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爾》——一個人，一座城，一本書

來自專欄小星的書屋

去年，在成都呆了段時間，受成都安逸氣息的影響，晚上不禁喜歡晃蕩於成都的大街小巷。書店是我非常愛去的一個地方，一段時間內逛遍了一環內的大小書店，我喜歡方所潮氣蓬勃的氣質，更醉心西西弗較為安靜的環境。也正是在西西弗，看到《伊斯坦布爾》，感到「一座城市的記憶」這句話與當時的生活產生共鳴，順然買書，感受書中的回味。

奧爾罕·帕慕克在書里寫道：

我沒離開過伊斯坦布爾——沒離開過童年時代的房屋、街道和鄰里……母親的悲嘆又回到耳際：「你怎麼不出去待一陣子，你怎麼不試試換個環境，去旅行……」

《伊斯坦布爾》寫成於2003年，在成書前50年的人生中，奧爾罕曾於83年至88年間去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我們已不能對他苛責更多，四十多年的伊斯坦布爾日夜，遊歷在城市的每一條街道，這座城已在作家心裡印下不滅印記，而作家同時用《伊斯坦布爾》回應了這座城。

一個人，一座城，一本書——揭開伊斯坦布爾的神秘面紗。

兩個自我

很多人會忽視《伊斯坦布爾》的開篇「奧爾罕的分身」，作家在其中描述了兩個自我：第一個自我是「他人對我和我的城市的陳述」，這個自我與伊斯坦布爾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也更接近真實的自我；第二個自我是本心的自我，一個旁觀者的自我。

書中提及西方作家與伊斯坦布爾作家對這座城的描述：在西方作家的眼裡，東方的伊斯坦布爾充滿了神秘美感，「處處賦予這座城市異國吸引力」；在伊斯坦布爾作家雅哈亞等人眼裡，出生時的大帝國已步入衰亡，昔日之美已然逝去。

奧爾罕提出一個不同於兩者，卻更符合伊斯坦布爾的形象：一座「呼愁」的城市。這要歸功於奧爾罕的兩個自我——奧爾罕巧妙地躲在旁觀者自我的角度，觀察與伊斯坦布爾聯繫更緊密的真實自我，避免了如伊斯坦布爾作家一般過度沉迷於帝國衰亡的憂傷，又比西方作家對伊斯坦布爾了解得更加真切。

一座城市的呼愁

作家善於對細節的描摹，在整本書里，奧爾罕用極為反覆的細節特寫堆疊出伊斯坦布爾的城市印象：一座「呼愁」的城市。全書最長的一段細節特寫正出現在第10章「呼愁」。

「呼愁「即是土耳其語的「憂傷」，但對這一詞語，奧爾罕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它是一種混亂、朦朧的狀態，它可以是一個集體的憂傷，但不只是憂傷。「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現實，它帶給我們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裡的茶壺冒出蒸汽時凝結在窗上的水珠。

在國家西化的過程中迷失自我，看著博斯普魯斯的雅驪在火海中融化，伊斯坦布爾的人們註定會患上「呼愁」的病。反過來，因為「呼愁」的出現，才使得一座黑白的城市在伊斯坦布爾人眼裡更加柔和。

如果「呼愁」單純是城市翻新、文化衝突引起的，那麼它或許是一種城市的通病。今天，極速發展中的中國，從瓦房到鋼精混凝土，日漸消失的衚衕、城牆、古樓，傳統觀念與新潮思想的衝突，我們的城市中的我們或許尤其會有這種感受。不過，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並不單純，它還包含著信仰的變革；而政體的搖擺不定，處於歐亞大陸的交界，註定伊斯坦布爾的「呼愁」是一種持續、永久的狀態。

一座城，一個人，一場人生

對大部分作家來說，被禁錮在一個地方是痛苦的，他們的靈感來自於擁抱不曾見識的一切。奧爾罕不是這樣的作家，他用一段話闡述了自己的想像力來源：

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 無根性；我的想像力卻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視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個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一個人，一座城。

生於伊斯坦布爾是奧爾罕的幸運，這座城市剛好擁有他需要用盡一生來挖掘的素材；當然，擁有一個要用一生來講述一座城的人，也是伊斯坦布爾的幸運。從拜占庭到君士坦丁堡，從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爾，它的每一段歷史都能在文學裡找到蹤跡，這一次，20世紀的伊斯坦布爾，在奧爾罕的書中。

2015年，奧爾罕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九個年頭接受了一次專訪，當時他隱居於伊斯坦布爾附近的王子群島，當記者問及作家的如今生活時，作家說：

我年紀越大就越經常問自己，這輩子想做的事情都做了，錢也有了，身體也不錯，我還要什麼呢？我的回答是，我腦子裡想說的東西，還要寫出來，生活還要繼續。

祝願作家能夠敘寫更多的伊斯坦布爾故事。

一直以來，我很難想像在一座城生活一生是怎樣的狀態，我曾在寫故鄉的文章里寫：

出城的人好似已經歷許多個年代，而這城裡的人永遠只生活在一個年代。

《伊斯坦布爾》使我明白，在一座城裡，即使是一個年代，這個年代也不會一眼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