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邊塞詩,特別是盛唐邊塞詩的繁榮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強盛的唐帝國為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次,盛唐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為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積極的社會心理;第三,唐詩的整體繁榮和邊塞詩的長期發展是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內在邏輯起點。 以軍旅、征戰等邊塞生活為題材的邊塞詩,肇始於《詩經》。至開疆拓土的漢代,戰爭頻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邊塞詩無論在質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邊塞生活成為詩歌創作的普遍題材。特別是自玄宗開元元年(713)至代宗大曆五年(770)這一盛唐時期的邊塞詩,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剛健的筆觸,描寫了寥廓壯麗的邊塞風光,豪邁慷慨的軍戍生活以及幽怨悲涼的征夫之恨、思婦之悲,題材多樣,意境雄渾,為歷代邊塞詩之冠。誠如南宋嚴羽所言:「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為什麼邊塞詩不興盛於漢代,不成就於元代、清代,而在唐代結出碩果呢?筆者以為,這既有唐代社會經濟政治進步的原因,又有詩歌內在發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邊塞詩,特別是盛唐邊塞詩的繁榮是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唐帝國文治武功極盛與古典詩歌高度發展成熟的歷史條件相結合的產物。一、「烽燧不驚,華戎同軌」:強盛的唐帝國為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統封建王朝,並且在開元、天寶時期把中國封建社會推向了輝煌的頂峰。唐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國內各民族進一步融合,對外空前開放,思想高度活躍,整個社會生活呈現出一種流動、變易的趨勢,給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機的感受。這樣的時代氛圍,必然有助於打開人的眼界,充實人的生活體驗,激蕩起感情和想像活動的波瀾,從而為藝術文化的創造開拓豐富的源泉。盛唐邊塞詩正是在唐帝國所開創的空前強盛的政治經濟文化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長繁榮的。 處在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代經濟是十分繁榮的。由於唐初均田制的實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由於隋末農民起義對豪強地主勢力的打擊,使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產力得到了很大解放。至貞觀年間,唐朝的經濟不僅得到全面恢復,還有了很大發展,其時「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備。又頗致豐稔,米斗三四錢」2。到玄宗時代,唐朝的經濟更是達到了最高峰,已是「小邑猶藏萬家室」,「公私倉廩俱豐實」。元結也說:「開元天寶之中,耕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量」。 唐帝國更是一個氣度恢宏的大國,言路開通,思想活躍,政治文化氛圍較為寬鬆自由。像元稹的《連昌宮詞》、白居易的《采詩官》等,雖然批評了皇帝,也並沒有犯忌諱。正因為這樣,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較自由的空氣,詩人可以「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立風前」,可以「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5。宋洪邁對唐代君王的氣度頗為感慨,認為「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對觸及宮廷禁忌之事的詩歌作者,「而上之人亦不為罪」。 唐代的變革帶來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社會生活領域的全面興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讓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欣羨讚美的「盛唐氣象」:「於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象郡、炎州之玩,雞林、鯷海之珍,莫不結轍於象胥,駢羅於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唐代邊塞詩尤其是盛唐邊塞詩的雄豪風貌,正是以強大帝國蒸蒸日上的國勢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氣象」為其現實依憑的。二、「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男兒一丈夫」:盛唐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為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積極的社會心理 唐代是一個充滿了希望和進取的時代,「萬馬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綉麒麟;唐代又是一個人們普遍渴求建功立業的時代,「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士大夫們多具有為國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負,希望有所作為,「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丈夫皆有志,會見立功勛」。