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青花瓷的展開：以時空為視點

內容提要：16世紀，擴大到全球的海上貿易連接起一個世界市場，也連接起一個整體世界，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時空巨變，全球化出現了端倪。此後，東西方文明都是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交融與迅速成長。作為中國瓷器代表的青花瓷傳播到世界各地，引領了全球時尚潮流，構成了新的技術與知識融通過程，展現了新的世界性文化景觀。與此相聯繫的，是經濟與社會文化的變遷。青花瓷確實參與了全球的時空巨變，可以引發我們關於文明成長的深度思考。16世紀獨步世界的中國青花瓷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文明是怎樣成長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與火的洗禮，也有著融通，從而構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 　關 鍵 詞：16世紀 青花瓷 中西交流 全球化 文明成長　作者簡介：萬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引言英國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關於明代視覺文化的研究卓有成就，他指出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者開始倡導一種圖像的歷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形式，藝術作品能「產生政治和社會以及文化的意義，而非僅僅是對這些意義的表現」。他告訴我們，圖像不能為藝術史學者獨享，歷史學家也行動了起來，坦言他個人的研究受到了藝術史家和歷史學家兩方面對於圖像研究趨勢的影響。①然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繪畫上，對於瓷器沒有給以更多關注。關於青花瓷的研究，中外學界歷來關注三個方面：一是器物本身的器型、紋飾、特徵等，二是青花瓷遺存及其分期斷代，三是外銷及其影響。三者均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②但迄今鮮見將其置於人類文明史時空巨變背景下，對物質文明與經濟社會文化變遷關係層面的綜合性探討。學界對全球瓷器貿易的聚焦點更是放在17世紀以後。③實際上，青花瓷成為中國瓷器主流或者說代表是在16世紀。早在16世紀初，葡萄牙人已率先開始青花瓷貿易，經歷近一個世紀之後，17世紀才有荷蘭人的加入。這種認識的時間差使得青花瓷崛起與早期傳播過程一直以來有如霧裡看花。在16世紀全球化開端時期，萬里同風的青花瓷現象不僅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而且也是經濟社會文化變化轉型的表徵之一。青花瓷成為世界瑰寶，與那場發生在16世紀的中國社會變遷和世界變革有著緊密聯繫。這裡以時空為視點，關注全球文明成長曆程，對青花瓷的展開作一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二、青花瓷的空間展開：從本土到全球16世紀是全球化的開端，明代青花瓷的展開作為典型個案，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從時間上看，青花瓷在中國形成瓷器主流是在16世紀，與明朝人審美觀念、社會時尚轉型以及經濟、社會變遷緊密相連。這本來只有本土的意義，而這一意義由於葡萄牙人的東來，中西開始直接交往，而呈現出了新的意義。這一新的意義是中西發生了空間關係以後，人類的空間關係得到極大擴展下生髮的。如果我們只是看到中國本土，那只是看到了第一空間，而沒有看到更加廣闊的空間，即全球的空間。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大到人類文明的宏大背景，尋求文明發展的軌跡，就會發現青花瓷展開的契機和過程，與16世紀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時空巨變有著緊密聯繫。探討晚明青花瓷的展開，需要關注一個關鍵的時空交匯點：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年)，也就是16世紀上半葉。這一時期，貨幣、商品、貿易三股重要的歷史脈絡在特定的時空點交匯、互動，構成了中華文明的代表——青花瓷史無前例興盛發展的基本前提條件，中國青花瓷由此展開，走向了全球。　(一)本土的空間明代青花瓷的展開，首先是一個中國國內的問題。從唐末出現到元末燒製成熟，青花瓷一直並非中國瓷器的主流，「南青北白」的單色釉長期以來是中國傳統瓷器的典型色彩。明代青花瓷崛起有著白銀貨幣化的大背景，明代白銀貨幣化是社會變遷的重要標誌之一。以成化、弘治年間為界，白銀從官方非法貨幣向事實上的合法貨幣過渡，白銀貨幣化在整個社會全面鋪開。隨著白銀貨幣化步伐的加快，白銀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場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市鎮的興起，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根據，並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制度的變遷，同時也引發了社會整體的變遷。發展到嘉靖初年，這一貨幣化過程基本完成，白銀成為流通領域主幣，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白銀需求，促使中國私人海上貿易蓬勃發展，與來到中國東南沿海的葡萄牙人一拍即合，吸收了大量外銀流入，並直接或間接引發了日本與美洲白銀的大開發。由此海上貿易擴大到前所未有的規模與範圍，中國迅速與世界連接了起來。④16世紀，一邊是白銀貨幣化，貨幣經濟需求日益增長，引發了整個社會的急劇變化；另一邊是市場經濟加速萌發，使得瓷業生產達到一個高峰，青花瓷由此得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成長機遇。當時，中國出口的大宗商品，瓷器僅次於絲綢，而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可以說哪裡有白銀，哪裡就有青花瓷，瓷銀貿易應運而生，一個全球化市場初現端倪。那麼，探討青花瓷以空間為範圍的橫向展開，首先要考察青花瓷在全國的分布，也就是全國市場的形成——從青花瓷在中國本土佔據瓷器主流地位談起。考慮到目前青花瓷在各個博物館的收藏情況，不能說明青花瓷在明代的地域分布情況，而在全國各地明代的墓葬中，普遍有青花瓷的出土，此外還有窖藏，而更重要的是窯址的瓷器出土。這些都使我們可以切實了解青花瓷的發展軌跡及其地域存在狀況，所以這裡選擇全國各地發掘遺址和墓葬出土瓷器來考察明代青花瓷的地域分布，大致了解青花瓷在明代普及於全國的時間與狀況。以《中國出土瓷器全集》中有明一代出土的青花瓷加以考察，在全國各地選出的明代273件出土青花瓷精品中，宣德、嘉靖和萬曆朝是青花瓷精品最多產、也是消費最多的時期。這既印證了這三朝是青花瓷發展的高潮時期，也反映了青花瓷崛起的三個重要的關節點。青花瓷形成主流在何時呢？我們先看第一個高潮點宣德時。當時雖然青花瓷的燒造進入了黃金時期，但是從景德鎮御窯的發掘報告來看，當時沒有形成瓷器主流，⑤尚停留在宮廷上層的偏好，大規模發展還要等到成化以後大量應用國內青料，才形成青花瓷發展的轉折點。接著，讓我們停留在第二個高潮點嘉靖時。從文獻記載來看，官方燒造瓷器在嘉靖初期供御開始以青花為主：「十三年，青花白地趕龍珠外一秤金娃娃花盆三千二十，青花白地福壽康寧花鐘(盅)一千八百，青花地里升降戲龍外鳳穿花碟一千三百四十」。發展到中期又有大幅度增加：「白地青花里外滿池嬌花樣碗一千三百，白地青花里外雲鶴花碟六千七百，白地青花里外萬歲藤外搶珠龍花茶鍾(盅)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年，青花白地靈芝捧八寶罐二百，碎器罐三百，青花白地八仙過海罐一百，青花白地孔雀牡丹罐三百，青花白地獅子滾繡球罐三百，青花白地轉枝寶相花托八寶罐三百，青花白地滿池嬌鯖、鰉、鯉、鱖、水藻魚罐二百，青花白地江下八俊罐一百，青花白地巴山楚水飛獅罐一百，青花白地水火捧八卦罐一百，青花白地竹葉靈芝團雲鶴穿花花樣龍鳳碗五百九十，青花白地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罐二百四十」。⑥大量青花瓷的供御，說明宮廷需求在此時已經全面轉向。而嘉靖年間的大量遺存，也說明全國各地已經廣泛應用青花瓷。文獻與遺存兩相印證，證明我們有理由將青花瓷成為瓷器主流的時間定在嘉靖朝，也即16世紀初年以後。同時，還應看到青花瓷正是在本土形成主流的同時，迎來了走向全球的契機。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中沒有青花瓷出土的地方，不能表明沒有青花瓷的流傳。按照《中國出土瓷器全集》中今天的行政區劃排列來看，全國有遼寧、內蒙古、黑龍江、浙江、重慶、湖南、甘肅、青海、新疆沒有青花瓷的出土。下面讓我們對此範圍略加分析。首先以浙江為例，萬曆中期因製造青花瓷的回青料已用竭，所以當時以石子青為主要青料，而這一時期的石子青以浙江的出產最為上乘，稱浙料，又稱浙青，產於浙江紹興、金華一帶，其發色青翠。明代萬曆中期至清代，景德鎮官窯青花器均採用此料。根據《明神宗實錄》記載，江西礦稅太監潘相上疏言：「描畫瓷器，須用土青，惟浙青為上，其餘廬陵、永豐、玉山縣所出土青，顏色淺淡，請變價以進，帝從之。」⑦說明至遲在萬曆三十四年官窯已使用浙江青料。因此我們難以想像在依靠浙江青料燒造青花瓷的時期，浙江沒有青花瓷的燒造。果然，考古報告給我們提供了證據。