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版一帶一路實踐之——經營大西域

古絲綢之路的主導權，終於再度回歸中國之手。

1760年，中國大軍徹底平息新疆地區（此前稱為「回部」或「西域」，「新疆」之名稱，按後來左宗棠的解釋，即「故土新歸」）的長期叛亂。在勝利捷報傳向北京的同時，一個難題也擺到了執政者面前：如何建設新疆、發展新疆？

乾隆皇帝的行動是：復甦絲綢之路經濟帶，以改革促發展、以開放促繁榮。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須到烏里雅蘇台（今蒙古國扎布汗省烏里雅蘇台城）「定邊左副將軍衙門」領取執照。烏里雅蘇台遠在漠北，內地商人們要先繞道這裡辦理手續，再萬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來，等於是築起了一道行政壁壘，阻止商人入疆。

在戰時，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於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數量，避免大規模人口流動造成不穩定，又便於政府調控入疆的商品種類，以優先滿足軍用。

平叛戰爭結束之後，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發展新疆經濟上。而加大新疆的開放力度，鼓勵新疆與內地的商貿，成為戰略布局的關鍵。簡化入疆經商的行政審批程序，順理成章地成為乾隆的第一個改革舉動。

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內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爾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濟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發入疆執照。在聖旨中，乾隆明確指出：「新疆駐兵屯田，商販流通，所關最要」，此次改革，「較之轉向烏里雅蘇台領照，程站可省四十餘日，商販自必雲集，更於新疆有益。」

這樣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歡迎，這不僅是節省了40多天無謂的艱難跋涉，更提升了商人們對新疆-內地貿易的信心。

中央對於新疆的開放，不斷加大力度，除了鼓勵商人到天山北路經商外，還鼓勵他們進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親自批示，闡述發展商業對新疆建設的關鍵作用，如「客民力作，貿易於彼者日漸加增，將來地利愈開……其於惠養生民，甚為有益」；「耕畝日開，愚遷日眾，則中外生計更饒」。乾隆皇帝還多次強調，在鼓勵新疆與內地的經貿往來中，必須嚴格約束政府這支看得見的手，諄諄教誨此事「須聽商民自便」、「不可官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這些舉措，與其說是鼓勵，不如說是自我節制——政府收回了不該伸出的手，市場就自己動起來了。一時之間，內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熱潮，儘管新疆的條件十分艱苦，儘管存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但一個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資本的顧慮。

入疆的兩條主要通道上，車旅不絕——一條經張家口、歸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條是經河西走廊出嘉峪關。前者是晉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後者是陝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還鼓勵新疆與周邊地區的商貿。同樣在1760年，乾隆在聖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薩克、布魯特、巴達克山等部人，均為大皇帝臣僕，爾部如欲遣頭目入期，以展歸化之誠，必代奏聞。」而對於內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給予低稅優惠，甚至免稅待遇，大大刺激了商業的發展。

1762年，乾隆再度發布上諭，對於「自平定回部以來」該地區的局勢穩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諧予以高度肯定，繼而提出應「曉諭商民，不時往返貿易」，同時，強調指出：「貿易一事，應聽商民自便，未便官辦勒派……若有願往者，即辦給照票，聽其貿易。若不願，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勵及有節制的管理下，新疆與內地的經貿交流大規模地推進。「中興以來，西陲底定，拓地周二萬里之廣，內地商賈持幣帛以來者，論蹄萬計。天山以南、玉門以西，昔為游牧佳場者，今則為商埠重地矣。」（《新疆圖志﹒賦稅》）南疆地區的「南八城」，也迅速成為貿易中心，如葉爾羌，「貨若雲屯，人如蜂聚，奇珍異寶，往往有之……山、陝、江、浙之人，不辭險遠，貨販其地。」（《西域聞見錄》）

對於新疆的成就，連英國人都心生艷羨。大英帝國著名學者包羅傑，在其初版於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傳》一書中，回顧了乾隆時期的新疆政策，盛讚道：

「他們（中國人）能夠給予當地的最大的恩惠當然是維持秩序。公平地在許多訴訟者之間保持平衡，乃是中國行政長官的第一條信條。在這個混亂的地區一旦能安定下來，貿易就復活了。大為衰落的當地工業又重新活躍起來；外國企業也被吸引到這個地區來，中國政權很快就使之成為中亞最繁榮幸福的地區。

「但中國人並不僅僅以維持良好秩序為滿足……他們自己還作出榜樣，使旁人感到應予效仿。富於進取性的甘肅、四川『和台』商人不僅到達哈密和吐魯番的市集，他們之中有許多還深入到喀什噶爾本部，並定居在那裡。這些難能可貴的經商者填補了在這個地區的生活中從來沒有補足過的空白，因為他們帶來了高度的事業精神和實踐的智慧，還有他們特有的東西——資本。

