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給流浪漢一點錢，表達同情，但其實沒那麼簡單 | 雜談

任何一個人都有身份的要求，就像我們在一個單位裡面同事尊重我，我特別高興。同事看不起我，我特別傷心。農民也是一樣的，他也希望得到認同。

撰文 | 梁鴻

非常開心能來到泉州。連真老師跟我說來做一個分享，我其實還挺擔心的。

也許我講得不那麼主旋律，可能會有一些跟你們想像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我想這也是一個角度。

▲梁鴻作品《中國在梁庄》

相對於《中國在梁庄》這本書，我今天更想跟大家講的是《出梁庄記》。

因為這本書涉及到農村與城市的關係問題，這是我們今天城鎮建設最重要的一種關係。

《中國在梁庄》寫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這本書出版之後，引起了一定的關注。

天津的一個計程車司機，輾轉了很多人找到電話，說：「我一定要給你打電話，因為你寫的是我的村莊的故事。」

這本書為什麼會受到大家的關注？並不在於我寫了梁庄的什麼什麼，而是，你讀完以後，你想到的是你自己的村莊。

你想回自己的家看一看，自己的村莊發生了什麼問題。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家想讀這本書的一個最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是我們國家多年以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但是在建設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其他的現象。

在某種意義上城市建設說是以犧牲鄉村為代價來發展城市。這當然是跟我們的政策有關係，但另一方面也跟我們的觀念有關係。

▲梁鴻作品《出梁庄記》

我今天想通過講「梁庄」的幾個故事來分享一下我的想法，來看一看，在中國的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我們的觀念內部，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的文化按照價值的高低來判斷人的存在

我先講一對父女的故事。

父親叫昆生，是我們村莊一個非常孤僻的人，他帶著全家住在墓地邊的空地里。我每次到墓地給母親上墳，都會找他，和他聊會兒天說會兒話。

有一次，在聊完天之後，我拿出一百塊錢，想給他。這時候，他做了一個非常小的動作：

他雙手合在一起，然後朝手掌心吐了幾口唾沫，努力把他糾結在一起的頭髮梳理整齊，梳成一個大背頭，然後雙手接過我的錢。

本來我是一個比較隨意的動作，看到他這樣做這個動作後，我也鄭重起來，雙手把錢捧著，給了他。

這其實是兩個人之間的交流。

在那一剎那，他希望自己是被當做一個人來看待，而不是一個流浪漢來看待。首先他尊重他自己，他也要求你尊重他。

在我們的生活內部，我們經常會忽略這種細節。我們常常給流浪漢一點錢，表達我們的同情，好像由此我們的人格得到了完善。

▲梁庄一角

但其實沒這麼簡單。我採訪了我們的村支書，採訪了村裡很多人，所有的人都是嘲笑這個流浪漢的。

為什麼？在我們觀念中，一個人對社會有價值，才是人。當你對這個社會沒有價值或者價值低的時候，你就不是一個人，或者，不是那麼重要的人。

這是我們的問題。人的生命本身是應該有價值的，哪怕他是一個小偷，一個流浪漢，或者是一個痴呆的人。

但是，我們的文化把人用「有用」和「無用」來區分和判斷。這是我們文化結構裡面非常大的一個負面的隱蔽因子。

我覺得在人性的深處，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他都有特別豐富的向度，他都希望跟人有交流，大家是平等的關係。

這些生活中的小事情恰恰是非常有意義的，是具有象徵性的。在那種時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會真正有大的建構。

在城市拆遷之中，我們經常會說，「你們不懂我才懂」、「我是來幫你們的」。這樣的話一般都是無效的。因為你不懂他們在想什麼。

只有你將心比心的時候，你才能明白他在想什麼。

只有你也把他作為一個平等的、和任何人——不管是企業家、超級富豪還是保安、保潔，或做小生意的——都一樣的人，你才能真正懂得他。

不能簡單用「愚昧」、「狹隘」來涵蓋他的生活

我自己非常看重《出梁庄記》。

它所處理的是一個龐雜的問題，是農民與城市關係的問題，涉及到生活中的不同層面。

我花了一年多時間，走訪了有二十個城市，最後呈現了《出梁庄記》這本書。

這本書以七個城市為中心，每一個城市以一種職業為中心，然後輻射其他職業。

比如說我到西安採訪了三輪車夫，我的幾個堂哥在西安蹬三輪。我以採訪他們為中心，然後輻射其他老鄉。

寫《出梁庄記》，對我來說是一次又一次的震驚。

如果說《中國在梁庄》是情感的不斷閃回和一種內在的震驚，《出梁庄記》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教育。

