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災難性事件報道方法論初探

　　沈正賦　　提要：災難性事件包括自然性災難事件和社會性災難事件，無論是哪個國家，無論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都難以避免災難性事件的發生。面對災難性事件，新聞媒體應當堅持及時、準確、客觀的新聞報道原則，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提供豐富、連續的新聞信息，尊重和滿足受眾的知情權；講究報道的方式和方法，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新聞理念。　　所謂災難性事件報道就是通常意義上的「災難新聞」，它是指對給人類帶來災難的事件的報道。災難性事件一般包括自然性災難和社會性災難事件兩類。自然性災難是指來自自然界的人類不可抗拒的力量或由非人為因素而導致的重大事故或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水災、沙塵暴、火山爆發等；社會性災難是指由人為因素或各種社會矛盾而導致的重大的、突發性事件，如恐怖活動、戰爭、海難、空難、礦難、交通事故、橋塌樓倒等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責任事故等。以報道災難性事件為主要特徵的災難新聞，因災難性事件意外出現具有突然性，衝突劇烈具有震撼性，後果嚴重具有負面性，影響廣泛、久遠具有社會性，備受各方的關注。　　實際上，不論是什麼國家，不論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自然性災難；也不論是什麼國家，不論其科技多麼先進、發達，管理多麼科學和完善，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性災難。就拿2003年5月來說，非典陰雲持續瀰漫在我國的上空，阿爾及利亞、日本、印尼、菲律賓等國相繼發生6級以上地震；烏克蘭、尼泊爾飛機失事；沙特、摩洛哥、俄羅斯車臣等地相繼發生大爆炸因此可以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度，偶爾發生一些天災人禍的災難性事件也是較為正常的事情，不必大驚小怪、怨天尤人。關鍵是面對災難性事件，我們的新聞媒體究竟該如何去報道它，以達到通過正確的輿論引導受眾，化解矛盾和情緒，穩定社會秩序，儘快讓廣大人民群眾從災難的陰影中走出來的目的。　　堅持及時、準確、客觀的新聞報道原則，正確引導社會輿論　　在我國，新聞媒體承擔著上情下達、反映社情民意的任務，發揮著輿論嚮導、黨和人民耳目喉舌的作用。也就是說，大眾傳媒既要發布黨和政府的重要信息，也要及時傳播社會公眾所需信息，特別是一些有關公眾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　　以前的災難性事件報道存在三種情況：一是由於災難性事件的發生原因在短時間內難以查清，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聞媒體「待原因查明後再作報道」。孰不知，這樣做會失去報道的最佳時機，不僅使新聞的及時性得不到保障，而且還會在社會上造成不良的影響，甚至產生嚴重後果。像1994年3月份發生在浙江省千島湖的台灣32名遊客被搶劫殺害特大刑事案件，就屬於一起典型的社會性災難事件，新聞媒體反應遲鈍，報道滯後，顯得被動。二是由於災難性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消極性的後果，從表面上看這種報道與我們提倡的「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有所抵牾，因此，有些部門以「容易引起人心動蕩和社會恐慌」為由對災難性事件信息進行限制和封鎖，從而使此類報道「胎死腹中」。三是由於地方保護主義作祟，一些地方行政官員對於發生在自己管轄範圍內的災難性事件，往往採取文過飾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生怕有損於自己的政績，影響到頭上的那頂烏紗帽，於是千方百計地阻撓新聞媒體的調查採訪，甚至編造和發布虛假信息，欺上瞞下，對付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像2001年7月17日發生在廣西南丹的那起備受海內外輿論關注的特大礦難，就屬於這種情況。如果不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媒體記者衝破各種艱難險阻，一層層撕開這起被嚴重捂掩的特大事故的沉重黑幕，這個「驚天大案」的真相將「沉水底」。　　我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新聞媒體，一事當前，以「穩定壓倒一切」為新聞報道的著眼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關鍵時刻保持緘默不等於就一定是維護穩定，相反容易引發不穩定。因為這樣做往往只會加大政府的工作成本，加重群眾思想的負擔，加劇社會矛盾，於社會安定不利。再說，在信息技術日益現代化的今天，要封鎖消息只是「一廂情願」，當人們無法從大眾媒體上獲取信息時，自然會轉向人際傳播、網路傳播，甚至域外媒體。