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學習《鄧小平文選》第3卷

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學習《鄧小平文選》第3卷 《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說：「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鬧革命，是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奮鬥。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但問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第116頁。以下只注頁數者，均為《鄧小平文選》第3卷）對於這個問題，鄧小平同志（以下簡稱為鄧）提出了些什麼重要的新的思想呢？本文將對此作一些初步的研討。 鄧的著作當然不是像通常的教科書那樣，提出一般的定義，作出一般的解釋。鄧的目的不在於找出普遍適用的公式，而是要解決實際問題，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鄧說：「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63頁） 但是，我們又必須探討，鄧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給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哪些新的內容。鄧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總結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也涉及國際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新的論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是長青的樹，本來應該隨著實踐而發展，不斷豐富起來。鄧對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以下講四個問題：一、發展生產力；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改革——解放生產力；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 發展生產力 鄧在1986年說：「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第172頁）這個論點鄧在1992年春到南方視察時的重要講話中又加以展開。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373頁） 鄧一貫強調，在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一定要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的地位，多年來他反覆地講這點。「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第63頁）「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第116頁）鄧關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的論斷，是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相聯繫的。解放生產力的問題將在後文專題討論。 針對「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所說的「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等謬論，鄧以振聾發聵的聲音斷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之所以強調這一點，還不只是為了駁斥「四人幫」，而且是針對長期以來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上的缺點而說的。鄧說：「如果說我們建國以後有缺點，那就是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第63頁）因此，鄧又說：「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第116頁） 從我國歷史中，還可以看到，「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思想，有長久的、很深的影響。封建時代的農民革命，總是也只能是在原有的低下的生產力的水平上，以實行平均主義為自己奮鬥的目的。這種平均主義也是一種貧窮的社會主義，它雖然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但在現代生活中是絕對有害的。 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當然不是說只要是發展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鄧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第123頁）對於社會主義說來，公有制當然不是可有可無的，按勞分配製度也不是可有可無的。鄧說：「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第111頁）他又說：「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因為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第255頁） 有人這樣提出問題說，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公有制還是發展生產力呢？對這問題的一種答覆是，只有以公有製為目的，才能不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另一種答覆是，為了重視發展生產力，就要把這看作目的，而把公有制只看作一種手段。這樣提問題和答覆問題，我看都是不恰當的。如果說的是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那麼它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全社會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直到能夠進入共產主義），鄧以通俗的語言稱之為共同富裕。關於共同富裕是目的，鄧曾多次說過。例如，「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第111頁）為了共同富裕就必須發展生產力，必須有公有制。如果放棄公有制，即使生產力發展起來，將只是極少數人富裕，形成兩極分化；如果不發展生產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將只是共同貧窮。 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一切形式的空想社會主義都主張公有制。應該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從來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聯繫的，摒棄公有制就無所謂社會主義。但以往的社會主義思想都在低下的生產力的基礎上考慮公有制，幾乎都是主張貧窮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特點就在於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發展的，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的生產力的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說：無產階級在實現自己的政治統治後，要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鄧也說：「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第63頁）所以注重發展生產力，破除對貧窮的公有制、貧窮的社會主義的崇拜，是完全符合於馬克思主義原理的。 在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鄧不是複述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見解，而是以新的東西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他提出了把發展生產力作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製的發展，必須服從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這樣一種思想。 鄧說：「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例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第116頁）這裡說出了毛澤東和我們黨過去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的原因。可以舉出毛澤東和其他領導同志說過的許多話，表明他們是非常想發展生產力的；但是因為方法不對頭，結果在實際上成了忽略或忽視發展生產力。 要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才能真正發展生產力。