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寒英：職場小說中職場與愛情的倫理衝撞

　　 作者簡介：閆寒英，1975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後，南華大學副教授。

　　 【內容提要】 職場是都市白領階層生存技巧的演練場所，同時又承載著這一特殊人群的情感與審美體驗，是當代都市生活的一道特殊風景。中國當代職場小說中充滿著職場的功利性倫理與愛情的唯美性倫理之間的激烈衝撞，其根源在於不同性別文化在職場觀、愛情觀、人生價值觀上的差異、矛盾與鬥爭。

　　 【關 鍵 詞】職場小說/職場倫理/愛情倫理/功利/唯美

　　 中國當代職場小說是描摹都市白領階層職業生涯尤其是職場生存技巧的類型小說，強烈的功利性是其突出特徵；同時職場小說又承載著都市白領人群的情感與審美體驗，其中對愛情的敘述不可或缺。在職業生活主流化的白領階層中，愛情與職場相互糾結：愛情被現代職場理性、功利性與戰鬥性浸入與異化，而職場也因為愛情的濡染增添了人性化的溫暖氣息。如果從性別視角來觀照，職場倫理與愛情倫理之間的衝撞更為明顯。

　　 一、男女職場小說對「愛情與事業」關係的不同詮釋

　　 儘管職場小說以傳授職場生存技巧的實用性為核心，但它還講求娛樂性與審美性，正是娛樂性、審美性使其不至於淪落為枯燥的職場教科書。無論男女職場小說都有對愛情的描寫，事實上，對男歡女愛的描寫幾乎是所有小說的共性，因為小說以抒發人性為己任，「即便敘說的是看似類似戰爭風雲、宮廷鬥爭等世事變遷的故事，骨子裡仍是為展示個人的命運充當腳手架。」[1]而愛情是人性最基本、最深刻的展現。

　　 同職場小說本身的性別風格相一致，職場小說中的愛情敘事也呈現出男女有別的特質。男性職場小說將職場的驚險詭詐與情場的刺激曲折融為一體，無論是職場競技還是愛情角逐都以同樣的節奏推進，形成職場與情場相互照應的風貌。如男性職場小說《輸贏》封面以並列結構所印的廣告語為：驚心動魄的銷售小說，催人淚下的情感大戲。而另一部男性職場小說《別樣的江湖》中的「作品簡介」下寫著：「其實，連作者孔二狗也不清楚，這究竟是最精彩的商戰故事，還是最凄美的愛情小說……」在男性職場小說中，愛情通常以悲劇結尾，彷彿職場與職場中發生的愛情是對立的。

　　 而女性職場小說中的愛情常常被設計為對職場的補充：職場冷漠無情，愛情卻為職場點燃了一縷溫暖的感動；職場壓抑人性，愛情卻為職場塗上了一抹原始的率真之光。在女性職場小說中，愛情通常有一個圓滿的結尾，或者說許多女性職場小說是以圓滿的愛情作為結尾的。如肖曉的女性職場小說《蘇暢暢加薪奮鬥記》的結尾是：「小雪飄下，伴隨酒吧門前閃爍的霓虹燈，營造出一種冬日晚上獨有的浪漫情調。小路上，一對戀人大手拉著小手，幸福的背影漸漸遠去。」

　　 即便沒有直接設置一個愛情與事業圓滿統一的結尾，女性職場小說通常也在故事結束的最後間接表達了希望生活中有事業有愛情有希望的憧憬與信心。如阿巳所著《大貓兒的TT奮鬥史》，描述剛剛成為廣告人的女孩大貓兒的廣告策劃生涯，期間穿插著她的愛情體驗，最終大貓兒找到了事業的靈感也找到了真愛。文末，作者感嘆道：「是啊，這樣新鮮的世界，這樣年輕的我們，未來不管怎樣都一定會是充滿希望的!」又如金津所著《加油!格子間女人》中的女主人公維維在總結自己在職場中的奮鬥歷程時，發出感慨，「我只是一個普通女人，在儘力追求職業成功的同時，也不能放棄一個普通人應有的責任：衣食無憂，孝敬父母，養育兒女，生命因此充實而豐盈。」這樣的感慨很樸素，但也道出了生活的真諦。男女職場小說對職場愛情的不同構思，體現出兩種性別的文化觀念在對待「事業與愛情」這一古老主題不同的現代詮釋。

