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揣測和消極心態 — 我們與生俱來的負累

來自專欄趣味語言學

微信公眾號：認知科學

作者：雪爺

想必各位讀者都遇到過這樣的一些人和事：

? 隨便一句話，經他一解讀，完全變了味兒，而且通常不是什麼好味兒；

? 就連微信表情也經常被曲解——明明是善意的微笑，卻被理解成敷衍的「呵呵」，明明是調皮的吐舌頭，卻被理解成諷刺或嘲笑；

? 飯局因為某種合理原因沒有叫他／她，直接被理解成刻意排擠；

? 一時忙沒有及時回微信，立刻被打上「耍大牌、不理人」的標籤；

?（不勝枚舉）

這就是「惡意揣測」，它的背後是一種把中性的話語、表情或行為往負面的、消極的方向詮釋的心理。容易惡意揣測別人的人通常對自己也不太好，抱著一種消極的心態生活；半瓶水在他眼裡是被喝掉了一半，而不是還有一半剩下。說句實話，寫到這裡的時候，我是心虛的 — 與惡意揣測和消極心態這兩個魔鬼劃清界線，說自己完全不是這樣的人？我不敢。你呢？無論我們多鄙視這樣的心理，或許我們都逃不脫它的魔爪，因為它或許是進化留在我們大腦中最深刻的烙印之一。

心理學裡有一個術語叫「負面傾向 (negative bias)」，用來描述人類在很多方面普遍存在的消極心態。比如，在習得新的知識和技能方面，正強化（比如獎勵，愉快的經歷）和負強化（比如懲罰，恐懼，不愉快的經歷）都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大量研究發現，負強化的作用遠遠大於正強化， 且效果更持久［1,2］。這也許就是古話說的「吃一塹長一智」（而不是「享一樂，長一智」）吧。另外還有研究表明，在做決定或對人下判斷的時候，人們通常會把給更多的權重給負面的因素，少一些的權重給正面的因素，哪怕這兩方面的因素佔比相等［3,4］。生活中，平庸的我們何嘗不是經常一眼看到別人的缺點，也時常因為某件事很小的不利因素而懦弱地止步？且不說學習知識啊、決策判斷啊這些比較「高級」的大腦活動， 就連在非常簡單的視覺處理上，我們也不知不覺被「負面傾向」操控：比如，人們處理負面視覺信息（比如吵架、布滿垃圾的海灘）的時候，神經活動（晚正電位：late positivity latency）要比處理正面視覺信息（比如擁抱、盛開花朵的田野）的時候的強度大很多［5］。

的確，雖然不願承認，但髒亂差、吵架撕逼似乎確實更能撥動我們庸俗的神經。

垃圾海灘 vs 美麗花田

且先不忙反躬自省，這也許不是你的錯，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特性。「負面傾向」從嬰兒時期開始就已經縛住了我們的手腳［6］。孩子收到一個新玩具，父母對玩具表達出負面的情緒（比如厭惡）比正面的情緒（比如喜愛）對孩子的影響明顯更大［7］——假設孩子在沒有接到任何外界信號之前對玩具的喜愛是0，父母對玩具表達出厭惡之後，孩子對玩具的喜愛會猛降至-5，而父母表達出喜愛之後，孩子對玩具的喜愛僅上升至成2。同樣地，來自父母的正面情緒（比如愉悅）對孩子的影響遠遠不如負面情緒（比如恐懼）來得強烈。在孩子的記憶中，負面事件也總是比正面事件更加鮮明具體［8，9］。

不少心理學家認為，「負面傾向」是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出來的一種適應性特質［10］，是驅使人類敏銳地探測環境中的不利因素並加以防備的重要安全閥。有學者認為，負面解讀是信息處理中的默認值和初始狀態 (負面初始狀態假說，the initial negativity hypothesis [11])，而正面解讀是需要運用主觀能動性加以調控和疏導才能達成 — 比如，人們對「驚訝」這種相對中性的表情的解讀可以是正面的（比如驚喜）、也可以是負面的（比如驚恐），但研究表明，不論最終你的解讀是什麼，腦中迅速產生的第一反應大多是負面的解讀，然後有些人能夠通過腹內側前額皮質 (vmPFC) 的作用，克服負面傾向、構建正面解讀［11］。 這樣看來，「負面傾向」或許是進化刻在我們精神世界裡不可抹去的烙印，是我們作為人所無法擺脫的負累。我們成天說要積極對待生活，要把注意力放在美好的事物上。但我們總是一次次辜負這樣的雞湯，成為消極心態的奴隸，成為那個被自己看不起的惡意揣測者。其實，這種雞湯的普遍存在本身就說明了積極心態是一件需要努力才能獲得的事物。但為了更好的自己而努力難道不是應該的么？

進化帶給我們的也許只是適應於遠古時代的生存特質，現代社會的「適者」，我認為，是那些能夠通過努力克服本能衝動的強者。

言盡於此，和讀者共勉。

參考文獻

［1］Logue, A. W., Ophir, I., & Strauss, K. E. (1981). The acquisition of taste aversions in humans.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 319–333.

［2］?hman, A., & Mineka, S. (2001). Fears, phobias, and preparedness: Toward an evolved module of fear and fear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483–522.

［3］Fiske, S. T. (1980). Attention and weight in person perception: The impact of negative and extreme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889–906.

［4］Kanouse, D. E., & Hanson, L. R. (1972). Negativity in evaluations. In E. E. Jones, D. E. Kanouse, H. H. Kelley, R. E. Nisbett, S. Valins, & B. Weiner (Eds.), Attribution: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behavior (pp. 47– 62).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5］Ito, T. A., & Cacioppo, J. T. (2000).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categoriza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 660–676.

［6］Vaish, A., Grossmann, T., & Woodward, A. (2008). Not all emotions are created equal: the negativity bias in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3), 383.

［7］Hornik, R., Risenhoover, N., & Gunnar, M. (1987).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tive affective communications on infant re- sponses to new toys. Child Development, 58, 937–944.

［8］Miller, P. J., & Sperry, L. L. (1988). Early talk about the past: The origins of conversational storie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5, 293–315.

［9］Ornstein, P. A. (1995). Children』s long-term retention of salient personal experience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8, 581–606.

［10］Cacioppo, J. T., & Berntson, G. G. (1999). The affect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 133–137.

［11］Neta, M., & Whalen, P. J. (2010). The primacy of negative interpretations when resolving the valence of ambiguous facial express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7), 9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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