我採訪了西安蹬三輪的，青島的電鍍廠的，內蒙的校油泵的，東莞的服裝廠的等等很多很多梁庄人在外的生活狀況。

▲堂哥在西安住的巷子，叫垃圾巷

上圖是西安我堂哥住的地方一個巷子，叫垃圾巷。

我們經常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場景，如果用一種思辨的方式來思考你的生活，生活內部矛盾一定是非常清晰地呈現在你的面前。

到西安時，我堂哥一直要去接我，結果我們一直接不上頭。我就嘲笑他，我說你生活了20年，怎麼不認識這個地方呢？

堂哥說：

「我雖然在這個地方住了20年，但是這個地方變化太大了。

當年我來的時候，我們是住在大雁塔附近的。算是比較中心的地方，然後一點一點地往外搬，搬到最偏遠的地方。」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象徵。

我們的城市不斷發展，我們要求農民市民化，農民在不斷地進城、頑強地生活。

但是你發現，我堂哥在這20年來，他離城中心越來越遠。

我們所有的城市拆遷之後建的都是高樓，要麼是高檔小區，要麼是高檔商場，都是為我們這些中產階級服務的。

我們很少蓋廉租房，隨著城市的擴張，他們只能離城市越來越遠。

那個城中村也開始拆遷。他們要到哪裡去呢？肯定是要到一個更偏遠的地方。

因為他們只能住便宜的地方。他不可能住到我們小區裡面，這是非常微妙的一個錯位。

我們的城市在不斷擴張，我們在不斷建設，建設更多的房屋，但是這一群人並沒有被容納進去。他們只是城市的勞動者而已。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不容忽視的問題。

▲他們只是城市的勞動者而已

我給大家講一下我堂哥向交警隊要三輪車的故事，那個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他那輛車很破，但兩個電瓶很貴，一個一千塊錢，兩個電瓶，兩千塊錢。

他拿了500塊錢，找托兒解決問題，按照慣例，500塊就可以要回來，但那個托兒說要不回來。我的堂哥給他700塊錢。那個托兒說還不行。

後來我堂哥就給一千塊錢，托兒說真的要不回來了，你脾氣太犟，你罵人家了，人家就專門治你這種人。

我的堂哥一聽，給我二堂哥打了幾個電話，然後召集五六十個人分乘三輛麵包車，浩浩蕩蕩來到了交警隊門口。

去遊行示威，喊著口號是：「你們這些土匪，光天化日之下搶劫。」最後，車要來了，但是他還是交了一百塊錢，交給停車場。

這就是一個食物鏈，交警是最頂層，然後是托兒，就連停車場也插進來了，最下面才是我的堂哥。

他們的確一個月能掙四五千塊錢，但是在這樣一種環境，我的堂哥到底能想到什麼？他們能感覺幸福嗎？

經常有人說這些農民太愚昧了，掙點錢，不知道在城裡買房子，不知道投資，反而跑到家裡建一個房子。

這樣簡單的判斷，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因為他們在城裡面沒感覺是家。

他每天走在街上都要面臨著被罰的危險，他怎麼可能把這個地方當作他的家？

只有當他在梁庄蓋一棟房子的時候，他才是非常有尊嚴的，哪怕他一年只住十天，這十天裡面他是極端快活的。

他可以請朋友吃飯，這是我的家，有身份有尊嚴，有自我。

▲只有當他在梁庄蓋一棟房子的時候，他才是非常有尊嚴的

任何一個人都有身份的要求，就像我們在一個單位裡面同事尊重我，我特別高興。同事看不起我，我特別傷心。

農民也是一樣的，他也希望得到認同。

家裡面的房子雖然是空的，但是那是他價值的象徵，是他自我存在的象徵。簡單地說農民「愚昧」，這句話是不公平的。

還有一對夫婦，住在西安的另外一個要拆遷的城中村。

當時是快談妥了，拆遷是按封閉面積來算的，很多原住民要把那個房子加固一下，其實他們是把他們的走廊全部封閉起來了，擴張拆遷的面積。

我這對老鄉夫婦完全住在沒有光亮的房間里，住了20年。

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在西安買房子？前些年如果你買了，可能現在已經有兩套房了。

