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曆置閏法則

雖然格勒哥里曆(Gregorian Calendar)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官方行用的曆法，但總數多達十幾億人口的各華人社會，每年仍兼用所謂的農曆。有趣的是，一般人都以為目前所行用的農曆，應是依據傳統方式編製出的，其實，現今農曆中定義節氣和安排閏月的規則，是由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在清初制定的，而其內容與我國的傳統方法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對於此一傳承逾兩千年歷史的農曆，目前坊間竟然少有書籍能精確說明其置閏法則和演變歷程，對不同置閏法的優缺點，也不見一深入的析探，筆者在下文中即嘗試就此課題做一較有系統的討論。

二、傳統農曆的置閏法則

我國傳統的農曆為陰陽合曆，希望能同時對月亮和太陽在天空中的運動有所掌握，其中定義月和日的部分，屬於陰曆；而定義年、季節和節氣的部分，則屬陽曆。由於月亮從朔到朔或從望到望的週期（朔望月；Lunar Month），平均為29.5306日，不是一個整數值，故農曆中為了使用上的方便，就把一個月的長度折衷分為兩類：大月30日，小月29日。這樣，即可透過大月和小月的相互彌補，使每月的平均長度接近朔望月。

至於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從冬至到冬至的平均週期（回歸年；Tropical Year）是365.2422日，這個數目比十二個朔望月的總日數多，但卻又少於十三個朔望月，故農曆定義一年為十二個月。然而十二個完整的月（如果大、小月參半的話）約為354天，較一回歸年少了11天左右。如果讓陽曆和陰曆依此一情形各自排列下去，那麼就可能出現在夏季過新年等「不合常理」的狀況。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有言：

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即清楚說明置閏的必要。

為使四時與月序維持固定，並令陰曆某月某日對應於陽曆的日序（指在冬至到冬至的週期中的排列位置）亦不致愈差愈大，古人嘗試要找出一最小的(n, m)整數組合，令

n x 回歸年 = m x 朔望月，如此即可透過所謂「置閏」的安排，令陽曆與陰曆之間的對應，在n年之後重新又回到原點。

經細算之後，曆家發現(n, m) = (19, 235)是一個相當好的近似值，此一數值最早出現的時間不詳，但至少在漢武帝太初元年(104 B.C.)所制定的三統曆中，即已定義閏法n=19, 章月m=235。由於在19個回歸年當中，原先包含有228 (=19x12)個農曆月名，此較235個朔望月少了7個月，故如果我們在19年中加入7個額外的月（此即「閏月」），即可使農曆中陰曆與陽曆的對應較為和諧。亦即，我們不僅可從農曆每月的日序中了解月相（如初一是無月的夜晚，十五月圓），也可以同時對季節時令有所掌握。

由於兩冬至之間（含冬至所在之日）僅可能包含十二個或十三個朔日，且古人將冬至所在之月均固定為十一月（此即所謂的「天正冬至十一月」），故在兩冬至之間包含十二個朔日的情形，我們即可依照十二月、正月、二月……十一月的順序依次排列，但若包含十三個朔日時，我們即須從此十三個月當中擇一置閏。而在前文所提及的十九個回歸年中，就有九次會出現在兩冬至間落入十三個朔日的情形，這些即為應置閏之年。

那麼農曆的閏月究竟是怎樣安插的呢？這完全是人為的規定，且歷代的方法常不盡相同。如秦代以前，往往放在一年的末尾，叫做「十三月」，秦及漢初，因用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則放在九月之後，稱做「後九月」或僅簡稱「閏月」，此故，唐顏師古(581-645)在《漢書注》中即嘗謂：

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後、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

