些錢秘密發給，不上稅，也不計入交納黨費的基數。

　　同時，高級領導幹部幾乎是免費佔有別墅，有專用汽車，免費早餐，免費午餐(或者象徵性地交點費)，假日去休養所、療養院的大量路費補貼、「醫療費」。

　　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恐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集團的腐化進程。然而即便如此，腐敗現象這時就已經出現。在一些黨的組織中，有一些領導人已經墮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盜竊國家財產。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報告中稱：

　　在若干經濟企業中，有少數工作人員「竟然企圖把委託他們管理的企業變成他們自己的私人財產。」「這些領導人認為：他們什麼都可以干，他們可以完全無視國家和黨所制定的法律和規章，可以違反蘇維埃的法律，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專橫行動。」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恐怖」已成為歷史。名列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職等級名錄)的高層官僚群體迎來了自己的春天。這個統治集團主要是黨的高級官員，在20世紀60～70年代，這個統治集團又擴大到工會領導、享有特權待遇的科學家、高級知識分子。據《20世紀俄國史》作者估計，這個階層人員總數為50萬～70萬人，加上家屬，大約為300萬人，即占當時全國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夠爬到一把手的位置，並穩坐18年直到去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體系的成員認為他是個「老好人」。當年，蘇聯安全部門負責人安德羅波夫，曾就腐敗問題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專門報告。勃列日涅夫的反應竟是：三個月內不與其見面，也拒絕與其通電話。

　　勃列日涅夫鑒於赫魯曉夫垮台的教訓，以「穩定」為治國要訣。為此取消了幹部輪換制。在中國的歷代王朝中，郡縣主官不得是本鄉人，且需定期考績、輪崗，這對預防出現朋黨乃至獨立王國至關重要。勃列日涅夫拋棄了這個制度，結果官僚階層日益封閉，形成一個一個沾親帶故的小圈子，以至被稱為「官僚氏族集團」，其各類特權迅速擴張：

　　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

　　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路，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

　　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

　　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

　　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除了這些體制內「合法的」特權外，

　　「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訊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發從各方各地區寄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盒子。這種現象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盛行」(《戈爾巴喬夫沉浮錄》，第386頁。)。

　　例如，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領導著一批貪官，將本加盟共和國的棉花收入攫為私有，案值高達80多億美元。

　　據蘇聯《青年共產黨人》雜誌1989年第10期披露，「經濟領域裡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多數已存在10～1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可見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發生的。

　　勃列日涅夫本人就與這些行為脫不了干係。丘爾巴諾夫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琳娜的警衛，後成為其丈夫。此後一路高升。丘爾巴諾夫在1976～1982年期間，總共受賄65.7萬盧布，超過一個蘇聯工人270年的工資。勃列日涅夫去世5年後，丘爾巴諾夫因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罪被捕、判刑。丘爾巴諾夫的倒台不排除政治鬥爭的因素，但貪污腐敗能成為政治鬥爭中的籌碼，反映了當時蘇聯特權階層的普遍墮落。

　　「翰林院」：被鉗制的大腦

　　吏治敗壞顯然是蘇聯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並不能完全解釋問題。大規模的官僚體制與工商文明密不可分，吏治敗壞的國家顯然不只是蘇聯。只要最高統治集團認同現行體制，聰明地治理國家，巧妙地應對內外矛盾，在吏治敗壞的條件下，維持百十年甚至更長的先例甚多，如中國許多朝代跨過「盛世」之後，依然能維持上百年。

　　做到這一點，一個基本的前提是直面現實。對蘇聯瓦解後的局外人，做到這一點並不難;而生活在當時的蘇聯，卻難於上青天。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當時對蘇聯社會性質的官方認識。當我們回顧這個已經走進歷史的政權時，可清晰地看出，它既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列寧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它是一個走到極端的「李斯特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權。俄羅斯之所以走上這條道路，有其歷史根源。然而終蘇聯一生，它的主流學者從未正視過這個問題。

　　1939年，義大利共產黨人布魯諾·瑞茲(Bruno Rizzi)把蘇聯的國有的和集體的所有權與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應起來：

　　「私有制變為了集體所有制，卻屬於一個階級」，

　　「以一個階級的整體形式作為所有國有財產的真正所有者」。

　　他還認為，在蘇聯剝削依然存在，但呈現了一種新的形式，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單個資本家對工人剝削形式的是階級對階級的剝削，「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剝削代替了單個人對單個人的剝削」，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官僚集體主義」。

　　南斯拉夫的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iilas)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吉拉斯是鐵托為首的四人領導集團成員，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員、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政府副總統、國民議會議長。1950年他發表《階級與階層》，1952年發表《階級與階層：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1956年，發表《斯大林模式的本質》。1957年出版《新階級》一書。

　　吉拉斯指出：官僚對權力的壟斷在蘇聯模式中處於核心地位。他指出，權力既是官僚維持其各種特權和所有權的手段，同時也是蘇聯模式的本質。

　　他援引羅馬法指出：所有權就是對物質資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在蘇聯，官僚特權階層對國有化和集體化財產的實際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羅馬法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所有權是判定「階級」的關鍵性的因素。由此他認為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他所謂的「新階級」：

