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說｜年輕女性為何「階段性」回歸家庭？

來自專欄知識分子

撰文：李永萍

責編：劉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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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在各地農村調研，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二、三十歲的年輕女性在結婚之後的一段時間要暫時性地回歸家庭。

年輕女性回歸家庭主要是為了照顧小孩，其回歸家庭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回老家陪讀；二是將小孩帶到丈夫打工的地方照顧，丈夫打工，年輕女性照顧小孩。

中國傳統的家庭分工以性別分工為主，即男主外、女主內：女性的一生幾乎都是在家庭之中度過，她們要負責操持家務、照顧小孩、照料老人，而外出掙錢則是男性的職責。傳統時期年輕女性以家庭為中心，一方面與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觀念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打工機會有限相關。

從打工經濟興起以來，尤其是9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外出務工機會越來越多，年輕女性也開始「走出家庭、進入市場」，此時的家庭分工是以代際分工為主，即年輕的子代家庭外出務工，年老的父代在家務農和照顧孫代。

而近年來，開始出現年輕女性在結婚之後的某個特定階段暫時性回歸家庭的現象，這一現象雖然在各地農村還不是特別普遍，但僅僅是這個現象的出現，就表明農民家庭在面對市場時開始出現新的分工模式。

因此，總體來看，年輕女性經歷了「以家庭為中心——走出家庭、進入市場——暫時性回歸家庭」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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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發現，年輕女性回歸家庭主要是照顧小孩，為了孩子的教育。

近年來，農村家庭對小孩教育確實越來越重視，陪讀現象在各地農村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部分地區（如湖北巴東、秭歸）中小學生的陪讀率達到80%以上。

對孩子教育的重視，自然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即家庭中誰來作為教育的主體？

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到2010年左右，打工經濟進入高潮期。這一階段，一般農村家庭的家計模式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此時，照顧孫代的任務主要是由爺爺奶奶完成，「留守兒童」問題也曾一度成為學界研究的熱潮。

但近年來，隨著農村家庭對教育越來越重視，以及爺爺奶奶帶孫代所帶來的弊端不斷凸顯，有條件的家庭都傾向於由年輕的父母自己帶小孩。這一任務主要是由年輕女性來完成，爺爺奶奶有時是作為輔助力量，幫助媳婦一起帶小孩。當然，年輕女性能夠回歸家庭也與家庭子女數量減少和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直接相關。

例如，在武漢黃陂農村調研時，當地一位中年女性提到：

現在的小孩一般都是父母自己帶，爺爺奶奶帶的少，爺爺奶奶最多帶到上幼兒園，一旦上學就是由父母自己帶。現在都是把小孩帶到身邊，沒有完全把孩子留在爺爺奶奶身邊的。現在的小孩，爺爺奶奶都管不了，父母該管的時候會管，爺爺奶奶永遠都是溺愛，順著孩子。80後的年輕父母都不喜歡爺爺奶奶帶小孩，一般是爺爺奶奶打工，年輕媳婦帶小孩。現在（年輕的）女的蠻講究，講究衛生，一般都是自己帶，20幾歲的都是自己帶孩子。小孩教育是最關鍵的，老人教育不一樣，以前的思想不一樣。

因此，可以看到，對小孩教育的重視成為年輕女性回歸家庭的主要動力。

當然，如果從區域比較的視野來看，年輕女性回歸家庭的具體機制和邏輯則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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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武漢黃陂農村調研時，發現當地的年輕女性也有回歸家庭的趨勢。二三十歲的年輕女性基本都是自己帶小孩，而中老年父母有的是輔助媳婦帶小孩（如到城裡接送小孩上下學）、有的則是自己打工。當地年輕人主要在武漢市內（漢口較多）務工，因此年輕女性一般是將小孩帶到城市，丈夫打工，自己帶小孩。有的女性在帶小孩的間隙還能打一些零工。很少有年輕女性在村子裡單獨帶小孩，這主要是由於鄉村中小學教育質量相對較差，農民都想把小孩送到城鎮接受更好的教育。

因此，總體來看，當地年輕女性之所以回歸家庭，最主要就是考慮到小孩的教育問題。並且，與一般中西部農村有所不同，武漢黃陂農村年輕女性回歸家庭對家庭收入影響不大，這主要是源於當地處於大城市近郊農村的區位優勢，就業機會豐富，能夠吸納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勞動者就業。尤其重要的是，中年婦女在附近工業園或蔬菜種植基地也有就業機會。因此，在年輕女性回歸家庭之後，家庭勞動力形成了新的配置，即年輕的男性和中年的父母都在城市務工，年輕的媳婦以帶小孩為主。充分的就業機會以及新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形成，使得當地年輕女性回歸家庭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穩定性，並且對家庭經濟收入和家庭關係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湖北巴東農村，年輕女性回歸家庭除了對教育的重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當地的中年父代不願意帶孫代。巴東農村屬於原子化地區，與川渝農村類似，代際關係相對獨立，代際責任相對有限。父代對子代的責任只限於撫育和幫助子代結婚，甚至結婚都主要是子代自己的事情而非父代必須完成的任務。而帶孫子更不是父代的任務，雖然當地也有很多父代要幫助子代帶小孩，但他們很清楚這並不是自己必須完成的任務，並且，帶孫子所花費的費用都是由子代自己承擔，這一點也與其他農村有所不同。

