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後代現今過的如何
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以及早期領導人之一,也似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1942年5月,於四川江津病逝。接下來由小編來為大家說說陳獨秀的後代。
長子陳延年:被捕後站著被敵人亂刀砍死
陳延年,1898年生於安徽懷寧(今安慶),17歲時與弟陳喬年一同離家到上海讀書,與他們的父親——正在主編《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生活在一起。不久,兄弟倆都考入復旦大學。1919年2月,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與周恩來等一起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冬,經中共中央批准,陳延年、陳喬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春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夏回國。在黨的五大上,陳延年、陳喬年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黨的會議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稱而不論父子情。
1924年10月,陳延年前往廣東負責共青團的工作,12月任中共兩廣區委書記,1925年參與領導了省港大罷工,而他的父親陳獨秀此時擔任黨的總書記。陳延年為人正直,堅持真理,對父親的錯誤主張從不徇私護短。陳延年曾經說過:「我父親也不過是一個新官僚舊學者而已,讀書雖多,而不能為天地立心,為革命立命,和文盲有什麼兩樣!」後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得陳延年與父親的距離進一步拉大。一次,陳延年在與鄧中夏、張太雷談起陳獨秀的錯誤時,氣憤地說:「老頭子(陳獨秀)糊塗,看不出蔣介石的陰謀,看不見工農的力量,竟把無產階級當做革命的苦力。」
1924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此時陳延年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1927年6月26日,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等人在北施高塔路恆豐里104號(現山陰路69弄90號)中共上海區委所在地召開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大會。會上,王若飛傳達了中央關於人事調整的相關任命,陳延年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郭伯和任省委組織部長、韓步先任省委宣傳部長,趙世炎調中央工作。這時,陳延年突然接到報告稱一位地下交通員被捕了,因地下交通員知道這個秘密處所,陳延年與王若飛、趙世炎緊急商量後,立即宣布會議提前結束。下午3時,陳延年等人冒險來到恆豐里104號準備銷毀秘密文件,就在焚燒過程中,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大批軍警包圍了恆豐里104號,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不幸被捕。
1927年7月4日,陳延年被捕後的第9天晚上,敵人將他秘密押往龍華刑場。面對死亡,陳延年大義凜然,毫無懼色,站著被劊子手用亂刀砍死。
次子陳喬年:面對敵人酷刑堅貞不屈
陳喬年,1902年生於安徽懷寧(今安慶)。
1924年冬,陳喬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離開莫斯科回國。回國後被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長、北方區委組織部長。1927年12月,陳喬年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協助當時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王若飛開展工作。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會議由陳喬年主持。由於叛徒唐瑞林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址,陳喬年和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這是繼1927年6月以後江蘇省委遭受的又一次重大破壞。
黨組織得知陳喬年等被捕後,千方百計設法進行營救。但陳喬年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在獄中託人轉告黨組織,希望黨不必再為營救費心,更不必再為他花錢。陳喬年在被關押期間,敵人對他多次使用酷刑,但他始終咬緊牙關,橫眉冷對,誓死不屈,並鼓勵其他的同志保持革命氣節。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楓林橋畔被敵人槍殺,同他一起遇難的還有鄭復地(上海印刷工會組織者與領導者)、許白昊(中共江蘇省省委委員和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
陳獨秀長女陳玉瑩,在陳延年英勇就義後,帶著三弟陳松年瞞著母親來到上海料理後事。隔年陳喬年被害,又是他們姐弟倆到上海收屍。失去親人的痛苦使陳玉瑩悲恨交加,急火攻心竟一病不起,不久就離開了人世,年僅28歲。
1933年,松年從父親故知柏文蔚那裡得知陳獨秀被公審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監,看到父親後,一下子痛哭起來。陳獨秀罵他沒出息。
日本侵略者佔領安慶時,陳家財物幾乎被洗劫一空。
陳松年帶著一家坐船逃往武漢,見到了剛剛獲釋的父親,以及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繼母潘蘭珍。他們沿江而上,經重慶到達江津。後來,陳松年在江津國立九中做總務工作。
陳獨秀的家庭觀念一向淡薄,對兒女甚少關愛。晚年,陳松年常常帶子女來看望他,卻讓他欣喜,「對幾個孫子孫女親熱得不得了,過些時間不看見他們,便要派人去把他們接來」。