　　「新階級視全國的資產為己有，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或『國家』等名詞變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階級害怕冒犯其絕對權威會動搖其財產所有權。因此，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會主義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評新階級對財產的壟斷，足以使新階級發生失去權勢的恐慌，新階級對於批評之敏感，是他們的統治與行使權力的態度造成的」。

　　對這些觀點，人們見仁見智，各有評價，但這畢竟是直面現實進行的獨立思考。而蘇聯的主流理論家們，卻根本無視現實。他們竭力證明蘇聯的制度就是馬克思意義下的「社會主義」，蘇聯的政府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構想嚴謹而清晰，蘇聯的現實與之根本就是南轅北轍。他們只好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結果「政治任務」取代了學術研究，蘇聯的主流理論家們從研究者淪為辯護士。兩者的區別是巨大的，研究者須從事實出發，沒有預定的結論，所得結論只接受事實與邏輯的檢驗;而辯護士先有預定的結論，一切工作都是爭取辯護的成功，而不在於從研究中獲得洞見。

　　到了50年代，蘇聯宣布「進入無階級社會，全面向共產主義社會進軍」，在蘇共22大上，赫魯曉夫宣稱蘇聯已經是「全民國家」，蘇共已經是「全民黨」。這種既不符和馬克思理論，又不符合事實的宣稱，把蘇聯的主流理論家置於極為尷尬的地位，他們更沒有可能直面現實，從事嚴謹的研究了。於是蘇聯的主流理論越來越脫離現實，越來越缺乏說服力。蘇聯曾經擁有的道義力量日漸衰落，維持政權只能依賴秘密警察和常備軍，而這是列寧當初希望「不得不」「立即開始消亡」的「寄生物」。

　　這樣的理論界，只能生存在「專政」的保護下，一旦面臨自由辯論，一旦裁決辯論勝負的不是行政權力，而是證據與邏輯，他們會立馬潰不成軍，其中一些人甚至會轉身投靠對方，成為反戈一擊的驍將。主持「休克療法」的蓋達爾就是這樣的人。其實，我們的身邊，也不乏這樣的「學者」。

　　主流學術界是統治集團的大腦，學術界的這種狀況，使蘇聯的官僚統治集團日漸淪為「無腦人」，不但無法直面社會現實，甚至無法從長遠、整體的視角關照本集團的利益。官僚統治集團在強大的秘密警察和常備軍的保護下，在勃列日涅夫「穩定」政策的縱容下，埋頭於積累特權，僅兩三代人就淪落為渾渾噩噩，幼稚腐朽的群體。面對必然出現的困境時，只能做出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提出粗淺、鄙陋的對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

　　蘇聯的體制不過是工商文明的另一個模式，早晚會遇到所有工商文明國家必將遇到的同樣問題--如何獲得外部市場與資源。為解決這一問題，蘇聯推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它包括：

　　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即社會主義國家屬於一個大家庭，不允許其他勢力將一個國家從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出去;(蘇聯：這是我的勢力範圍，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美國：保衛自由世界)

　　大國責任論：蘇聯在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里是大國，應當承擔大國的責任;(蘇聯：我是家長)(美國：美國的國際責任)

　　國際分工論：在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內實現產業分工;(蘇聯：將外圍國家定位於產業鏈的低端)(美國：比較優勢論)

　　有限主權論：即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應受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利益的限制，(蘇聯：你的主權不能違背我的利益)(美國：你的主權必須服從我認可的「普世價值」)

　　國際專政論：即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超過了一國範圍，可以跨國實行專政。(蘇聯：不聽話就揍你!)(美國：國際警察)

　　排除其意識形態色彩，可以看出，這與當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論異曲同工。與之相比，為達到同一目的，美國統治集團的說辭更有學術味，顯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於達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義」則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並立刻被指為「社會帝國主義」。後來的蘇聯崩潰、蘇東集團瓦解，「勃列日涅夫主義」功不可沒。

　　行政權力對「真理」的壟斷導致了大量盲目而短視的決策，給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鹹海的命運就是一個案例。

　　鹹海位於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之間，其水源主要來自阿姆河和錫爾河。鹹海地區曾是地球上最富饒的地方之一，主要產業是漁業。海岸的港口城市穆伊納克每年捕魚上千萬噸，還有飛往塔什乾的航班。

　　上世紀50年代，蘇聯決策將這裡發展為棉花生產基地，在沿河流域大量開墾土地，引水灌溉棉田，1960-1980年總棉花產量增長了20%，而其代價是流入鹹海的水減少了90%。

　　到80年代，鹹海水平面下降14米以上，東、南部海岸線退了80公里，萎縮為「大鹹海」、「小鹹海」兩個部分。曾經捕魚的漁船到處分散在干湖床上。旱季從每年30-35天拉長到每年120-150天。野生動物從173種減少到38種。曾有上萬漁民的穆伊納克港，已淪為僅2000人的沙漠小鎮，距離海岸線超過100公里。今天的旅遊者看到的是：