筆者在湖北巴東縣官渡口鎮趙村調研時遇到過很多爺爺奶奶不願意帶孫子的案例。

其中一個案例很典型。

趙村6組的趙叔，今年62歲，老伴60歲。有一個兒子，今年36歲，已婚。目前兒子在四川成都打工，媳婦與兒子一起在成都，但並沒有打工，而是在那邊帶小孩，小孩9歲，正在上小學。

當問及為何不把孫子帶回家裡時，趙叔說，

我不願意，因為接送不行。星期天要送去學校，周五要接回來，我沒有車。兒子倒是希望我帶回來，兒子肯定有點不高興，但不高興也沒辦法。我們這裡的小孩50%以上都是父母帶出去自己帶，留在家的很少。

趙叔兒子每個月的打工收入三四千元，剛好夠一家三口在成都的消費，幾乎沒有結餘。

因此，在巴東農村，年輕女性回歸家庭的直接原因是對子代教育的重視，當地農村大多數家庭的小孩都有人陪讀，但問題在於，為何不是由爺爺奶奶陪讀？

陪讀，就意味著爺爺奶奶中至少要有一個人基本完全脫離生產，周一到周五都要到鄉鎮陪孫子讀書，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因此，爺爺奶奶陪讀直接影響了他們自己的收入來源。對於年紀較輕的爺爺奶奶來說，他們還有機會在縣城或鄉鎮附近務工；而對於年紀較大的爺爺奶奶來說，他們在村裡都要種地和養豬，養豬需要花費很多人力，一旦有一個人陪孫子讀書，那麼另一個人很難單獨完成務農和家務工作。

以前不用陪讀時，爺爺奶奶照顧孫子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更少，對自己的農業生產和收入影響不大，因此問題還不凸顯；而當前陪讀現象興起之後，很多爺爺奶奶都表示不願意帶孫子，因為帶孫子就意味著要去陪讀，陪讀就意味著要影響自己的家庭生產和家庭收入。因此，在有限的代際責任之下，巴東農村的年輕女性回歸家庭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被動的回歸。

在山西忻州農村，同樣也出現了年輕女性回歸家庭的現象，並且也是以陪讀表現出來。山西農村的年輕女性陪讀，表面上也是為了小孩的教育，但實際上是由於婚姻市場上女性資源的稀缺，導致女性在婚姻市場上佔據優勢地位，帶小孩成為其躲避勞動、不工作的「正當借口」。而男性及其家庭都不能對此提出異議，否則年輕媳婦很可能提出離婚，這對於男方及其家庭而言將是致命的打擊。因此，山西農村年輕女性回歸家庭更多是為了個體的享受。

對比武漢、巴東、山西忻州這三個地區，可以發現年輕女性回歸家庭對家庭收入影響不同。在武漢黃陂農村，由於就業機會較多，因此可以吸納家庭內部幾乎所有的勞動力就業，在此情況下，雖然年輕的媳婦沒有打工，但可以通過婆婆打工來彌補。因此從家庭整體而言，家庭收入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而巴東農村和山西農村則有所不同，當地屬於一般的農業型村莊，中老年人就業機會有限，年輕女性不打工就直接減少了家庭的現金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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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農村部分年輕女性回到家庭，但並不是回到家庭的僻靜港灣。

除了在一些女性地位被突然抬高的地方以外（如山西忻州），大部分地區的年輕女性回歸家庭並不是為了個體的享受。

現代化背景下家庭的功能化維度越加凸顯，家庭成員要通過「合力」的方式共同應對現代化給家庭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完成家庭的順利再生產以及家庭流動與發展的目標，因此，家庭的功能化意味著年輕女性向家庭的回歸也不可能是生活性和享受性的。

回歸是為了更好地走出，是另一種形式的付出。

大部分年輕女性回歸家庭的目的是為了以更好的方式來支持家庭再生產，促進家庭發展和流動。

因此，當前女性主義理論所爭論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角色分配和角色衝突問題，在中國的家庭邏輯中實際上是不那麼明顯的。

這些女性看似在家庭中，但何嘗不是在醞釀和培育家庭積累的資本呢？

當中國農民將家庭的希望和重託都寄希望於子代身上時，女性的家庭生活本身就成為一項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