有學者研究表明，明末清初象山、鄞縣有兩處青花窯址，產品以碗為大宗，也有盞和盤；寧波出土的隨葬品以景德鎮民窯產品為主，有小青花蓋罐。⑧這一例子充分說明浙江省瓷器精品沒有編入青花瓷，不等於沒有青花瓷出土。更重要的是，在文獻記載中，嘉靖初年來華葡人的報道中，直接記述了葡人在入居澳門之前，曾在寧波進行瓷器貿易：「另一省叫江西……瓷器只產於這個省。因它靠近寧波，在那裡大量出售，又便宜又好，葡人遂認為瓷器是在寧波本城生產的。」⑨1995年寧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唐國寧寺東塔塔基進行發掘，在唐至元晚期的文物出土中，均未見青花瓷，從明代地層始見青花瓷碗、盤，⑩也是最佳證明。遼寧有明代沉船的報道。在遼寧東溝縣孤山鎮大鹿島發現兩處明代沉船，出土青花瓷器近百件。其中一種碗，腹壁畫人物操琴圖，碗心畫老翁垂釣圖，碗底為行楷「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11)又如黑龍江省，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的地區概述中，已提到了在依蘭、肇源、綏濱等地的明代墓葬中出土過青花瓷器。(12)再以新疆為例。我們知道，在伊朗、土耳其，都保存了大量的明代青花瓷，穿越新疆的傳統陸上絲綢之路在明代沒有完全中斷，只是在海路興盛的背景下，退居了次要位置，萬曆《大明會典》的記錄可以為我們解疑：使臣進貢到京者，每人許買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銅錫湯瓶五個，各色紗羅綾段各十五疋，絹三十疋，三梭綿布、夏布各三十疋，綿花三十斤，花毯二條，紙馬三百張，顏料五斤，果品、沙糖、乾薑各三十斤，藥餌三十斤，烏梅三十斤，皂白礬十斤，不許過多。就館中開市五日，除違禁之物並鞍轡刀箭外，其餘段疋紗羅等項不系黃紫顏色龍鳳花樣者，許官民各色鋪行人等持貨入館，兩平交易。該城兵馬司差人密切關防，及令通事管束，毋得縱容鋪戶、夷人在外私自交易。如有，將違禁等物及通事人等故違者，許各該委官體察，通行拏問。(13)這裡說明從陸路來華的使臣，每人可以購買「青花瓷器五十副」，而當時來自中亞的使團或以使團名義來華的人員眾多，來往頻繁，都是途經今天新疆地區。明夏言《南宮奏稿》記載嘉靖年間西域朝貢貿易之盛云：若今次土魯番則七十五王，天方國則二十七王，而近日續到則五十三王，並而數之，則為百五六十王矣。是前此來朝稱王並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稱王號，查與舊文並無相同。(14)至今在伊朗、土耳其博物館珍藏的大量明代青花瓷是最好的歷史見證。(15)在重慶三峽庫區考古發掘中，2000年重慶萬州區中壩子遺址發現有六朝至隋唐時期的青瓷器，以及明清時期的青花瓷。(16)另外根據學者對窖藏明代年號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窯口的考察，就目前公布的材料來看，在四川省北川、綿陽、三台、廣安、南充、西充、營山、渠縣、彭縣、簡陽、廣元均有發現。(17)因此重慶明代青花瓷的發現是符合分布規律的。青花瓷分布遍及全國的事實說明，在明代嘉靖朝以後，伴隨晚明社會變遷急劇發展，人們的主流審美取向發生了由單色釉向彩色釉主體轉化的趨向，對於青花瓷的社會普遍認同，說明晚明人的審美價值觀念發生了重要變化。雖然青花瓷在元末燒造成熟，但是明初青花瓷並非是最符合中國人傳統審美心理的瓷器品種，世人對於青花瓷有「俗甚」之說，《新增格古要論》的記載印證了至少到天順年間，青花瓷還不能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同。(18)在考古遺址發掘報告中，也有與文獻記載遙相對應的情形。(19)發展到晚明，卻已完全不同，讓我們來看16世紀時人的評價，清楚可見的是從明初的青花五彩「俗甚」到晚明的「貴宣、成」，主要是貴青花，五彩尚在其次，已是眾口一詞。田藝蘅：「大明永樂窯、宣德窯、成化窯皆純白或回青、石青畫之。宣德之貴，今與汝敵，而永樂、成化亦以次重矣」；(20)王世貞：「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21)張應文：「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青花者用蘇浡泥青圖畫龍鳳花鳥蟲魚等形，深厚堆垛可愛，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迥出龍泉、均州之上」；(22)王士性：「本朝以宣、成二窯為佳，宣窯以青花勝，成窯以五彩。宣窯之青，真蘇浡泥青也；成窯時皆用盡，故成不及宣。宣窯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窯用色淺淡，頗成畫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窯皆當時殿中畫院人遣畫也。世廟經醮壇戔亦為世珍。近則多造濫惡之物，惟以制度更變，新詭動人，大抵輕巧最長，古樸盡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窯無是。遍國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車所到，無非饒器也」。(23)適應市場需求，明代景德鎮青花瓷大量生產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單色釉瓷市場的份額，佔據了瓷器的主流地位。嘉靖元年(1522年)景德鎮的人口已達10.2萬人，(24)此後有「四時雷電鎮」之稱，(25)形成「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青花瓷器完全取代了青白單色釉瓷器，成為無論是官窯還是民窯的瓷器生產的主流產品，生產數量龐大，至今遺存眾多。流行了千餘年歷史的龍泉青瓷、越窯青瓷及北方黑瓷、白瓷等單色釉瓷窯，或者不得不停止生產，或者轉向了青花瓷的生產，而至萬曆時大批量生產，由海外市場所激發，東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窯址如雨後春筍般興起，(26)形成了青花瓷遍及全國的實態。這種現象的出現，說明在急劇變遷的晚明社會，人們的觀念已非傳統的舊時觀，求新求異在社會心理中得到普遍認同，以往認為單色瓷優雅，青花五彩「俗甚」的觀念被徹底顛覆，帶有鮮明異文化因素的青花瓷成為人們喜愛的對象。這裡呈現的正是傳統社會文化轉型的一幕，反映出社會文化由單一向多元轉型的明顯態勢。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國市場導向明顯，內部的順時應變，直接參与了世界市場的建構，青花瓷大眾品物質結構的形成與走向世界的大市場原理是遙相吻合的。　(二)全球的空間青花瓷的發展軌跡說明，在文明成長過程中，青花瓷完成了從地方向大一統國家的擴展，其成長不僅是自身的縱向繁衍，還在對域外的橫向傳播中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中華文明得到了域外的認識和交融發展，內部因素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在內外市場環境的互動作用下，最終國際貿易發展成為繁盛的全球網路，青花瓷的展開，見證了世界進入到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置於全球史發展進程中看，16世紀，人類大規模海洋活動的帷幕揭開，世界性新航路的開通，代表了全球融為一體的歷史發展總趨勢。與全國市場的初步形成同步，青花瓷器成為當時國際貿易經營的主要商品之一，數量之大，地區之廣，販運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16世紀白銀是促使全球貿易誕生的重要因素。布羅代爾曾說：「貴金屬涉及全球，使我們登上交換的最高層。」(27)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大的白銀需求國，直接影響了白銀作為國際通用結算方式用於全球貿易。這種國際交換關係，一端聯繫的是中國商品，另一端聯繫的是白銀，形成了市場網路的全球性鏈接，由此青花瓷得以向全球傳播。日本學者三上次男通過對陶瓷傳播的考察，將中世紀東西方文化發展貫穿在一起，他認為「這是連接中世紀東西兩個世界的一條很寬闊的陶瓷紐帶，同時又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樑」。(28)將這一思路延伸，16世紀發展到了近代的大門口，陶瓷這一「寬闊」的「紐帶」，連接的已不僅是「東西兩個世界」，而是一個整體的世界，一部全球史的開端。青花瓷是全球化的表徵之一，青花瓷的全球性傳播，是全球化開端時期的典型個案。16世紀國際市場交易的主要方式是以白銀交換中國商品，這是新時期全球貿易的新特點之一。目前世界各地的收藏和考古發現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外銷世界各地的瓷器主要是青花瓷。當時瓷器國際市場，主要有日本、朝鮮、菲律賓、美洲、東南亞、印度、西亞、非洲與歐洲。從傳播範圍來說，青花瓷達於亞、非、歐、美各地；就從事貿易的商船而言，包括中國船、葡萄牙船、西班牙船、荷蘭船、日本船和東南亞各國船隻。青花瓷從中國本土，從區域走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融為整體的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嘉靖年間，在時空激蕩的大背景下，青花瓷生產進入一枝獨秀的時代，工藝水平和製造規模達到了中國陶瓷史上的高峰。也正是在嘉靖年間，明朝平息倭亂以後，海外政策發生轉變，意味著制度變遷，開啟了兩種海外貿易的新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開海，允許中國商民出洋貿易；一是在廣東澳門開埠，允許外商入華經營海上貿易。