　　「眼前的一切建築似乎都廢棄了。工廠、巴扎、劇院、甚至機場，早已門窗破碎，空無一人。不少樓顯然是蓋了半截後停工的。」

　　在無人參觀，已經關門的市博物館裡，旅遊者看到：

　　「展品為反映昔日穆伊納克居民生活的實物和照片。有小漁船和各種漁具。從黑白照片上看到食品廠里有堆積如山的魚罐頭。」(見《老荒游卡拉卡爾帕克斯坦》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965485.html)

　　而這一決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前述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領導的貪官集團，棉花收入為他們提供了80多億美元的贓款。

　　由此人們看到，在官僚體制下，行政權力壟斷「真理」的後果。這甚至傳染到自然科學領域，李森科事件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案例。

　　學術界是一個社會的大腦，而大腦需要自由探索的空間。當官僚體制鉗制學術自由時，它實際上鉗制的是社會的理性與良知。這使蘇聯一步步走向無腦化，以至於面對西方的意識形態進攻，毫無辨別能力，渾渾噩噩地服下了人家開的藥方。

　　「分家嘍！」

　　沒有社會的監督，沒有學術界的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下，經過幾十年的近親繁殖，蘇聯的官僚集團已經演化得與1917年的老布爾什維克面目全非。勃列日涅夫就對他弟弟說過：「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這位蘇聯的一把手稱自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

　　人們看到，蘇聯早期官僚集團身上的理想主義色彩早已消退殆盡，他們的第三代已經演化為一夥「理性經濟人」。他們在總的文化水平、專業知識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許多人有學位，不止一次出訪西方國家。西方的統治上層是壟斷資本家，在那個「財富控制權力」的社會中，壟斷資本家只需關照自己的利益，只要交了稅、不犯法，在自己的「獨立王國」內，可以為所欲為。而蘇聯的官僚集團身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手舉著「工人階級」旗號，總不免覺得礙手礙腳。正如《20世紀俄國史》作者的評論：

　　「80年代中期，新階級實際上已最後形成。已經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們在尋找一種能夠自由管理，而後變成自己的財產，個人的私有的財產的途徑。」

　　蘇聯解體不是因為經濟崩潰(事實上是解體導致了經濟崩潰)，也不是因為外敵入侵(曾經橫掃整個歐洲的德軍也無法征服蘇聯)，也不是因為人民起義(1991年春天的時候，全蘇聯境內進行了一次全民公決，這一次全民公決大約有75%的老百姓都支持留在蘇聯體制之內，在中亞地區共和國更是超過90%的公民都要求留在蘇聯內)。

　　我們看到的是，與沙俄時代兩次「農奴解放」類似的場面：社會高層急於擺脫「效率低下」的Дом，要席捲家產而去。而社會底層一旦離開Дом卻不知能如何生存。社會高層為了過上西方壟斷資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會底層的「鐵飯碗」。這就是沙俄兩次「改革」的實質，也是蘇聯「改革」的實質。現在事實已經很清楚：蘇聯「改革」後新生的壟斷資本家，幾乎全是前任蘇聯高官，猶以年輕而高學歷的共青團高官為甚。

　　在社會底層公眾的眼中，葉利欽的「法統」向上追溯，最終是列寧，從列寧到葉利欽是一個逐代繼承的整體。這個整體一開始「以革命的名義」實行了全部社會資源的「公有化」，到最後卻由高官們私分。於是末代蘇聯權貴資本家們的罪行，甚至玷污了老布爾什維克們的名聲。儘管他們本是「不尚虛榮，不惟利是圖」(普列漢諾夫語)的理想主義者。

　　至此我們看到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歐亞大陸上演化的一個全過程。它是工商文明的主流模式之一，另一個主流模式是英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在後發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證明了自己在工業化方面能高效地完成「追趕」任務。在這個意義上，「蘇維埃公司」的出現有其必然性。然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無法容納社會監督和學術獨立，結果必然導致官僚統治集團貪鄙化、弱智化。官僚統治集團最終演化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在瓜分「蘇維埃公司」的同時，他們將國家推入了分裂與衰落的境地，將同胞推下了災難的深淵。

　　社會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而這次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不僅僅是俄羅斯，而是全世界。

　　信仰：自由資本主義悖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期待：公眾的思潮回望Дом

　　蘇聯崩潰、蘇東集團瓦解標誌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衰落。這讓「自由資本主義」高度亢奮，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就是人類社會演化史的終點。「市場經濟導向」凝結成為所謂「華盛頓共識」，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各國際經濟組織在全球大力推行。以貿易自由為訴求的「關貿總協定」進化成了「世界貿易組織」。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力圖擠進這個組織，為此甚至不惜損害自己的經濟獨立和底層國民的生計。

　　2008年3月，號稱「全球領先的金融服務公司」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傳出遇見流動性危機的信息。結果引發了一場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危機證實，所謂「自由資本主義」是一種不穩定，不可持續的社會機制。人們不得不思考社會應走向何方?