這裡有下述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個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生而激發出來的廣大人民的政治積極性，能夠對於社會的發展起重要作用。但是，它如果不通過科學技術，就不能轉化為現代化生產力。所以鄧早在1975年就強調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後來又說，應該把它看作第一生產力。政治對生產力的作用固然表現在鼓幹勁上，但主要在於激發人們去努力掌握科學技術。1958年搞「大躍進」運動，以為直接依靠群眾的政治積極性，鼓幹勁，就能有工業和農業生產力的大躍進，結果事與願違。這其實不是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結果是既不能達到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發展生產關係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對這兩者的關係，鄧強調生產力的首要地位。這是對幾十年來流行於國際和國內的一種錯誤觀點的突破。按照這種觀點來看，既然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係是先進的、優越的，那麼它一經形成，就該維持不變，依靠它就能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如果生產力不能向前發展，那就必須把公有制生產關係搞得更「先進」。歷史實踐證明，這種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是不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的。 斯大林曾經以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是和生產力完全適合的，因而不發生改進生產關係的問題。毛澤東不大同意斯大林的僵化的想法，但他沒有能解決好這個問題。他在探索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時，至少在建立農村人民公社這一決策中，企圖以更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形式來推進生產力，而所謂先進就是指「又大又公」。但事實證明，人民公社只是形式上看起來好像先進，並不能真正起促進生產力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初步建立以後，就應該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與之相聯繫的按勞分配製，雖然一般地說來是先進的，但公有制適用的範圍多大，採取的具體的形式是什麼等等，都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狀況來決定。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適應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改變其具體形式。各種具體形式是否適當，不能從是否又大又公的標準來判斷，而要看它能不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總結歷史的經驗，鄧勇敢地提出了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的觀點。這是創造性的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鄧在農村體制開始改革的時候，就突出地說明了這個觀點。1980年有幾個省已經開始實行把人民公社制度改變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收到了效果。但許多省份還沒有這樣做，或者剛剛開始進行這種改革。1980年5月底，鄧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說：「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75頁）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發展能夠促進生產關係的進步。如果脫離生產力的發展而按照抽象的標準來追求「先進」的公有制，以為靠這就能發展生產力，那隻會走上錯誤的道路。 提出生產力居於首要地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從生產力的發展上表現出來這樣的原理，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雖然這些原理不只是適用於中國，可能帶有普遍性，但鄧不是一般性地提出這些原理，而是緊緊地聯繫中國的實際應用這些原理。他不但要求毫不動搖地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黨全國的工作中心，而且還從中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提出了與發展生產力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有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把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點，當作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會議前兩個月，鄧向外國客人說：「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第252頁） 多年來，人們一般都把社會主義社會看成是很快就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短暫的過渡時期。這樣，似乎也就沒有必要再把社會主義社會分成幾個階段。歷史的實踐表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原來的設想，社會主義社會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裡經過革命而產生的。在這樣的國家裡，社會主義社會是否有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之分，也還值得考慮。至於在像中國這樣原來經濟很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更不可能不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而且必須從初級階段走起。所以中國共產黨不是從一般的意義上，而是特別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科學的概念。 毛澤東和以他為代表的一代領導人，曾經受迅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那種不切實際的急性病的傳染。雖然他們也考慮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將是長時期的，毛澤東甚至還提過社會主義會有發達的階段和不發達的階段的區別，但是總的說來，他們沒有能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來考慮中國的問題。鄧說：「中國吃苦頭不只這十年（指「文化大革命」——引者），這以前，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第269頁）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是以過去的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錯誤為鑒而提出來的。 鄧認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應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這兩個特點。他在1979年談到底子薄這一點時說，建國後，我們的經濟建設雖然有偉大成就，但是由於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從整體上看，要比世界上先進國家落後二三十年。對於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點，過去毛澤東和同代的領導者們也是看到了的。毛澤東用「一窮二白」來概括說明這種情況。但是，他們對在這種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性，往往估計不足；而且有時他們甚至認為，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更有利於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評論1958年的「大躍進」說，那時人們認為，「在我們這樣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大國，彷彿只要苦戰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他還說：「把『一窮二白』看成是我國優點的片面觀點，也為低估我國根本改變落後面貌的艱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見該書第720頁） 以為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揮灑，畫出社會主義的最新最美的圖畫，這種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如果有社會主義的最新最美的圖畫，那一定是和社會主義的很高的生產力相聯繫的。