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鑒》評論（十六）

一日，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尚非探本之論。若不豫為教養則人才日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溥頓首稱善。

居士曰：國家對官員只承擔考核任務，而不具備教育任務，有秩序的開會、培訓是可以做到的，但問題是如何保證這些會議和培訓能夠被官僚接收並實踐。而進行定期考核，有效監督，則能將保障其行政質量，促進官僚機制內的淘汰和改革，同時此種制度也能促進官僚們進行自我學習和自我提升，所以楊溥提出的建議遠比朱瞻基的意見要高明得多。

第二十一卷紀十一

明宣宗宣德六年（辛亥，公元1431年）

時天下承平，上頗事遊獵，（陳）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在明理……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命儒臣進講，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上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又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系者五年，祚父竟瘐死。

居士曰：陳祚不過是提出一個建議，並沒有對朱瞻基進行諷刺和侮辱。只是其中含義有認為朱瞻基沒讀過《大學衍義》的意思，竟然引發朱瞻基的勃然大怒，這就不但是君王專權製造冤獄的問題，而且也是個人素質和修養的問題。作為朱瞻基來說，如果他真的飽讀詩書，是不擔心別人對他的學識和讀過的書進行質疑的，惟其憤怒證明了他在學識方面的淺薄；而就《大學衍義》這部書來說，其中又詳細探討修齊治平，朱瞻基若真的領悟其中的道理，也不會如此修養，不會在皇帝任上耽於享樂，更不會由此製造冤獄，所以他的讀過只是翻過此書，不等於真正把此書讀透、讀到骨子裡。朱瞻基的憤怒與他對陳祚的株連證明了他連做一個普通人都不合格，更遑論去做皇帝。

明宣宗宣德七年（壬子，公元1432年）

五月，上御便殿．閱《宋史》，謂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然其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蔽耳。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居士曰：宋朝武將才能得不到施展不是因為小人讒言，而是他們得不到授權，皇帝們始終懷疑他們的忠誠，所以對武備尤其境界。（詳細的情況請參考《續資治通鑒評論》）而尤為糟糕的是，現在明帝國的情況不但是懷疑武將，而且懷疑一切大臣，試圖在群臣手中奪權，才導致宦官和寵臣專權，出現了諸如劉瑾、魏忠賢（太監）和嚴嵩（寵臣）等一系列權奸型人物。

明宣宗宣德八年（癸丑，公元1433年）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為職……楊文貞前譏蹇義……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去蹇何能以寸……宜乎李文達……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居士曰：陳建的評論屬實，但他卻沒有探討出楊士奇歌功頌德的根本原因，即專制會讓人失去骨氣。如果一個制度是民主的，只是領袖獨裁，則其統治下必有有道德的知識分子依據當時的制度敢於對統治者進行反抗。而一旦陷入獨裁製度，再有骨氣的人都只剩下了歌功頌德一條路，楊士奇是一個榜樣，郭沫若和艾青同樣是榜樣。

明英宗宣德十年（乙卯，公元1435年）

時左右有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者，太后日：「毋壞我祖宗法！」

居士曰：張太皇太后沒有必要垂簾聽政，因為一切政務都是在內廷決定的，外朝的討論已經難以決定政策的大局，所以垂簾與否對於張女士來說意義不大。不過這種制度並不能代替內外朝的制度，因為政策只有經過外朝的詳細分析、討論才能保障決定的科學，因此有人認為皇帝不上朝不等於不處理政務，便為稍後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鈞等長期不上朝的皇帝開脫，同樣是一種無知之舉。因為處理政務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處理政務，怎樣更加地處理政務，所以朱厚照等人作為皇帝完全失職是不需要討論的。

六月，丁未，令天下瘞暴骸。

居士曰：這已經不是國家第一次下命令掩埋全國屍骸，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公元1434年）五月，前後只有十三個月。可見在朱瞻基治下，民眾餓死已成為普遍現象，我們為當時的民眾生悲，也為歷史學家美化這一時代為「仁宣之治」而感到遺憾。

以王振為司禮監。振少選入內書堂，侍上於東宮，為局郎，狡黠得上歡……自此招權納賂，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違莫能制。

居士曰：說王振討好朱祁鎮表現史官毫無常識，蓋當時的政治是由後宮決定的，王振討好朱祁鎮沒有用。如果他在此時即進行專權，太皇太后張女士為首的後宮會出面將他解決。稍後，朱祁鎮做了一系列改革，本年他不過是個就歲的孩童，如果他的改革出於後宮，則證明王振無法專權，如果出於王振，證明此人並非缺乏政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