　　觀察各方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討論，可以識別出三個主要的傾向。

　　信仰：自由資本主義

　　在學術界里，佔主流的傾向仍是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研討和教學以它的話語體系進行，各經濟主管部門用它的統計指標體系管理經濟，各國際經濟組織更是它的積極推行者。

　　然而，這一切並非建立在學理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誠如張維迎指出的：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對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

　　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採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

　　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2009年2月8日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的演講)

　　在「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貨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賺錢（學術化的術語是「利潤極大化」）是經濟運行的核心的動力。在「自由資本主義」的貨幣理論中，將貨幣定義為「交換媒介」，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費雪公式」，以描述貨幣發行量、物價和真實財富間的關係。

　　然而在每一次交易中，「利潤極大化」機制都將一部分購買商品的貨幣變為利潤，並加入到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中。這種機制長期運行的結果，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在貨幣發行總量中的比重越來越低，而今，貨幣發行總量中，試圖「以錢生錢」的部分已經佔到了絕大多數。於是統計數據與費雪公式發生了極為顯著的背離。(王中宇《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系統動力學的視角》 科學時報 2009年11月5日A3版)「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們不去分析「交易媒介」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反而製造出「貨幣的迷失」這個不知所云偽問題，進而陷入了尋找「貨幣需求函的穩定性」的死胡同。這樣弱智的理論體系，要立足於世，也只能仰仗「信仰」了。

　　「利潤極大化」機制持續運行的結果，必然是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指數增長，使購買消費品從而提供利潤的貨幣越來越無法滿足其胃口。為了維持經濟運行，貨幣當局不得不超額發行貨幣，造成貨幣超過真實財富而膨脹。這些不對應於真實財富的逐利資金，造就了迅速膨脹的「虛擬經濟」，這個泡沫總有破裂的一天，這就是經濟危機。

　　對這一事實，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用「產能過剩」來描述。自由資本主義理論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只要聽任失敗的資本家破產，讓經濟體系毀滅過剩的產能，就能夠實現自我調節，恢復供需平衡。經濟系統將持續運行下去。整個經濟就在周而復始的「景氣-衰退」循環中成長。

　　然而經濟系統畢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體」，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的動蕩與衰退，直接威脅到社會底層大量居民的生存，威脅到政治體系的合法性。一旦弄到「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不反待如何!」的地步，連這個社會結構都無法維持。遑論其經濟子系統的自我調節?

　　由此我們看到，在自由資本主義充滿學究氣的外表下，是一顆冷酷而魯莽的心。

　　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張維迎對各國政府救市政策的評價是「飲鴆止渴」。這個評價相當確切。然而奧巴馬對美國社會結構的信心，不足以讓他遵循哈耶克主義，他不敢聽憑經濟系統的自我調節，而寧願飲鴆止渴。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國經濟學大拿，對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解決不低於張維迎，他們也同奧巴馬一樣，寧願飲鴆止渴。一個依賴於「信仰」的理論，其力量不過如此。

　　悖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前已提及，為國家資本主義奠基的是德國人李斯特。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將經濟系統視為孤立體，而李斯特認識到經濟體不可能孤立於社會系統，在社會系統中，李斯特以「國家」為利益單位，所以，他的著作取名為《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以筆者有限的閱讀，改革開放以後，首先在國內大力介紹李斯特的是韓德強。此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漸為部分學人關注。最近大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是李非，2009年5月，他在烏有之鄉網站上發表了長文《國家資本主義之前世今身》，文中詳細介紹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由來與發展，認為前蘇聯和中國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樣本。文章邏輯清晰，證據豐富，可視為這個方向的代表作。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激烈地抨擊自由資本主義：

　　「自由資本主義是有一個自己的世界前途願景的，這個願景就是金融大鱷索羅斯在其若干著作中所披露的『開放社會』。這個『開放社會』的基本內容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徹底拋掉國家的外殼，全球強國統統大分裂，國家公司化，變為大大小小的有限責任國，世界改由跨國財團的大公司直接統治。這樣，企業化的國家就可以破產，以土地和人民抵債。」

　　「『開放社會』不是沒有『政府』，『政府』是有的，就是大的世界級金融財團，他們通過金融手段控制各個地區，視其它經濟或政治的聯合體為『牲畜』，屆時養肥，定期宰殺。這樣的一種『理想社會』，顯然就是一幅中世紀歐洲的場景，甚至還不如中世紀的歐洲，因為他已經不把社會公眾當人看待了。」

　　「在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已變的無比強大，這些資本一刻不獲取超額利潤就不能生存，它們從吞吃自己的人民再到吞吃盟國的人民，直到自己吞吃自己，大資本之間相互吞吃。次貸危機，使得他們失去了自我放縱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最後的爛攤子要政府給他們收拾，要各國官吏給他們收拾。到此為止，歷史性的時間之窗給了國家資本主義一個重大的機會。」(李非《國家資本主義之前世今身》)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歷史的演進有自己的看法：

　　「以農耕為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的階段性進化中，從奴隸社會進化到封建社會後，不是一步跳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有一個最高進化階段，這一階段就是中央專制社會。」(同上)

　　據此，李非認為：「工業社會也有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類似過程」,其後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走完了這一階段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這一觀點源自前引列寧的觀點：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的這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社會主義那一級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列寧《大禍臨頭及防止之法》)