雖然經歷了諸多曲折，但是，前者標誌中國海商出洋貿易的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海商集團迅速崛起；後者標誌引進外商經營海上貿易，澳門作為中外貿易的窗口。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開闢了多條海上國際貿易航線：澳門經果阿至里斯本；澳門至日本；澳門經馬尼拉至墨西哥；澳門至東南亞。(29)市場的發展與貨幣的剛性需求，成為青花瓷展開的動力。《東西洋考》記載隆慶開海以後中國船隻分別前往東西洋進行貿易，其中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是瓷器，在東洋方面，突出的是從呂宋(馬尼拉)換回了白銀。(30)而葡萄牙商人也立即抓住日本盛產白銀、中國開放的東西洋貿易中仍禁止與日本貿易，從而開展了繁盛的對日貿易。16世紀開始，以青花瓷為代表的中國瓷器通過海路行銷全世界，成為世界性的商品，這一時期外銷瓷的數量難以統計。葡萄牙人一直獨享著直接向歐洲販運瓷器的高額利潤，其利潤高達100%-200%。(31)依據海外考古發掘報告和遺存狀況，在亞洲，青花瓷主要銷往東亞、西亞和東南亞一帶。(32)而在東南亞國際貿易中，越南的東京、會安，柬埔寨的金邊，暹羅的大城，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爪哇的萬丹，荷蘭佔據後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都有活躍的青花瓷貿易市場。不僅景德鎮窯，而且漳州窯瓷器在日本、越南、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都有大量發現。(33)東南亞各國出土的這一時期的明代青花瓷不勝枚舉，有學者認為菲律賓「有種類多得驚人的十六世紀的青花瓷」。(34)重要的是，航線從菲律賓又延伸到了美洲。16世紀70年代西班牙佔據了菲律賓馬尼拉，馬尼拉成為中國瓷器銷往南美的重要中轉站，新開闢的從中國月港—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墨西哥)—利馬(秘魯)的航線，形成了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隨著這種環太平洋貿易的開展，中國商人將青花瓷運往馬尼拉，青花瓷傳入了美洲。舒爾茨說，新西班牙人稱這種大帆船為「中國之船」(Nao de china)。(35)16—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商船，名Nao，意即大帆船，大的達到千噸以上，小的有幾百噸。1574年，兩艘大帆船從馬尼拉駛往墨西哥，其中載有棉織品11300匹，絲織品712匹和22300件瓷器。(36)由此可見，大帆船裝載貨物清單中，主要是產自中國的各種貨物，並不是單一的絲綢，而在大帆船貿易開始之時，瓷器已經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更好的例證是著名的葡萄牙船「聖卡特琳娜號」。1603年2月25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劫掠了在柔佛口外的葡萄牙船「聖卡特琳娜號」，這艘船達到1500噸，其中裝載了約10萬件青花瓷。這在中外陶瓷界無人不知，但是在同一艘船上，還裝有1200大包中國生絲。根據文獻記載，當駛回荷蘭阿姆斯特丹拍賣時，被整個歐洲的買主搶購一空，「共值225萬多荷盾」。(37)據稱自此阿姆斯特丹加入了歐洲重要的絲綢貿易市場。這一事例說明，在絲綢貿易史上葡萄牙船「聖卡特琳娜號」也是值得大書一筆的。這一例證給我們的啟示是，以往在論述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時候，研究者只談絲綢；而在論及瓷器貿易的時候，研究者又只談瓷器，明顯地忽視了一個基本狀況，那就是古代海上貿易本身並沒有將絲綢和瓷器等商品分得那麼清楚，每艘船上所運輸的商品都不是單一的，往往既有絲綢，又有瓷器，瓷器還往往由於質重而成為必有的壓倉物。因此，我們談海上貿易時特別應注意整體來看待，絲綢之路也就是陶瓷之路，至16世紀，稱絲銀之路或者瓷銀之路可能更為恰當。根據英國學者C. R.博克舍的研究，當時從澳門運出的瓷器，只有上等的才運往歐洲。(38)張天澤則指出亞洲的市場：「儘管找不到任何有關記載，我們仍可以有把握地說：葡萄牙人從中國出口的商品中，只有不大的一部分是運回到他們的祖國去消費的，因為他們完全可以在印度市場上把這些商品賣掉，有利可圖……葡萄牙人只要經營中國與南亞之間的貿易，便可賺取厚利。南亞的物產在中國的售價要比在當地市場上的售價高出好幾倍，反過來也一樣」。(39)從1573年起，大帆船定期地橫跨太平洋，把中國青花瓷通過這一航線帶到了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魯。在這場貿易中，秘魯商人是用從安第斯礦上挖掘的大量白銀來換取中國瓷器。墨西哥人曾記載：「把中國的絲綢和瓷器與秘魯的銀做交易有很大的利潤」。(40)可見當時美洲白銀與中國瓷器的交換是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雙贏結果。在巴西，16世紀初葡萄牙貴族家庭已有使用中國瓷器的。1599年瑪利亞·貢薩爾維斯的家用器皿中，購自印度和馬六甲的3件中國瓷器價值達250瑞斯。到17世紀時，在巴西上層社會家庭已廣泛使用昂貴的中國瓷器，用於裝飾房間，也充當賭注，甚至有時用來作為償付現金使用。在沒收席爾瓦神父(Jose Cerrera da Silva)的貨物時，查出其中瓷器達300餘件之多。(41)有理由認為，當時流行於巴西的中國瓷器當然主要是青花瓷。長期以來，中外學界主要依據文獻資料來研究貿易史，由於西方文獻記載較多，所以造成西方話語的強勢，實際上根據青花瓷的考古發掘和遺存，追溯青花瓷的蹤跡，可以重建貿易史，不僅可以了解全球化開端時期全球貿易的狀況，而且可以了解全球化開端時期人們交往的重要一面，也有助於破解西方話語的強勢，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沉船對於青花瓷貿易史的重建具有特殊意義，迄今發現的所有沉船都在當時的貿易航線上，顯示了貿易的範圍和青花瓷的分布。下面將海外各地發現的16-17世紀載有明代青花瓷的沉船列一簡表：

以上羅列的沉船並不完全，但是足以說明在亞洲、非洲、歐洲、美洲都存在著中國青花瓷的足跡。青花瓷輸出的範圍前所未有得廣闊，青花瓷的市場擴大到了全球。當時不僅是景德鎮的青花瓷外銷，還有福建漳州窯等青花瓷器(被稱為「汕頭器」)的外銷，令人信服地揭示：青花瓷走向全球，是通過貿易實現的。除了沉船，至今還有大量明代青花瓷器散見於亞、非、歐、美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大小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之中，成為中華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上擁有重要一席之地的歷史見證，此不贅述。需要說明的是，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絲綢是中國傳統的大宗輸出商品，但是在16世紀的國際市場上，歐洲與亞洲許多國家都已發展了自己的絲織業，並有外銷，所以需求轉向中國的原材料生絲，在中國當時輸出的絲織品中，生絲已佔有不小比例。就此而言，當時中國獨步世界的商品是青花瓷。青花瓷不僅開創了中國瓷器發展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文明交融的新紀元。文明交流往往是以物質的交流為先導，此時中國青花瓷作為中華文明的載體被大量運往世界幾大洲，標誌著中國風格的全球流行，也標誌著多元文明交融的全球場景的出現。　三、青花瓷的時間符號：紋章瓷與克拉克瓷在進行了以上的空間考察後，讓我們回到時間點，即16世紀。作為青花瓷的特殊品種，紋章瓷出現在16世紀上半葉，而克拉克瓷出現於16世紀下半葉。下面從紋章瓷與克拉克瓷的遺存入手，把視線投入青花瓷最早在歐洲的流傳過程，即文明成長的一個典型例證。青花瓷以時間為序的縱向發展，可見清晰的從特殊到一般，又從一般到特殊的發展歷程。按照從特殊到一般的歸納法，青花瓷的出現，是中國與波斯、伊斯蘭文明交融的產物，相對中國以青白瓷為主流的傳統瓷器，青花瓷是一個帶有外來因素的新品種；這一新品種在元末燒造成熟，到明代永樂、宣德時期一度達到了燒制高峰。但是，青花瓷替代原來的主流瓷器青瓷與白瓷，經歷了百年以上的歷程。這也正是文明成長的歷程。而當明代青花瓷開始向世界展開時，則首先是以中國生產的一種傳統工藝品面貌出現在世界，並獨步世界，成為中華文明的代表，享有世界聲譽。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文明在互動中推陳出新，青花瓷也發生了新變化，產出了特殊品種，這就是紋章瓷和克拉克瓷。依據時間順序，這裡要從葡萄牙人來到東方談起。需要提到的是，談到明代外銷瓷，學界津津樂道的是荷蘭人在17世紀初劫掠了葡萄牙船「聖卡特琳娜號」，將船上滿載的10萬件中國瓷器在歐洲拍賣，引起了轟動效應；卻對早於此前近一個世紀葡萄牙人開中國瓷器西傳之先河的事迹敘述不多，相關研究成果也要少得多。這方面應該對葡萄牙學者的研究給以特別關注。葡萄牙檔案里提到中國瓷器，最早是在1499年。(55)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 Gama)於1498年抵達印度卡利卡特，那裡就是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當地的國王贈給他「一個裝有50袋麝香的瓷罐，六個像飲酒用的大口杯一樣的大瓷碗……還有六個深腹的瓷壺，每個可以容納15升水」。(56)回國時，他帶回了東方物產，並將一些瓷器呈獻給唐·曼努埃爾一世國王(D. ManuelⅠ，1495-1521年)。這說明早在15世紀末，葡萄牙人到達印度以後，就對中國瓷器產生了興趣，並將瓷器帶回葡萄牙，獻給了國王。16世紀初葡萄牙人佔據了馬六甲以後，最早於1513年到達中國海岸。