在江津,陳松年陪伴父親直至他去世。陳松年童年時從未得到父愛,但他對父親非常孝順,也很尊重後母潘蘭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對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陳松年依照父親遺囑,把祖母和父親的靈柩運回安慶。歸鄉途中,他擔心「陳獨秀」三字會帶來麻煩,在棺木上寫了父親科舉時使用的名字「陳乾生」,安葬在集賢關附近的深林中,沒有立碑。這使陳獨秀的墓得以躲過「文革」浩劫。
解放後,陳松年在窯場當工人,帶著一家子隱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領導登艦陪同。談話間,毛澤東忽然問:「陳獨秀家裡還有誰?」得知陳還有一個兒子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他說:「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地方政府立刻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給家屬頒發烈士證書。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按月發給陳松年30元生活補助金,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陳松年被選為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1979年,陳松年致信安慶有關部門,提出重修陳獨秀墓,很快得到答覆:以家屬名義重修,資金由官方出。於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陳松年性格溫潤隱忍,與世無爭,沒有像父兄一樣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陳獨秀在安慶僅存的血脈。
陳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長子長琦是合肥工業大學教授,女兒長璞曾擔任安慶文化管理局副局長、市僑聯副主席。熟悉他們的「陳獨秀研究網」主編萬多勝說:這兩位是孫輩中與陳獨秀個性最相似的。
在家族中,陳長璞是為陳獨秀研究和歷史問題解決付出最多的一個。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顧父親警告,偷偷收集各種關於祖父的資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執著下,雜草叢中的土墳包終於擴建為一個佔地1.37平方公里的「獨秀園」,陳獨秀紀念館也終於落成。
墓碑上的銘文從「乾生」到「仲甫」,再到「獨秀」。歷史在逐漸恢復其本來面目。
高君曼和陳獨秀分手後,帶著孩子居住在南京,因為身弱多疾,加之經濟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陳子美,以及陳紅的父親陳鶴年。
陳獨秀入獄時,姐弟倆曾去南京探監。陳子美勸說父親和潘蘭珍儘快結婚,以杜絕別人的閑話。20歲的鶴年天真地提出要幫父親越獄。
陳鶴年當時正在北京大學政法系就讀,並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他妻子許桂馨則組織婦女為游擊隊做後勤工作。但由於父親是陳獨秀等各種複雜原因,陳鶴年後遠避香港,更名陳哲民,在報界工作過,一直低調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陳紅同胞姐弟共4人,其餘的3位是禎祥、禎慶、禎祺。因為祖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內的多頂「帽子」,加之父親又在香港,他們的命運都很曲折。
大女兒陳禎祥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二女兒陳紅在彙報思想時,因為說了句對陳獨秀也要一分為二,便被定罪為「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翻案」;三女兒禎慶到商店買毛主席像章,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貴了」,成了「反革命」;小兒子禎祺被下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一去就是13年。
文革後,陳鶴年的子女陸續落實了政策。除陳紅留在北京外,其他幾位都移居到香港。
陳紅的姑姑陳子美的命運更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讀,在杭州做過電信局職員,學過婦產科,還跑過單幫。
文革期間,陳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帶著孩子,身系5個醬油桶漂泊10小時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後,她怕被港英當局遣送回內地,來不及見弟弟鶴年,又亡命美國,直至1989年才成為美國公民。
1991年,陳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後發現全部積蓄與財產被兒子捲走,從此靠政府補助金過活,後因積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訴至法院,八旬老人面臨流落街頭的境地。
當地報紙報道了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後,紐約市政當局資助了部分。國內主持陳獨秀研究會的唐寶林聽聞此事,一邊發動會員捐款,一邊上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籲請緊急救助,後得上級通知:「中華海外聯誼會」已將9000美元匯給陳子美老人。
江澤民訪美期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曾派人探望過老人,並表示:以後有事可電話求助。次日,陳子美髮表書面聲明對中國總領事館致謝。
2002年,陳松年之女長璞在紐約探訪了姑姑陳子美,她評價說,「她是個相當獨立、相當堅強的女性,一直能獨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時,她在紐約皇后區聖約翰醫院寂寞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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