　　據此，李非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人類開闢了光輝的前景：

　　「金融機構和商業機構會被廢除，被統一的社會分配機關所代替。利用人們對未來、未知的恐懼追逐金錢的證券、保險、期貨等行業將會消失。這些行業所解放出來的人將會把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科學、技術、管理，以及文學、藝術、體育、遊戲等方面。」

　　據此，他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共產黨人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後，只要是作為國家執政黨而存在，就必然是搞國家資本主義，除非他放棄對政權的奪取，任由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他作為其中的一個政党參與競選。」

　　「事實證明，對於落後的大國來說，要想走到世界前列，國家資本主義是唯一可以採取的手段。」

　　然而，回顧蘇聯的歷史，主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學者無法迴避以下問題：

　　1、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要求官僚集團控制幾乎全部社會資源，結果，除了內部監督，他們事實上不可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李非認為，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存在三個主要的社會集團：官吏、群眾和資本：

　　「當官吏和資本的矛盾加劇時，資本會受到控制，反之，當官吏與群眾的矛盾加劇時，資本會利用群眾與官吏進行抗衡，避免官吏的錯誤在沒有強有力制約的情況下走到極端，這都使得作為群眾的第三方利益得到適當保護，使資本與官吏都受到雙重節制。」

　　這與蘇聯的歷史經驗不符。事實上在蘇聯，官僚集團同時就是資本集團，不存在官僚集團之外的獨立的資本集團，與官僚集團相比，群眾處於地道的弱勢，除了怠工，事實上沒有任何制衡官僚集團的可行手段。蘇聯建國元年成立的秘密警察機構「奇卡」，其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怠工」與「反革命」並列，可見在官僚專制的社會中，「怠工」的重要社會功能——它是被專制者唯一可用的「制衡」方式。

　　2、李非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這些方面(註：指商品交易，追逐利潤)，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多大區別。變只變在國家的核心資本改由國家官吏(幹部)控制，而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的官吏受無產階級監督，必須為窮人服務。」

　　但李非指望的「官吏受無產階級監督，必須為窮人服務」，事實上取決於官僚群體的「自覺」，而這種「自覺」其實是稀有物，只能靠凌駕於官僚群體之上的「絕對權威」來維持。

　　考諸史實，人們看到的是：官僚集團專制幾十年後，其第三、四代無可遏制地退化，變得貪鄙而弱智。他們無力承擔「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得不承擔的社會責任;卻羨慕自由資本主義中私人資本家的「自由」;同時根本意識不到，自己顯赫的社會地位並非源於自己的能力，只是前任官僚「封妻蔭子」、「提攜門生」的結果。於是魯莽地拆屋分家，將自己的國家推入最野蠻的權貴資本主義泥潭。

　　當年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寄望於革命者的第三代，現在這些「第三代」頻繁出現在歐美的貴族學校中，在「胡潤富豪榜」上、在「克利翁國際名媛俱樂部」內，在各大公司的股東、董事、董事長名單里。讓人們不得不佩服杜勒斯的歷史眼光。

　　史實證明了所謂官僚們「受無產階級監督，必須為窮人服務」之虛妄。

　　3、歷史反覆證明：控制幾乎全部社會資源的官僚集團，不可能容忍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學術界必然淪為「翰林院」和「喉舌」，成為官僚集團對公眾洗腦和自欺欺人的工具。其結果必然窒息社會的理性思維能力，使整個社會「無腦化」，干出一連串無法彌補的蠢事。

　　指望官僚專制下的無腦社會能過渡到「社會主義」，最歡迎這種理論的恐怕是希特勒先生，他的納粹主義意譯過來是：國家社會主義。李非在文中就正確地指出：

　　「希特勒上台後，又是利用德國國民在俾斯麥時期就打下的根深蒂固的國家資本主義理念，推行國家資本主義，使其經濟快速復甦，從而能夠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4、李非認同列寧的一個著名判斷：

　　「列寧最為警惕的是千千萬萬的小生產者，認為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自由)資本主義。列寧這樣的看法，就是要防止和限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自發的、大規模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勢力」。

　　李非強調列寧在《論糧食稅》中提出的對待小生產者的政策：

　　「一是繼續加強國家資本主義，用國家資本主義擠垮和控制私人資本主義。二是把小生產和農民通過合作社的方式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

　　而現實和歷史都表明，具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佔有巨大的經濟資源，更壟斷了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機會，但它解決國民就業的能力極差。統計數據顯示：國有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從未達到20%，它的兩個峰值是：19.49%(1960年)、19.15%(1981年)。這兩個峰值，前者是「大躍進」的結果，後者是「洋躍進」的結果。對國家資本主義而言，均遠遠偏離了其正常運行的範圍。1981年後，國有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一浪低過一浪，1994年後更是一瀉千里，跌到了8%附近，甚至低於1953年的水平。(見圖一)　　

　　中國城市改革的重要動因之一，就是國有體制無法解決廣大國民的就業問題，只好放開政策，讓失業者自謀生路，同時大力鼓勵在職人員「下海」。此門一開，國企的經濟官僚們馬上看到了「甩包袱」的門道，接著就是「優化組合」、「下崗待業」、「買斷工齡」，將大批勞動者拋向社會，經濟官僚們則壟斷生產資料與經濟機會，實現「減員增效」，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率」，讓自己的收入與自由資本主義中的壟斷資本家「接軌」。