對於他們來說,世界是廣闊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由士風而及民風,這一昂揚向上的精神成為盛唐的時代氣象和普遍的社會風氣,這就為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積極的社會心理。 首先,盛唐之時,「天下雌韓而雄魏,壯武而柔文」,整個社會瀰漫著英雄主義的氣氛,與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俠尚武之氣,特別是邊塞詩人,更是任俠使氣,狂放不羈。如王勃常「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陳子昂雖「體弱多疾」,卻「奇傑過人,姿狀岳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人鄉學,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義,常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餞陳少府從軍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風彩龍章,才高位下。班超遠慕,每言關塞之勛;梁竦長懷,恥為州縣之職。」李白「十五好劍術,遍干諸候」,「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高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王維的《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稱:「高子讀書五車,運籌百勝。慷慨謀議,折天口之是非;指畫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歡於五侯;孫吳暗合,將建功於萬里。」 其次,唐人又有從軍入幕和漫遊邊塞的風尚,從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夠親歷邊塞,接觸邊塞生活。唐代制度規定,邊帥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載,唐採訪、節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奏報者稱攝」。這種制度使得那些在科舉考場上失利、人仕無門的文士,有可能通過人幕而釋褐。如《全唐文》卷五00權德輿《王崇術神道碑》所盲:「開元中,舉孝廉,仍歲為有司所詘,因罷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為人,遂從河西節度史杜尚書暹,撫劍相合。」而唐代科舉考試中,又把「軍謀宏遠,堪任將率」一科與選拔政治人才制度並列,這極大地刺激士人關心邊事軍情。王讜《唐語林》評論道:「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為閑地,謂幕府為要津,遷騰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對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遷,故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而軍幕中如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參謀等,常由士子擔任,這對士人踴躍赴幕,有著強烈的促進作用。如楊炯高呼「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王維「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始入幕府後終為節度史的高適也說:「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由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岑參更有「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男兒一丈夫」之語。在此風氣之下,唐代很多著名詩人都曾親赴邊塞,人幕參戰,謀劃軍機。 第三,唐代軍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學,喜延攬文學之士,從而為邊塞詩人的創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藝術創作環境。以郭震、張說為例,二人皆出將人相,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歲人太學,18歲擢進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張說所撰《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記載,武則天令郭震抄錄舊文,震上《古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贈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後來卻擔當重要武職,曾任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他在安西經營十餘年,屢建奇功,四鎮安寧。郭震行狀是張說所撰,說本人也是文武全才。《舊唐書·張說傳》對他有如下記載:「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成風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張說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檢校并州大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朔方軍節度史。他在擔當軍職期間,便多有建樹。以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高適之幕主而言,岑參之幕主封長清有文才,《舊唐書》本傳說:「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常清於幕中潛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常清有才學,果決。」今存文一篇。