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科學與社會 | 書摘

在本次演講中，我想試著勾勒一下中國社會的組織形態。在座的如果關注社會生活中的理性主義、倫理學和宗教問題，就一定會對其中一些內容感興趣。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在思考這些主題時，總是傾向於研究我所認為的文化史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問題之一，即為什麼現代科學技術興起於歐洲而不是亞洲。對中國哲學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識到它具有濃厚的理性主義特徵。對中世紀的中國技術了解越多，就越能意識到，不僅是那些眾所周知的發明，比如火藥、造紙、印刷術和磁羅盤，中國還有其他許多發明和技術發現改變了西方文明乃至整個世界的進程。我相信，大家對中國文明了解越多，就越會對現代科學技術沒有在中國發展起來感到詫異。

首先，我想談談中國文明的起源，也就是從公元前1500 年左右發展起來的中國封建制度的起源。不要忘了，中國文明與其他偉大文明總是有很大差別。我們知道，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河谷文明很早就有了緊密聯繫，印度河谷的古代文明與巴比倫文明也有聯繫。與這些文明沒有緊密聯繫的大河谷文化只有黃河文明。黃河尤其是其上游地區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事實上，正如我在後面想要強調的，黃河文明與歐洲的青銅時代由若干線索聯繫著。但儘管如此，黃河文明的獨立發展要多於與西方的聯繫。

中國社會這個最初形態的起源很重要，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哲學可以追溯到這裡。法國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等大學者已經表明，中國城市的起源可能與開始製造青銅器有關，這無疑是因為最早的冶金家必須有複雜的設備，而這些設備需要保護，以應對原始部落社會鄉村生活的變遷和偶然事件。葛蘭言追溯了封建社會之前的原始社會如何轉變成為中國青銅時代的城鎮式封建社會。

例如，我們知道《詩經》中有很多詩都是古代的民謠。我們今天從這些詩中仍可看出，這些民謠是當時青年男女所唱，他們在春秋兩季舉行的團圓節上載歌載舞以尋找配偶。人們從各個村落湧來相聚於此。早期封建諸侯捕捉到這些聚會之所的神聖性，將其變成封建「邦國」的聖壇或神廟，最早的城鎮便是從這裡產生的。在所謂的中國封建盛期，即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2世紀，封建諸侯門下有一批謀臣策士，這些人後來成為儒家。

因此，儒家原是封建諸侯的謀臣，此學派(不僅是孔子本人，還有他的偉大弟子孟子和後來的荀子等許多人)的主要特徵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倫理進路，體現了對儒家所理解的社會正義的深刻關切。孔子有許多生平事迹可以談。有一次孔子乘輿出遊，欲渡一河，他和眾弟子找不到渡口，遂派一個弟子去向附近的隱士問津。但隱士們諷刺地回答說：「你的老師那樣聰明睿智，無所不知，他一定知道渡口在哪裡。」弟子把這話轉告了孔子，孔子很難過，說：「他們不喜歡我是因為我想改造社會。但如果我們不同我們的同胞一起生活，我們能同誰生活呢?鳥獸不可與同群。假如天下有道，我就不想去改革了。」

清· 顧見龍《孔子出遊圖》

因此，儒家哲學的一般特徵完全是社會的——當然是一種封建倫理，但無疑是極其關心社會的。儒家確信有必要改造人類社會，以在封建習俗之下提供最大的社會正義，他們認為社會應當這樣組織。因此，儒家不同於對人類社會及其組織方式不感興趣的其他哲學學派。我方才提到的那些隱士可能就是後來所謂道家的早期代表。我認為中國思想的兩大潮流是儒家與道家。

明代早期《道德經》版本中的插圖，顯示老子騎牛西行，遇到邊吏關尹。

道家自稱遵循「道」。所謂「道」無疑是指自然的秩序。道家對自然感興趣，儒家對人感興趣。可以說，道家骨子裡相信，除非更多地了解自然，否則就不可能合理地組織人類社會。道家留給我們不少重要而深奧的典籍，著名的《道德經》便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莊子等哲學家的著作。這些作品流傳至今，像一切古代作品那樣，可能多多少少有所篡改，但其思想仍然清晰可循。

為沉思自然而從人類社會隱退的道家隱士固然沒有任何科學方法來研究自然，但他們試圖用直覺和觀察的方式來理解自然。倘若他們對自然的興趣真如我所說，那麼我們應當可以發現，道家與科學的某些早期開端有關。事實上的確如此，因為中國最早的化學和天文學都與道家有關。現在大家承認，煉丹[金]術——我們可以稱之為尋找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或長生不老葯的方術——可以追溯到中國最早的帝國甚至更早。關於煉丹術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的漢武帝時期，方士李少君向武帝進言曰：「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這或許是世界史上關於煉丹術的最早記載，祠灶就等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如果你支持我的研究，我將……」。據記載，公元2世紀出現了科學史上已知最早的一部煉丹術著作，即魏伯陽在公元140年寫的《參同契》，它的年代比歐洲鍊金術早了大約600年。