(57)葡人幾乎立即開始採購中國瓷器，展開初期的瓷器貿易活動。現存有到達中國海岸的阿爾瓦雷斯定製的紋章瓷，可以見證這一點。從那時起，直到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並劫掠了葡船上的中國瓷器到阿姆斯特丹拍賣，參與到瓷器貿易中，經歷了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葡萄牙人先在廣東、福建、浙江沿海地區從事大量走私貿易活動，後來發展到與中國官方談判，開展合法的海上貿易，並於16世紀中葉取得明朝地方官員的允許入居澳門。(58)澳門文德泉主教《中葡貿易中的瓷器》一文，(59)對於葡萄牙的瓷器貿易有詳細論述。他指出：「一五五七年在澳門建立據點以前，葡國人在許多中國港口建立了貿易站：寧波、泉州、浪白澳及上川。」「由於當時對瓷器的需求十分大，於是一五二二年里斯本港規定船的運貨量的三分之一可以是瓷器，這意味著有大量的瓷器流入」，他說明從1513-1522年瓷器貿易迅速增長的事實，也說明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中葡瓷器貿易一直在進行。根據一份文獻，他認為除了絲綢，是瓷器將葡國人吸引到了中國：「這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據說在此可以得到各種食物以及所有在西班牙可見到的水果。這裡有許多金、銀及其他各種金屬礦藏，這裡還盛產絲綢，可以織出許多精美的綢緞，還有漂亮的瓷器。」依據海外青花瓷的遺存，明代外銷青花瓷具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與國內流行造型和紋飾完全一樣的製品，另一種則是為了外銷的特殊需求而專門生產或訂製的產品。以青花瓷發展史為主線，16世紀明代青花瓷的展開，從時間上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中國傳統青花瓷——紋章瓷——克拉克瓷。後面兩個品種代表一種新的市場取向。如果說紋章瓷是歐洲王室、貴族或宗教的權威的標誌，是社會地位的標誌，那麼發展到克拉克瓷的階段，則表明大批量生產是為了滿足社會各階層，也就是進入了青花瓷的平民化階段。從貴重奢侈品——裝飾陳列品——日常生活用品，在青花瓷的這一展開過程中，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了，社會變遷也同步發生了。葡萄牙人在1511年佔據了馬六甲以後，就與中國商人發生了直接聯繫。作為歐洲的第一個使團，葡使來華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時任廣東按察司僉事署海道事的顧應祥，在他所著的《靜虛齋惜陰錄》中詳記使臣之事，其中明確記載「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60)而其後「許通市」的海道副使汪柏，也是浮梁人，《浮梁縣誌》有傳。(61)這些事實說明葡人來華和入居澳門前後，已有可能與江西景德鎮發生某種程度的關聯。而葡人來華的主要目的是貿易，瓷器貿易在其中佔有重要位置，江西景德鎮無疑成為澳門海上貿易發展的源泉。在葡人到來以後，景德鎮誕生了新的青花瓷外銷品種：紋章瓷和克拉克瓷。傳統青花瓷與在中國遍及各地的青花瓷別無二致，首先外銷的青花瓷就是這種供給國內市場的青花瓷，此不贅述。將新品種紋章瓷、克拉克瓷聯繫在一起考慮，可以使青花瓷的展開有一個敘事結構。紋章瓷在中國本土基本沒有發現，主要是訂製外銷，這種特殊的紋章瓷代表著青花瓷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下面專門探討一下。　　(一)紋章瓷紋章是歐洲古老的一種標誌性圖案，歐洲紋章始於約12世紀的戰場，為識別全身盔甲的敵我，作戰雙方各自在所持盾牌上繪製紋章以示區別，後廣泛流行並被裝飾於各類器物上，作為王室、貴族、軍隊、宗教團體及個人的標誌。在青花瓷器上繪上歐洲紋章，始於16世紀葡萄牙人的訂製。中國學者對於早期紋章瓷的研究幾乎是空白的，其原因是歷史文獻的缺失，加之中國本土實物的匱乏，以致對紋章瓷的研究一直是以清代以後的粉彩紋章瓷為主，這當然也與英國學者紋章瓷權威專著的關注點有關。但是，畢竟早期紋章瓷均為青花紋章瓷，這是由葡萄牙人首先訂製生產的青花瓷譜系中的新品種。英國學者萊斯特曾說：「紋章一直都是位高權重者和家財萬貫者的寵兒。作為一種血統標誌的記錄，紋章成了貴族象徵系統中一個錯綜複雜的支系。然而紋章的使用權並非為貴族所獨享，它還可作為宗教、城市和職業的標誌。在大航海時期，使用紋章這一風尚經由航船，載往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最終在各個國家中形成了不同樣式的紋章」。(62)葡萄牙歷史學家認為：「製作紋章這種時髦裝飾」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從外國傳入葡萄牙併流行起來的」。值得注意的是，正當這個時候葡萄牙發生了這樣一幕場景：「貴族恢復了自己的經濟力量，隨之也恢復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在新的經濟中，貴族們成了首富，他們經常出入王宮，從國王那兒輕而易舉地得到了俸祿、地租、官職和合夥經營海外貿易這種發財的便利條件」；(63)從1500年起，在海外的「艦隊隊長」，不再是「過去在海上漂泊的老水手」，而是「爭名奪利的大貴族」。(64)在葡萄牙，曾試圖以紋章來區分階層。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規定紋章只給有頭銜的人使用。而在15世紀早期，葡萄牙國王若奧一世就效仿西班牙任命了紋章主官，1495年，葡萄牙紋章法規定紋章必須進行註冊。(65)由此，我們了解到葡萄牙海外貴族階層群體的形成，正是葡萄牙人來到東方與中國商人直接接觸後不久就開始在瓷器貿易中定製紋章瓷的背景。葡萄牙海外體制通過紋章來彰顯那些佩戴者的顯赫地位，也正因為如此，通過紋章圖案明確身份和地位的願望，在葡萄牙各個階層中普遍存在著，葡萄牙貴族試圖在一切事物上留下他們權威的印記。中國紋章瓷未輸入前，歐洲已有在陶器上繪製紋章的習俗，中國最早繪有歐洲王室的紋章瓷是葡萄牙人定製的，葡萄牙里斯本梅德羅斯與阿爾梅達基金會存有一件執壺，是最早的紋章瓷之一，上面繪有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渾天儀徽章圖案。(66)這表明16世紀初葡人來華不久，就訂製了帶有鮮明西方特徵的紋章瓷。紋章瓷絕大多數訂製於中國景德鎮。葡萄牙來華尚未建立正常貿易關係之時，已經開始了瓷器貿易，最早在馬六甲向到那裡去的中國商人訂購，後來直接在中國的舟山雙嶼港、福建漳州等沿海地區活動，通過走私貿易訂購；1557年入居澳門以後，可以直接從廣州訂購。早期青花紋章瓷融匯了中、葡兩國的裝飾元素，成為景德鎮青花瓷的一個新的分支，標誌著青花瓷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雖然依據葡萄牙學者迪亞士的紋章瓷專著，(67)還不足以作量化分析，但是他所收集的世界各地遺存的紋章瓷，彌足珍貴，使我們可以探討青花瓷社會功能與進行分類的初步研究。通過對於迪亞士書中紋章瓷器的比對，我們認為16世紀前半葉誕生的紋章瓷大致可分為幾種類型：以曼努埃爾渾天儀為第一種類型；葡萄牙王室紋章是第二種類型；基督或耶穌會標誌是第三種類型；人名或徽章可以作為第四種類型；繪有銘文的為第五種類型；混合以上兩項或三項的可以作為第六種類型。現略舉例於下：第一種類型：執壺，被認為是最早的中國紋章瓷，上面繪有逝世於1521年的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渾天儀圖案。葡萄牙學者考訂它的定製年代在明朝正德年間(1506-1521年)，現收藏於里斯本梅德羅斯和阿爾梅達基金會。(68)第二種類型：水壺，無把，上繪有一倒置的葡萄牙王室紋章。現藏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年代也被認為是正德時期。(69)第三種類型：水罐，上面繪有耶穌會的紋章標誌，年代大約在萬曆1610-1630年年間，現藏於里斯本阿那斯達秀·岡薩爾維斯博物館。(70)上述部分已分析了明青花瓷的社會功能，涉及明代人的審美觀念與欣賞習慣，說明晚明相對明初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青花瓷影響社會環境，同時也受社會環境的影響。這一點在歐洲葡萄牙也同樣表現得非常清楚。紋章象徵的是社會身份，代表了某種社會認同，傳播的是社會身份感。16世紀青花紋章瓷上反映了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水乳交融的結合，例如葡萄牙王室的印記，曼努埃爾一世的渾天儀、基督的十字架和耶穌會的標記，渾天儀作為葡萄牙曼努埃爾一世國王的私人紋章，象徵著葡萄牙國王的威望；葡萄牙王室的紋章，代表葡萄牙王國；而十字架則標誌基督的無所不在，是基督教權威的符號象徵。在葡萄牙，所有這些都是「帶有確立帝國威嚴的標誌」，無疑，紋章瓷在這裡反映的是政治意義，更明確地說，作為葡萄牙社會等級的一種直觀的表現形式，青花瓷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意義，而且本身就具有政治、社會、文化的多重意涵。這種種紋章，構成青花瓷上的西方標記，也印證了青花瓷的政治、社會、文化意義交織在一起。青花瓷的展開不僅遵循了經濟的社會的規律，而且遵循了文明發展的邏輯。　(二)克拉克瓷如果說16世紀初葡人來華不久，就訂製了帶有鮮明西方特徵的紋章瓷，那麼享譽歐美的克拉克瓷則出現在稍晚的16世紀下半葉。具體而言，是在大約16世紀70年代出現。克拉克瓷是16世紀後半葉出現的典型的外銷瓷品種，是明末清初景德鎮民窯專為外銷而燒制的新品種。葡萄牙人最早將這種瓷器運往歐洲。所謂「克拉克瓷」，其名稱來歷是1603年荷蘭人搶掠了葡船「聖卡特琳娜號」，此船裝載中國瓷器10萬多件。(71)這批瓷器被運往阿姆斯特丹拍賣，轟動了整個歐洲。克拉克瓷的名稱，一般認為是來自葡萄牙船Carrack的譯音，Kraak是其荷蘭文的拼法。