直到漢武帝行用三統曆之後，才規定「朔不得中，是謂閏月」，此處的「中」，乃指中氣，也就是說在無中氣之月置閏。

由於兩冬至之間所包含的朔日數通常為十二，故古人將一回歸年平分為十二氣，兩氣之間固定相隔30.4369 (=365.2422/12)日，依序稱之為正月中雨水、二月中春分、三月中穀雨、四月中小滿、五月中夏至、六月中大暑、七月中處暑、八月中秋分、九月中霜降、十月中小雪、十一月中冬至和十二月中大寒，如此各朔日所定義之月即會與十二氣出現一對一對應，而或由於此十二氣分別落於十二月之中，故名之為中氣。在傳統農曆中，每月所對應的中氣一直保持固定，此故《左傳》中有云：「舉正於中」，而《漢書?律曆志》中亦稱：「中必在正數之月」，如含穀雨的月份即必須為三月，穀雨亦因此被稱作「三月中（氣）」。

但當兩冬至之間包含十三個朔日時，由於其間仍然只有十二個中氣，故某一朔日所定義之月將無中氣出現，此因兩氣之間相隔30.4369日，較農曆大月的30日尚多，故當相鄰兩氣恰分別落在前一朔日之前和後一朔日之後，即會出現此一情形，曆家於是在該無中氣之月置閏，如前一月為八月，此一無中氣之月就稱作閏八月。

中氣的定義可以說相當於陽曆的月，既然它固定落入陰曆的十二個月當中，故古人又在兩中氣的平分點上定義所謂的節氣，以標明陽曆月的起始點，並分別命名為正月節立春、二月節驚蟄、三月節清明、四月節立夏、五月節芒種、六月節小暑、七月節立秋、八月節白露、九月節寒露、十月節立冬、十一月節大雪和十二月節小寒，其中「節氣」一詞的「節」字，即取竹節為端點之意。

在傳統的選擇術中，每月並不起自朔日，而是從對應的節氣起算，如五月即從芒種日起算至小暑之前一日。至於各月節的位置，雖然常見落在陰曆當月的前半月，但亦有一半的機會可能出現在前一個月的後半月，如以芒種為例，它就可能出現在陰曆的四或五月。

總結前言，我國在明代以前的曆法乃將一回歸年從冬至開始等分成二十四份（此法稱為平氣法），此即所謂的二十四氣（俗稱二十四節氣），其中包含十二個中氣和十二個節氣，交插排列。古人為方便記誦，把從正月節立春開始的二十四氣依序取字，編成下面歌訣：「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在傳統農曆中，每個月頂多可有一個節氣和一個中氣，如若某一個月內出現僅有節氣而無中氣的情形，古人即將這個月訂為閏月。

雖然我們對傳統的置閏法則已有清楚了解，理論上，我們可以透過正史曆志中的材料，回推得歷年置閏的月份，但實際上我們仍無法完全依靠回推而還原歷年所有行用的閏月，其原因有下列幾種可能：

（一）曆術亡佚

如自宋代劉羲叟(1015-1058)以降的學者，都是以麟德曆來推步唐儀鳳年間的曆日，然而經筆者比對一些文獻或碑刻上的記載，發現儀鳳三年(678)的朔日干支竟然有數月與推算不合，且當年實置閏十月，而推步所得卻為閏十一月，故該年很可能使用的是一不知名之曆。

（二）為避俗忌而改閏

如古人以正旦（及正月朔日）日食不祥，故唐玄宗時即為避免此一情形，而將閏月挪前，致使日食發生的日期，從原先的開元十三年正月朔改成了十二年閏十二月朔。但是此一為避忌而改閏的作法，並未被所有朝代所取法，如北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嘗上言：「來歲己卯（按：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按：康定元年）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亦即建議改閏並將日食安排在正月晦日，但仁宗以「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所請。嘉祐二年(1057)四月，司天監又上言：「據崇天曆，己亥年（按：嘉祐四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按：嘉祐三年）十二月為閏以避之」，仁宗亦不許。

（三）為塑造吉象而改閏

如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七月，武則天為營造出她授命於天的假象，乃下詔稱曆官所推當年各月的合朔時刻與天象不合，故需將原先所推翌年臘月置閏的結果，改成當年十月置閏，並硬將冬至繫於翌年的正月甲子朔，如此造成節氣、月序、干支與日序的起點同日交會的罕見情形，武則天於是以此為祥瑞，特地下詔改元聖曆以應此吉象。但事實上此詔所提及的理由均為莫須有，經筆者以麟德術推算當時的氣朔，並比對以現代天文知識回推得的結果之後，發覺通天二年各月的合朔干支均與實際天象符合。