當社會生產力還極其落後的時候，不但談不到最新最美，而且不應當根據社會主義的一般概念來決定實行什麼樣的方針政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明確地指出，我們所實行的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符合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而不能拘泥於社會主義的一般形式，或者說，不能按照抽象的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標準作出判斷。 在民主革命中，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找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在死守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公式的人看來，是荒謬的。的確，如果脫離了具體情況，一般地提出問題說，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應該是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這樣的問題是無法答覆的，或者只能答覆城市應該是中心。但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政黨到農村中，發動廣大農民，進行武裝鬥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是同樣的情況。既然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就必須承認，現在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必須更加十分重視發展生產力，並且為了發展生產力而實行一系列的符合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方針政策。鄧說：「不要固守一成不變的框框。過去我們滿腦袋框框，現在就突破了。」（第261頁）這裡所說的一成不變的框框，就包括書本上的社會主義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說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一般原理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相結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縛。鄧敢於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如同毛澤東敢於突破框框，找到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道路一樣，需要有巨大的理論勇氣。 如果受框框的束縛，許多問題是難於作出判斷的。1978年開始從人民公社制度改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第367頁）如果不從實際出發，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而來追問說，一切生產資料都成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會主義，還是家庭承包算社會主義？這樣提問題，的確是很難回答的。歷史經驗證明，公社所有制（後來退到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雖然看起來好像社會主義的味道很濃，但是並不能提高農村的社會生產力，並不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加上統分結合的雙重經營體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農村展開了寬廣的發展前景。 早在1978年鄧就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142頁）後來他又反覆講這個思想。例如1984年2月他說：「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這是個大政策，大家要考慮。」（第52頁）十幾年來，我們是這樣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從抽象的意義上看，提出這樣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社會主義要共同富裕，這和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但是，如果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來看，這個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國是如此之大，各地區又是千差萬別，如果必須所有地區、所有人齊頭並進，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義的貧窮之中。 以公有製為主體，允許各種非公有制的經濟存在，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政策。鄧說：「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第110頁）關於外國資金的問題，鄧說：「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衝擊不了這個基礎。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補充。」（第65頁）按照這種觀點，也根據香港、澳門、台灣這些地區的具體歷史情況，鄧提出了「一國兩制」這樣的史無前例的主張。鄧說：「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第59頁）「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第103頁） 我們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拘泥於書本上的公式。這看來是很明顯的道理，但切實掌握這一點，是重大的突破。上述鄧的這些觀點，正如同毛澤東當年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一樣，會被教條主義者視為奇談，看作離經叛道。鄧強調，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必須加以發展。他說：「過去我們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書本里是沒有的。現在我們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裡有繼承的部分，有發展的部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準確地說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才是真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第191頁） 馬克思、恩格斯的書本上講的，只是對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設想。由於他們總結了一代代先進人士對於社會主義的想望中的合理成分，特別由於研究了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歷史，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所以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設想是具有科學性的。但他們的設想只能是勾畫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大概的輪廓。列寧雖然有社會主義的初步實踐，但也還不可能對建設社會主義提出比較系統的意見。鄧說：「社會主義制度並不等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14頁）如果搬用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即使這種概念是完全正確的，來代替對社會主義建設長過程的探索，可以肯定地說什麼事也做不成。我們的現代化建設是走社會主義的軌道，但是不能死守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概念，把它當做我們當前的行動綱領。要善於根據國情，採取各種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辦法；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社會主義就不可能發展起來。 我們按抽象的標準來劃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因此而吃的虧太多了。我們曾以為，既然是搞社會主義，那麼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拒絕；又以為，只有按社會主義的完整模式做，才能算是社會主義，如果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的標準的，就應該拒絕。曾經流行過的「興無滅資」的口號，就是在這種精神下提出的。鄧說：「現在看來，這個老口號不夠全面，也不很準確。有些同志因為沒有充分地調查和分析，把我們現行的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改革，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就不對了。」