當時，荷蘭人對葡萄牙遠航東方的貨船稱作「克拉克」(carrack)，因而，在歐洲拍賣的這批中國瓷器被稱為「克拉克瓷」。從此，克拉克瓷名揚世界。克拉克瓷在裝飾上的特點是普遍帶有多層次的開光，後來在陶瓷史上把16世紀末至17世紀生產的具有這類特點的外銷青花瓷稱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在澳門與歐洲有大量的發現，主要由江西景德鎮、福建漳州、平和、泉州、德化等地生產。根據考古發現與學者研究，大量克拉克瓷器製作於晚明到清初。有學者以葡人在1557年入居澳門的時間，作為克拉克瓷的開始燒造時間，似乎證據不足，二者之間沒有見到有直接聯繫的資料。1995年初，在澳門崗頂原聖奧斯定修院的工地上，發現一口古井，內藏多件完整的瓷碟，而在工地的四周，有大量明末清初時期的出口瓷碎片，部分可復原度大。經專家鑒定，該批瓷片大部分是明萬曆年間(1573-1620年)製成，屬加櫓瓷(或稱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一類。(72)這批克拉克瓷片，部分已修復，現藏澳門博物館。2011年揭幕的澳門北灣瓷器展覽，展示了大量在澳門北灣發現的青花瓷殘片，是澳門作為16世紀青花瓷外銷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西傳源頭的歷史見證，其中，有大量克拉克瓷，主要是景德鎮的產品。2003年，「萬曆號」的殘骸在離西馬來西亞海岸6英里的水下被瑞典人史坦(Sten Sjestrand)發現。這艘沉船包括了10噸的破碎瓷器，完好的瓷器只有幾千件。船上的瓷器以青花瓷器為主，而這些青花瓷器主要是「克拉克瓷」，這表明歐洲應該是最終目的地。關於克拉克瓷生產的起始時間，現在沒有確切的證據，很難說是始於何時。在江西廣昌的萬曆元年(1573年)墓葬出土的開光青花瓷盤，已被確認為在中國本土發現最早的克拉克瓷。(73)而克拉克瓷研究專家裡納爾迪根據紋飾分析，將隆慶(1567-1572年)年款的盤子定為克拉克瓷盤的前身，並據此認定克拉克瓷生產不會早於隆慶初。(74)這種說法實際上說明，不能完全排除隆慶以前沒有，而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生產是於隆慶時。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稱「克拉克瓷是我國首次外銷到歐洲的青花瓷」的說法，是有問題的。綜上所述，外銷之前，青花瓷已在中國本土佔據了主流地位，因此葡萄牙人開始的瓷器貿易，幾乎沒有選擇，一定會是以青花瓷為主的。在上川島發現的瓷器碎片，反映出當時的瓷器還沒有克拉克瓷的特徵。(75)由此可知，雖然葡萄牙人在16世紀初到達中國沿海活動之初，就開始了瓷器貿易，但在16世紀上半葉，還沒有形成克拉克瓷這種新型的外銷瓷。世界眾多國家的博物館與私人都收藏有萬曆克拉克瓷，印證了發展到萬曆時，青花瓷名揚天下。大批量生產的克拉克瓷的傳播，形成了全球市場效應。在葡萄牙的桑托斯宮(Santos palace)有一個令人驚奇的「瓷器屋頂」，天花板上覆蓋著260餘件青花瓷盤，大多是由16-17世紀上半葉的克拉克瓷盤組成。自1501年起那裡曾是葡萄牙國王的住所，1589年以後屬於蘭卡斯特雷(Lancastre)家族所有。這個青花瓷裝飾的屋頂是17世紀後25年建造的，上面的瓷器曾是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收藏品。國王於1521年去世，作為收藏愛好者，蘭卡斯特雷家族收藏了這些藏品。瓷器史專家約翰·卡斯維爾指出：「桑托斯宮的收藏提供了一個從16世紀以後到達葡萄牙的令人驚奇的瓷器目錄。」(76)我們知道，有關17世紀克拉克瓷器的數據非常豐富，荷蘭東印度公司保存的記錄提供了克拉克瓷器貿易的詳細信息。然而，有關16世紀克拉克瓷的文獻資料不多，實物遺存是彌足珍貴的「檔案」。事實上，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前後，以明代青花瓷為主的瓷器貿易已經開端。1580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街上已有6家出售中國瓷器的商店。當時，那是一條里斯本最時髦的新商賈大街(Rua Nova dos Mercadors)。這意味著早在16世紀80年代，也就是葡萄牙人將中國瓷器率先輸入歐洲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在葡萄牙本土，青花瓷從上層社會奢侈品向平常百姓日常生活品的轉換過程已在進行之中。應該特別提到的是，在紋章瓷的階段，當時的青花瓷在歐洲是只有貴族才消費得起的奢侈品，發展到克拉克瓷，標誌青花瓷外銷進入又一新的發展階段，即大批量、成規模的生產階段。這是與海外市場的需求掛鉤的，有需求才有供給，青花瓷由此擁有了更大的市場。里斯本的阿納斯塔西奧·貢薩爾維斯博物館，收藏有379件主要是16-17世紀的中國青花外銷瓷，這些精美的瓷器是葡萄牙中西瓷器貿易和消費的歷史見證。中國克拉克瓷器大批進入歐洲，在歐洲民眾間流傳，乃至發生了取代其他質料與紋飾的器具，最終成為「全民餐具」，形成了整個社會的時尚。就此而言，如果說紋章瓷主要體現的是政治意義，克拉克瓷所主要體現的正是青花瓷的社會與文化意義。這與青花瓷在中國本土的發展進程是完全一致的。重要的是，歐洲餐桌上的「革命」就這樣悄然開始了，而歐洲的中國風也由此開端。重新認識中國本土知識的價值，使我們不能不關注青花瓷崛起的歷程。明代青花瓷崛起為中外社會時尚，經歷了三部曲：首先是在中國本土上層文化與世俗文化交融的完成，推動青花瓷形成中國瓷器的主流；其次是中國本土形成主流的青花瓷走向世界的過程，再次是中國青花瓷形成了中外文明會通的過程。具體說來，在中國本土：從「俗甚」到「貴宣、成」，完成了一個由俗到雅、雅俗共賞的過程；在葡萄牙社會：從紋章到日用，完成的是從奇到常、普遍認知的過程。這一過程此後在整個歐洲和世界重演，形成中外文明會通的過程，反映了文明成長的進程。(77)　四、文明的成長：新技術與知識的融通從歷史上看，16世紀是中西開始直接交往的世紀，隨中西直接交往發生的，是西傳歐洲的享譽世界的瓷器交流。將青花瓷最早傳入歐洲的，是16世紀率先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人。16世紀以青花瓷為載體的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出現在歐洲和美洲人們的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銀器、陶器和木器，這種事實本身就是史無前例的一場文明交流的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知識與技術的傳遞與融通匯聚於其中。青花瓷是文明的載體和表達意義的符號。體現在器物上的，具有政治、社會、文化的多元豐富內涵。例如在克拉克瓷上繪有的竹、梅，被賦予了道德的含義，成為理想的符號和象徵，與中國士人「高風亮節」、「剛正不阿」等令人崇敬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觀有著聯繫；又如在克拉克瓷上典型的鹿紋裝飾，鹿是「祿」的諧音，寓意是「步步高升」，成為生活取向的符號和象徵，這些圖案不僅在紋章瓷上，而且在克拉克瓷上多有表現，傳遞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信息。迄今為止，中國學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日本、安南、暹羅的大量仿製活動，也了解青花瓷傳入歐洲後，促使義大利佛羅倫薩、荷蘭德爾夫特等地區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歷程，更清楚地知道歐洲直至1710年德國邁森成功研製出瓷器，那是在青花瓷外銷歐洲近200年以後的事了。但是，對於率先將青花瓷傳入歐洲，開啟了中國風的葡萄牙於17世紀初已產生了青花彩陶規模生產的事實，卻鮮為了解。至今不能確定的是，克拉克瓷在葡萄牙首先仿造的確切時間。但根據里賈納·卡拉哈爾的研究，無論如何可能在16世紀末已經仿造出一種彩陶器。因為有不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在1619年中國風格的瓷器仿造工業已經建立在里斯本，而且已有充足數量的產品去滿足國內外市場。他指出，1619年菲利普三世訪問里斯本時期，大量的拱門沿著里斯本的道路建立了起來，其中之一是由陶工裝飾的。拉萬尼亞描述這個拱門繪有一個陶工，他左手持一個陶輪，右手握一件在里斯本仿造的中國瓷器。靠近這個人物的地方，寫有這樣一首短詩：在這裡，崇高的君主統治者，給你們提供來自國外的藝術，這是在盧西塔尼亞王國生產的，也就是之前來自中國的貴重賣品。在同一拱門上，另外一幅畫顯示出一個港口圖景，那裡正從印度回來的一艘克拉克船上卸載東方瓷器；同時，本地生產的瓷器，拉萬尼亞稱作「我們的瓷器」，正裝上外國船隻，那些船隻將裝載這些瓷器駛往外國。(78)依據里賈納·卡拉哈爾的研究，葡萄牙仿製中國青花瓷的這個事實，已被在荷蘭發掘的帶有中國風格的葡萄牙彩陶碎片所證實。似乎已經沒有疑問，整個17世紀，葡萄牙靠近或者就在里斯本的窯址中生產帶有中國影響的彩陶。中國風格對於葡萄牙彩陶工業的影響，從16世紀末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里賈納·卡拉哈爾將葡萄牙仿製中國克拉克瓷的彩陶畫風格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17世紀早期，首先是模仿中國克拉克瓷原件的圖案製作。第二階段是在17世紀中的第一個四分之一時，畫風已是中國和葡萄牙裝飾元素的混合物。第三階段是在17世紀下半葉，有了更多葡萄牙本土風格的圖景。(79)筆者認為，第一階段葡萄牙彩陶器與收藏於葡萄牙阿納斯塔西奧·貢薩爾維斯博物館的中國青花瓷器相比較，仿造關係清晰可見，在彩陶盤的中心，都是中國青花瓷常見的鹿紋；而第二階段的彩陶器，里賈納·卡拉哈爾認為有明顯的中葡元素的融合，在筆者來看，已經有了更多的葡萄牙裝飾因素，在盤的中心，出現的是西方紋章中常見的獅子，姿勢是「單腿站立前躍式」，(80)顯示出紋章與克拉克瓷特徵的交融；到了第三階段，則凸顯了葡萄牙風格。