（四）推曆有誤

如五代時，敦煌地區的統治者名義上雖多領受中土之官，但其行政則仍自主，亦不曾領用中朝之曆。由於天文曆算的知識往往因受中央政府的箝制而不普及，故當地官員在編曆之初，即出現一些訛誤，如在翟奉達所撰的同光二年(924)曆日中，即將正月記作四綠土月，事實上，正月的月九宮圖根本不可能出現以四綠為中宮的情形。又，在翟氏編纂的同光四年曆中，出現正月節立春，而無正月中雨水，但翟氏卻並未因無中氣而置閏，此與漢武帝行用三統曆以來的置閏傳統迥異。稍後，當這些官員日益熟稔治曆的工作後，類似的情形即不復出現。

經分析藤枝晃所蒐集得的敦煌文書中的紀日資料後，知大部分的敦煌曆均與中原曆稍差。在吐蕃統治期間，差異尤大，如兩曆置閏有差至三個月者（其中全同者僅兩例，差一月者有二，差兩月者有四，差三月者有一，差兩月以上者有一），此或因敦煌當地曆家長期不曾接觸到唐曆所致。逐蕃之後，情形即大獲改善，在二十幾條可用來推求置閏月份的資料中，幾無一與中原曆的閏月相差超過一個月者。

三、西洋新法的置閏法則

新法乃以「定氣法」來計算節氣，亦即將太陽在黃道上的運行軌道，自春分（黃經為0﹛^起每15〝w義一氣。

平氣與定氣原為兩不同的定義方式，一便於計算，一較易描述出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並無一正一誤之分，但新法派則利用傳統以春、秋兩分為晝夜平分的說法，來攻擊舊法所用平氣法的「訛誤」。如李天經強調：「顧名思義，分者，黃、赤二道相交之點，太陽行至此點，晝夜之時刻各等」，並舉崇禎九年為例：當年舊法推二月十六日春分，但卻在十四日下註「晝五十刻，夜五十刻」，而十四日恰為新法所推的春分。新法派的批判確實捉到舊法派的弱點，然古代以春、秋兩分乃晝夜等長的說法，或源自二十四氣出現之前，曆家在稍後雖發展出以平氣法定義的二十四氣，但仍將最接近的兩氣依照舊名取作春分和秋分，然而此一春（秋）分已較晝夜等長之日晚（早）了幾近兩天。

在李天經強調應以春、秋兩分來驗證節氣準確與否的要求下，禮部奉旨於二月十四日由相關主管官員率同使用新、舊法的天文家進行公開測驗，之前兩造並商議得到「春、秋分者，乃黃、赤二道相交之點」的共識，結果測得十四日午正的太陽高度為50?"，十五日午正為50?3"，十六日午正為50?7"。由於北京地區所見北極的出地高度為39?5"（此即北京之緯度），而春分日太陽正當赤道上，故據圖一中所示，太陽在春分的地平高度∠EOH應為50?"（即90●醢[測者的緯度），此值乃以地心為基點，如對北京的觀測者而言，太陽的地平高度∠EBG應較∠EOH略減，李天經以此一修正值為2"，亦即∠EBG=50?"，此與十四日午正在北京所測得的太陽高度仍低5"，李天經對此一差值的解釋為：因午正在春分（卯正二刻五分）之後共二十一刻五（筆者按：應為十）分，而是時太陽每日約增高緯度24" 弱，故從春分至午正時已行5" 餘。

其實，據筆者細推（詳見附錄一），∠EBG與∠EOH之間的差值，在春分時僅為0.09"，遠小於李天經所宣稱的2"，而春分前後太陽每日約增高緯度24" ●。在定氣法之下，春分確如新法所推在二月十四日，但由前述的敘述，知李天經在解釋觀測數據時，顯然有穿鑿湊數之嫌。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禮部再度督同相關人員進行太陽高度的觀測，又得到舊法所推秋分先天兩日的結論，李天經於是疏稱：