　　 瓦特曾指出：「古代人沒有小說，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婦女的社會地位低下。」[2]重要的標誌之一便是，古代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男女愛情，真正愛情關係的形成是以兩性作為獨立「主權個體」的存在為前提的。較之過去，現代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個人的主體意識不斷攀升，尤其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而言。職場小說描述在職場中打拚的青年男女，單從男女個體而言，他們(她們)都是經濟與思想相對獨立的一類，彼此間的愛情應該是純粹而平等的。但現代白領階層由於身處職業生活主流化的趨勢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職場倫理與愛情倫理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體現在職場理性與愛情感性，職場功利性與愛情審美性之間的激烈衝撞：愛情被現代職場理性、功利性和戰鬥性浸入與異化；職業發展受到愛情的限制與羈絆。在對待職業倫理與愛情倫理的衝撞時，男性職場小說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態度，一種毀滅式的「和解」，即或者「要江山不要美人」，但美人永遠在心中，或者「要美人不要江山」，但江山成為永久的遺憾。當然，男性職場小說里的男主人公大抵是以犧牲美人為代價的，所以演繹出愛情悲劇。而女性職場小說則對二元對立的男性中心主義職場觀進行了解構：儘管職業發展受到愛情的牽制，但那不是愛情的錯，而是職場本身的異化；對職場重新定義與重新建造需要勇氣，但「新職場」是必然趨勢，總有一天，事業與愛情能比翼雙飛。女性職場小說里的女主人公大抵在事業取得發展的同時也收穫了愛情的喜悅，所以演繹出愛情喜劇。儘管在現實職場中，優秀的「大齡職業剩女」幾成社會熱議問題，但女職場寫手們仍執拗的給她們的女主人公安排了美好的愛情未來，這宣告了一種理想。

　　 二、「辦公室戀情」的職場特性

　　 「辦公室戀情」指公司中同事與同事間的戀愛。它堪稱「事業發展與愛情美滿」這一兩難命題最集中、最經典的凸顯形式。許多公司尤其是外企都有反對或禁止「辦公室戀情」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杜拉拉升職記》中的前台海倫向杜拉拉介紹DB公司的規章制度時說道：「公司對談戀愛沒有相關限制，不過員工之間要結婚的話就有規定了，直線上、下級之間不可以有婚姻關係，否則其中一個要調開——一般說來，夫妻雙方中會有一方主動離開公司。員工之間結婚的非常少見，尤其是經理級別以上的員工，到現在為止我還沒見過哪位經理在公司談戀愛呢。」大公司、大企業，尤其是市場競爭激烈的外企，之所以限制辦公室戀情的發生，在於維護公司的利益，個人的局部利益必須服從公司的整體利益。對此《爭鋒》中有一段說明：「如果兩個員工談戀愛，那他們中的一個就得提交辭呈。你很難想像，一對戀人或者夫妻會完全不交談他們所掌握的公司信息。首先，工資多少你們總要交流一下的吧。還有的戀人會交流他們在不同部門得知的公司商業秘密，比如人事部的升職名單、銷售部的報價單，而這些都應當是被嚴格保密的，應當是僅限於部門之內的。所以，我們規避任何可能存在的串通和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對辦公室戀情的防範，除了將其作為規章納入公司的管理體制，在員工入職培訓時進行思想上的警策外，還有現實的阻隔措施，許多職場小說都提到，職員的獨立隔間有一面被設計成大片的玻璃牆。如此一來，職員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基本上沒有個人隱私，也沒有愛情空間。既然「辦公室戀情」直接牽涉到個人的職業利益，那麼職業男女必然會對之思量又思量，審慎又審慎，致使一些「辦公室戀情」轉化為某種微妙的朦朧情愫，正如秦與希在《米婭，快跑》中感嘆的那樣：「辦公室里不是戀情的戀情，倘若存在，也總是那麼淡淡的，無法濃郁。彷彿一粒清晨的露珠，太陽一升起來便蒸發了。又如地上的玻璃碎片，縱然隱約閃著光，卻註定永遠無法燃燒。」