　　事實上，絕大多數國民就業於中小企業與個體戶，從事的是地地道道的「小生產」。它們在各衙門的嚴厲管制下，動輒得咎。以至於民諺雲「十幾頂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

　　《中國統計年鑒》用年銷售額500萬元作為工業企業「規模」的門檻。對「規模以上」企業再分劃為大、中、小型。

　　「規模」以下的微型企業，占企業的絕大多數，他們所擁有的資本不過是幾萬元到幾十萬元，小型企業也很少有資產上千萬元的。正是這些企業為絕大多數國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在今天的經濟生態中，這些企業的平均壽命不過幾年，是地地道道的「微生物」，從事著國有企業不稀得乾的苦力活。

　　與之相比，大型國企的老闆，如馬明哲，僅年薪就超過了6000萬元，小企業主那點資本還不夠他們一舔。我國工業資產的平均利潤率不到8%，6000萬元的年薪相當於擁有7.5億元以上的工業資產，而小企業主的身份是「資本家」，馬明哲們的身份卻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有比這更搞笑的邏輯嗎?

　　「小生產」無疑具有資本主義傾向，但它卻不是今天中國問題的癥結。歷史反覆證明，社會經濟問題的癥結在於「聚斂」!當「可投資資產」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時，絕大多數國民除了「小生產」有何出路?筆者也希望消滅「小生產」，而它的前提是勞動者自己佔有生產資料。只要少數人聚斂大量生產資料，多數國民就只能兩手空空，除了「小生產」，想不餓死，就只好乞討、盜竊、搶劫!

　　事實上，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農民工與小企業主站在同一戰線，對抗拖欠工程款的發包方。而擁有總包地位，得以向小企業分包工程的，正是大型國有企業。儘管媒體將欠薪問題歸咎於小企業主「黑心」，相關部門則在「保護國有資產」的旗號下偏袒國有企業，但農民工已經看明白，欠薪的根源是發包方要求小企業「帶資施工」，並拖欠工程款。

　　可見，在今天的現實中，與「小生產」者為敵，其實是與國民的多數為敵!

　　廣泛存在的「小生產」不過是高度集中的大資本的伴生物。而依靠行政權力實現資本的高度集中，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現實中的大資本只有兩類：披著「國家」外衣的官僚壟斷資本和披著「民營」外衣的權貴壟斷資本。不去解決大資本問題，卻拿「小生產」開刀，這暴露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立場。

　　期待：公眾的思潮

　　不難看出，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其背後是權貴資本的訴求;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則是官僚資本的訴求。這兩種訴求造成了主流學術界中聲勢最大的爭鳴--「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

　　然而，爭論中「民」與「國」的概念卻從未被清晰地分析過。

　　私人大資本家以「民」的面貌出現，然而各種調查數據顯示，逐利資金在國民中的分布高度集中。近年來，金融界高度關注「私人銀行業」的市場狀況—即私人「可投資資產」在國民中的分布狀況。2009年，出現了兩個市場調查分析報告--招商銀行的《2009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私人銀行業：坐看風起雲湧》)和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的《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為中國高端客戶度身打造最佳價值定位》。報告顯示：不超過1 %的國民擁有了幾乎全部可投資資產(見圖二)。可見，籠統的「民」事實上已經明顯分化為兩大類，一類腰纏萬貫，靠財產性收入為生;一類兩手空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至於主流理論家們大肆宣揚的「中產階級」，無論在人口中的比重，還是佔有資產的份額，都微不足道。　　

　　官僚資本以「國」的面貌出現，蘇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有能力、有慾望「賣國」的正是他們。至於廣大的國民，對「國有資產」根本無權置喙，只能眼看著權貴們瓜分「國有資產」。這樣的「國」，與廣大國民何干?倒是那些以「民」的面目出現的私人大資本家，沒有官僚集團對「國有資產」的處置，他們如何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內聚斂上百億的資產?

　　於是在公眾中湧現出了各種思潮，但主流學術界或者假裝無視其存在，或者扣上「民粹主義」的帽子。然而，這些思潮在網路上已經洶湧澎湃，並贏得了越來越多國民的同情與共鳴。主流學術界還能當多長時間的鴕鳥?　　