該監堂屬各官，初不聞別拈一語相商，亦不聞復出一語相駁，諒亦輸服於理與數之確有証據，而自知其不得不然者。

禮部因此歸結稱新法在此次測驗的結果是「確乎其不可易矣」，但禮部並未就此主張改行新法，僅建議曰：「此後步推節候，須求印證。俟臣部曉曆司官畢拱辰到任之後，公同詳加測算，務期悉合天儀，不忒時敘」。

由前述崇禎九年測春、秋兩分一事，可知使用舊法的欽天監官並無能掌握定義節氣的精義，以致被新法派牽著鼻子走。而新法派為突出新、舊法的異同，還曾上<節氣圖>，它強調「論節氣有日度、天度之異」，其實日度和天度分別為中、西對圓周的定義，中法以一周天為約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日行一度，而西法則以圓周為360﹛A新法派在採用定氣法時，實可定義每365.25/24度為一氣，而不必引入日度和天度兩名詞以增加混淆。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冬至，舊法推在辰時，新法則推在午時，舊法且預推當日正午的日景長為一丈五尺九寸餘，然屆時用圭表所測得的景長卻為一丈六尺七寸五分。又，當日以象限儀所測午正的日高為26?3"，因冬至時太陽在赤道南 23?2"，亦即南回歸線上，故太陽以地心為基點的地平高度∠SOH = 90?- ∠FOP - ∠EOS = 26?3"，如對北京的觀測者而言，太陽的地平高度∠SBG應較∠SOH略減2"，亦即為26?1"，此較午正所測的日高少2"，也就是說冬至所在的時刻應較午正稍早，約在午初二刻。

在《大統曆》中以40.949375度為北京北極的出地度，因一周天在此曆中被定義為365.2575度，故北京的緯度即相當於40?2"，此與新法派所測得的39?5"相差27"。

圖一：北京所見太陽之位置圖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光祿寺卿、仍管曆務的李天經上言：

大統置閏，但論月無中氣，新法尤視合朔後先。今所進十五年新曆，其十月、十二月中氣，適交次月合朔時刻之前，所以月內雖無中氣，而實非閏月。蓋氣在朔前，則此氣尚屬前月之晦也。至十六年第二月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交第三月合朔之後，則第二月為閏正月，第三月為二月無疑。

時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測又獨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竟未施行。本朝用為時憲曆求閏月，以前後兩年有冬至之月為準。中積十三月者，以無中氣之月，從前月置閏。一歲中兩無中氣者，置在前無中氣之月為閏。

由於兩個冬至之間（含冬至所在之日），通常包含十二個朔日，但偶亦可能出現十三個朔日，因冬至均固定為十一月，故我們必須在此十三個月中置一閏，一般說來，在這段期間多只有一個月無中氣，即依前月置閏，但有時在此十三個月當中，間亦會出現兩無中氣之月的情形，依照湯若望的定義，即以頭一個無中氣之月為閏。

此一以平氣法安排二十四氣且以「無中（氣）置閏」為原則的制曆方式，在中國傳用逾千年，直到滿人入主中原時，才受到嚴重挑戰。順治元年，奉旨制w曆法的湯若望，為突顯新法較舊法優越，就更改傳統的平氣法為定氣法，稱「求真節氣：舊法平節氣，非真節氣，今改定」，亦即將太陽在黃道上的周天運動，依度數等分成二十四份，亦即太陽從冬至點起，每在黃道上移動15度時，即定為一節氣的日期。

但由於太陽的視運動遲速不均（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道為橢圓形），因此各節氣間相隔的日數就不相等。以致有可能出現一月之中有三氣，而閏正月和閏十二月將不可能出現的情形，偶而也會因此出現一年之內有兩個無中氣之月的現象。湯若望在西洋新法中只得勉強規定：

「舊法用平節氣置閏，非也，改用太陽所躔天度以定節氣」。

湯若望所使用的定氣和置閏法，因違反傳統且較為複雜，在當時引起了社會激烈的反彈。雖然我國在清朝以前的曆法，都是使用平氣法，然而早在西元第六世紀，避亂海島的天文家張子信，在進行了三十多年的天文觀測後，就發現了太陽在黃道上運行不均勻的事實。而隋唐以後的天文家，在推算天象時，更已開始應用了定氣法，但在編製農曆時，則仍一直是採用平氣法。