「隨著這些『和台』商人之後，財富和繁榮都增進了。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這個地區的人口達到從來沒有達到過（如此高）的數目。」

包羅傑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貿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間也有完全的平等」，內地來的商人，「必須準備與浩罕人、喀什噶爾人、阿富汗人進行機會平等的競爭，他的籍貫並不能為他取得免稅的優惠，或給他什麼優於外國商人或當地商人的便利。」因此，如此貿易的最大受益者，是當地社會與當地商人。

而對於中國政府在新疆「怎樣使用稅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樣的為公精神把稅收用在當地的公益事業上」，包羅傑認為甚至都值得英國人學習。正是有著如此「為公精神」的政府，推進了新疆的普遍繁榮。

這是西方文獻中罕有的對中國政府行政成果的稱頌。包羅傑所總結的新疆成功之道，概括起來就是：

一、 公平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公正，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二、 廉潔高效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產品與服務；

三、 敬業的商人帶來資本、經驗與市場；

四、 平等的民族政策減少了無謂的衝突——此前及此後的歷史都證明了，有任何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對各方、包括受其庇護的一方都未必有利。

穩定地開放了5年之後（1765），新疆烏什地區發生暴動。暴動平息之後，對於內地商人入疆，實行了更為嚴格的管理——「商民則北路攜眷，而南路不得摯眷」，前往南疆的商人，禁止攜帶家屬。後世一些人將此解讀成隔離政策，實在有點刁難古人，畢竟，南疆限制的僅僅是商人不得攜帶家眷——在一個反暴恐成本高企的特殊時候，這樣的限制符合情理。更重要的，這一限制令在半個世紀後也取消了。而即便在限制令推行的半個世紀中，除了曾對作為敵國的浩罕國商人實行過禁止之外，內地商人及外邦商人依然可以在新疆自由地經商。

當代美國漢學家濮德培認為，在當時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員結合得以獲益」，而另一漢學家穆素潔也認為，乾隆時期新疆與西藏地區的貿易發展，將該地區「引入國際貿易範圍」。

這，當然不可能僅僅出於維穩「羈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許是基於一種大國自信的戰略遠見。

以軍功而銘刻史冊的兆惠將軍，在寫給中央關於新疆善後的報告中，卻不惜筆墨，詳盡地論述了貨幣制度在穩定新疆和發展新疆中的巨大作用，提出要實行貨幣體制改革，發行自主貨幣。

此時新疆，面對的最大金融困境是白銀外流。乾隆在1760年的一份上諭中，坦承新疆遭遇的白銀外流：「內地所用銀兩，攜至外藩交易，有發無收，將來恐致耗散。」

新疆白銀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經濟結構單一，不少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必需依靠與周邊邦國的貿易，造成出超；二是南疆長期被準噶爾勢力盤踞，包括貨幣在內的主權實際上難以行使。

在兆惠給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提出建議：「回部錢文應行改鑄」。所謂「回部錢文」，是指此前在南疆地區通行的準噶爾貨幣。這是一種銅質鑄錢，當地稱為「普爾錢」。

當時世界上最為通行硬幣，鑄造方式大致有兩種，一是西方通行的所謂希臘羅馬式，以打壓法鑄造；二是東亞地區通行的所謂中國式，以澆鑄法鑄造。新疆雖然早在漢唐就納入了版圖，但總是隨著中國政局的變動，而常常遊離於主流之外。

兆惠率軍收復南疆，重新鑄幣發行，即便在主權宣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回部錢文應行改鑄」，不僅是經濟戰略需要，也是政治戰略需要。

兆惠提出的鑄幣方案有兩種。

第一種方案是「照內地制錢，每一文重一錢二分」。「制錢」，即制式銅錢，外圓內方，對於鑄造方式、含量、銘文，均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這一方案的好處，一是簡單，直接將內地鑄錢所用的模型帶到新疆即可；二是便捷，可迅速將新疆經濟融入全國一盤棋中。而其不利之處，一是不符合南疆當地人的使用習慣，二是新疆經濟百廢待舉，一步到位與內地貨幣並軌，可能會給新疆的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

第二種方案，是「即照回錢體質，一面鑄乾隆通寶漢字，一面鑄葉爾羌清文及回字」，即對南疆原先通行的「普爾錢」進行改造，銘文去除宗教教條，突出「乾隆通寶」這一主權標識，並使用漢滿回三種文字。顯然，這種折衷方式，既顧及了主權宣示，又顧及了當地的使用習慣。

