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改革摧毀了漢代的民間經濟嗎？——對漢武帝改革的再思考

來自專欄煮酒聽雪話秦漢

摘要：傳統觀點中對漢武帝改革的影響和評價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本文認為：漢武帝改革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事件，複製的難度非常大。漢武帝改革並沒有摧毀漢代的民間經濟，而是對民間資本的轉型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漢代以及之後我國古代工商業的發展，根本上說是收到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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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的改革算是漢史研究中的一個老問題了，筆者在博士階段的學習以及論文寫作過程中，也看到過很多的相關論述。筆者的博士論文選題是關於漢代民間資本的研究，漢武帝改革作為西漢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節點，自然也跟筆者的論題有很大的關係。不過，撰寫這篇小文的直接原因還是在知乎上看到的一個問題，大致是說「漢武帝改革摧毀了漢代經濟嗎？」之後論文預答辯的時候，答辯老師也反覆提及了一些對武帝改革的傳統觀點。這些事情給了我一些觸動，讓我重新去思考：一直以來自己所接受的對武帝改革的看法，是不是還有些值得探討的地方？於是就有了今天這篇小文。開篇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漢武帝時期的改革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一整套制度變革，在這裡我要講的，實際上是漢武帝的經濟改革。

一、漢武帝改革的基本措施

作為漢史中被人們反覆研究的課題，武帝改革的基本措施實際上已經不必太多贅述。不過為了文章結構的完整，以及方便讀者的考慮，在這裡咱還是簡單的概括一下。漢武帝的經濟改革大概包括這麼幾個方面的措施：

首先，幣制改革。武帝的幣制改革經歷了幾個階段，中間政策也多有反覆，包括三銖錢、四銖錢還有皮幣等等。一直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才推出了通行後世幾百年的「上林三官錢」，也就是人們熟悉的五銖錢。除了貨幣形制方面的規定之外，這次改革最核心的要素便是將民間和郡國所有舊幣收繳中央，並規定鑄幣權由中央壟斷。

其次，禁榷壟斷制度，主要是鹽鐵酒的官營改革。在漢武帝之前，漢代的鹽鐵等行業是允許私人經營的，政府採用收稅的方式從中獲取少量收入，這是漢初「無為而治」的一部分。漢武帝時期「內興工作外事四夷」造成了極大的財政赤字，這算是整個武帝經濟改革的直接動因。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任用孔僅、東郭咸陽會同桑弘羊一起謀劃鹽鐵的官營，並在第二年得以實施。這項改革基本的做法便是在中央和地方設立鹽官、鐵官，建立鹽鐵業的官營國有網路，壟斷鹽鐵的整體生產、流通、銷售體系，同時，嚴厲取締私營鹽鐵業。榷酒的政策要稍晚一些，天漢三年（前98年）開始執行，對酒施行官釀官賣，禁止民間私自釀酒出售。

再次，均輸平準制度。均輸平準是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建立的一套官營國有的商業體系。這套制度設計的初衷或許是為了解決各地上貢的耗費問題，但後來就成了政府獲取收入並控制市場的一種手段。通過均輸制度，政府獲取了全國各地的特產，再通過平準建立的銷售網路將之投入市場，平抑物價的同時還能獲取收入。

最後，是算緡告緡政策。算緡告緡是武帝針對民間資本所有者制定的一項掠奪政策。按政策字面的意思是徵收財產稅，稅率大致是12%（每萬錢一算）。但由於有許多人瞞報，之後又出台了鼓勵告發的告緡政策。結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對民間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二、漢武帝改革的短期、長期影響——傳統觀點的梳理

漢武帝經濟改革的基本內容大致如前。這種改革帶來的影響，實際上也就是人們評價這場改革的核心問題。對此前輩學者已經有了非常多的研究[1]，在此分短期和長期影響略作梳理，這實際上也是筆者思考的起點。

短期來看，漢武帝經濟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解決當時的財政問題，此外還有解決王國問題以及相應的地方控制方面的動機。可以說從短期來看，這次經濟改革極大地增加了西漢政府的財政收入，支持了當時的對外擴張，進一步瓦解了地方諸侯勢力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打擊了富商大賈對自耕農的過度盤剝，可以說其基本的目的都實現了。當然，這次改革也存在一些消極影響，比如官營經濟帶來的腐敗問題，產品質次價高的問題，尤其是其中許多具有掠奪性質的做法，對當時的民間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這也是不用懷疑的。

長期來看，漢武帝改革也確實為後世帝制時期國家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範本」。其所建立的均輸、平準、長平倉、禁榷壟斷等制度，受到後世君臣的大力推崇，我們在後世的許多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中都能看到漢武帝的影子，尤其是禁榷壟斷制度，經過後世王朝的沿用和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了帝制時期官營經濟的一種傳統和定式。同時，由於政府對高利潤行業的壟斷，使得民營經濟經營的空間日漸狹小，對官營經濟表現出越來越強的依附性[2]。

