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個白衣天使，但人家覺得我是黑天鵝丨人間

1

2010年在，我考上了長春醫科大。我家裡世代行醫，算祖傳，算熏陶，我從小竟也迷戀上了治病救人的成就感，或者說，我更求媚於病人的感恩戴德換來的虛榮心。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告訴我「勸人學醫，天打雷劈」，這種對虛榮的追求讓我迷失，以至於我根本不知道學醫本碩連讀要8年。

醫學生的日子很苦，要準備很多考試，要買很多資料，要背很多東西，總之我和我的同學們在實習以前過得很「高三」。8年來花錢多掙錢少，處處當孫子處處要謹慎，經歷的世態炎涼都是人生路的鋪墊。

時間飛快，我在長春的一個醫院開始了實習生涯，跟著導師來回跑。在眾多實習學生里，算是有「背景」有「後台」的，我的導師也是我父親的朋友，各個方面來說，我沒有受到多餘的苛責。

實習期間自然要和導師一起進出手術室，一邊遞手術刀，一邊聽著教誨。導師近乎是一個全科醫生，除了神經科和放射科，樣樣精通。很多時候，手術過程漫長但並不枯燥，導師會結合案例給我講課。作為一名醫生，時間久了樣貌上也似乎慈眉善目溫雅可親起來。在我看來，我的導師就是這樣的老大夫，行醫問世，救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福報，耳垂就厚了一些，眼眉也長了一些。

● ● ●

實習一年多以後，導師第一次把我帶進了問詢室。

病人在手術前，病人家屬都會被叫到這裡，醫生在這個時候會拿著醫療報告和會診結果，告訴家屬：這次手術會有什麼樣的風險、大概會出現什麼樣的事故、手術過程中突發事件怎麼處理、大概的結果。有的時候，手術進行好幾個小時了，也會突然把家屬叫進來，每次都會讓家屬簽字——畢竟人命關天是大事，風險責任是要分清楚的，所以問詢的醫生一般會把結果說到最嚴重，讓病人家屬做最壞的打算，哪怕是幾乎沒風險的手術，也要嚇唬嚇唬人——當人有了最壞的打算以後，無論再迎接什麼結果也都算是好消息了。

病人家屬一般把問詢室理解為醫院推卸責任的地方，這樣的叫法讓我們很尷尬——有些病人，病到一定的嚴重程度，醫院是不建議手術的，因為對於病入膏肓的人，再好的醫生也回天乏術，世上真的有九轉還魂丹不成？

問詢室一般是不許實習醫生進來的，手術室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救人，每一句每一字都要有用，沒經驗的肯定會亂了手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一般這個地方，也是病人家屬給醫生們送紅包的地方。

能進問詢室，也說明我得到了導師的「特別信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被安排和病人家屬描述手術過程，我的任務只可能是收紅包。有的時候，我會適時向病人家屬撇下一句：「誒呀，您家這個手術方案，我們可是好幾個專家忙了幾個大夜才商量出來的最佳結果……」這樣的話，其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因為為一個生命重獲健康，醫生再怎麼費心思是值得的，但這話一說出來，就難聽了，是明擺著要錢了。具體收多少、怎麼收，彷彿一切都約定俗成，沒有一絲羞怯和尷尬。

病人家屬一聽也就明白了，治病和給兒子買房結婚一樣，是不能在乎錢的，這時候錢不是錢，是爬出地獄的梯子。紅包里，一萬往上的有，五百、一千的也有，來長春治病的大都是附近小城市的居民，跨山隔海來省會治病，一路上人吃馬喂，旅途周轉，再搭上人情錢，多殷實的家底也會被掏一個大窟窿。

當然，富的還是會捨得多給些，圖個心安，貧一點的家庭，則很複雜了，很多老百姓，小病小災是不去醫院的，感冒堅持到肺炎，再不好就吃藥，靠著消炎藥終於熬到了肺結核，才捨得來醫院看病。所以家境不好的病人，往往會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期。

可這類病人及家屬又普遍要求最多，總在向醫生尋求「最優解」，跟他們講病情和治療方案，「看不懂，聽不清，又不明白」，醫生們無奈，護士們煩。可是當你看見這些窮苦的一家子擠在一個五十塊一宿的賓館小屋裡，你又能怪罪什麼？