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時下的新聞媒體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突發事件進行信息「封鎖」。正確的做法是，以積極的姿態介入，宣傳黨和政府的主張和採取的措施，使群眾增強應對突發事件的信心；宣傳科學的態度方法，使群眾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本領，即使解決突發事件在短期內有一定的難度，也會得到群眾的理解、信任與支持，使整個社會形成合力，共渡難關。在這次突發的非典事件中，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以更加開明和務實的態度果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有效控制和消除非典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疫情的通報上賦予新聞媒體極大的報道自主權，新聞媒體及時、詳盡地對非典疫情進行全方位的報道，從而充分發揮了引導社會輿論的積極作用。　　提供豐富、連續的新聞信息，尊重和滿足受眾的知情權　　輿論學認為，新聞作品不同於文藝作品，人們需要它主要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解除對環境的困惑。正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龔文庠教授所指出的：「人的一個基本心理功能是對外部世界作出解釋和預見，失去了這種理解和預見能力，人就會感到不安。」①這在輿論上便表現為惶惑。因此，要引導輿論，新聞媒體首先要滿足受眾認識環境、確立觀念、自我尋因的需要，特別是在重大災難性事件發生時期，人們對新聞報道的需求量將急劇增大，及時、具體、詳細地提供信息，對於防止社會輿論走偏意義重大。換句話說，受眾接受新聞信息的過程，既是一個進行信息確認、材料收集的過程，同時也是新聞報道影響著他們已有觀念的一個過程，而這正是新聞媒體有效引導社會輿論的直接方式。不僅如此，受眾接受新聞信息一般還不是單一行為，而是帶有連貫性的，甚至形成一定的接收習慣，以便通過連續的接收而減少對於自身環境不確定性的認識。這就要求新聞信息的出現必須前後銜接，既不能中斷，更不能前後矛盾。因此，對於新聞媒體來說，採集和提供充足、連續的信息，讓受眾以正確的思想認識所處的新環境及其行為規範，這本身即是一種很重要的對輿論的引導。②　　受眾知情權原先是個法學概念，後來又被新聞學所接納，又稱知曉權、了解權、獲知權等。它是指受眾享有通過新聞傳媒了解其欲知、應知而未知事實的法定權利。對於災難性事件來說，無論是自然性災難事件還是社會性災難事件，都會給人們在心理上帶來巨大的衝擊力和震撼力，這種事件的本身及其所帶來的影響無疑都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很容易激起受眾的新聞慾望。在災難新聞中，知情權一般有兩方面的體現：一是受眾作為新聞接受的主體所具有的對災難有關情況了解的權利；二是遇難者親屬和災難受害人對事件全部真實情況與細節了解的權利。因此，災難新聞應是對災難性事件的全方位的報道，它包括災難形成原因的分析、抗災救災、責任追究、經驗教訓等。一般來說，災難性事件發生後，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擁有三個可資報道的側面，即災難性事件本身、災難性事件的受害者、災難性事件引發的政府或社會行為。而這三個方面的情況，受眾均具有知曉的權利，新聞媒體應滿足大眾這種知情權的需要。　　黨的十六大報告把「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規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這就是說，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意見權應當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今後，在突發性災難事件的宣傳報道中，應貫徹執行黨的十六大這一重要精神。這一指導思想已經在這次抗擊非典的報道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拿出黃金時段或黃金版面重點報道這一重大災情的真相，起到了化解情緒、穩定人心的積極作用。應該說，在對此次事件的報道中，新聞媒體的作用功不可沒。中央電視台比較典型的報道就有，《面對面》節目及時採訪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通過電視鏡頭向全國人民通報了非典疫情，從而消除了部分謠言的惡劣影響；《健康之路》、《生活》和《中華醫藥》等欄目，也分別播出了對醫療專家的訪談，及時向廣大觀眾傳播了正確防治非典的信息，為阻止非典的進一步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各地方新聞媒體也積極加入到宣傳的行列，立足當地做好報道。新聞媒體均不約而同地在顯著位置或時段開闢專欄，報道一線醫務工作者的救治情況，滿足了受眾的知情權。　　講究報道的方式和方法，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新聞理念　　如果說災難新聞報道在滿足受眾知情權、實現輿論監督權的時候是把災難性事件作為客體來看待的話，那麼，在災難性事件的新聞報道中，還存在著一個如何對待災難性事件的主體即災難的親歷者或受害者親屬的問題。