三、漢武帝改革的中期影響——武帝改革的再評價

從以上對武帝改革的傳統評價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武帝經濟改革的短期影響是比較清楚的，而如果將視角放到兩千餘年的整個帝制時代，從漢武帝建立官營國有工商業體系，尤其是禁榷壟斷體系之後，到隋唐的官營經濟和劉宴改革，到宋王安石的改革，一直到宋元明清，這一線索似乎也是很清楚的。然而，這種長時段的「宏大敘事」似乎會給人一種錯覺，由於這種長期分析是將兩千餘年中的若干節點連接成線，兩個點之間的情況很容易就被人們忽視了，從而下意識地認為兩點之間是一個靜止的狀態。最常見的一種觀點便是類似本文開頭提到的知乎的那個問題：漢武帝改革摧毀了漢代的民間資本嗎？短期內漢武帝改革確實對當時的民間資本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但之後的視角一下子甩到了隋唐，似乎這中間的幾百年時間，民間資本就是在不斷強化的官營國有體系的壓迫下不斷萎縮了。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換一個相對中觀的視角，重新看看武帝改革之後幾百年的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再評價之一：特殊情況下的特殊事件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漢武帝的經濟改革有其具體的時空背景，是一個特殊情況下的特殊事件。前面我們回顧了改革的具體內容，從中可以看出，這次改革是建立在漢初七十年逐漸雄厚的財富積累的物質條件下，在整個國家的動員組織能力發揮到巔峰的情況下由武帝政府推動的一次強制性、系統性的制度變遷。其為整個國有資本的運作所設計的，是一套「重資產」的運作模式。通過從中央到郡縣層層設置官僚機構，武帝政府和他的「軍師」桑弘羊試圖控制整個國家主要行業產、供、銷的全部環節，從而達到經濟運行的完整「閉環」。在當時的資訊水平下，這樣一種體系要實現信息的及時到達，只能通過設定更多的層級，使用更多的人力從而縮簡訊息節點之間的距離。可以想見的是，這種對國家動員能力滿負荷甚至是超負荷的運轉模式，是不可能長久持續的，甚至是不可能輕易複製的。

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武帝改革的諸多舉措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是鑄幣政策，當然其執行過程中個別時段也有過反覆。其他的政策裡面，榷酒最早被放棄，而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也隨著武帝之後官僚體系運轉效率的下降而不可避免的走向解體。到了東漢時期，對鹽鐵等行業的管理，又逐漸地恢復到了之前類似「包商制」的模式上來，大規模的均輸平準體系也沒有再建立起來。武帝之後，唯一一次試圖重建這個體系的是西漢末的王莽，而他的結果大家也都知道，這也進一步顯示了武帝經濟改革的特殊之處，確實是很難複製的。王莽之後，再一次類似規模的官營國有體系的建立，就要到隋唐之後了。

（二）再評價之二：漢代民間資本轉型的催化劑

在傳統的對漢武帝經濟改革的評價中，有一個似乎是大家的共識，即漢武帝摧毀了漢代前期那種自由的民間經濟，民間資本「周流天下」的局面不復存在。這似乎也是我們國內史家相當長時間內形成的一種思維定勢：或許是出於對明清以來「資本主義萌芽」的情結，對於自由的民間經濟遭到破壞總報有某種遺憾的情緒。但實際上，這樣一種對武帝經濟改革的判斷，似乎隱含著一個邏輯上的假設，即：如果沒有漢武帝改革，西漢初年民間資本自由流轉的局面將繼續持續下去。可是，這個隱含的假設真的成立嗎？

（1）漢武帝經濟改革後民間資本的調整與轉型

不論中長期如何，短期來看漢武帝的改革確實給當時的民間資本、民間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衝擊。這些近乎掠奪的政策讓當時的民間資本所有者認識到，依靠流通領域聚斂財富，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種做法。於是他們紛紛調整自己的經營思路，一方面將投資轉向更具有安全性的土地，另一方面也加緊與政治權力的聯繫，或者賄賂官吏尋求保護傘，或者直接通過選舉進入權力體系。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資本向土地的轉移，以及尋求與權力的結合都不是武帝改革之後才出現的。太史公說的「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南陽孔氏）「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這些現象是西漢初期就存在的。所以武帝的改革只是加速了這一過程。