現在我可以向各位引述道家著作中的幾段話，而我願意引述《道德經》以顯示其內容。關於道家有一件奇特的事情，那就是它強調女性，這使我們想起了歌德的「永恆的女性」(ewig weibliche)：

穀神不死，

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第六章)

可以認為，這種對女性的強調象徵著道家所特有的對待自然的容受態度。對待社會組織的封建態度是高度男性的。道家研究自然所持的態度是女性的，即研究者不能以先入為主的觀念來對待自然。「聖人法天地，大公無私。」道家懂得這種沒有偏見的中立態度，他們以謙卑的態度提出問題，以謙卑的精神面對自然，並談到「為天下溪」。我相信道家已經意識到，科學家必須以謙卑順從的精神來對待自然，而不是使用儒家那種由男性發號施令的社會學規定。下面是一段很有趣的話，其中說生命的至善境界就像水一樣：

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

而不爭，

處眾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

(第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

為天下溪。

為天下溪，

常德不離，……

知其榮，守其辱，

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

復歸於朴。

(第二十八章)

《莊子》中有一個很精採的故事，可以表明道家所說的「道」或「自然秩序」是什麼意思。莊子的弟子們想知道他認為什麼是「道」，就問：「道肯定不在瓦礫中吧?」莊子答：「道在瓦礫。」弟子們問了一連串這樣的問題，最後說：「道肯定不在屎溺中吧?」莊子答：「道無所不在。」我們可以在一種宗教神秘論的意義上來解釋這段話，認為指的是一種普遍運作的創造力。但我認為，道家與科學開端的關聯表明，我們應當用一種自然主義方式來解釋它，即自然秩序滲透於萬物。

懂得了這個觀念，我們還可以注意到《莊子》中的另一個故事——魏王與庖丁的著名故事。魏王看庖丁解牛，庖丁揮了三斧就把牛解開了，他就問庖丁是如何做到的。庖丁回答說：「因為我終生都在研究牛之道。研究了動物之道以後，我就能三下將牛解開，而我的斧子還和以前一樣好。別人要五十下才能將牛解開，斧頭也砍鈍了。」這裡有一種對原始解剖學的暗示，是理解萬物本性的開端。

為了向各位表明道家哲學包含著前科學要素，我提到過煉丹[金]術、天文學，現在又提到了解剖學。但我們對於道家與儒家之間完整區別還不十分清楚。接下來，我想著重強調這一點，因為我認為這對於理解中國的原始社會(封建社會之前和封建社會)至關重要。

在《道德經》中可以找到一些似乎反智的段落。比如第十九章中有：

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

少私寡慾。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聽起來當然很奇怪，因為道家也屬於最早的思想家之列。

但是在歐洲中世紀晚期，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故事。科學史家佩格爾(W. Pagel)已經表明，在17世紀和伽利略時代，基督教會中的神學家可以分為兩大陣營，即理性主義神學家和神秘主義神學家。對於伽利略等人發展出來的新科學，他們的態度也判然有別。我們還記得，理性主義神學家拒絕透過伽利略的望遠鏡去觀看，因為他們說：如果看到的是亞里士多德著作中所寫的東西，就不需要透過望遠鏡去看。如果看到的不是亞里士多德著作中所寫的東西，那它就不可能是真實的。這是一種非常儒家的態度。伽利略其實頗似道家，對自然有一種謙遜的態度，渴望不帶先入之見去觀察。現在，神秘主義神學家倒有利於科學，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人們動手去作，就會有事情發生。神秘主義神學家在某種意義上是落後的，因為他們相信魔法，不過他們也相信科學，因為在早期階段，魔法與科學是密切相關的。

盛行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爾墨斯主義主張哲學與魔法的研究與實踐。其虔信來源於希臘神話中的神祉赫耳墨斯;該神祉據說發明了鑽木取火。

假如我相信，製造出主席的蠟像再釘上幾根針就可以使他中邪，那麼這種信念是沒有根據的，但無論如何，我的確相信動手操作的效力，因此科學是可能的。理性主義神學家和儒家都反對用手。事實上，這種理性主義的反經驗態度與行政官員那種由來已久的優越感之間總是存在著密切關聯。高等人士坐著讀書寫字，低等工匠人則動手幹活。正因為神秘主義神學家相信魔法，他們才促進了現代科學在歐洲的興起，而理性主義者則阻礙了它。

中國古代也有同樣的故事。《道德經》所「絕」之「聖」乃是儒家之聖，所「棄」之「智」乃是儒家之「智」，即社會知識。《莊子》中有幾段話說：「王侯與馬夫之間有何區別呢?我不會讓我的弟子們去作這種荒謬的區別。」於是我們這裡遇到了一個政治要素。我想提出我的看法。在古代道家學說中，「絕聖棄智」意味著抨擊儒家在倫理上的理性主義，抨擊封建諸侯謀士們的知識，而不意味著摒棄自然知識，因為這正是道家希望獲得的知識。當然，他們不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沒有發展出科學的實驗方法，但他們希望有自然知識。

選自《文明的滴定》，商務印書館2016年9月出版，第142-150頁，部分插圖為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