紅包大小沒有上限下限一說，但是分配上就有講究了。若是病人直接找到單個醫師商議病情，那這錢就不會擺在明面上，別人也就沒有眼饞的資格了。而多數通過問詢室來的大紅包，則是依次由主刀開始到麻醉師，大概齊分成三兩份，小紅包就是見者有份了，再小的，就大家一起下了班吃個飯算了——反正是天上掉下來的浮財，大頭給了「長輩」，剩下的根據「輩分」分割，只要不差太多斤兩，大家都過得去，誰也不會計較的。

可實際上，從專業上來說，醫生收不收紅包，幾乎不影響手術質量——誰也不會因為多拿幾百塊錢就給病人多縫幾針——開刀做手術，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病人家屬總覺得不給紅包不踏實，一廂情願的做法成了風俗，其可怪也歟？

2

踏進問詢室，我就這樣開始了吸血鬼一樣的生活。

一開始我是不忍的，雖然我從小也見過父親收紅包，也見過病人家屬的諂媚表情，但是多數時候我反感的。每一個醫學生都是用希波克拉底誓言發過誓的，救死扶傷，本分而已，要錢就壞了本質了。

但是導師是你進入這個行當的第一個燈塔，你把燈塔砸了，以後的路怕是也沒辦法走了。我只有默默地受著，也並不需要過多的靈魂譴責——收來的錢，也不是給我的。

第一個月收到的第一筆賬，來自一個67歲的肝癌老人。負責這個老人的看護和查房的一直是我的導師，我也就天天和他見面。

那是一個雖然癌症纏身但是精神矍鑠的老人，每天早上起來吃過飯就去樓下公園散步，一兩個小時才回來。後來病情加重，用藥劑量加大，老人不再出去，開始每天聽戲，一頓能喝一大碗粥（這對於一個病人來說其實很不容易了）。每次子女來看他，他總是說要回家，自己沒什麼事了。

老人的子女一直沒有告訴父親得的是肝癌，根據老人的病情，醫院不建議化療，可老人的精神狀態保持得很好，子女都怕他知道真相，沒了心氣會過早地被病魔打敗，所以選擇手術。

手術安排在老人入院後一個月，那一天專家會診就比一般的時候長很多，有專家一直懷疑老人的癌細胞擴散了——如果擴散了也就沒有手術的必要了，可是如果癌細胞擴散了，老人的精神狀態怎麼會這麼好？這又是不符合常理的，主觀意識上，誰都覺得擴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手術還是值得試一下的。

下午1點左右，老人被推進手術室。到了門口，老人站起來擺了擺手，要自己走進去，老人堅實的右臂戴著醫院的手環，左手留著軟注射器，以方便每天的多次用藥。他進手術室的每一步都很不穩，又透露著堅毅，就好像孫悟空將要頂破五指山一樣。

手術預備階段，照例要去問詢室通知病人家屬，老一套，有模板的：年邁的人心臟肯定不好，血壓也不穩，這樣的老年病誰都會有，重點提一下就好，最後引出導師的不容易，其他的就看家屬的悟性了。

一切都很順利，談話結束時，老人的兒子拿出了一沓包好的錢，我在邊上站著還沒有發聲，麻醉師李姐就推了回去，說：「如果您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我並不明白她說的「沒有意義」是什麼意思，她可能並不知道這錢是給我的導師的，也可能是慌亂之間說出來的，來回推了兩次，連說了兩次「沒意義」。

李姐是很正義的人，說完這些話，就拿著厚厚的病例，進了手術室。我站在一邊很不自然地、像小偷一樣拿了這錢——我想，在病人家屬看，我們醫生應該是一個體系，如果不要那就是不要，可是開始說了不要了，又收了錢，這虛偽很令人髮指。

我收下了錢，沒有說過多的話，老人的兒子也沒有要把錢拿回去的意思，大家在很懵的狀態下結束了談話。我走進了手術室，像完成任務一般噓了一口氣，導師遞給我一個眼神，我回了一個眼神，就這樣完成了一次對話。

手術如期開始，麻醉劑起效以後，一切都進入了正軌，心率血壓一切正常，該補液的補液，該注射的注射，一切都像方案規劃的一樣。但是檢查到肺部，問題就來了，大家都不願看到的情況出現了，癌細胞擴散了，而且肺部已經感染——必須得趕緊去問詢室通知病人家屬這個情況。