　　 但也有一些辦公室戀情禁而不止，因為人有情難自禁之時，感情的激流往往會衝破理性的藩籬。如《杜拉拉升職記》中精明、能幹、有明確職業規劃和職業發展抱負的杜拉拉，從理智上來說，已升為人事經理的杜拉拉絕不願觸「辦公室戀情」這一地雷而影響到職業前途；但面對同公司銷售總監王偉的真情時，幾經退縮、躊躇、矛盾後，還是順應了內心中愛情的顫動，「拉拉感到自己彷彿又回到了大學時代，像一個女學生那樣愛她的愛人。」較之杜拉拉在辦公室戀情與職業升遷之間，在情感衝動與理性權衡之間的掙扎、較量，《荊棘舞》中的葉小荼顯得「沒心沒肺」：「儘管有時候葉小荼會想到兩人目前還在同一家公司供職，江尚還是她的上司，這種辦公室戀情原本是最應該迴避的事情，但是感情卻是如此奇妙的一種東西，在它來臨時，人往往很少去考慮現實，也不可能這麼做。」女性職場小說中描寫的「辦公室戀情」，無論是隱隱約約、若有若無型，還是修成正果型，基本上是真誠的，展現了女性對最典型的「事業與愛情」矛盾的處理：無論如何，職場利益不能凌駕於人性之上，職業發展應當與人生其它有意義的關係相平衡。

　　 而男性職場小說中描寫的「辦公室戀情」則明顯朝職場利益的天平傾斜。

　　 《圈子圈套1》中的男主角洪鈞是一家美國軟體公司ICE在中國地區的代理首席代表，當他與女下屬琳達成為情人後，力勸對方離開ICE，認為兩人關係親密還呆在同一家外企非常不妥，並言之鑿鑿：「外企最怕的就是有人開夫妻店，像Peter他們這些老外們最不希望在我這兒發生office romance，等我當了正式的首席代表以後，他們肯定會對這些更敏感。」洪鈞非常在乎與自己升職密切相關的洋上司的感受，卻絲毫不顧及琳達的情緒與感受。在作者筆下，琳達亦然，當洪鈞失手於一項大單而身處離職的困境時，琳達避之不及，因為洪鈞不僅不再是她在職場上可以傍依的一棵大樹，而且可能牽連到她，影響到她的職業發展，所以琳達迫不及待地撇清了兩人的關係，同樣是絲毫不顧及洪鈞的感受。在作者筆下，職場利益高於職場愛情，利益是真實的，愛情是變幻的，利益是職場的軸心，愛情是職場的附加，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圍繞著職場利益旋轉，當職業利益與情感需要相抵牾時，首先被放棄的是愛情。

　　 又如《問鼎》中的銷售經理霍力對女下屬於春穎有好感，非常想追求她，但他顧慮重重——「他真的不知道身邊如果沒有於春穎，自己會不會空虛，會不會心裡沒個著落。但是，兩人是直接的上下級，他又擔心關係一旦密切，會影響到他的前途和其他人的感受。」後來，當霍力發現於春穎也愛慕自己時，內心更為掙扎，也動過放棄一切，與心愛的人遠走高飛的念頭，「可是，男人的責任感和成功慾望讓他不能這樣做」：「雖然有於春穎持續的熱情將霍力包圍，讓他每天都如沐春風，但他心裡是矛盾的。有時，望著於春穎那單純善良又渴望被愛的眼神，霍力真想馬上接受這份情感。但是，他擔心真的愛上於春穎，會影響自己在team中的威信，使本來就業績不穩的團隊添亂子。那樣他的人生目標就徹底完了，那樣的錯誤，是這輩子也不能原諒自己的。」顯然，霍力將自己的人生目標定位於問鼎公司高層，以獲得事業的成功，這種成功是超越一切的，包括神聖的愛情，如果愛情羈絆了事業，即使再美好，也應該理智地被捨棄。在遭遇職場理性與愛情感性，職場功利性與愛情審美性之間的矛盾時，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男性職場文化選擇的是犧牲愛情，以保全事業，這體現了商業文明對人類心靈空間的侵襲以及單向度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男性職場小說與女性職場小說之所以出現此種分歧，正是前文討論過的兩種不同的性別文化觀在「事業與愛情」這一命題上的具體呈現。