為何中國古代的天文家早知推算定氣，卻又在農曆中採用平氣？這主要是因平氣可使置閏的法則簡易明瞭所致，且在此法之下，因兩節氣或兩中氣間的時距是固定的，故術家或一般民眾都可以透過朗朗上口的歌訣，方便地推得各氣的時刻。

五、閏八月的迷思

由於鄭浪平先生的暢銷書《一九九五?閏八月─中共武力犯台白皮書》中，指稱近百年來，每逢閏八月之年，即有大不吉的事件發生，在海峽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情形下，許多社會大眾因此對今年出現的閏八月，懷有些許忐忑不安的心情。經筆者以電腦查索臺北中央研究院所製作的「二十五史全文資料庫」後，並不見正史中有任何以閏八月為不祥的說法。下文則從史料出發，對此一俗忌的起源以及歷代對閏八月的看法，試作考證。

嘉慶十七年(1812)春，有臺灣人高媽達因「妖言惑眾」，為淡水同知查崇華捕獲，經審訊後，得知與白蓮教淵源極深的八卦教（又名白陽教或天理教），以林清、林文成等人為教首，將在次年的閏八月十五日於京師舉事，屆時各地的徒眾亦將響應。崇華於是上奏，但主政者卻不信會有此事，僅以傳布邪教的罪名誅殺高媽達。

林清等人是在十六年夏即決定起事之期的，其選擇的理由乃與曆法相關，因八卦教的天書中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黃花滿地開放」句，為與讖言中所提及的兩次中秋相合，故他們根據官印《萬年書》中所預推的曆表，選定於十八年的閏八月十五日，在各省同時舉事。

嘉慶十六年秋，有彗星見於紫微垣，由於彗星的出現，在星占學上可以解釋成有除舊佈新之象，且紫微垣代表皇帝，而彗星又主兵象，所以更被教眾視為一好預兆，加深其起事的信心。

八卦教徒又聲言彌勒佛有青洋、紅洋和白洋（洋字亦作陽）三劫，清朝屬紅洋劫，而嘉慶十八年的十月因有三氣（霜降、立冬和小雪），故該年應是白洋當興、彌勒降生之年，林清並宣稱己為太白金星下凡，故旗幟皆尚白。其實，滿人入關後，大多數的時間均採用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所發明的定氣法，以決定節氣和閏月的時間，而在此法之下，類似嘉慶十八年有一月三氣的情形，並不罕見，如順治三年十一月、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康熙四年十月、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嘉慶三年十一月等月即然。

前述所提及的《萬年書》，乃為一由欽天監推算編輯的官方出版物，原名《萬年曆》，後因避乾隆皇帝弘曆之諱而改名，其內容主要記各年的月盡大小、朔日干支、置閏月份以及節氣時刻。第一本《萬年書》起自清太祖天命九年（滿人入關前的第一個甲子年），迄於乾隆一百年。乾隆五十二年，又續修至乾隆二百年。此後，凡新帝即位，欽天監都要續修至新年號的第二百年。時憲書中有關朔閏的資料，原多與《萬年書》所記無太大出入。

不料，當嘉慶十八年的時憲書於十七年十月初一日頒下之後，教眾們發現十八年竟然未置閏，原來欽天監已於先前奏請改在十九年閏二月。在舉事日期引發極端惶惑的情形下，林清和李文成等人於十七年十一月重新會面，商定在明年「約同教之人定期四五月三五日一齊起事」，其中所謂的「四五月三五日」即暗含九（四、五相加）月十五（三、五相乘）日之期，該日也就是《萬年書》中原先預推的閏八月十五日，此因教中之人附會稱清廷因忌諱閏八月，所以欽天監才會有奏改的舉動。

欽天監當時所以請求改閏的緣故，是因如在嘉慶十八年八月置閏的話，將使該年的冬至落在十月三十日，而非通常應在的十一月，此一狀況為「向來所未有」，故建議十八年不置閏，但將稍晚亦無中氣的十九年三月，改為閏二月。欽天監在奉旨對此事再詳細通查之後，回奏稱：