（《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98頁）三 改革——解放生產力 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在它一產生以後就是完全成熟的，十分完美的，不可能不在其生長和發展的過程中，經歷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各種變化。這種情形和人類歷史上已往經歷過的各種社會形態是一樣的。 無論哪一個國家的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制社會，都不是自始至終一成不變的。階級剝削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在感到自己統治的社會發生某些弊病，需要在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若干方面實行某些改變，毅然採取行動，促成這種改變，這就叫做改革。在階級剝削社會中，革命和改革的不同在於革命是由被統治階級發動的，而改革一般是由統治階級發動的；革命如果取得成功，則其結果是由一種社會形態轉變為另一種社會形態，改革則一般是在同一種社會形態中的變革（由於改革而導致社會形態的變革，例如由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由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在人類歷史上也是有過的。這是因為前後兩種社會形態雖然不同，但畢竟都是階級剝削制度的社會）。在美國經歷從1929年起的嚴重經濟危機時，其總統弗蘭克林?羅斯福實行的「新政」就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次比較重要的改革。羅斯福的「新政」在開始實行時，就引起了世界各國輿論的注意。當時對它有種種不同的評論，有人甚至認為羅斯福是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社會主義，但實際上羅斯福所實行的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一種改革。這種改革確實使資本主義還沒有用完的生命力度過危機而發揮出來。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上產生以後的三四百年間，在各個國家中經歷過大小程度不同的多次自我改革。這段歷史是很值得回顧的。 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表明，人們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覺性來創造一個新的社會，這種高度自覺性是基於對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認識，表現為人們能夠大致了解新社會發展的方向，至於新社會發展的具體規律是人們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因此人們不可能像依據一個完美無缺的藍圖那樣，一下子就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的大廈來。社會主義社會在其存在的較長的歷史過程中，不可能不和其他社會一樣，因生產力的發展和其他各種客觀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由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也可能在認識上發生錯誤，新社會的發展變化就會更加複雜。歷史經驗證明，在客觀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在建設者的認識錯誤需要糾正的時候，人們如果不能及時地實行改革，建設新社會的事業也可能失敗。 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改革是經常需要的，或者說需要進行改革的情況是會經常發生的。現在我們所說的改革，是針對從50年代後期起的二十多年間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經驗而提出來的。這二十多年的經驗之所以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對此應該做怎樣的改革，是同從20年代後期起的六十多年間以蘇聯為主的國際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有關的。在上述歷史時期內，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正面經驗，也暴露了在原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所難以避免的一些弱點，暴露了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一些扭曲的認識。在歷史的指路牌上顯示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當地改革就要滅亡的嚴重警告。 在上述歷史時期的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及其他有關的體制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缺點，概括起來可以說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過分地依賴集中的國家權力，以此來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國家負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擔子，又使除集中的國家權力以外的一切社會積極性不能充分發揮出來，甚至受到壓抑。 第二，沒有從資本主義社會吸取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來直接應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種改造。 這種社會主義的模式，反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某些不正確的或不完全正確的認識。按照這種模式，社會生產力雖然也會有一些發展，但發展是很有限的，甚至明顯地表現為停滯。 中國在革命勝利後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曾經搬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這固然因為當時中國自己還沒有獨立的經驗，也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受蘇聯既有的種種觀念的束縛。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也曾對蘇聯的模式表示懷疑，並且試圖實行改革，但他們並沒有能在實踐中推進改革，或者還因為未找到正確的改革途徑而犯了另外性質的錯誤。 鄧在1988年明確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第261頁）在前一年他還說：「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第237頁）接著他還說：「我們還有其他錯誤，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不是搬用別國模式的問題。」（第237頁）「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中國自己獨創的，用這種錯誤的實踐當然不足以抵制不適用的別國模式。而且可以看到，這種中國獨創的錯誤中，也表現出上述的兩個基本錯誤。 由於套用別國的模式，加上其他的錯誤，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鄧概括地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第237頁）鄧的改革的觀點和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相對比，其特點可以表述如下： 鄧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以蘇聯為代表的傳統觀點則認為，社會主義既有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任何國家都只要照搬就行了。 鄧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範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第142頁）這就是一方面說，改革即使是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範圍內進行的；另一方面又是說，社會主義制度是有待於不斷完善的。這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一經生成就已經盡善盡美，或至多只要小修小補的傳統觀點當然是互相對立的。 鄧強調，改革必須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所以1978年開始的改革首先就是工作重點的轉移。鄧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第141頁）鄧還強調，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和傳統的觀點認為只有革命才是解放生產力，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就不再有解放生產力的任務那樣的觀點是根本對立的。 以下我們特別講一下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觀點。 