　　這種現象表現出了兩大陣營的疏離：一方是私人大資本群體和官僚群體，一方是社會公眾。這種疏離導致了「毛澤東思想」的回歸。「毛澤東思想」是個敏感的話題，2009年國慶遊行隊伍中，臨時增加了「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竟引起了軒然大波。恐怕全世界也沒有哪個國家對自己的締造者有如此尖銳對立的態度。

　　毛澤東在臨終前回顧說，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趕走了日本人和蔣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建立人民共和國，後者則是治理國家。

　　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搞的其實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被共產黨恰當地稱為「官僚資本主義」、「四大家族」。德國、日本和蘇聯模式對國民黨的治國理念影響極大。其結果是資源高度集中，廣大國民貧困而愚昧。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武器，其實就是兩個主張：經濟上「耕者有其田」，解決廣大國民的生產資料問題；政治上「還政於民」，解決官僚政治問題（見《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這兩條擊中了國民黨的命門，使其在國民中徹底孤立。

　　國民黨覆亡的教訓深深地印在毛澤東的心裡。觀察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有一個鮮明的特徵：始終將處於社會底層的廣大國民放在首位，同時對社會上層的精英集團高度不信任，無論他們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老精英，還是在「打江山、坐江山」過程中形成的新精英。這在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就已經顯出。在他治國的二十幾年裡，始終貫穿著「消滅三大差別」、「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幹部參加勞動」、「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等主張。他反覆要求醫療、教育、文化系統要面向工、農、兵。對「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係和父子關係」深惡痛絕。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他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呢？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對陳正人關於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註》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頁）

　　他還特別擔心幹部子女，「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許多優越感。」（毛澤東與王海蓉的談話1964－1965），1952年6月14日，在給周恩來的信中，他提出「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毛澤東選集》第六卷）

　　當年的人們，視毛澤東的這些理念為說教，因為當時的幹部和幹部子女放在今天，幾乎大多數都堪為楷模。而今，毛澤東的憂慮獲得了全社會的共鳴。

　　毛澤東對蘇聯模式也保持著警惕，在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註中，他寫道：

　　「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於已有的制度，不願意改變這種制度。」

　　「蘇聯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中還有富裕農民階層。對這些人來說，保持和擴大物質刺激，對他們是有利的，取消物質刺激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進行抵抗。」（第276-277頁）

　　「既得利益集團」、「高薪階層」，上層精英集團在毛澤東心目中就是這般形象。基於對上層精英集團的高度不信任，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第275-276頁）

　　在讀到第341頁時，他寫到：社會主義制度下，有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但「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等讀到第742頁時，他寫道： 「我們還要看到這麼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裡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 到了第743-744頁，他寫下了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判斷： 「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代替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就要革命。總的趨勢是這個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遠遠跳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慣例，他心中的目標是消除「統治-被統治」的社會結構，他看到了上層精英集團與底層社會公眾的對抗性矛盾。這是他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深層根源。從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心目中理想的社會結構：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常設」的「權力機構」由「全面的選舉」產生，其成員「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這其實就是馬克思高度認可的「巴黎公社原則」，也是列寧在1917年反覆強調的原則。

　　客觀評價毛澤東治國的是非得失，不是本文的主題，但毛澤東提出的，國家不能只由一部分人管理，卻是一個意義極為深遠，但尚未找到答案的問題。

　　當年的列寧認為，僅靠「識字的工人」就可以管理國家，已被歷史證明不現實。列寧曾構想將幾十名基層工人送進黨中央，毛澤東則在實踐中將一批工人、農民引進了中央委員會，並將其中一些人放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但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在文化革命中，毛澤東指望發動群眾，批判黨內的「走資派」，卻引發了大規模的派系鬥爭甚至武鬥，他寄以期望的「革命小將」們，在「當權派」的巧妙操作下，分化成了相互對立的派別，毛澤東號召他們「大聯合」，卻無濟於事，不得不以「軍管」和「清理階級隊伍」收場。結果官僚集團獲得了更為穩定的地位，而當初的「革命青年」卻成了「幻滅的一代」。

　　許多左翼人士將這一結果歸咎為某些人的「背叛」。如果這就是問題的癥結，那人類歷史就取決於少數偉人的選擇，我等芸芸眾生就只能指望救世主。這種思維模式可追溯到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猶太人的「彌賽亞預言」，佛教的「彌勒佛」信仰，——孤苦無助的人們無力認識世界，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只好期待救世主降臨。

　　觀察歷史可以發現，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實現了由全體國民共同治理社會。哈耶克曾提出過「權力控制財富」還是「財富控制權力」的問題，我們能看到的所有國家，無不處於這個「雙穩態觸發器」的某個穩態之中，更有一些國家在這兩個狀態間來回跳躍。

　　可見對左翼學者而言，真正需要的是，深入研究並切實回答以下問題：

　　社會底層公眾如何同時制衡「官僚」與「資本」兩大勢力?

　　一個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其社會經濟系統應如何運行?如何保證其運行的效率與穩定性、可持續性?

　　怎樣從現實社會走向理想中的社會?

　　如果不能有說服力地回答這些問題，「左翼」就只有道義上的批判力量，而缺乏實踐上的建設力量，充其量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與旗幟，而「新朝代」最終只能落入「熱月黨人」的手中，社會只能繼續在哈耶克的雙穩態觸發器中震蕩，直到自我毀滅。

　　(註：「熱月黨人」並非某個政黨的成員，而是法國大革命後期反雅各賓派的各派人物的暫時結合，他們的核心訴求是「秩序」，他們的共同理念是「一個有產者統治的國家是有社會秩序的國家，一個無財產者統治的國家則是處於自然狀態之中的」。-- 1795年法國憲法草案報告)