他說我幹嘛要在西安買房子？我每天早上就賣個菜都嚇得不得了，連路都不讓我走。

他們兩夫妻非常勤勞，每天早上四五點就到郊區去進菜，然後拉到西安的一個菜市場去賣。經常被人罵臭賣菜的。

我問他房子現在漲了這麼多，你當初沒買房會覺得虧嗎？他說那也沒什麼虧，就算虧我也不會在這買房子。

我又問既然你賺了這麼多錢，為什麼不住好一點的房子？怎麼這麼吝嗇？

他說其實不是我吝嗇，我每天賣不完的菜還得拿出來晾一晾，小區怎麼可能讓你晾呢？

所以這裡面有他有自己很多想法，不能簡單地用「狹隘」這個詞來涵蓋他的生活。

農民變為「暴民」和「惡民」

我在西安時碰到一個年輕人，他18歲，我在拍攝他的時候，他躲避我的鏡頭，他看到我的鏡頭臉刷的一下就紅了。

看他滿含羞憤。我馬上把我的相機收起來了。

他的父親是一個老的三輪車夫，朝他喊：「兒子，兒子，民中過來過來，咱爺倆照個相。」

這個18歲的少年，他是拉平板車的。他穿得非常時髦。前面染了黃頭髮，穿著黑T恤，下身牛仔褲，一個平板拖鞋。

他如此對他的職業充滿了羞恥感，這種羞恥感是誰給他的？為什麼在中國一個勞動者不能成為一個有尊嚴的勞動者？

為什麼一個收垃圾的，一個保潔阿姨，一個保安，他們不能過很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我們生活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勞動換不來尊嚴，我們的勞動是被分了三六九等的。

就像民中這個年輕人，他為什麼那麼羞恥？

他肯定看到過他的父親被抓的那個場景，他老鄉被抓的場景，也許他曾經被反扭著胳膊按在地上。這對年輕人來說是非常致命的。

▲梁鴻在泉州

他也想談戀愛，也想保留一點面子。他的父親可能完全已經適應了，但他還沒有適應。

他的日常生活讓他意識到他的職業是羞恥的，是被別人看不起的，這是我們的行為給他的這樣一個理解，所以他才滿臉羞憤。

後來一直想採訪他。但是他一直不願被採訪，最後還是通過他的父親和他見面。

聊天時，我發現他其實非常活躍，他在他的年輕小老鄉裡面是一個頭兒。

我跟他說話時他非常沉默，不願意搭理我，但是他跟他們那些同伴們打電話的時候，非常地斬釘截鐵，說話也非常利索，帶指令性，完全兩面的。

在規則、懲罰和羞辱之中，農民變為「暴民」和「惡民」。

我們千萬不要簡單地說他們沒素質。素質是培養出來的，我們生活如果沒有給他們空間培養素質，他是沒辦法有素質的。

我們可以聽聽音樂，看看書，修身養性，因為我們有這個空間，有這個時間。

但是這些「蹬三輪的」，他們是沒有空間和時間的。並且他們是不斷被羞辱的，就像我的大堂哥一樣，不斷被羞辱。

所以他用他的方式來反抗，當然這種反抗是違法的。

我大哥要回他三輪車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他請他五六十個兄弟，每人吃一碗拉麵，喝一瓶酒，花了一千多快錢。

但是我大哥說，他高興，他願意請這些兄弟吃飯。

這種心理是很有意思的。這種心理從何而來？並非他天生就想鬧事，是因為他沒有得到尊重。

這就像開頭我講的昆生的故事，為什麼他在接錢的一瞬間，他要梳一下頭髮，是因為他希望得到尊重。

▲梁鴻在泉州旅行

今天本來是講中國文化的傳承。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包含了我們的文化，那些農民其實就是我們文化的實體，是活的文化。

見人見物見生活，你要首先看到人，其次才是物，有人有物之後才是生活。

文化的內部一定包含人的存在。就像我們的村莊，村莊裡面如果沒有人的話，村莊永遠是破敗的。哪怕蓋了一千個好的房屋，它依然是廢墟。

因為沒有人生活。

2008年，奧運會有一個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非常有問題的，它背後就包含一個對立的隱性理解：農村是相對落後的。

這包含的歧視是非常致命的，如果在我們的城市化進程裡面，不包含括我們的文化傳承，不包含括我們的人，不包含我們獨特的語言，不包含我們建築，那何來傳統。

我們建的都是一樣的灰色樓房，我們走遍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樓房是最愚痴，最整齊，全是一模一樣的。

▲梁鴻作品《出梁庄記》

當我們在重新構建我們城市空間的時候，也許不一定都要建高檔小區、高級商場，我們為最普通人留下一個角落。

因為普通人的生活也是我們最重要的生活。

但為什麼城市打工者或農民工被作為「D 端 人〇」？還是因為他們不夠我們成功學的標準，他們的價值不夠大。

這又回到我的開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按照成功與否來分門別類並進行管理，是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當代生活最根本的弊病。

因為你們都是第一線的工作者，離他們非常近，我們這些書寫者反而是遙遠的。

在對城市的發展制定政策的時候，如果你能考慮到這些所謂的「D 端 人 〇」，我想這個城市可能會出現不同的面目。

所以，從內心深處，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夠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也許一切都還應該再認真思考一下，也許還可以更好些。

再次感謝大家能夠聽我的分享。謝謝。

（本文為梁鴻在泉州的系列演講之一，演講稿經作者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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