乾隆其實並未在這兩種方案中選擇，而是做出了 「一疆兩制」的第三種決策：在北疆地區發行內地的制錢，而在南疆地區，則採用兆惠的第二種方案，發行「新普爾錢」。

整個新疆地區，政府體制有三種形式，一是北疆地區的郡縣制，與內地完全相同；二是吐魯番、哈密及厄魯特、哈薩克等地的札薩克制；三是南疆地區的伯克制。實行郡縣制的北疆及實行札薩克制的吐魯番等地，長期與內地經貿來往頻繁，早已納入了制錢的實際使用範圍，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內地的貨幣。乾隆的方案，是因地制宜的現實做法。

戰爭剛剛結束，鑄造新錢所需要的銅材，短期之內還難以運抵新疆、尤其南疆，因此，兆惠建議：「現有鑄炮銅七千餘斤，請先鑄五十餘萬文，換回舊錢另鑄。」將鑄造大炮的銅材，改為鑄造錢幣之用，這無疑是最為與時俱進的「鑄劍為犁」。兆惠實際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賭注，體現其對新疆維穩大局的自信。

「新普爾錢」棄用了此前「形橢首鏡、中無方孔」的形狀，而改用外圓內方，定重二錢，按照1:2的兌換率回收舊錢，次年改為1:1回收。如此優惠政策，大大加快了舊錢的回收速度。

與內地制錢多用黃銅、且「鉛四銅六」的比例不同，「新普爾錢」「悉提凈紅銅而成，並未配鑄他項銅鉛」,銅的含量高達90%，色澤呈現紅色，因此民間又稱「紅錢」。

「新普爾錢」開始發行後，南疆地區出現了鑄幣廠，最早是在葉爾羌，而後擴展到阿克蘇、沙雅等地。隨著經濟的發展，原先相當原始的銅礦業，開始興旺。政府鼓勵南疆民眾開採銅礦，銅礦的規模得以迅速擴大、技術得以迅速提高，成為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助推器。

「新普爾錢」在整個南疆地區發行，大大超過了此前準噶爾統治下只有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三地使用鑄幣的局限，解決了南疆其它地區的貨幣「短板」，令南疆商貿流通提速。南疆各級政府設立集市；中央財政則對南疆棉布等，實行政府採購，輸往北疆以換取馬匹。這種「絹馬貿易」，既盤活了南疆與北疆的資源，又提高了南疆與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爾錢」為核心的金融體系，也得以不斷壯大，為數十年後在全疆地區推行「新普爾錢」打下了基礎。

更為重要的是，南疆實行單獨的貨幣體系，有效地保護了當地新生的經濟。晚清時期，內地多次發生「錢荒」，導致銀價暴漲、銅錢貶值，而南疆地區的「新普爾錢」則因保護而一枝獨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內地貨幣波動的池魚之殃。

對於政府來講，南疆實際上已經成為貨幣特區，大大減緩了中央財政的負擔。原先需完全從內地調撥的軍餉和新疆發展所需的巨額資金，有相當部分可以「新普爾錢」替代。

乾隆皇帝的絲路經濟，面臨的最大外部威脅，是西邊的強鄰阿富汗，時稱「愛烏罕」。

按西方史學界的說法，彼時的「愛烏罕」，是一個與中華帝國、「準噶爾帝國」（實為中國之叛亂勢力）在中亞地區足以鼎立的一方，領土面積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東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區，其地位及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30年後派遣馬戛爾尼到訪的大英帝國。西方史學界一般稱為「阿富汗帝國」，或者杜蘭尼帝國。

阿富汗帝國皇帝愛哈默特沙（Ahmad Shah Durrani，此處循《清史稿》譯法），也是一代梟雄。當中國在新疆的平叛戰爭最為激烈的時候，阿富汗帝國耗費數年時間，積極籌建反華同盟，於1757年計劃揮師東進，與中國爭奪南疆。這場可能的戰爭，對於已經在新疆陸續征戰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平叛部隊來說，壓力不小：畢竟供給線過於漫長，且已經是疲敝之師，要與以逸待勞的敵軍對抗，風險不小。

但是，在這關鍵時刻，阿富汗帝國後院起火。這一年年初，被其征服的莫卧兒帝國首都德里，發生了暴動，當地軍民起而反抗阿富汗佔領軍，逼迫愛哈默特沙放棄東進，回師印度，鎮壓德里的暴動。這給了中國一個極為難得的戰略機遇，順利地結束了平息南疆暴亂的戰爭。