將這個階段的彩陶器，與澳門博物館藏澳門聖奧斯定修院遺址出土萬曆青花開光花果紋碗碗心的鳥類紋飾相比較，差異很大，可見葡萄牙人已經將仿造的中國瓷器圖案本土化了。然而，儘管彩陶盤的中心圖像已完全西方化，邊沿圖繪也與中國青花瓷傳統紋飾大相徑庭，但是整體仍保留著克拉克瓷的特徵，即開光形式。青花瓷大量輸入葡萄牙，以藍白釉彩和精美設計而大受歡迎。葡萄牙手工藝人開始模仿異國情調的花草、動物等來裝飾陶器，並仿照青花瓷施以鈷藍色。青花瓷不僅改變了那裡人們的物質生活習慣，而且里斯本仿製陶器的成功，使得以往只有王室貴族上層社會才能擁有的青花瓷器，在經過陶瓷業大量仿製後，成為一般民眾的日常用品。這些陶器外觀上與中國青花瓷相近，但是價格低廉，使中國青花瓷的影響普及到歐洲更多家庭。在葡萄牙學者迪亞士的紋章瓷專著中，收錄了里斯本製造的兩件紋章陶器，頗具典型。一件是盤，是典型的克拉克瓷開光裝飾圖案，繪有花卉和兔子，在底部寫有「PAS」，說明是屬於帕斯家庭；還有一件私人收藏的盤，上面繪滿人物、兔子，在底部寫有「ALBUQUERQUE」，即阿爾布克爾克。這兩件完全仿造明代嘉、萬年間青花瓷的青花陶器，是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葡萄牙人和猶太人街區考古發掘中發現的，製作年代是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81)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荷蘭人之前近一個世紀已率先將中國青花瓷器傳入歐洲，並且似乎也率先仿造了彩陶，17世紀初里斯本已經形成了規模生產，輸出到其他地方，這是應該進一步加以探討的。商品生產求多求快和適應市場需求的規律，決定了葡萄牙在17世紀仿製青花瓷的彩陶成規模的生產。雖然造型和裝飾越來越西方化，但是表現出一種新的裝飾風格，是源自中國青花瓷。於是，我們看到了主體是中國式的中國、伊斯蘭、西歐的裝飾混合體。發展到此，青花瓷(陶)已具有多元的色彩，中華文明與印度的佛教文明、中亞和西亞的伊斯蘭教文明、葡萄牙的基督教文明相互融合，盡顯其上。從一系列受到互動影響的中國瓷器和葡萄牙陶器上，我們可以看到16世紀中歐直接貿易的深遠意義。上文依據出土數據，將青花瓷形成主流的時間定於嘉靖年間。葡萄牙人來華以後，開展了大量瓷器貿易活動，主要進行的是青花瓷的外銷。於是，不僅中國景德鎮外銷瓷出現了創新品種紋章瓷和克拉克瓷，而且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現了仿造的彩陶製品。陶瓷器是重塑中葡關係的重要實物，雄辯地說明早期中西關係的建立，不僅只是充滿了戰爭的衝突，而且還有文明的交融。葡萄牙里斯本的陶器是中葡陶瓷交流的結晶，構成歐洲中國風的起源之一，這是全球化開端時期中外文明交融會通的典型範例。16世紀以來，中國明代青花陶瓷藝術外銷到世界各地，逐步為全球所認識。當時歐洲的陶瓷業相對落後，青花瓷一經輸入，即為歐洲社會所青睞，不僅葡萄牙有仿造，而且在西班牙乃至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也有仿造活動。根據學者研究，西班牙的塔拉維拉(Talavera)制陶受中國青花瓷的影響也很典型，塔拉維拉制陶業在一些款式和裝飾藝術上直接吸收了明代青花瓷的藝術特點和造型。傳教士在1550-1560年把塔拉維拉陶瓷製造技術引入墨西哥，並最先被普埃布拉(Puebla，現墨西哥中東部州)陶藝人所接受，其陶瓷產品不僅深受中世紀西班牙摩爾人的影響，在產品的裝飾和色彩方面又受中國傳統陶瓷對西班牙的影響，其色彩主要為白底，綠或藍色裝飾，用獨具特色的自然風景以及鳥類、鹿、鴨子、兔等加以裝飾，具有明顯的明代青花瓷的特徵。17世紀是墨西哥制陶業的輝煌時期，具有青花特色的普埃布拉—塔拉維拉陶瓷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地。(82)還需要提到的，是關於葡萄牙幾乎隨處可見的藍白青花瓷磚。根據葡萄牙美術史家的研究，葡萄牙青花瓷磚藝術的來源有三：一是由阿拉伯人引入說，「在伊比利亞具有悠久傳統」；一是自西班牙輸入說，「幾乎大多數是從安達盧西亞輸入的」；還有一種是來自荷蘭，「整個17世紀，大量的荷蘭瓷磚畫不斷進入葡萄牙」。(83)顯然，對於中國青花瓷器直接輸入的影響考慮不足。中國青花瓷在元末燒造成熟以後，明初青花瓷並沒有形成瓷器生產的主流，到嘉靖以後形成主流，經歷了本土普遍化以後的青花瓷，接著就是外傳。在16-17世紀上半葉，幾乎所有的外銷瓷都是青花瓷。如果說葡萄牙青花瓷磚與這一時期大量進口中國青花瓷沒有聯繫，則難以解釋此前青花瓷磚為什麼沒有盛行，而獨在此時如此盛行；再者這一時期的紋章瓷和克拉克瓷幾乎全部是青花瓷，而這兩種青花瓷新品種，前者由於葡萄牙人的定製而誕生，後者的大批量生產，首先出自葡萄牙的需求，就是名稱也來自葡萄牙船隻，足以說明青花瓷出現變異新品種，與葡萄牙有著直接關係。第三，17世紀荷蘭代爾夫特成功仿製、生產出白釉藍彩陶器，也是在葡萄牙率先輸出青花瓷幾乎一個世紀以後，荷蘭參與了大規模青花瓷貿易的結果。更何況葡萄牙里斯本在17世紀初已經開始成規模地生產青花彩陶。實際上，葡萄牙學者的主要關注視角「航海發現的進程」的「反饋影響」，也涉及這一問題：「至於那些保存下來的或是可以從神像畫上考證出來的陶器，則首先表現出葡萄牙同非洲和中國的葡屬領地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經過瓦斯科·達·伽馬到達印度之後，在葡萄牙十分流行，後來又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十分流行。一些諸如容器與細嘴水壺之類的用品的製造增加了，家用的象牙器皿也增加了，中國的瓷器也增加了，航海發現的進程使得『反饋影響』日益普及。這表現在『瓷磚鋪蓋』地面以及成片的瓷磚貼面上」。(84)明乎此，那麼葡萄牙青花瓷磚的盛行，藍白二色瓷磚畫在葡萄牙17世紀末18世紀初長期佔主導地位，在時間上與16世紀青花瓷風行全球的歷史現象自然擺脫不了干係。當然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開展。　五、結語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在論述16世紀世界歷史時，主要論述的是西方航海擴張的功績，晚明中國則往往被貶為保守和落後的代稱。這樣的世界史，並不是歷史的真實。古代中國擁有歷史悠久而又連續不斷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16世紀，當全球化開端之時，中華文明並沒有顯現出弱勢，更沒有被排擠到邊緣，而是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為了重拾文化自信，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那段歷史，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以青花瓷的展開為例。16世紀以後，從本土到全球，明代青花瓷是在時空巨變下展開的，換言之，16世紀成為一個青花瓷符號流動的世界，青花瓷出現在歐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各地人們的家庭與餐桌上，這種事實本身就是一場文明交流的革命。青花瓷代表了一種全球化語境下的文明流播，知識的擴散、技術的轉移蘊含在其中，不僅向全球展現了中國輝煌的制瓷技術，還展示了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明。更重要的是，獨步世界的中國青花瓷發展歷程告訴我們，文明是怎樣成長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與火的洗禮和文明的衝突，也有著文明的融通與交織成長，從而構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就此而言，明代前所未有擴大發展的海上貿易應該重新評價，明代前所未有擴大發展的制瓷業也應該重新審視。作為中國青花瓷展開的直接後果，後來歐洲陶瓷生產成為工業革命的一項規模龐大的產業，奠基於16世紀時空巨變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全球性文明交融，應該是不言而喻的。此文承蒙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在此深致謝忱。　注釋：①柯律格：《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黃曉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頁。