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練習】未來的角色

來自專欄 Mr. Bias 的經濟學輕科普

最近入手了一本實體書，叫做「choice over time」。

這本書出版於1992年，是行為經濟學關於跨期選擇問題的一本遠古論文集。

本書的兩位編者：

• George Loewenstein，橫跨經濟學和心理學兩門。是偉大的弗洛伊德先生的外曾孫，隨便找一本行為經濟學的隨便什麼書，一個小時之內你必然看見這個名字十次以上。特別是對情感、衝動、情緒這些話題，行為經濟學家裡面就是最大的權威了。現在在CMU社會與決策科學學院任教。
• Jon Elster，橫跨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三門。主要做社會哲學，兼職批判理性選擇理論以及做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現在任教於哥大哲學系和政治系。

這本書裡面有一篇文章叫做「The utility from memory and anticipation」，作者就是這本書的兩位編者，所以肯定也是裡面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了。這篇文章將對未來的預期以及對過去的回憶如何影響人的心理感受。兩個人各自知識背景的並集真的是大得可怕。這一段文字旁徵博引，天馬行空，別看已經二十六年了，現在讀起來依然覺得寫得很有意思。

特別跟我的研究興趣有關的是關於預期的段落，叫做「The role of the future」，也就是未來的角色。這一段是講完了「過去的角色」之後講的，是關於人能直接從對美好事物的預期中得到令人愉悅的精神體驗，對此兩位作者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由於不長（兩千來字），我決定把它全文翻譯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歡迎探討~

另外，僅供學習交流之用，不要轉載哈。（這玩意兒不會有人轉載吧哈哈??

未來的角色

預見作為一種苦樂的來源的重要作用早已被經濟學家認識到了[1]，並且已經被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證明過了。一項研究追蹤了兩家計劃破產的工廠中的男性工人兩年，發現「等待失業的過程與疾病聯繫最為緊密」，而不是實際上失業的時候[2]。另一項研究中，大學學生被要求為一周中的每一天的愉悅程度排序，研究者觀察到，周五被排在了周日之前，即使那天還是要上課。顯然，不上課的周日被對於下一周即將到來的課程的預見給毀了[3]。

與記憶一樣，被預見到的體驗也能通過消費效應和對比效應影響此刻的效用。經由消費效應，我們能夠有效地通過預見來消費那些還沒發生的事情。就像哲學家Bain所說的那樣，「每一點實際的愉悅都在它出現之前投射了一個對應的理想。」我們將暢想（savor）定義為從對令人愉悅的事物的想像中獲得效用的過程[4]，而將焦躁（dread）定義為沉思未來發生的消極的事情造成的情緒影響。暢想和焦躁是體驗的放大器，使個體在未來的事件發生之前反覆地體驗它的享樂感受；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尤利烏斯·凱撒所說的那樣：「懦夫在死之前已經死過很多次了。」

雖然暢想和焦躁具體的決定因素是不清楚的，但可以闡明一些關於它們的基本原則。正如傑文斯觀察到的那樣，暢想與焦躁的強度因被預見的事件的情緒強度不同而不同。並且，暢想與焦躁的強度都會因為該事件發生時間的臨近而增強：

一件一年之後才發生的事件平均來說只會影響我們一天；但一件三天以後就要發生的重

要的事會在整個這三天裡面強烈地影響我們。[5]

同樣的性質也適用於回憶。[6]

然而，即便考慮到了未來感受的強度和時間延遲，未來的事件產生暢想與焦躁的能力還是存在著不同，且人們體驗兩種情緒的傾向也依然會有波動。第一，我們很難在一件事當下看毫無吸引力時暢想這件事。吃撐了之後再暢想下一頓飯是令人厭惡的，無論到時候我們會多餓，也不論那頓飯到時候有多好吃。暢想看起來主要取決於我們現在對一件未來事物的評價，而不是我們預計自己未來對它的評價。這也為奢侈品看起來是一種來自預見的愉悅的穩定來源這件事提供了一個解釋，那就是我們對於奢侈品的偏好似乎不取決於來去匆匆的胃口。

我們使用自己現在的口味還是未來的口味來評價未來的體驗？這與人際關係領域又存在著一個緊密的類比關係。在從他人的經歷中感受到苦樂時，我們既可以基於我們自己的偏好，也可以基於別人的。而後一種情況就類比於我們的暢想是基於未來的偏好的情況。例如，我們可能會非常愉悅於知道自己的女兒在大學裡非常開心，且不需要知道她為什麼開心。也可能我們會使用我們自己的口味來評價她的經歷，如果她的開心是來自於學習的成功，我們才會開心，但如果她的開心是來自於服食一種新的迷幻藥，我們會因此痛苦。