社會主義社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所創造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否定了資本主義制度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必須否定，是因為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束縛中解放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那麼，在社會主義建立以後，是否還會發生需要解放生產力的情況呢？是否還有解放生產力的任務呢？對這問題，很長時期中，國際間人們的答覆是否定的。雖然在事實上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生產力發展遲緩，徘徊不前的狀態。 在過去的年代裡，對上述問題企圖作出與眾不同的答覆的是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看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能像他所設想的那樣迅速前進，因而感到還有某些障礙需要掃除，他又對照抄蘇聯的模式感到不滿，要求另外走出一條自己的路。雖然他對於「大躍進」的失敗沒有進行充分的科學的總結，但是他的以上這些想法顯然是有合理的因素的。他後來仍然未能找到正確道路，是因為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中遇到的障礙，或者說所受到的束縛在哪裡這個問題，作出了完全錯誤的答案。他認為，一切問題的發生是由於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得不徹底，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進行得不徹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仍然嚴重地存在著。因此，他認為，人們的任務就應該是不斷地尋找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東西，並和它們進行鬥爭。這一想法是違反客觀事實的，在實踐中造成了嚴重的禍害。按照這種指導思想，人們就把一切凡不帶有公有制和國有制記號的東西，一切形式的個體所有制都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危險事物，把和社會主義觀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在農村中割所謂「資本主義尾巴」，在黨內發現所謂「走資派」，就是這些惡果的表現。毛澤東的這種錯誤，總結起來說，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後一提法雖然不是毛自己提出來的，但得到他的首肯，而且也符合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社會主義生產力要發展，就要繼續不斷地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結論說，階級鬥爭雖然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但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雖然還要進行反對把中國拉向資本主義方向去的傾向，也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已經不是主要通過階級鬥爭來進行。生產力的發展所受到的束縛不是來自資本主義，而是來自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與某些對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相聯繫著的不適當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這種情況下，要用過去革命的辦法來解放生產力，只能說是開錯了藥方。 鄧強調，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明確地區別了這兩種解放生產力所解決的任務不同。他說：「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活力和生機的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第370頁） 現在，社會主義在發展中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那種與各種僵化觀念相聯繫著的經濟體制，即過分依賴國家集中權力的體制。這個任務當然不能靠繼續進行所謂反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完成。「以階級鬥爭為綱」更不能解決向世界各國學習有用的東西的問題。歷史經驗證明，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是和對外封閉相聯繫的。鄧說：「二十幾年來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第64頁）「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須開放。」（第266頁）鄧還說：「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第149頁）敢於吸收資本主義中的有用的方法，並不表示社會主義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強大的生命力。當然，鄧在堅持實行開放政策的同時，也強調要抵制資本主義的一切腐朽的東西。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是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不同的，但二者同樣都有解放生產力的作用。鄧說：「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第135頁）由於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歷史，造成很深的積習，無論是在實踐上和觀念上突破它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就當前進行的改革的深刻性、全局性而言，它又具有革命的性質。 鄧說：「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第82頁）他又說：「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儘管是有風險的事。」（第113頁）很明顯地這是說，改革雖然也是革命，但它和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改革並不是簡單地延伸和繼續過去已經進行並取得勝利的革命，所以它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四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在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中，解放生產力就是要衝破國家高度集中，企圖包羅萬象的計劃經濟的束縛。鄧說：「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第148頁） 我們過去總是把社會主義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劃全等號。以為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實行那種計劃經濟，也必須實行那種計劃經濟。這是和對社會主義的一種誤解相關聯的。這種誤解就是以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既然能夠有高度的自覺性，那就能夠預先知道一切生產和經濟活動應該如何正確進行的細節，並把它反映在計劃中。但這其實是不可能的。人的高度自覺性主要表現為，在宏觀上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科學地了解社會發展的方向；但在微觀上預知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細節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這樣的計劃，並賦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權力，這就必然成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在一切地方、一切社會集體、一切企業、一切經濟和生產的單位，乃至一切參與經濟生產活動的個人，都被要求嚴格按照國家統一規定的計劃而行動的情況下，就只有國家中央的一個積極性，其他一切積極性都被扼殺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被扼殺了。這很明顯地是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違反的。 鄧充分看到計劃經濟的這種缺點，認為改革就是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他說：「鑒於過去的教訓，必須改變閉關自守的狀態，必須調動人民的積極性，這樣才制定了開放和改革的政策。」（第224頁）他還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也是對內開放，通過開放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農村經濟一開放，八億農民的積極性就起來了。