　　 三、職場愛情中的「陰謀」與「陽謀」

　　 職場是現代性的產物，而現代性高歌凱進、勇猛向前的「進步」神話，實質上就是父權制「征服」慾望的化身，因此職場也是性別政治的場域。身處職場漩渦中的現代愛情，已無法保持原汁原味，常常被職場的功利性、權力性、戰鬥性侵入和異化。愛情在職場中遭遇異化，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是職場愛情中的「陰謀」，一是職場愛情中的「陽謀」。

　　 從職場愛情「陰謀」來看，在中國古代，「陰謀」指用兵的謀略，如《國語·越語下》：「陰謀逆德，好用兇器。」「陰謀」也指詭計、秘計。中國本土職場小說，尤其是男性職場小說，熱衷於對職場「陰謀」的全方位解讀，「陰謀」本是貶義詞，意謂不光明的謀略或詭計，但在不少職場小說中，「陰謀」卻被轉化成了中性詞和褒義詞，它的含義有時與「潛規則」類同，許多職場高手以深諳潛規則為榮，且不吝分享。陸琪在其轟動性作品《潛伏在辦公室》、《潛伏在辦公室第二季》中，共精心提煉了四十六條職場潛規則，如「要叫一個人滅亡，就先讓他瘋狂。」「把每個謊話都當成性命攸關，這樣說謊就不會內疚。」「理想很重要，但比理想更重要的是利益。」「表面是公義，心裡是生意，這才是職場的本質」等。可見，「陰謀」成了職場的關鍵詞。而浸染在職場中的愛情也附帶上與「攻略」、「勢利」、「謊言」等屬於「陰謀」範疇的成分。

　　 《輸贏》中的銷售奇才方威對空姐趙穎一見鍾情，並運用銷售技巧來追求她。而《做單》中「從不輸單」的大sales謝正更是將銷售技巧在情場上運用得爐火純青——「在情場上大大小小的戰役中，這種小殺招百試百靈，對於女人這種敏感而又富於幻想的動物，這種細微的刺激，卻絕對會滿足她們對浪漫的無邊幻想。」謝正將情場比作戰場，遊刃有餘地周旋其中，「按照他以往的戰績，對付這種剛剛畢業的小姑娘，失手率是——零。」顯然，謝正的愛情觀已遭遇職場「陰謀」的異化：情場戰場化，愛情被剝離靈魂，蛻變簡單的感官慾望。正如書中感嘆的那樣：「自從做上銷售，每日的明爭暗鬥已然讓他忘記了生活的感覺，更不知道愛情為何物。他只知道技巧和方法，用這種方法能贏單，用這種方法能上床。生活是什麼?愛情是什麼?在結果面前已經不重要。生活就是贏單，愛情不就是上床么。」

　　 除了將愛情與職業手段相連，在職場中，愛情也常淪為謀求職業利益的工具。如《加油!格子間女人》中供職外企的女銷售經理天啦與上司Dick之間的戀情，就是典型的「職場利益愛情」：天啦尋找升職捷徑，對Dick蓄意引誘；而Dick起初不為美色所動，後又主動挑逗，原因在於：「當初，他拒絕天啦的示好，是因為事業處於關鍵時期，不可以與手下人傳出緋聞，影響事業，當上代理CEO後，之所以主動向天啦示好，因為四川招標推遲、還有時日充分利用天啦得天獨厚的客戶關係和渠道，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與天啦聯盟，成就發達之大計。」在這場香艷的男歡女愛中，物質利益成為核心。隨著交往的加深，天啦真的愛上了Dick，當然仍是有保留的愛；而Dick更加放心的利用天啦，因為他認為天啦對他有愛，所以不會謊報費用，獨佔利潤，並感嘆道：「愛情，是一把利器，男人利用女人賺錢，並且放心賺錢的武器。」的確，在對職場利益的角逐中，不少男女互視對方的性別身份為可利用的資源，把感情作為交換物質利益和權力的工具。