　　回望Дом

　　蘇聯走進歷史已將近20年，自18世紀以來，俄羅斯民族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歷程，既有足以傲世的輝煌，又有令人沒齒難忘的慘痛。這一切本質上是人類對自己集體生存方式的探索。

　　前人遺留給我們的不僅是物質財富，不僅是生產力，不僅是科學技術。最寶貴的是，付出了無數鮮血與生命換來的集體生存經驗。客觀而深入地研究它們，方可能使人類認識自己，學會更理性地生存。

　　觀察俄、蘇走過的歷程，可以識別出一個廣泛存在的歷史循環：

　　對社會實行專政的精英集團，在時間的作用下日漸貪鄙腐敗，聚斂無度，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積累起越來越大的內應力，這內應力既包括經濟運行的障礙，也包括底層公眾的怨恨。這積累過程一旦超過某種限度(類似於斷裂力學中的「屈服應力」)，便造成了爆炸性的釋放，使社會陷入混亂。此時激進社會集團的訴求幾乎都是：消滅精英集團，代之以公眾管理社會。然而歷史的事實總是「熱月黨人」(在中國則被稱為「真命天子」)成為新的精英集團，在「秩序」的旗號下，重建對社會的專政，為新一輪循環拉開序幕。

　　這告訴我們，精英集團與社會公眾的關係，是理解歷史、理解社會結構的關鍵。

　　馬克思從「階級」的視角分析社會結構，而「階級」的分化僅取決於經濟地位，尤其是對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然而，在許多社會中，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下的私人產權，卻照樣存在社會的分層、奴役與人為災難。

　　現代社會學從「職業聲望」的視角研究社會結構，所謂的「職業聲望」指人們對各種職業所做的主觀評價，由社會學家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得出。1961年，美國社會學家奧蒂斯·達德利·鄧肯發現，調查所得的職業聲望可由相應職業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解釋，由此，他建立了一個回歸方程，以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計算所有職業的聲望得分。由此計算出的得分，被稱為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ocio economic index)。

　　這一方法被引入中國後，學者們發現，僅用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不足以有效解釋中國的職業聲望，必須加上第三個因素：權力(見李春玲《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測量》社會學研究 2005年2期)。

　　這告訴我們，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不是單一的經濟因素，而是三個因素：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權力資源。

　　這個事實打破了一些傳統術語造成的幻象。學術界往往在「官僚集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類術語中打轉，似乎這是三個相互獨立，界限分明的群體。事實上，貴而不富、學歷低而權重、富而無權的人在統計意義上並非主流。社會精英集團事實上同時掌控著這三類資源。

　　這一特徵在工商文明侵入中國之前就存在。那時的社會精英群體被稱為「士大夫」，這個稱謂展現了精英群體的政治--文化特徵，研究地主經濟的學者們則發現，地主經濟中佔優勢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官僚地主」這個稱謂展現了精英集團的政治-經濟地位。可見精英群體對這三類資源的「贏家通吃」，是一個更長久而穩定的結構特徵。

　　如果我們不囿於在工商文明的「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既有理論框架，直接觀察歷史經驗，可以發現「贏家通吃」的上層精英集團與幾乎一無所有的底層公眾集團間的對立，是社會的主結構;而這兩個集團各自的內部結構，是次級結構。於是精英集團與公眾集團的矛盾永遠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精英集團通常是這一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因為只要「內應力」沒有積累到「屈服應力」的附近，在精英專制下的底層公眾集團總是被動的、沉默的。

　　如果精英集團能自覺地承擔「家長」的責任，對公眾、對全局、對長遠負責，則家和萬事興;如果精英集團貪鄙自私，聚斂無度，甚至勾結外人，盜賣祖產，則家道難免中落，家人難免遭殃。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反覆證明了這一點。一次次王朝更替，說白了是一次次更換「當家人」。這更替的代價，一方面是「王冠落地」，另一方面則是「殺人盈野」，「流血漂櫓」。

　　中國歷史上「當家人」的周期性更替，使「輪迴」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引發了無數仁人志士的深思。這種深思大體可歸納為兩個方向：

　　其一，如何減緩精英集團退化、腐敗的速度?

　　其二，如何改變精英集團當家，而廣大公眾被動的社會結構?

　　其實，當今人類還面對更為嚴峻的難題。人類社會系統寄生於生態系統之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是人類社會得以持續存在的前提。工商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竭力發掘自然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慾，「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這同一賽場上競爭。而競爭的結果是：不可再生資源已面臨枯竭，人類社會已經危及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在人類社會內部，則分化為幾無調和可能的對立集團。這促使人們思考：

　　工商文明是否已經製造出它自己無法解決的矛盾?

　　工商文明是否已經走到盡頭?

　　人類的社會經濟系統能否與自然生態系統和諧共生?

　　人類能否找到一種可行的持續生存方式?

　　……

　　願這些方向的研究更加開放、更加務實、更加深化;願這種研究能引導社會走向更理性的狀態;願我們的Дом能夠長治久安，百姓能夠安樂祥和。

　　這樣我們才對得起前人(包括我們的先輩和偉大的蘇聯人民)遺留的、代價昂貴的集體生存經驗。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瓦.列別傑夫.馬庫奇《祖國進行曲》

　　別了，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