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 時代在前進，北大失「精神」？

[摘要]「大樓」不能取代「大師」，這是目前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我想補充的是，「學問」不等於「精神」，辦大學，必須有超越技術層面的考慮。

對「北大精神」內涵和定義的討論一直是北大人甚至國人的熱門話題，魯迅曾批評到「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進』，則較切矣。」北大是否已經失去了其引以為豪的「精神」資本？倘若如此，「精神」是如何失落的又將怎樣回歸？今日看陳平原老師的文章，探討大學「精神」的意義。

大學需要「學問」，更需要「精神」

1931 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其《就職演說》中有一段話，近年常被引用：「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樓與大師，代表著辦學的兩大支柱：金錢與學問。這兩者都很重要，只不過世人偏重看得見的大樓，梅貽琦這才有必要強調大師的重要性。某大學校長為了表示自己看問題更全面，提出：我們既需要大師，也需要大樓。這是廢話，梅貽琦主持清華時，也沒說過不蓋大樓。

這個話題，我想略微拓展。當我們談論「大師」對於「大學」的重要性時，主要關注的是學問。可大學除了博大精深的「學問」，還需要某種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沒能體現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決定一所大學的品格與命運。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在《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教育學報》2005 年1 期）一文中，我提到自己不喜歡「北大精神」、「中大精神」這樣的提法，理由是：不相信有凝定不變的大學精神。如果說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話，那也是經由一代代師生的努力，而逐漸積累起來的。只要大學存在，她就永遠只能是一個未完成時——有大致的發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磚加瓦；而後人的努力，必定對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願意說大學傳統，她比大學精神更實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說傳統，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過程中的，是沒有定型的，還在不斷發展。

這麼說，並非認定大學可以沒「精神」。相反，我特別看重一所大學由於歷史原因以及一代代人的努力凝聚而成的某種特殊品格。我只是反對將這種「精神」凝固，或者落實為校訓，或者演變成為口號。

魯迅先生

北大人喜歡引用魯迅的話：「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這麼引，其實有問題；此話還有前言後語，不該被省略。1925 年12 月，北大學生請魯迅為校慶二十七周年寫文章，魯迅於是寫了這則《我觀北大》，其中有這麼一段：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魯迅全集》3 卷158 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青年雜誌》第一期

即便是校慶徵文，只能說好話，魯迅也說得很有分寸：「近七八年」，也就是1917 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以來，這所大學很有成績。至於此前怎麼樣，我不曉得；以後命運如何，那就更無法預測了。

又過了七八年，魯迅給台靜農寫信，談及昔日《新青年》同人，對錢玄同的「誇而懶，又高自位置」、以及劉半農的喜歡「擺架子」，有很尖刻的批評。接下來的那句話，更是要命：「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進』，則較切矣。」（《魯迅全集》12 卷309 頁）1933 年的北京大學，是否真的像魯迅說的那麼不堪，這裡暫不深究；我只想指出，魯迅對北大的評價，並非「一以貫之」。還有，魯迅談論某所大學的功過得失時，不怎麼考慮其科研成果，特別看重的，是其是否「失精神」。

熟悉北大校史的人都知道，1931 年起，蔣夢麟正式主持校政，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布組織大綱、實行教授專任、規範課程設置、擴大研究院，以及藉助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撥款推動科學研究。那些年，北大在學術上是有明顯進步的。為什麼魯迅談及他曾經工作並熱情表彰過的北大，會如此痛心疾首？

西南聯大

當然，魯迅是文學家、思想家，不是教育史家，評價大學時，不考慮專業成績，而用無法量化的「精神」來說事，顯得有些「粗枝大葉」。可換一個角度，大學不僅生產知識，還影響社會，1930 年代的北京大學，確實不像五四新文化時期那樣引領全國思想文化潮流。尤其讓魯迅不能容忍的是，當年的新文化闖將，如今都功成名就，成了掌握生殺大權的「學閥」，對青年人的態度很不友善。魯迅對「北大墮落」的慨嘆，從教育史上看，是不準確的；可它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如何評介一所大學的精神風貌。

只要稍微接觸現代中國教育史，肯定會被西南聯大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抗戰時活躍於大後方、肩負起中華文化復興偉大使命的西南聯大，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蹟。在如此艱難的狀態下辦學，竟然意氣風發，教授們出成果，學生中出人才。近年出版的六卷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以及眾多關於西南聯大的書籍，讀了讓人感動。除了具體的學術上的業績，最讓我們懷念的，還是西南聯大師生那種百折不回的精神狀態。

南洋大學校門

西南聯大的情況，大家比較熟悉；下面這個小故事，估計比較生疏。半個世紀前，陳六使與新馬華人共同集資，在新加坡創辦了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從開辦到合併，二十幾年間，南洋大學始終伴隨著激烈的爭議，其中困擾著他們的，是政府主持的一系列學術評鑒。1970年8 月，李光耀總理應南洋大學歷史學會之請，做《南大與我們的前途》專題演講，其中提到，南大創辦的最初幾年，出現很多非常優秀的學生；「很矛盾的，現在南大的師資和教學水準雖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學生卻沒有從前那麼多」（李業霖主編《南洋大學走過的歷史道路》440—444 頁，馬來西亞南洋大學校友會，2002）。是有點奇妙，教學水平上去了，學生卻不見得比以前更有出息。如何解釋這一矛盾？我以為，關鍵在於創校初期，教授與學生全都憋著一股氣，有明顯的精神追求；日後走上正軌，教與學都變得平淡無奇，無論學生還是教師，都不那麼有「精神」了。其實，不只南洋大學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學，都曾面臨如此尷尬的情境。

劍橋大學

「大樓」不能取代「大師」，這是目前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我想補充的是，「學問」不等於「精神」，辦大學，必須有超越技術層面的考慮。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過去常說「教書育人」，不是沒道理的。不管你是培養「英國紳士」，還是所謂的「共產主義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19 世紀英國著名教育家紐曼積極倡導自由教育，以心智訓練、性格修養、理智發展為目標。關注的是心智，而不是專業技能，用他的話說，便是「構建概念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心智的科學構成的結果。這是一種習得的判斷力、敏銳力、洞察力、見識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著力。」（參見約翰·亨利·紐曼著、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72 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無論我所說的「精神」，還是紐曼強調的「心智」，都是以人為中心，注重長時段的影響，而非一朝一夕、一時一地的表現，故無法落實在各種硬指標上。

畢業後該何去何從

總的感覺是，目前中國的大學太實際了，沒有超越職業訓練的想像力。校長如此，教授如此，學生也不例外。北大學生常被批評為不諳世故，書生氣太重；但在我看來，這不是什麼壞事。如果大學還沒畢業，已經老氣橫秋，像坐了十幾年辦公室，對所有人事均能應對自如，這其實很可怕。學生嘛，總該有點理想主義，即便不切實際，也沒關係。

記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這樣開篇的：「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請允許我套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自成氣象，自有人才。

（本文摘自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陳平原先生著作《大學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