阿富汗帝國穩定了印度後，卻再也無力東進，因為此時，被後來的李鴻章稱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影響到亞洲了——英國人來了。就在同一年（1757），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軍隊，一舉擊敗了印度莫卧兒帝國的孟加拉王公，取得了普拉西戰役的勝利，為最後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礎。無論是衰弱的莫卧兒帝國、彪悍的阿富汗帝國、還是強大的中華帝國，都將不得不面對這個從未遭遇過的勁敵。

在國際國內形勢的逼迫下，中國與阿富汗都無心再發動新的戰爭，中國收復南疆之後的第三年（1763），阿富汗帝國選擇了向中國稱臣納貢。

阿富汗帝國遣使上貢，當然是乾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成果，因此他十分重視，為接待事宜就曾一天內連發三道聖旨。第一道聖旨要求使節團所經過的「沿途各督撫，豫備筵宴」，熱情接待，「愛烏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經行內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經過各省會，理宜豫備筵宴，陳設戲具，以示富麗嚴肅。」第二道聖旨說，對於阿富汗的使節，「理宜派出大臣護送。」第三道則是給阿富汗使團回程時，提供免費的駱駝，馱運「賞賚物件」，考慮得極為周詳。1763年的正月初六（2月18日），乾隆在紫光閣宴請蒙古、回部外藩時，阿富汗使節是重要客人。三天後（正月初九），乾隆在暢春園之西廠進行大閱兵，阿富汗使節仍然是座上貴賓，接待規格很高。

然而，半個月後（正月二十四日，1763年3月8日），乾隆卻在發給軍機大臣的聖諭中說：「愛烏罕愛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覲，曾降旨各省督撫，沿途筵宴。今該使臣禮畢，回伊游牧地方經過處，應供給之項仍當妥協照料，不必筵宴。」取消了此前沿途接待宴請的待遇。

原來，在那些表面上洋溢著溫情的覲見背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阿富汗使節居然拒絕叩頭！這場爭論，沒有被記載到堂皇的正史中，但在正月初四（1763年2月16日）乾隆寫給新柱等人的滿文信中，有清晰的記載：「今愛烏罕使臣抵達後，雖跪呈奏章，卻不肯叩頭，懇請仍以伊等之禮朝覲。軍機大臣等責稱，爾汗遣汝何為，莫非不是前來朝覲?大皇帝乃天下一統之君，不但爾愛烏罕，凡俄羅斯、西洋人以及從前準噶爾人等來朝，無不行以叩拜之禮。君即如天，爾等難道亦不拜天乎?等語。反覆曉示，和卓方轉行叩拜之禮，但終究勉強。」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這一「叩頭」事件，比英國使節馬戛爾尼的「叩頭之爭」，足足早了30年。但是，在這背後，並非乾隆真的為了所謂的天朝臉面，而是有著更為重大的戰略考量。

乾隆皇帝在寫給葉爾羌官員的滿文信件中，指出：「縱覽愛烏罕所遣使臣等舉止，便知愛哈默特沙並非安分守己之輩。久而久之，恐巴達克山人等或與安集延等處之人，伺機糾集騷擾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因此，乾隆要求駐守在西域的軍政要員們，「暫緩辦理哈薩克事宜，要以全力應付回疆地方，一旦用兵，即遵陸續所降諭旨而行。」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接見阿富汗使節，是乾隆本人的一次摸底調查。對於阿富汗帝國的好戰與野心，乾隆皇帝並沒有沉浸在其遣使朝貢的虛榮中，而是清醒地做出了兩手準備。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節頒發了賜給愛哈默特沙的敕書。這是一份表面十分客氣、其實卻是綿里藏針的外交文件。

乾隆先對愛哈默特沙「遠在外藩，向慕仁化，遣使入覲」的「誠悃」表示讚賞，並給予豐厚賞賜。而後列舉了愛哈默特沙的若干征伐，指出：「爾又雲欲往攻布哈爾，聞已歸附中國不便侵伐，足昭恭順之忱。」乾隆說：「朕為天下共主中外一視，賞善罰惡，惟秉至公。……且如爾奏、數年來各處攻戰，未獲稍安，則爾之屬人，亦殊勞苦，尚其和協鄰封，休養部落，俾群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澤於無窮。」

從文字上看，乾隆是勸導愛哈默特沙少折騰、不打仗，但「朕為天下共主中外一視，賞善罰惡，惟秉至公」一句，卻含有濃烈的警告成分。叩頭的禮儀事件之後，防範阿富汗及後來崛起的浩罕國，就成為清帝國中亞政策的準則之一。在乾隆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通商貿易與軍事震懾兩手齊備，兩手都很硬。