這裡實際上就是指在災難新聞報道中如何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體現人文主義關懷精神。　　在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文主義關懷」逐漸進入大眾傳播的視野。在傳播過程中，新聞傳媒所倡導的一般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倡導社會公正與平等，維護和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尊嚴，尤其是困難群眾的權益。同時，「人文主義關懷」還不忘對「人」這一主體的關注，使得越來越多的新聞報道更加強調「以人為本」的理念。這種「以人為本」的報道方式，具有人情味，充滿感情地關注被報道者的遭遇和命運。由於「人文主義關懷」所強調的正是人的精神層面、心理層面，因此，災難新聞的報道方法不僅關係到災難信息的傳播效果，而且還關係到災難事件主體的精神狀態和面貌。　　人文主義關懷被譽為人類苦難的「溫柔撫摸者」。因此，災難新聞除及時地報道災難，理智地、科學地分析災難之外，新聞記者還應力求把受眾的內心體驗放在心上，讓受眾看到生命在災難中的真實情狀，以濃墨重彩彰顯生命在災難中的尊嚴與價值。把人文主義關懷精神滲透在各種突發性災難事件的報道之中，可從以下幾點做起：　　一是重視對災難事件本體的報道。雖然絕大多數災難性事件無不為受眾所廣泛關注，但過去新聞界對災難性事件的報道卻往往忽視對社情民意的反映。天災人禍帶給人們的本來是一出「悲劇」，但一些報道卻硬把它演化成一曲「頌歌」，使得這些災難本身帶給人們的警示作用喪失殆盡。歷史上，我國新聞界在災難性事件的報道方面曾有過慘痛的教訓。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期對「渤海二號」翻船事件和大興安嶺火災的報道，一些媒體就一度跌入了「化悲歌為凱歌」的泥淖之中，傳播虛假消息，誤導受眾。正確的做法是，新聞媒體應該更加重視對災難事件本體的報道，並且在報道中充當譴責肇事者、哀悼遇難者、撫慰遇難者親人的角色。　　二是關注災難中生命個體尤其是困難群眾的生存狀態。近幾年來，對於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災難性事故，新聞媒體大多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道。綜觀這類報道，我們總感覺到彷彿缺少點什麼。問題恐怕主要在於新聞媒體自身的報道方法。一些災難新聞報道大而化之，沒有充分地起到呼喚同情、促進救災、警示社會、推動預防的作用。那些獲得成功的、社會反響比較好的災難新聞，往往都是記者把深情的目光投注到災難中生命個體的生存狀態上所作出的報道。從對東西方大量的災難新聞作品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媒體所關注的災難中的生命個體大多集中在婦女、兒童和老人等身上，主要通過客觀展示災難中的這些弱者的悲苦，來引發人們的關愛和同情，進而打動讀者。中央電視台伊拉克戰事直播報道中的有一個令人揪心的片頭，一個三四歲的伊拉克小男孩在美英轟炸中受傷，頭上纏著厚厚的繃帶，正在放聲大哭，充滿眼淚的眼睛裡，流露的是無助、恐懼和痛楚的表情。　　三是弘揚災難中的人間真情。誰都不願意世上發生事故，特別是重大的人身傷亡事故。然而，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往往又難以避免包括重大的人身傷亡事故的發生。尤其是在重大的人身傷亡事故發生的剎那間，人的求生本能，人與人之間的親情關愛等等，都會有瞬間的表現。對於新聞媒體來說，重要的是記者在采寫這些重大人身傷亡事故報道時，如何去進一步發掘災難事件中所蘊含著的更新鮮、更美好的主題。人文主義關懷精神則要求記者，勇敢地直面人生，以透徹的目光注視人類的生生死死，對處於極度狀態下的人類給以人文主義關懷，讓健在的人們體會到人的崇高與尊嚴，喚醒人類的良知與道德。非典期間，一篇題為《當我的妻子戰鬥在防治非典前線》的新華社通稿，業界評價為在2003年眾多非典報道中，最真實而細膩地寫出了人們內在的心理感受，特別是「戰鬥在非典一線」人員和他們親人的感受的文章。專家認為，它之所以能夠贏得廣大讀者，甚至讓眾多讀者閱後淚流滿面，是因為它不摻假，不渲染，是作者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　　綜上所述，積極地、及時而充分地報道突發性災難事件，是災難新聞報道的一個基本原則；同時，又必須穩妥地、慎重地報道突發性災難事件，這是災難新聞報道的又一個原則。對於新聞媒體而言，在災難新聞的報道中，既要考察宏觀形勢，注意傳播環境，爭取最佳的社會效果，又要防止片面追求轟動效應，而大量刊播刺激受眾感官和心理的內容。　　（作者單位：安徽師範大學新聞系）注釋：　　①龔文庠：《說服學———攻心的學問》，第237頁，東方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②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第179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