溯查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閏八月，是年冬至仍在十一月，與郊祀、節氣均相符合。今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冬至在十月內，則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皆在正月，不在仲春之月，且驚蟄、春分皆在正月，亦覺較早，若改為十九年閏二月，則與一切祭祀、節氣，均屬相符。復將以後推算至二百年，其每年節氣以及置閏之月，俱與時憲無訛。

清朝自崇德五年起，即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祭祀孔子，上丁也就是該月上旬的丁日（每旬僅可能有一丁日）。而在「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則祭社稷，時在二、八兩月上旬的戊日。此一儀禮流傳甚早，但有的朝代選在上戊祭武成王（指與周公共同輔佐周成王的呂尚）。

欽天監在前引文中之所以稱若於嘉慶十八年置閏的話，次年的上丁和上戊，皆會落在正月，乃因當年的春分將在正月三十日，而包含春分之月通常被視為仲春之月，故十九年春季的上丁和上戊，將分別出現於正月的五日和六日，此與兩者均在二月的慣例不符。在考量冬至、上丁和上戊通常應在的月份後，嘉慶皇帝決定改閏十九年二月。如此，冬至即變成在十一月三十日，而上丁和上戊則落於十九年的二月五日和六日。欽天監當時還往後推算至嘉慶第二百年（亦即1995年），發現其它應閏八月之年，均不會發生類此冬至未落在十一月的特殊情形。或因欽天監改閏所根據的理由，涉及曆法上的技術層面，以致一般人和大多數的學者均少有知曉或理解者。

雖然八卦教擇定於嘉慶十八年的九月十五日起事，但在河南滑縣趕造兵器的李文成，卻因事機不密，於當年的九月初六日，遭知縣強克捷逮捕入獄。初九日，其同黨數千人攻陷滑縣，救出李文成，並將強克捷及其家屬俱殺害。

九月十五日，林清在部分內監的策應下，如期率眾闖入紫禁城。當時仁宗正在從木蘭圍場回京途中。皇次子旻寧（即後來的道光帝宣宗）聞警，下令緊閉宮門，並曾親自用槍擊斃兩人。在健銳營和火器營的包圍下，叛民盡遭捕斬。旻寧因功封為智親王，而其所用之槍，亦獲皇帝賜號為「威烈」。稍後，李文成也在輝縣西北兵敗自焚而死。

雖然八卦教此次起事（史稱「癸酉之變」）以失敗告終，但閏八月不祥的說法卻流傳下來，如知江西萍鄉縣事的顧家相，即稱其幼時就已習聞此說。民間甚至訛稱清初二百年來，都不曾在八月置閏，因每逢應閏八月，欽天監的天文官就會請旨更改。光緒二十六年因又逢應閏八月，此故前一年民間即譁傳欽天監已奏請改閏。事實上，如果我們查閱史書的話，就可發覺清初最早的兩次閏八月（康熙十九年和五十七年），均不曾有特意改閏之舉。

咸豐元年(1851)，應閏八月，欽天監因受流俗的影響，曾上奏請旨，文宗於是請教其師傅杜受田(1787-1852)的意見，杜氏以為這純是無稽之言，遂不改。事實上，當年即使閏八月，冬至也還落在十一月，故原無改閏的必要。同治元年(1862)，也因此是閏八月。

光緒二十六年(1900)，再逢閏八月。由於當年恰發生義和團事件，七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閏八月，又有鄭士良等革命黨人在惠州起義，許多人因此將這一動盪的局面附會成是閏八月所致，民心更加惶惶不安，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就起而撰文釐清此一流言。

顧家相於當年所撰的〈閏八月無關吉凶辨〉一文，大概是近兩百年來討論閏八月最翔實的一篇文章，他在從曆法的角度理清嘉慶十八年改閏的原因之後，歸結曰：「不利閏八月，乃草野流傳之謬說」，並稱：