預見到的經歷也會經由對比效應來印象影響我們的福祉，實現的方式是：過去的預見會被拿來與實際消費作比較。當未來被預期要好於現在時，這種比較會導致一種對現實的詆毀。許多社會評論家都提到過預期未來會進步會產生對現實的沮喪。托克維爾就曾評論道[7]：「當邪惡看起來不可避免時，人們耐心地忍受著它，但一旦人們有了逃亡的意念時，它就會突然變得不可忍受。」 同時，古爾在他經典的《人為什麼要造反》一書中提及了長輩「對新機會的承諾」將造成不滿與叛亂[8]。就像他人的卓越成就一樣，人們對未來個人進步的預期會成為一種相對被剝奪感的來源。根據相對剝奪感領域的文獻，人們傾向於選擇那些與自己相似的人作為對比對象。誰會比我們未來的自己更像我們現在的自己呢？

但奇怪的是，當即刻的消費比未來消費更高時，對比效應將在消費效應面前黯淡無光。很少有人會因為對比富足的現在和貧瘠的未來而感到滿足。也許令人愉悅的對比效應都會因為意識到現在的富足終將幻滅而被碾碎。類似這類對向下比較的厭惡，在關於社會比較的研究中被觀察到了：雖然人們會因為與自己有關的他人獲得了更多而痛苦，但人們也不會因為與弱勢群體比較而感到愉悅。[9]

與預見相關的消費效應與對比效應並不是互斥的。一個人既可以因為暢想一次約會而愉悅，但也可能因為對比有人陪伴的溫暖場景而在現下感到格外孤獨。哪個效應佔上風——也就是說，約會對現在的效用是補益還是減損——既決定於未來經歷的相關性像一把標尺對現實的度量，又取決於對未來想像的鮮活性（vividness）。[10] 奢侈品，一如豪華餐廳的晚餐或者旅行，能提供強烈的預見的愉悅，但不會造成強烈的對比效應，因為它們十分的鮮活，但它們與現在的體驗無關。也許因為同樣的原因，人們並不嫉妒超級富豪。[11]

當未來的改善被推遲時，對比效應將變得十分強烈。當人們迫近解脫時，對畢業之後工作職位的承諾、又臭又長的旅行的終點或者刑滿釋放[12]都是沮喪感很強的情境。Grinker 與 Speigel 發現，二戰時期的飛行員用一種宿命論的、不在乎生死的態度來對抗焦慮。但「這種對抗……經常在臨近戰鬥之旅結束時被飛行員放棄……在最後幾次任務中，求生的慾望再度變得真切，那時候對自己命運的關切重新回到了飛行員的心中。當他開始希望和關心時，他會突然感受到強烈的焦慮。」[13] 預期到改善的延遲看起來能夠引起對現狀的不滿，雖然這種不滿會被暢想未來的愉悅所調和。那些厭惡革新的人要麼會被建議調整預期，要麼，如果前者可操作性不強的話，會被建議把革新想得鮮活些，然後盡情暢想它。

預見與回憶的相似之處在於，消費和對比效應都是運轉有效的。但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不同。記憶有它的目標事件，且這個目標時間已經發生了，所以也就是確定的。但預見則關注未來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從根本上說就是不確定的。預見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也是暢想和焦躁強度的重要決定因素。

斯托蘭德在他的著作《希望的心理學》中提出了一個基本命題：「對一個人來說，它感受到的實現目標的概率越高，或者這個目標越重要，他就會感受到更強烈的積極情感。」但概率與情感之間的關係可能更加複雜。

當概率低到了一個可想像的閾值之下的時候，無論暢想還是焦躁都會消失。在這個閾值之上，我們應該能看到一個突然出現的跳躍，然後在這個跳躍之後的一個相當廣闊的空間中情感對概率的邊際敏感性都會很低。暢想和焦躁起源於對延時經歷的想像，但看起來似乎很難將概率引入想像。一個人對於可怕的撞車事故的想像並不因為概率是10%還是50%而改變，都是一樣的鮮活；對周末約會的想像帶來的愉悅也不會取決於被放鴿子的概率。當然，一個人可能會花更多時間去想像意見更可能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說就不一定了。一個確定的約會不需要什麼注意力，但一個不確定的約會卻需要好好規劃撤退方式，這可能會使集中於約會上的注意力一直保持。

