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長期被曲解和混淆的觀點——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

2014年09月10日 16:28:52來源： 《紅旗文稿》2014/17 作者： 宋方敏鄧小平曾經給黨中央寫信並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提出：「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有些人「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他們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隻語來騙人、嚇唬人」，「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43、44頁)這篇講話，在「文革」十年後的當時，對全黨全國起到了統一思想、團結前進的重要歷史作用；在改革開放35年後的今天，我們同樣應該用這樣的科學態度，來全面認識鄧小平理論。一、要害是姓「社」姓「資」在改革開放中，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毋庸置疑的常識問題，但在較長一個時期，在理論和實踐過程中被搞得很混亂。有人把鄧小平南方談話中的某些話曲解為改革開放就是不問姓「社」姓「資」，甚至鼓吹突破姓「社」姓「資」的界限，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鄧小平視察南方時的談話，主要是針對當時「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顧慮來作分析的。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顯然，這段話的意思絕不是說可以不問姓「社」姓「資」，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資」問題的要害性意義。鄧小平緊接著強調：「特區姓『社』不姓『資』。」因為，「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佔四分之一」。(《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他在上海還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0頁)由此可見，鄧小平是堅定地把姓「社」不姓「資」當作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前提和原則，把「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當作改革開放實踐探索的根本目的和歸宿。要問姓「社」姓「資」，但決不能墨守成規，要大膽突破社會主義傳統觀念束縛，不斷推進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的創新發展。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貢獻主要在兩點：一是在改革進程中根據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提出了突破「一大二公」的經濟構成框架，「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的重要思想；二是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的重要思想。這是經濟改革指導思想的兩大創新，為增強社會主義經濟活力開闢了廣闊前景。從內在聯繫講，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一大二公」界限，是指經濟成分構成由「單一」到「一主多樣」的轉變；在經濟運行機制上突破「計劃與市場」界限，是指資源配置手段由「計劃為主」到「市場為主」的轉變，二者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基本經濟制度上就可以突破姓「社」姓「資」的界限。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只有在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進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鄧小平1985年總結改革經驗時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製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並強調「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一點個體經濟、中外合資合作和外國獨資經濟，「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南方談話時，他仍然強調非公經濟「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可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關於「主體」和「補充」的定位是始終不變的，並且根據所有制與分配的內在規律，揭示了公有製為主體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根本條件。這就告誡我們，堅持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不可動搖的底線。聯繫鄧小平的一貫思想，可以看出，他是高度重視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的。他明確指出：「一個公有製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他還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他在答美國記者問時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110、172、297頁）這些話實際上在告誡我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圍繞著姓「社」還是姓「資」問題，爭論客觀存在，必須重視！二、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用左和右表示政治思想傾向，起始於近代法國。在1789年6月的法國國民代表議會上，在討論新的共和政體是否保留封建王室權力議案時，主張完全廢除王室否決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坐在議會大廳左邊，就被稱為左派；主張給予王室絕對否決權的大資產階級保守派，坐在右邊，就被稱為右派；而觀點動搖不定，採取折中態度的人坐在中間，就被稱為中間派。後來，這種做法在歐洲乃至全世界流行開來，並以左、中、右分別代表對社會革命和進步的三種政治態度。正因為這樣，在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和革命群眾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稱為左派，而把反人民、反革命的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稱為右派。毛澤東說過，社會上總有左、中、右，總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後的。而從列寧開始，用加引號的「左」來表示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一種超越現實條件可能的「幼稚病」錯誤傾向，當然，其含義與左派完全不同。毛澤東做過精闢概括：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到那個時候該辦了，就要辦，你不準辦，就叫右傾；還沒有到的時候，你要勉強辦，就叫「左」傾。 「左」、右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都偏離黨的正確路線而會給革命、建設造成損失，所以，真正先進的左派政黨，必須予以堅決防止和反對。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我們黨反對「左」右錯誤傾向的一個根本原則。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黨發生的歷次「左」右傾錯誤，都是違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造成的後果。鄧小平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針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經常遇到的『左』和右的錯誤思想干擾，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歸結起來，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380頁）像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黨內國內的思想政治情況複雜多樣，且在不斷變化著，反對錯誤傾向的鬥爭必須從實際出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對待，有什麼錯誤傾向就反對什麼錯誤傾向。