考國朝定鼎以來二百五十餘年，所謂閏八月者，嘉慶癸酉已改不計，此外已有四次：康熙庚申，三藩將次勘定，軍務日有起色；康熙戊戌，海宇太平；咸豐辛亥，亦在粵匪起事以後；同治壬戌，則為官軍得手克復安慶之歲，不三載而底定東南。然則所謂閏八月不利者，果安在耶？僕故表而出之……使人人知今年閏八月，在本朝已為第五次，不足為奇，庶幾謠言靜息，人心安謐乎！

顧家相所舉的康熙十九和五十七年兩例，雖然均閏八月，但並不曾發生對清廷不利的大變。事實上，清軍於康熙十九年庚申歲不僅克復成都、保寧、重慶、辰州、貴陽等地，還迫使鄭經敗走臺灣，而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歲更是「海宇太平」的盛世。但顧家相或為平息謠言，對其它閏八月之年不利的事件，則並未客觀地據實敘述，如洪秀全在咸豐元年辛亥歲登極成立太平天國一事，即未被提及。

以出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聞名的王錫祺，亦有感於民間流言四起，有倡「本朝忌閏八月」說者，故輯撰《閏八月考》一書。王氏請同鄉龔□將史書中所有的閏八月，均整理出來，並將各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亦臚列出，據其統計，自漢武帝太初元年(104 BC)以迄光緒二十六年，共有六十一次閏八月，其中多數並不曾發生重大變故，而「康熙十九年庚申、五十七年戊戌，兩閏八月，一則叛藩逮平，一則環宇清肅。文宗咸豐元年辛亥、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亦閏八月，一則在巨寇猖獗之後，一則居全功戡定之先」，至於光緒二十六年所發生的巨變，王錫祺則認為「非彼蒼好禍，實僉謀不臧」所致！王氏在《閏八月考》的跋文中，歸結稱：「顧列朝星變示警，或應或不應，且人力迴天者，十恆六七」，其對閏八月不利清廷一說的態度，應深受顧家相的影響，王氏在《閏八月考》一書的末尾，即曾將顧氏所撰的〈閏八月無關吉凶辨〉全文引錄。

經由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閏八月為凶兆的說法，全為八卦教在「癸酉之變」中所穿鑿附會出的，先前在正史中即因此絲毫未見此一俗忌。如果您還是相信閏八月確實極端不祥，那麼您只要能耐心熬過今年，此後就可以完全否極泰來了，因為從現在起，至少半個世紀之內，均不會再出現閏八月，也就是說，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應該可以度過一個沒有重大天災人禍的後半生！

六、結語

清朝的欽天監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都是依據《御製曆象考成後編》一書推算每年的氣朔。辛亥革命以後，初期仍由中央[象臺照前朝的方法計算，自民國三年起，才改用較現代的天文理論編製每年的《中華民國曆書》。

目前在台灣，一直是由中央氣象局的天文站代表政府編製農曆的，並成為民間每年所印製大量黃曆和通書的主要根據。至於大陸方面，則由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負責，該台的劉寶琳先生曾主編《新編萬年曆》一書，以現代的天文知識和清朝的定氣規矩，將每年各個朔日和節氣的日期，推算至公元2050年。這本書初印於1984年，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內，就重印了七次，賣了一百多萬本，迄今的總銷售量，恐已超過了兩百萬大關。

但海峽兩岸的農曆編製單位，對置閏的法則，似乎均不曾做過明確的界定，對新舊法的優劣，也不曾理性地加以比較分析。我想許多讀者或許都有興趣知道，在遇到如同公元1813-1814年和2033-2034年的罕見特例時，究竟這些機構將依據那些原則，來決定置閏的月份？又，海峽兩邊的中國社會，有無可能因而安排出不同的閏月？

我們現在所採用計算節氣和決定置閏的方法，其實是湯若望等傳教士在清初為突顯其所用「新法」之新而創制的，規則頗失簡明，結果也過於複雜。由於新、舊法所推得的節氣，頂多相差兩日，對農事並無顯著的影響，況且西方的天文科學中也從未出現節氣或閏月的內容，故我們或許應該慎重考慮將節氣和置閏的定義，重新回歸傳統！而社會上眾多使用黃曆或喜歡術數的朋友們，可能也會很高興使用一本以傳統方式編製而成的農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