26高適之幕主哥舒翰則「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幕主與文學之士相聚幕中,賦詩談藝,文學創作環境相當好,故有人認為唐代邊地軍旅幕府中有一種類似於建安詩人的創作環境。 第四,唐代君王對邊塞詩的特殊愛好對士風民氣的導向也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唐詩的繁榮,發軔於初唐的詩歌革新,而邊塞詩的興起,則是這一革新的重要契機和顯著標志。唐太宗李世民堪稱這一革新的先驅,他首開風氣,帶頭寫了一系列的邊塞作品,明確主張「用咸英之曲,變爛熳之音」,「澆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質"29。唐玄宗李隆基所作邊塞詩也很可觀,其《平胡》歌頌大唐軍威:「霧掃清玄塞,雲開靜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顯示了盛唐氣勢。他的《送張說巡邊》,應制唱和之臣有張說、宋璟、張九齡、徐堅、賀知章等21人。此外,另有應制送張說的詩人數十名,應制詩總共多達70餘首,可謂由玄宗一詩而引出近百篇邊塞詩。可見,唐代皇帝的創作與提倡對邊塞詩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三、盛唐之音與邊塞之聲:唐詩的整體繁榮和邊塞詩的長期發展是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內在邏輯起點 唐邊塞詩的繁榮,既有其共時性的因素,諸如盛唐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的強盛,同時又有其歷時性的「史」的因素,即從文學發展的流變來看,盛唐邊塞詩之所以能夠成為歷代邊塞詩之冠,主要是因為它是唐詩全面繁榮和邊塞詩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首先,唐詩的整體繁榮帶動了邊塞詩的創作水平,提高了邊塞詩的藝術成就。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極盛時代,詩歌總量現存超過50000首,詩歌作者近2300人,詩歌繁榮盛況空前,唐詩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頂峰。其題材之廣泛,技巧之成熟,流派之眾多,體裁之完備,揭露社會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態之細緻,幾達空前絕後之地步!唐代詩歌的這種整體氛圍和總體格局,使得作為唐代詩歌重要組成部分的唐代邊塞詩的創作水平和規模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從邊塞詩自身發展的邏輯來看,在唐以前,邊塞詩歌已有悠久的歷史,《詩經》始為濫觴。兩漢時期,武功卓著,對匈奴的長期戰爭和經營西域的成就,不僅對當時社會,而且對整個中國歷史都有深遠的影響。儘管由於詩歌創作的不發達,沒有為我們留下成熟的邊塞詩,然而漢樂府中的《上之回》、《戰城南》,以及許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隴頭水》、《出塞》、《入塞》、《關山月》等等,卻成了唐人邊塞詩中最常見的題目,《烏孫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為典故常為唐人所歌詠。建安魏晉南北朝詩歌對唐代邊塞詩的影響就更為明顯了,它們之間有著更加直接的淵源關係。這一詩歌發展的內在邏輯,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第一,建安至南北朝時期,詩歌創作出現了一個明顯趨勢,從曹氏三祖、建安七子、蔡琰起,直至梁陳,用樂府舊題歌詠從軍邊疆、描寫塞上苦寒、抒發征夫思婦離情的作品愈來愈多,為我國古典詩歌開拓了重要的題材領域。一個寫邊塞戰爭生活的詩歌傳統正在形成。這一傳統的形成,無疑是一種歷史意識的產物,是兩漢經營西北邊疆和對外戰爭勝利造就大一統局面的光榮與建安至南北朝400年大分裂大動亂痛苦現實兩相撞擊造成的一種心理積澱,人們嚮往著恢復兩漢的「秩序」。到隋唐統一的時代,國力極盛,邊功卓著,這種歷史意識、社會心理終於得到真正的大發揚,邊塞詩也在南北朝詩人努力創作的基礎上繁榮、成熟起來,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體會之真切生動,均非前代所可比擬。僅從數量說,《樂府詩集》和《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收隋以前涉及邊塞生活內容的詩篇,粗略統計共有180多首;而唐一個朝代的邊塞詩,從對《全唐詩》及其《外編》的不完全統計,則近2000首。由此可見唐代邊塞詩的成就,是對前人學習繼承、發展創新的結果。 第二,詩歌主題的繼承。這一時期邊塞題材詩歌的多種主題,諸如描寫「胡」地生活情景,大漠草原風光,塞外酷熱奇寒的景象,從軍報國的壯志,軍中苦樂的體驗,徵人思婦的離愁等等,無不在唐代邊塞詩中等到更加充分的表現。譬如{樂府詩集》所收《隴頭水》一題,六朝人所作9人12篇,其基本主題有二:一是從軍去鄉之思,如梁元帝、陳後主、徐陵、張正見等所作;二是報君恩赴國難的氣節,如劉孝威、顧野王等所作。唐人之作7人8篇,思想藝術均有一定發展,但基本主題與六朝人相同,可見其承繼關係。 第三,詩歌形式與表現手法的繼承。唐代邊塞詩大量襲用前代樂府舊題,其中多數就是魏晉南北朝人的作品。唐人又有發展創造,如變出入塞為前後出塞、《苦寒行》為前後苦寒行,變《苦熱行》為《熱海行》,由《行路難》而創出《從軍中行路難》、《變行路難》,借前代「從軍有苦樂」詩句而創《從軍有苦樂行》,就前代史事而創出《來從竇車騎行》,以及繼承樂府「緣事而發」精神而創出表現邊塞內容的許多新題,像《塞上》、《塞下》、《將軍行》、《老將行》、《平戎辭》、《征婦怨》,以及諸多「即事名篇」的邊塞詩作。唐代邊塞詩中汲取魏晉南北朝詩的詞語、詩歌意象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隴水嗚咽,天山飛雪,大漠黃沙,枯蓬白草,紫塞長城,玉關遼海,連旗大旌,鼙鼓鳴笳,朔風冀馬,胡霜塞鴻……這是表現手法的繼承。魏晉南北朝詩多數歌詠漢事,唐代邊塞詩中也多「以漢喻唐」,借史言今,大量取用漢代邊疆戰爭故事、典故,如勒石燕然,請纓南越,系馬大宛,計斬樓蘭,持節北海,修好烏孫……體現了一種創作的傳統。當唐人把這種詩歌傳統加以充分吸收消化,發揚光大,把表現邊疆軍旅生活的詩歌,從思想藝術上推向極致後,宋以降歷代雖有附驥者,但從總體上未能開闢超越唐人的新境界,所以,唐代邊塞詩的光輝成就是一種歷史的延續性與不可重複性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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