如果不管什麼時間，不問具體情況，只用一個反「左」為主或者反右為主的固定模式來套，只會讓自己重蹈歷史的覆轍。縱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期抓反傾向鬥爭的歷史軌跡，他始終堅持既戒「左」又戒右。比如，他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極左思潮。」同時，又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7頁）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他針對當時思想領域搞精神污染的情況，強調「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但同時又指出：「對於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評和糾正」。（《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7頁）鄧小平曾經客觀評價：「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9頁）鄧小平之所以講「主要防止『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是由於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受「左」傾錯誤影響比右傾錯誤影響的時間更長，在搞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後，很多從以往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同志，頭腦里「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如果「左」的枷鎖不解脫，改革開放就邁不開步。正如鄧小平所描述的：「現在中國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說明「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所以「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8-229頁）對改革中發生右的危險傾向，鄧小平從來沒有輕視。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領導我們應對幾次大的風波，都是反對右的錯誤傾向。他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5頁）1989年的政治風波發生後，他進一步指出：「動亂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多年來，我們的一些同志埋頭於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係。」「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5、380頁）可見，反對右的傾向是長期性的歷史任務，是防止改革開放過程中發生顛覆性錯誤，必須立場堅定，來不得半點含糊。更值得重視的是，鄧小平在對當時的幹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時，特彆強調：「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他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他還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344、380、379頁）想想鄧小平晚年的鄭重告誡：「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想想這些年西方敵對勢力從意識形態到經濟政治領域對我國的滲透顛覆；想想習近平總書記提醒我們汲取蘇聯亡黨亡國教訓，莫要落到偌大個黨「作鳥獸散」，「竟無一人是男兒」境地的警言，難道不該引起我們的深刻思考嗎？三、「不爭論」不是無條件的「不爭論」，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鄧小平名言。那麼，鄧小平的「不爭論」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鄧小平提出「不爭論」是有前提、有條件的，是遵循馬克思主義認識規律和群眾史觀，在尊重實踐、尊重群眾的前提下，大膽進行改革實踐探索，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首先，「不爭論」是有前提的。鄧小平強調「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什麼叫「看準」？「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個大前提，同時，要對改革的方向和前景做出客觀分析。「我們的改革有很大的風險，但很有希望成功。」「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制定一切政策，要從實際出發」。(《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8、267、288頁)其次，「不爭論」是為了進行科學的改革試驗。鄧小平認為，對於看準了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意願、又能夠做好的事，就要膽子大一些，減少無謂爭論，在試驗中探索前進。在政策上，一是不搞爭論，也不搞強迫。鄧小平說：「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二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鄧小平說：「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膽子還是要大，沒有膽量搞不成四個現代化。但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小錯誤難免，避免犯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229頁)最後，「不爭論」的認識對錯要接受實踐檢驗，隨時糾正錯誤。鄧小平強調，改革中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教訓，「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他一再交代，改革「是有風險的事情」，「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迴避。把錯誤糾正過來，就能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267、288-289頁)可以說，這概括了他「不爭論」的改革試驗全過程。說到底，就是要實事求是，按人民群眾的意願辦事，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糾正錯的。改革開放實踐反覆證明，經濟建設搞不好，要出大問題；意識形態工作搞不好，同樣要出大問題。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絕不意味著放棄輿論鬥爭。在事關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要正確認識鄧小平關於「不爭論」的論述，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著眼於團結和爭取大多數，幫助幹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靠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謊言，讓科學戰勝謬誤。「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同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樣，我們不能夠從個別詞句來理解鄧小平理論，因為它通篇貫穿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血脈和營養，凝聚著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不斷豐富和發展著。任何割裂的、教條式的理解，都違背了鄧小平理論的實質，也會破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科學性。我們只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脈相承的聯繫中，歷史地、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並堅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地運用這一理論指導工作，創造性地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才能真正凝聚起全黨全國共識，堅持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作者：解放軍某部少將，曾任全軍統編《鄧小平理論》教材副主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材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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