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修道，終南為冠，中國現代隱士和古代隱士有區別嗎？

06-03

士人歸隱現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隱逸文化，曾被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大「特產」,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國學者蔣星德在為堂弟蔣星煜《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認為隱士是「中國社會的特產」（見蔣星煜《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頁） .梁漱溟則指出：「中國隱士與中國的文化卻有相當關係……我們今取它為第十四特徵，而研究之。」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終南山

近幾年來，隨著新聞媒體對陝西終南山一帶隱居現象的連續報道，隱逸文化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終南山不僅「隱士」眾多，而且類型多樣：他們當中既有隱居多年的畫家、修道者，亦有一些暫時隱居、若干年後又融入繁華都市的人，還有周一至周五上班，周末選擇到此隱逸的人。

古代什麼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隱士？

何為隱士之「隱」? 它在古代有特定涵義，是與「出」、「仕」相對而言的一個概念，《周易·繫辭上》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萬章下》也說：「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均與「出」、「仕」相對而言，大致相當於「不仕」.那麼，士人不仕為何就被稱為「隱」? 這是士階層形成之際就被規範了的。

陶淵明

古代社會的歸隱現象由來已久。撇開《莊子》等作品虛構的傳說時代的隱士不談，至遲在商朝末年就出現了有信史可考的隱者，如佯狂為奴、隱遁鄉間的箕子。《論語》等經傳不僅提到箕子，且將他與商末以身殉國的比干相提並論，同稱為商朝的「三仁」: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再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兄弟，在東海之濱、渭水岸邊隱居過的姜太公等（姜太公的兩次隱居有文獻可證。《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呂尚處士，隱海濱。」是其第一次隱居。《戰國策·秦三》記：「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則是第二次隱居） ,都是早期隱士的例子。

現代隱士

可見，在先秦兩漢隱士概念最初出現、定型的階段，隱士與出仕者相對而言。他們屬於古代士人階層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本身具備一定文化素養、有機會或有條件出仕，卻因為各種原因選擇了不仕或暫時不仕。

現代版的終南山隱士

如果按照古代隱士的認定標準，近現代社會顯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隱士。一方面，封建專制業已瓦解，讀書人奉「學而優則仕」為圭臬的社會土壤不復存在。另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工業文明的進步，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讀書人也可相應地劃分為不同類型，既有傳統意義上的文化人，亦有技術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當中有從政的，有從事教育、媒體工作的，有經營商業的，也有專註某技術行業的。

終南山

終南山等地的現代隱士較之古代有了很大不同，不是仕、隱選擇背景下的概念；他們有別於大眾的生活狀態、精神實踐，又與古代、西方隱士不為外物所役、不為外物所累的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這是當今社會廣泛關注終南山隱居現象、繼續使用隱士名稱，並給予肯定的一個重要原因。終南山隱士與古代隱士的差異與共性，以及社會各界對他們的關注與肯定，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隱士文化在今天的傳承。所以，在快節奏、過度物慾化的現代社會裡，我們並不提倡隱逸行為，但不妨有點隱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