本來應該是我去通知，但是我實在沒有臉面去，但是沒想到的是，李姐急匆匆跑去了——天，還不如讓我去！

我在腦海里閃現了無數種可能性：老人的兒子可能喋喋不休，可能破口大罵，可能質問為什麼收了錢還治不好……親爹要死了，病人家屬是不講什麼道理邏輯的，什麼都可能發生，而李姐還不知道我收了錢，可能會和他辯駁，可能……

5分鐘以後，李姐回來了，和她一起去的3個助手，一臉慌亂。

李姐說了一聲「家屬同意了」，意思就是，放棄手術，縫合切口，維持治療。縫合就不用導師親自動手了，是助手們練手的時候了。可是我的心又開始忐忑起來：這錢怎麼辦？對於醫院來說，癌細胞擴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來就是兩手準備，所以手術不算失敗；但是對於家屬，這就是失敗的手術，開膛破肚的，卻什麼都做不了，紅包送出去了，命卻回不來了，這個時候肯定還有對於醫院的憤恨，對於導師的憤恨，對於最後拿走紅包的我的憤恨。

3

我很想去和導師說，既然手術沒有達到預期，就把紅包還給人家，但導師已經換下了無菌衣，換上白大褂，走向了自己的辦公室，彷彿什麼事都和自己無關，毫無愧疚。

對於導師這把歲數的醫生來說，經歷的生死多了，對於病人的情感就有些無所謂了，類似於屠夫切下牛羊身上的腐肉一樣，手起刀落而已。人們常說醫者精誠，其實也不是很絕對，非讓每一個醫生都有大愛之心，就太難為醫生了，不過，如果說傳術者多、傳道者少，還是很確切的。

「錢終究不是自己的，這件事不該歸我管。」我這樣安慰自己。

老人縫合以後，被推進了ICU，正常的流程也該是這樣，第二天差不多的時候，老人就會回到原來的病房，恢復差不多也就可以回家了——那麼我只要刻意迴避一下，就不用和老人和他的家屬打照面了——不為別的，我只是覺得每一次見面都會是僵硬的，每一次都彷彿在照鏡子，而鏡子里是醜惡的魔鬼，魔鬼的眼睛是鋼鏰，開口說話露出金牙，吐出的濁氣是我的尊嚴，腳下踩著的是作為一個醫生的本分。

不能見面啊！絕對不能再見面了！

老人術後恢復得不太好，大傷元氣，不像以前那麼矍鑠了，開始渾身變黃，一天比一天黃，一天黃過一天。肝癌病人身體開始發黃，也就是劫數快到了。

一天凌晨我查房到老人的病房，遲遲不敢進入，但是為了完成工作，我硬著頭皮踏了進去。

老人靠在靠墊上，坐著睡著了，鼻子插著鼻飼管，只能用嘴呼吸一呼一吸，張著的嘴唇乾乾的，尿袋半滿。老人的女兒趴在老人腿上睡著了，老人的右胳膊搭在女兒的背上，彷彿還是父親保護女兒、想讓自己的女兒在自己的羽翼下成長一樣。

我把老人的尿袋放乾淨，就急忙忙出來了。

抱歉，抱歉，實在抱歉！

又過了5天，老人出院了。隔天老人的兒子來醫院辦理醫保報銷，找我的導師聊了很久，說老人回到家的那一晚便走了，他後悔給老人治病，後悔手術……我確信，他也一定聊過紅包的事，但我可以確定的是，他除了從我導師那裡聽到了很多寬慰話和人生哲理以外，什麼也沒拿走。

老人的兒子出門的時候，偶然看見了我，從看見我，到和我擦肩而過，一直在死死的盯著我，彷彿是要用眼神殺了我，就算撲上來打我一頓，我也不覺得意外。

這樣直愣愣的寒光眼神，讓我記了很久，冷了很久。

不到一個月後，李姐被安排去了病房做主任，沒有再怎麼進過手術室，具體原因不詳。

這只是我第一次收紅包而已，手忙腳亂，沒有經驗也罷，羞怯也罷，更多的，是感嘆：都說醫生難做，就這個樣子，醫患關係怎麼可能好啊？去小城市！回小城市！小城市的醫療水平低，在那裡治病救人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我要回去，學成以後回去！做醫生，不是想黃金萬兩，是真真切切地想治病救人。