②主要有陳萬里：《三件永樂年款的青花瓷器》，《故宮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馮先銘：《青花瓷器的起源和發展》，《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葉文程：《中國古代外銷瓷研究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哈里·迦納：《東方的青花瓷器》，葉文程、羅立華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胡雁溪編著：《明代民窯青花瓷大觀》，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年；江建新：《談景德鎮明御廠故址出土的宣德瓷器》，《文物》1995年第12期；王健華：《明初青花瓷發展的原因及特點》，《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1期；栗建安：《從水下考古的發現看福建古代瓷器的外銷》，《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劉新園等：《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5期；劉新園等：《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12期；劉洋：《明代青花瓷的外銷》，碩士學位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5年；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3vols, London: Sotheby"s Pub., 1986; Duncan Macintosh,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London: Bamboo Pub. Ltd., 1986; John Esten, ed., Blue and White China: Origins, Western Influrences, Boston: Little, Borwn and Co., 1987; Nuno de Castro, 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Heraldry of the Empire, Oporto: Civilizaāo, 1988;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Ltd., 1989;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③16世紀以前，瓷器在歐洲屬於罕見的物品，參見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Porcelain in Medieval Europe," Medieval Archaeology, vol. 16,1973, pp. 63-78.研究17世紀以後瓷器的主要有：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en: Brill, 1954; C. J. A. 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馮先銘、馮小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李金明：《明清時期中國瓷器文化在歐洲的傳播與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中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第276—296頁，等等。④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新視角》，《河北學刊》2004年第2期。⑤劉新園等：《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5期。⑥乾隆《浮梁縣誌》卷5《物產志·陶政》，江西省圖書館油印本，1960年，第9頁。⑦《明神宗實錄》卷419，萬曆三十四年三月乙亥，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7927頁。⑧林士民、李軍：《浙江寧波出土明代青花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278頁。⑨C. R.博克舍編註：《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5頁。⑩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寧波唐國寧寺東塔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7年第1期。(11)王連春：《遼寧大鹿島發現明代沉船》，《中國文物報》1990年4月12日，第1版。(12)陳雍等：《天津遼寧吉林黑龍江地區出土瓷器概述》ⅲ—ⅳ，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2》，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黑龍江省文物管理局：《黑龍江考古五十年》，《新中國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13)萬曆《大明會典》卷112《禮部七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595頁。(14)夏言：《南宮奏稿》卷4《夷情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29冊，第517頁。(15)J. A. Pope，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Second Edition，Sotheby Parke Bernet，London and New Jersey，1981；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16)鄒後曦、楊曉剛報道，見柳定祥主編：《中國三峽建設年鑒2001》，宜昌：中國三峽建設年鑒社，2001年。(17)何志國：《試論窖藏明代年號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窯口》，《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18)曹昭撰，王佐校增《新增格古要論》卷7《古饒器》：「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7年，下冊，第25頁)曹昭《格古要論》成書於洪武二十年(1387)，王佐《新增格古要論》書成於天順三年(1459)，此段沒有新增文字，系據曹昭舊本。(19)劉新園等：《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5期。(20)田藝蘅：《留青日札》卷6《留留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下冊，第1274—1275頁。(21)王世貞：《觚不觚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17頁。(22)張應文：《清秘藏》卷上，《美術叢書》初集第八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6年，第198—199頁。(23)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3—84頁。(24)乾隆《浮梁縣誌》卷5上。(25)王世懋：《二酉委譚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14頁。(26)特別是福建漳州窯，有大量的出口青花瓷，主要見福建省博物館編：《漳州窯：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7)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92頁。(28)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錫經、高喜美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47頁。(29)參見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81—282頁。(30)張燮《東西洋考》卷7《餉稅考》：「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澳，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2頁)(31)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59, p.181.(32)朱莉葉·艾莫森：《中國外銷瓷的標誌——青花瓷及其對亞洲的影響》，《南方文物》2000年第4期；青柳洋子：《東南亞發掘的中國外銷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33)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窯貿易》，張玉潔譯，《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34)J. M.艾迪斯：《在菲律賓出土的中國陶瓷》，曹今予譯，《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1輯，1981年。(35)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1959, p.32.(36)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27.(37)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Danish Science Press, 1958, pp. 112-113(38)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pp 181-182.(39)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第66—67頁。(40)向玉婷：《秘魯收藏的中國外銷瓷及其影響研究》，《收藏家》2009年第7期。