　　 而職場中的性騷擾堪稱職場愛情「陽謀」，即明顯的以權力、地位、物質、色相作誘餌引誘或脅迫作為異性的另一方，以達到性慾望或情感慾望的滿足。愛情「陽謀」與愛情「陰謀」一樣，都是奠基於「征服」、「支配」、「交換」等慾念。在職場中，性騷擾的施動者大多在權勢上高於受動者。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將性騷擾定義為：「一種不受歡迎的與性相關的行為，例如身體的接觸和接近，以性為借口的評論、以文字或者行為表現出來的與性相關的要求。」[3]1979年，麥金儂出版《對工作婦女的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第一次區分了兩種類型性騷擾：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和交換型性騷擾。麥金儂評論說：「性騷擾，最寬泛地說，指權力不平等關係中強加的性要求……當男上司在工作中強行對女僱員提出性要求時，職場中對婦女的性騷擾特別明顯；來自男同事和顧客的性壓力，在受到僱主的寬容或者鼓勵時，也可包括進來。」[4]

　　 有不少職場小說描寫了職場性騷擾現象。如《杜拉拉升職記》中的杜拉拉，起初在民營企業工作時，遭到老闆阿發的性騷擾：「拉拉坐下看一份傳真，忽然感覺阿發拿腳在摩挲她的腳背。正是夏天，拉拉沒有穿襪子，光腳穿著涼鞋。她渾身一激靈，活像有隻又濕又冷的肥老鼠爬過她的腳背，一夜回到舊社會的感覺霎時掃去了她滿臉陽光。」最終，拉拉被迫離開那家民企，當然臨走前沒忘了在電話中戲謔嘲弄阿發。——此為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浮沉》里也有關於性騷擾的章節，女銷售喬莉因公司業務關係，與某大國企的總工程師方衛軍有應酬往來，方衛軍恰好成為喬莉主持項目的技術負責人，並以此相要挾，對喬莉進行性騷擾——此為交換型性騷擾。職場中的性騷擾會給職業女性帶來許多精神上的困擾，但她們通常表現得沉著、理智，既不屈從亦不激烈，顯示出獨特的智慧：不屈從是因為不想淪為利益的玩物，不激烈是因為不甘心使職業利益受損。喬莉對抗職場性騷擾的辦法是：將方衛軍的性騷擾與威脅語言悄悄錄音，並虛擬方衛軍妻子的學生的哥哥的同事的身份，帶上禮物去造訪方妻，給騷擾者一個狠狠的下馬威：「方衛軍明白了，這喬莉哪裡是送禮物，分明是警告他不要再亂打主意，不然，只怕後院就要失火了。……像這樣對男人既不巧取也不豪奪，而是敢步步為營、步步將軍的女人，他幾乎沒有見過。」對職場性騷擾的「喬莉」式處理，體現了現代職業女性共同的生存策略：對職場性別統治這一事實，認識但不認同，對抗但不決裂，妥協中有保留，退讓中有底線——最折中、最現實也是最無奈的方式。(據統計，在全國的性騷擾案件中，勝訴的只有三例)許多職業女性意識或者潛意識到：在仍然被男性刻板模式主宰的職場天地里，過於跟男權較真，不但難以彌補精神傷害，還會冒喪失生存資源與發展機遇的風險。以退為進，是「她時代」最理想的選擇嗎?

　　 【參考文獻】

　　 [1]徐岱：《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第3頁。

　　 [2]瓦特：《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150頁。

　　 [3]張立新：《將反性騷擾納入民事立法的議程》，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主編/譚琳、姜秀花：《婦女/性別理論與實踐》(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24頁。

　　 [4]laura w. stein, Sexual Harassment in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9, pp. 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