所以說，武帝的經濟改革並沒有摧毀當時的民間經濟，而是加速了他們轉型的過程。到西漢後期以至東漢，我們從傳世文獻中依然可以看到大量民間資本所有者的記錄，只是他們的經營與生存模式有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資本所有者選擇田莊這種綜合性的資本運營模式，同時開始向士族乃至世族的轉型。南陽新野那一眾民間資本所有者，最後連天下都打下來了，能說是被摧毀嗎？那麼，回到本節開始的問題，如果沒有漢武帝的經濟改革，會怎麼樣呢？

（2）漢代經濟結構對民間經濟、民間資本的制約

筆者認為，西漢初年的那種民間資本遍布各個行業，行業邊界相對清晰，經營相對自由的局面，並不會一直存續下去。這與漢武帝的經濟改革沒有根本性的聯繫，而是由漢代以農業為主的總體經濟結構決定的。筆者曾據文獻中漢代稅收的數據大致推算過，漢代農業對工商業的比例大致為8:2。古代社會的農業一般來說具備這麼兩個特點：首先，是投資回報率比較穩定。類似「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說法，從戰國的李悝至漢代的賢良文學都在使用，這也是農業投資安全性的來源；其次，農業的投資收益表現出與生產規模高度相關的特點。漢代的經濟結構和農業自身的特點，從消費能力上制約著民間資本向非農產業的投資。可以通過下圖做一個分析：

市場的實際規模是由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共同決定的。在一定時期內，如果不考慮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非農產業的產量應當按照一個固定的「斜率」（即增速）線性增長（曲線1）。這一產量決定了工商業產品的市場供給，而市場的需求則主要由相關產品的消費能力決定。這種消費能力主要取決於收入水平。漢代以農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其整個社會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農業，那麼收入的增加速度應當與農業的投資回報率類似，同樣近似的按照一個固定的「斜率」線性增長（曲線2）。而所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工商業的投資回報率是超過農業的，故曲線1的斜率要大於曲線2。故收入，以及由其決定的需求的增速低於供給的增加速度。

因此，主要由農業產量決定的收入水平，決定了漢代社會的整體消費能力只能支撐A點以下陰影部分的非農產業產量，這就為漢代社會工商業的規模設定了宏觀上的上限。所以，漢代民間資本在工商業的投資，雖然個體上存在差異，但總體上擴大再生產的激勵不足，這一現象被近世史家反覆提及。這其中有投資組合、政策環境等微觀因素的影響，但宏觀上來說是因為主要由農業決定的收入以及消費水平，能夠支撐的非農產業規模有限。

所以從宏觀來看，主要由農業決定的收入水平限定了工商業規模的上限，在長周期內使得農業的發展成為了工商業的規模擴張的前提條件，也使得漢代這種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成為了一種「自我增強型穩定結構」，極難從內部打破。所以筆者認為，即便沒有漢武帝的經濟改革，西漢初年那種民間經濟自由發展的局面也很難長期持續下去。當工商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會觸及消費能力的「玻璃天花板」，溢出的富餘資本要麼轉向奢侈消費，要麼只能轉回農業。

（3）漢代及古代社會民間經濟演進的路徑依賴——略及與近代歐洲的比較

可能有的朋友會問，這樣一種「自我增強型穩定結構」是怎麼打破的？為什麼古代的歐洲也是農業為主，卻更早的實現了近代化的轉型？筆者對世界史沒有什麼研究，所以在這篇小文的最後，只能就自己有限的常識性知識談一點看法。

誠然，近代以前的歐洲也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但是雖然沒有具體的數據，筆者直觀的感覺古代歐洲農業與工商業的比例應該沒有中國古代這麼懸殊。這是歐洲與中國近代化路徑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以筆者對世界史的粗淺認識，工商業發展要突破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的限制，歷史上有兩條路：

一條是歐洲的近代化道路。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主要是從收入進而是消費能力上制約工商業的發展。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擴張海外市場增加消費能力。近代歐洲的崛起實際上是通過大量的海外殖民—摧毀殖民地原有產業結構並將其「一元化」（即原料產地化）—大規模傾銷本國工業製成品這麼一個路徑來實現的。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本國消費能力對工商業發展的隱性限制。

另外一條就是前蘇聯和咱們國家建國後的路子。在國家強權的保證下，通過剪刀差長期大量掠奪農業來反哺工業，從而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個就不評價了。

以上，謝謝！

注釋及參考文獻：

[1] 如冷鵬飛：《中國秦漢經濟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05~106頁；林甘泉：《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809~811頁；黃今言：《兩漢工商政策與商品經濟述略》，《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齊濤：《中國古代經濟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14~15頁，等等。

[2] 參加馬伯煌：《中國經濟政策思想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田昌五：《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齊魯書社1996年版。

[3]劉玉峰：《中國歷代經濟政策得失》，泰山出版社2009年版。

[4]李一鳴：《制約與反向強化——漢代民間資本投資與漢代經濟結構》，《求索》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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