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籲設立「發展法學」新學科

　　在上個世紀９０年代，筆者注意到國際社會湧現以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發展政治學、發展經濟學等新學科。發展政治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逐步興起和發展起來的，西方著名的發展政治學家有利普塞特、多伊奇、阿爾蒙德、亨廷頓、白魯恂、戴蒙德、威亞爾達等。發展政治學發端於國外大學的政治學科中的Politics　of　Development或類似的課程，以講授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政治問題為主。發展經濟學是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後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貧困落後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經濟學。發展政治學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都得到了響應，形成了兩支穩定的研究隊伍、領軍人物和學術成果。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迄今還沒有看到發展法學這門法學新分支的誕生。既然有發展政治學和發展經濟學，當然也應該有發展法學。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法律是社會經濟關係的記錄；也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憲法是各種政治力量對比的產物。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毫無例外地會同法律發生關係，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法律問題，正是我們所要設置的發展法學所研究的對象。

　　世界上有２００多個國家和地區，除去２０多個發達國家之外，剩下的都是發展中國家。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有責任和條件創設發展法學這一法學新學科。從學理上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是世界發展法學重要的獨特一支。研究發展法學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在內容上具有高度的重疊性。因此，筆者呼籲中國法學界對此應給予高度的重視。

　　發展法學的框架，本人初步思索，想到以下內容：

　　第一，發展中國家法治現代化的動力問題。孫中山認為歷史的發展總是呈現為一種先知先覺帶動後知後覺、改造不知不覺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法治現代化的先知先覺者是誰？亨廷頓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中不僅沒有認為從歐美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是法治現代化的先知先覺和推動者，反而認為這一群體容易激進浪漫，客觀上會阻礙現代化進程。但揆諸中國近代史，亨廷頓的結論不符合實際。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大批歐美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很好地推動了中華法系的轉型。因此，發展中國家法治現代化的動力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約束公權與充分發揮公權能動性並重。「約束公權，保障私權」是現代法治的一般原理。但對發展中國家似乎不能機械照搬。因為西歐國家的現代化是內髮型、原髮型、內源型等，主要是社會主導，從下到上；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與之不同，它們是追趕型、外源型、後髮型等，是政府主導為主，招商引資、發展新興產業等主要靠政府推動，西歐現代化初期那種「最好的政府最少管理」的理念和體制並不適合發展中國家。

　　第二，發展中國家法治現代化的階段性問題。西諺雲「條條大道通羅馬」，表明法治現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又雲「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表明法治現代化是需要一個過程的。發展經濟學常以人均ＧＤＰ來劃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階段，比如，認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３０００美元左右後，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二是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蕩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十大特徵。孫中山過去認為中國近代邁向法治現代化需要經歷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他認為訓政階段是萬不能免的「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轉引自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第７０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２０１６年版）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也有人基於發展中國家歷史經驗而提出新權威主義理論。這一切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法治現代化的階段性是一個大問題。

　　第三，發展中國家法治現代化的目標問題。回顧人類歷史，不同地區的社會形態總有不同的社會表現形式。就奴隸社會而言，中國的奴隸社會與古希臘、羅馬不同，羅馬的奴隸社會也不同於古希臘，古希臘的雅典不同於斯巴達。就中世紀封建社會而言，中國的秦漢至明清的社會大不同於歐洲中世紀，西歐中世紀的社會又不同於東歐中世紀，西歐中世紀時期的英國社會也不同於同時期歐洲大陸國家。就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而言，二百多個資本主義國家至少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類型，最主要的問題是幾百年來大多數國家按照歐美模式一直未能跨入發達國家行列，因此，現在無法斷言歐美的政治模式是世界其他國家法治現代化的目標。俄羅斯普京的一些做法不為歐美模式所容，但俄羅斯人卻欣然接受。現在對任何一種做法或模式都還不能蓋棺定論，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人類各地的現代化目標有同有異，勢難劃一，「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的情況還難以避免。

　　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麼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目前我們的外法史主要是歐美法制史，我們過去較多地以歐美為參照系，現在應該同時觀察發展中國家的法治進展，這會有利於看清我們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