(41)羅榮渠：《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歷史聯繫》，《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42)Laura Valerrie Esterhusizen, "History Written in Porcelain Sherds-The San Joao and San Bento-Two 16[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TAOCI, no. 2,2001.(43)Sten Sjostrand, "The Xuande Wreck Ceramics," Oriental Art, vol. 43, no. 2, 1997.(44)Laura Valerrie Esterhusizen, "History Written in Porcelain Sherds-The San Joao and San Bento-Two 16[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45)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西班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46)吳春明：《環中國海沉船》，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290頁。(47)C. R.奎爾馬茲：《從北美太平洋沿岸發掘的中國瓷器》，郝鎮華譯，《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1983年第3輯。(48)Jean Paul Desroches and Albert Giordan, eds., The Treasure of San Diego, Paris: AFAA and ELF, 1996.(49)吳春明：《環中國海沉船》，第319頁。(50)吳春明：《環中國海沉船》，第40-41頁。(51)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 Museum, 1982.(52)黃時鑒先生在介紹20世紀80年代荷蘭人哈契爾在南中國海打撈沉船時提到：「在哈契爾以前，從70年代末起，已對兩艘沉船進行打撈：一艘是『維特·利烏號』(Witte Leeuw)，1613年沉於聖海倫娜港(St. Helena)；另一艘是『班達號』(Banda)，1615年沉於模里西斯(Mauritius)海岸」。見《從海底射出的中國瓷器之光——哈契爾的兩次打撈沉船業績》，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477頁。前船一般譯為「白獅號」。(53)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54)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55)Maria Antonia Pinto de Matos, "The Portuguese Trade," Oriental Art, vol. 45, no. 1, 1999, p. 22.(56)Gaspar Correa, Lendas da India,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1858, vol. 1, pp. 100-101.(57)Luis Keil, Jorge A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ês que foi à China(1513),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0, p. 28.(58)參見萬明：《明朝對澳門政策的確定》，《中西初識》(《中外關係史論叢》第6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15頁。(59)文德泉：《中葡貿易中的瓷器》，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207—215頁。(60)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12《雜論三》，明嘉靖刻本；萬明：《明代中葡兩國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2期。(61)鄭舜功：《日本一鑒窮河話海》卷6，1939年據舊鈔本影印，下冊，第4頁；道光《浮梁縣誌》卷13《汪柏傳》，道光三年刻本十二年補刻本，第39—40頁。關於汪柏涉及澳門史事，參見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第4章《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77—92頁。(62)斯萊特：《紋章插圖百科》，王心潔等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3頁。(63)J. H.薩拉伊瓦：《葡萄牙簡史》，李均報、王全禮譯，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34頁。(64)J. H薩拉伊瓦：《葡萄牙簡史》，第139頁。(65)斯萊特：《紋章插圖百科》，第204—205頁。(66)Jean-paul Desroches et al.,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acio Goncalves,Lisbon, trans. Clive E. Gilbert and Peter Ingham, London: Philip Wilson, 1996, p. 26.參見文德泉：《中葡貿易中的瓷器》，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金國平、吳志良：《流散於葡萄牙的中國瓷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67)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orto: VOC Antiguidades, LDA, 2011.承蒙葡萄牙迪亞士先生惠贈此書，謹此致謝。(68)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31.(69)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32.(70)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 79.(71)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22.(72)陳志亮：《陶瓷文物保存修復》上，《廣東檔案》2009年第5期，第25—26頁。(73)姚澄清、孫敬民、姚連紅：《試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74)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de, p.61.(75)黃薇、黃清華：《廣東台山上川島花碗坪遺址出土瓷器及相關問題》，《文物》2007年第5期。(76)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p. 129.(77)16世紀全球化開端時期，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青花瓷外銷的影響不可估計過高。眾所周知，18世紀是「中國風」風靡整個歐洲的世紀，中國瓷器文化對於歐洲乃至世界的影響進入一個新的高潮。需要說明的是，自16世紀，迄今學術界關注的主要是耶穌會士筆下的明代中國，毫無疑問，16世紀的中國形象與耶穌會士的書寫有著密切關聯。然而，耶穌會士所描述的，是通過他們的觀察所述說的感受，只有放到其論述產生的大環境中去考慮才有合理性。而中西物質文化的交流在16世紀中西直接接觸中發生，葡萄牙人史無前例地將中國獨步世界的商品瓷推向了世界，最早將青花瓷直接西傳到歐洲，而歐洲人通過由葡萄牙人傳入的精美青花瓷首先認識了中國。由此，青花瓷前所未有地擴大了銷售範圍。中國貿易物品直接傳播到歐洲和世界各地，可以使那裡的人們直接感觀，沒有中間層次，純粹作為貿易品投入歐洲和世界市場，進入社會消費層，直接引發文明的交融，甚至經濟與社會變遷。文明的成長，是在中西文明更大規模的時間與空間維度的擴展中實現的。在西方，瓷器和中國都以China表示，中國不僅被西方人稱為「絲國」，也理所當然地被西方人稱為「瓷國」的歷史，可以說在16世紀正式開端了。(78)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 2, p. 216.實際上，當時葡萄牙所謂仿造的瓷器，應為陶器。(79)Regina Krahl and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2, p.217.(80)斯萊特：《紋章插圖百科》，第85頁。(81)Pedro Dias, Portuguese Heraldry in Ming Chinese Porcelain, pp. 42-43,(82)王利榮：《墨西哥的陶瓷文化及特點》，《國外建材科技》2004年第3期。(83)瑪利亞·米蘭達等：《葡萄牙美術史》，陳用儀、姚越秀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第62、114—115頁。(84)瑪利亞·米蘭達等：《葡萄牙美術史》，第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