城市經濟開放，同樣要調動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第135頁） 毛澤東在1956年也看出蘇聯計劃經濟的缺點和錯誤，他當時提出了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樣一個基本方針。這一基本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如何實現這個方針呢？在後來的實踐和理論中，毛越來越走到企圖用政治的方法來實現這個方針。這樣就有「以階級鬥爭為綱」，大搞群眾運動這一套造成嚴重惡果的方法。接受這一類教訓，鄧在改革一開始時，即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140頁） 能夠糾正計劃經濟的缺點的經濟方法是什麼呢？這種方法不可能是人們憑空設想出來的，而必須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中探求。鄧說：「社會主義（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顯然是指只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引者）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於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第17頁）這段話里對計劃經濟採取分析態度，不是一筆抹煞，在指出它有某些優點的同時，從根本上指出它的缺點是經濟搞得不活，即各種社會積極性被壓抑。這個談話是鄧的文集中最早把市場問題提到極重要的地位，把經濟搞得不活和市場運用得不好聯繫起來的文章之一。 傳統觀念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劃全等號。以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能實行市場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就是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這種觀念為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維護，而且西方的資產階級輿論界、學術界也這樣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排斥商品，排斥市場經濟，實行在國家計劃支配下的產品經濟，被認為是為抵制資本主義影響必須採取的辦法。 商品和市場在人類歷史上有悠久的歷史，並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才產生。但使商品覆蓋到全社會，形成市場經濟，以至成熟的市場經濟，的確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是在資本主義發達的時期。籠罩全社會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及其一切機制，都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成果。社會主義社會既然是要在人類有史以來所創造的總文明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全新的社會，就必須吸收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有益的東西。其中包括生產技術、大生產制度，也不能不包括隨大生產制度而出現的市場經濟。既然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建立在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也沒有理由認為它不能容納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繫的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的傳統觀點一直拒絕市場經濟，因此就造成了市場經濟為資本主義社會獨有，它必然同私有化相伴隨的誤解。還形成了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二者間只能擇其一的看法。 十月革命以後的社會主義傳統觀點，總的說來，都認為市場經濟是和社會主義不相容的。這除了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曾設想，未來社會將把全社會的生產和經濟活動有計劃地組織起來，並且設想未來社會將不存在商品交換以外，主要還因為實行社會主義的主要國家受到社會歷史條件限制的緣故。這些主要國家都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在革命以前，市場經濟沒有覆蓋全社會，市場經濟各種體制也不成熟。在革命以後，依靠革命所燃起來的群眾熱情，運用國家的權力來統一調動，統一安排，再加上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建設規模也不大，經濟結構簡單，所以計劃經濟能夠取得相當大的成果。但是，革命燃起的熱情如果不添上新的柴火是不能長期起作用的，社會經濟情況也隨著經濟水平提高，經濟結構日益複雜而發生變化，計劃經濟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不對計劃經濟進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認和接受市場經濟的優點，那就不僅造成經濟上的萎縮，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 我國從1956年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的二十多年間，基本上是抱著排斥市場經濟的觀點實行計劃經濟的。但事實證明，商品生產和市場是不能廢除的。這二十多年的經驗又表明，在承認商品生產，尊重價值規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比較好。在「左」的指導思想下，曾極力想縮小商品生產的範圍，例如，企圖使農村人民公社變成自給自足的單位，取消農村集市貿易；又例如，企圖把工資制度改變為供給制度。事實證明這些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只是意味著倒退。 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新時期中，通過對經濟體制的改革，在農村和城市的經濟生活中都不斷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增強市場機制的功能，不斷地縮小國家計劃，特別是指令性計劃作用的範圍。事實證明，這樣做的結果，無論在農村和城市中，各種社會積極性不斷地更加充分發揮起來，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不斷地更加充分發揮起來，市場機制在資源的合理配置中能夠起基礎作用也日益明顯起來。總之，在計劃經濟下所沒有能做到的許多事情，現在能實現了。固然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上來，不免發生許多困難，但方向已經明確，道路已經打開。 我們是以公有製為主體，適當發展各種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其中包括私營經濟；並不因為建立市場經濟而搞什麼私有化。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以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經驗說明，國家對於市場經濟並不是毫無作為的。相反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用宏觀調控來補救單純依靠市場經濟的缺點和弱點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擺脫了它本來所不勝任的在微觀經濟上安排一切經濟活動的繁重任務，更能按照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按照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來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當然，國家也更能夠辦好那些必須集中國家力量來辦的事。 鄧小平同志根據所有這些歷史經驗，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第148頁）「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第203頁）以上兩段話是鄧分別在1985年和1987年說的。1992年鄧在視察南方的講話中又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373頁） 打破對計劃經濟的迷信，打破對市場經濟的禁忌，不但肯定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手段，而且肯定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積累起來的有利於社會化大生產，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一切市場經濟的經驗，利用過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極重要的貢獻。 1994年3—4月作 原載《人民日報》1994年6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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