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春天在哪裡

中國文學的春天在哪裡 ?  新中國歷史上,曾有兩次「文學的春天」。一是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以後,出現過曇花一現的繁榮。一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以「知青文學」、「傷痕文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又盛極一時,莫言的成名作紅高粱系列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2007年10月,我曾在天涯雜談貼出一篇文章,預測莫言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雖然是興之所至,無意而談,卻沒料到竟然一語成讖——5年後,莫言以其「人與幻覺的現實主義融合的民間故事」,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莫言也成為有史以來首位獲得此獎的中國籍作家。恭喜莫言。

  隨著獲獎消息正式發布,莫言的作品迅速由「常銷書」升格為「暢銷書」。網路訂購量增加了四、五倍,實體書店更是被搶購一空。與莫言簽約的多家出版社,已經在加班加點增印新書。最新消息則是,莫言作品將編入高中語文課本……可以預料的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文學會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之一。名片上的「作家」頭銜,也不再是「腐儒」的代名詞。或許正因為此,有評論者指出,莫言此次獲獎,將「開啟中國文學發展的春天」。

  新中國歷史上,曾有兩次「文學的春天」。一是1956年,「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以後,中國文學出現過曇花一現的繁榮——雖極盡絢麗,卻迅速凋零,令人扼腕。一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以「知青文學」、「傷痕文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又盛極一時,湧現了一大批知名作家和經典作品。莫言的成名作紅高粱系列就是那個年代誕生的產物。時過境遷,我們依然懷念這兩次「文學的春天」。假如借莫言獲獎的契機,促使中國文學重新煥發生機,甚至迎來有一次「文學的春天」,則善莫大焉。

  莫言獲獎的前幾天,我正好與一位朋友討論到中國文學的事情。這位朋友曾是當地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90年代時,是多家主流詩歌刊物的常客。後來,他經商了。為什麼「棄文從商」呢?朋友告訴我,按照時下30元一首的詩歌稿費標準,他要完全靠寫詩過日子的話,如果不被餓死,就會被人笑死——於是乎,中國多了一位商人,少了一位詩人。

  這樣的事例顯然不是孤例。越來越多的作家離開寫作的隊伍。原因可能是紛繁複雜,但其中必有至關重要的一條:生存。

  獲獎後,莫言表示自己要在北京買一套房子。這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能夠拿到約750萬元的獎金。750萬元,對於絕大多數靠文字吃飯的作者來說,是一筆終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巨款」了,可要滿足莫言的心愿,在北京買一套房子,按照市價折算下來,也只有區區120多平方米——要命的是,買房的前提是必須得有北京戶口,或者在京5年社保或納稅證明。

  我說上面這一段話的意思是,「長安居,大不易」。一個像莫言這樣的頂尖作家,尚不能在北京買一套比較像樣的房子,遑論其餘的作家?套用一句被引用到泛濫的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當郭敬明等暢銷書作家版稅收到手軟的時候,別忘了,絕大多數作家還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一方面,辛辛苦苦寫出的作品,找不到地方出版;另一方面,好不容易寫出暢銷的書籍,又遭遇書商盜版。至於拖延扣留稿費,這些更是常見之舉。

  莫言獲得諾獎,證明中國並不缺乏被世界認可的優秀作家,也不缺乏產生優秀作品的土壤。只不過,單單是莫言等少數優秀作家,還不足以支撐起「文學的春天」。因為在「文學的春天」里,必然是群星閃耀的天空,必然是百花齊放的世界,必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良性競爭格局。但是,如果作家連一日三餐都成問題,那麼,怎麼吸引新鮮血液加入到作家隊伍呢?沒有越來越多的後備力量(已經有的作家尚且在水土流失),談何「中國文學的春天」?

  作家生存困難的深層次原因,其實是社會多元化的結果。電視、電影、網路……在這個快餐文化流行的時代,文學的被邊緣化幾乎就是一種必然。如何讓中國文學回到大家的視野,使之重新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是難得的一次契機。

  基於這種原因,我願意從好的方面推想:莫言獲諾獎,就算不能迎來「文學的春天」,對國人而言也是一件幸事。至少,會有一股讀書的浪潮興起——好消息是,近幾天莫言的作品被哄搶,甚至也帶動了其他文學作品的銷量。只要大家願意讀書,願意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文學,那麼,「中國文學的春天」就不會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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