南疆初定，乾隆大力實行商貿開放政策，稅收優惠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最初的稅制，沿用了準噶爾的舊稅率，即本地商人10%，外來客商5%。但不久，為了鼓勵商業，這個稅率又下降了不少，對於交易量很大的牲口貿易，本地商人為5%，而外來客商為3.33%（三十分之一），「其餘皮張緞布，仍照舊例收納」。

這一相當優惠的稅率，自1759年開始成為大清國在新疆南部地區的法定稅率，甚至，《戶部則例》中還規定，對於來自巴爾替爾、克什米爾前來進行牲口交易的客商，稅率低至2.5%（四十分之一）。而對於途經南疆的外國貢使團的隨貢貿易，再給予半稅、甚至免稅的優待。

稅收優惠力度如此之大，極大地促進了南疆地區的商業貿易，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舒赫德向中央不無得意地報告：「現在回部安靜，其布魯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等貿易之人，絡繹不絕。」

如此低稅，當然是為了「放水養魚」，外資大量進入新疆。而在經濟上的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相當重要：以低稅換取政治上的安寧，「使各外夷凜遵天朝法度」。懷柔施恩是關鍵，經濟利益其實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不幸的是，這種著眼於「羈縻」的頂層設計，到了基層執行者的手中，「柔」性被過度放大，尤其是一味減免外商稅收，日漸成為常態，外商實際上享受到了超國民待遇。本應恩威並施的以外貿為工具的外交，「恩」成了唯一工具，「威」則蕩然無存，反而示弱於外。

與南疆進行貿易的諸多汗國、土邦、部落中，主要的貿易夥伴是哈薩克、布哈拉及浩罕，而尤以作為地區強權的浩罕國為主。浩罕國雖從1759年開始對清政府表面稱臣納貢，但實際上對南疆懷有極大的領土野心。浩罕商人遍布南疆各地，成為低稅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對此不僅絲毫不領情，反而四處宣揚這是因為中國出於對浩罕國的畏懼。

憑藉其作為地區強權的國力依託，及在南疆境內的巨大經營網路，浩罕商人不僅承包其它外商的進出口，申請免稅，從中漁利，甚至有組織地進行茶葉和大黃的走私，根本無視中國法律。更為過分的是，浩罕國甚至向中國提出，將自己的稅收機構派駐到中國境內，對在華經營的浩罕商人徵稅。此舉的真正目的，是要替換中國政府所認可的 「呼岱達」——在華浩罕商人自治機構的領袖，將在華商人的自治機構改造為浩罕政府的外派機構，直接將其行政權伸展到中國的境內。

對於這種無理要求，清政府予以嚴厲駁斥：「爾霍罕（浩罕）部落，不過邊外小夷，天朝准令來往貿易，己屬格外施恩，今爾敢為無厭之請！」清政府還希望浩罕國能換位思考：「天朝之人，豈無在爾處貿易者」，如果中國因此也要求「在爾境內添設官員，稽察稅務」，無疑是 「越界之事」，這是中國政府「不肯為」的。

苦口婆心的說理，毫無作用。當大小和卓在南疆發動多次叛亂，浩罕國不僅為其提供庇護，活躍在南疆的浩罕商人甚至還給予積極配合，這導致了清政府對浩罕實施貿易禁運，浩罕則悍然出兵侵入中國。

弔詭的是，雙方最終在1833年達成議和，清政府居然同意了浩罕在中國境內的南疆徵稅的要求，其對象不僅限於浩罕商人，甚至包括別國商人。最初出於「羈縻」的稅收優惠頂層設計，終於變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喪權辱國。而這，比鴉片戰爭足足早了7年！

《劍橋晚清史》曾列舉了十八世紀三個決定中國此後歷史命運的變化，除了最為學術界注意的「歐洲人的到來」之外，還有兩個就是「中華帝國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及「漢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後兩者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甚至超過第一個變化。「到了十九世紀初年，中國主權的有效控制範圍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大，中國正處於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開始發生質變的階段。這種質變通常被看做是『現代化』，這不僅是受到歐洲文明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結果，而且是中國內部社會演化的結果。」

新疆地區的開拓、乾隆版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行，正是這種「質變」的關鍵一步。

即便有諸多瑕疵，在新疆地區以改革促發展、以開放促維穩的思路，終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順利納入1800年之前以中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框架的同時，也保持了國家西陲比較持久的穩定，並最終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後，得以收穫更多的改革紅利。

【以上內容見本期出版的《中國經營報》。作者雪珥為中國戰略史、改革史專家，其「乾隆版一帶一路實踐」之《中俄大博弈》，本報下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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