這樣的想法始終在我的腦海里縈繞。

4

在我實習期將滿的時候，接診到一個計程車司機，姓劉。油膩的臉，稀碎的胡茬，長時間的日晒讓他的脖子和外露的胸脯明顯倆顏色，腋下總是被汗浸透，很典型的靠身體換生活的人。

劉大哥在年前檢查身體，發現腸道里有息肉，大大小小，有十餘個，一直沒當回事。到了夏天了，聽人說息肉弄不好就是癌，才特地跑了一趟大醫院來治病。可是檢查結果說，如果手術，肛門可能保不住。

這一句話就把劉大哥難住了：「肛門保不住啥意思？縫上了？以後拉屎咋拉啊？還是再開一個洞啊？這可咋整？以後吊個糞袋子，我咋出去跑出租啊？」

我一邊寬慰他，一邊對於他的幽默感忍俊不禁。我告訴劉大哥，正常的息肉手術，在十幾年前算是難題，大致要從肛門或腹腔開刀，純靠醫生的肉眼和造影一個一個扒開切除，對醫生的技術和耐心是極大的考驗，對於病人的傷害就更大。可即便如此，也常常不能徹底根治，如果息肉過多，開刀不慎重，就要截去一段直腸，讓糞便導出體外，也就是吊一個「糞袋子」，但是近些年來，純靠激光微創手術，就可以達到最佳效果，手術程度類似做一個腸鏡那麼簡單。

在我很費力的解釋以後，劉大哥放心了，讓我幫忙安排，我就只能用正常醫院的流程，讓劉大哥一步一步走。

在手術的那一天，劉大哥掏出一個黃色信封在我手邊晃了晃，用下巴指了指我——這樣的微創手術醫院一年上千台，幾乎是沒有風險的，不用我導師出馬。但是市儈的劉大哥，硬是覺得，這幾天他各種檢查，我幫了他不少忙——如果以前收錢，是替人受過，那這次就完全是給我的錢了，收一個大老闆的錢，不怎麼心疼，可是這一腳油門一腳離合踩出來的錢，我怎麼好意思收……可是推推搡搡間，這錢還是在我的懷裡留下了。

劉大哥一臉輕鬆地去準備做微創手術了，我把信封悄悄裝回了劉大哥的包里。

可能是覺得手術沒什麼風險，劉大哥連一個家屬也沒來，事實上，這麼幾天的交往，我也沒有見過劉大哥的什麼家人。

術後劉大哥趴著在病房裡嘰嘰歪歪地罵街：「大爺的！真他媽疼啊！」「這病啊！這個遭罪啊！」罵到了晚上，也就不罵了。

第二天早上，劉大哥顫顫巍巍站了起來，肚子已經癟下去一半了。他扶著牆出醫院時，正趕上我來上班，我去扶他，他便和我拉話，一口一個小兄弟，甚是親熱。

到了醫院門口，他突然跟我說：「什麼他媽白衣天使，都玷污了，我給你錢，我也知道規矩，我更知道我這點錢不可能都在你手裡，你們這些人肯定得分，一分就沒多少了，小兄弟啊，要做白衣天使，可不要做黑天鵝啊！」

說罷他拍了拍我的後背，一步一斜地走了。

我咧咧嘴笑：你這個比喻不恰當，什麼白衣天使、黑天鵝？你給我的錢我可給你還回去了！再者說，你不給錢就不治你的病了？有錢沒處花吃飽了撐的！活該你得息肉！

回了醫院，挨個病房地查，挨個病人地問。快了！就快了！實習期一過，我就離去小城市更近一步了！

累了一天，晚上回到辦公室，靠在椅子上回想白天的事情，心中彷彿又浮現起了小時候對於醫生的熱愛。要吃一碗桶面，犒勞一下自己，自己很累了，不能累壞了，小城市的勞苦大眾等著我呢。

拉開我的櫃門，看見紫色的泡麵桶上赫然放著一個黃色信封，厚厚的，上面有指印，出汗太多印上去的。是劉大哥！傻透腔的傻子，難道不給錢我們就不治病么？！

我抱著泡麵和信封，抬著頭閉著眼，冥想著，想哭，但是哭不出來，對面牆壁上掛著錦旗，是「拾金不昧」，而不是「懸壺濟世」。

幹嘛啊這是，不給錢？不治病么？不要你的錢，不要你的錢！我慢慢地哭了出來。

外面走廊里還有一個男人在慟哭，他的聲音比我大很多，聽起來，他是健康的那一個。

編輯：許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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