預見情緒對概率的不敏感性可以解釋人們何以同時購買彩票和保險。就像彩票經理和銷售人員理解的那樣，人們買彩票並非在購買一個富有的機會，而是在「購買夢想」[14]。 如果夢想的愉悅並不取決於中獎的概率，那麼購買一張廉價彩票就夠了，它會創造一個非常小的獲得一大筆錢的機會，以及大劑量的暢想。與人們更關注獎金而不是概率的斷言一致，大眾媒體上的彩票廣告介紹獎金的數量大約是介紹中獎概率的四倍[15]。 類似地，通過為低概率事件購買保險，人們可以以極低的價格買到「心裡的和平」——使人免於擔憂，而這個擔憂其實與這個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無關。

當一件被預見的事的概率繼續上升，一個有趣的反轉出現了。超過一個特定的點，時間就被重新賦予了新的框架；能與心上人約會的可能性是90%，被改變成被放鴿子的可能性是10%。腫瘤有90%的可能性是惡性的，被改變成有10%能逃過一劫。於是，很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人們會在等待高可能性的好事時焦慮，但在等待高高可能性的壞事時感到希望。

[1] 傑文斯視預見為最為重要的效用來源，至少對於精英階層來說：「沒什麼可懷疑的，在那些充滿智慧與遠見的頭腦當中，影響感受與動機的最強力量是在對未來的預見中產生的。」(1871, pp. 40) 其他諸如馬歇爾和帕累托這樣傑出的經濟學家也曾對預見作為效用來源的重要性發表過評論；本書的第一章中被探討過他們的觀點。

[2] S. V. Kasl, S. Gore, and S. Cobb, The Experience of Losing a Job: Reported Changes in Health, Symptoms and Illness Behavior, Psychosimatic Medicine 37 (1975): 105-122.

[3] 周六是最美好的，周一是最痛苦的。 M.I. Farber, Time Perspective and Feeling Tone: A study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Days,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 (1953): 253-257.

[4] 這個術語遵從了 Robert Abelson 的建議。

[5] pp. 41,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

[6] 例如，可參見：G. Ekman and U. Lundberg, Emotional Reaction to the Past and Future Events as a Function of Temporal Distance, Acta Psychologica, 835 (1971): 430-441.

[7] pp. 214,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J Bonner (trans ), New Your: Harper and Bros, 1856.

[8] pp. 14,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9] 參見 Messick 與 Sentis, Estimating Social and Nonsocial Utility Function fro Ordinal Dat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 (1989): 389-399.

[10] 對此問題的討論請參見 D. Kahneman and D. T. Miller, Norm Theory: Comparing Reality to its Alternatives,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986): 136-153.

[11] 對此問題的討論請參見 L. Festinger,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Human Relations, 7 (1954): 117-140; L. Wheeler, Motivation as a Determinant of Upward Comparis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Supplement, 1 (1966): 27-31; 以及最近的 J. Elster, Envy in Social Life, 工作論文。

[12] Kurt Lewin 聲稱，越獄往往出現在刑期即將結束時。如果這是真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就是，當刑滿釋放之期迫近時，被囚禁的現下與即將到來的自由之間的對比，使前者越發不能忍受。在對此問題的非正式研究當中，第二位作者發現，即使對於那些長刑期的罪犯，越獄的分布也是相對平滑的。這就更加自相矛盾了，因為更合理的狀況是越獄應當發生在漫長刑期的最開始。（除了那些電影描寫的那些戲劇性的越獄，電影里越獄都發生在安保措施不佳的地方，所以越獄非常簡單。）也許最有意思也是與對比效應最相關的是這樣的觀察，越獄往往發生在一次失敗的假釋申請之後。

[13] 來自 Stotland, The Psychology of Hope,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69, pp. 35.

[14] 來自 M. Landau, A Manual on Lotteries, Ramat Gan, Israel: Masada Publishing, 1968. 「儘管贏大獎的概率很低，人們還是願意支付一個相對高的價格來買彩票，因為他得到的滿足是來自預見的激動和一種會成功和變富有的幻覺。」(pp. 36)

[15] C. T. Clotfelter and P.J. Cook, Selling Hope: State Lotteries in America, Cambri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