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改革開放十大貢獻〔上〕

何博傳

大公報 2006年10月30日

1998年11月，在改革開放二十周年之際，霍英東的顧問何銘思主編霍英東文集《我的參與》，並請我作序。我在序中寫到：「計劃經濟之所以失敗，關鍵在被固定了的『價格』兩個字上；國家開放大計受到最大阻礙，主要在落後閉塞的環境裡。所以，率先籌建高級涉外賓館，挑動解除價格束縛之戰，以路通財通思想在南國水鄉開放前沿帶頭引入市場機制推動交通網路建成，是三件對改革開放實際進程至關重要的大事。而這三件大事，一一留下霍英東不可磨滅的功績。」當時不少人認為，這就是霍英東對改革開放所作的三件主要貢獻了。那段話還不時被人引用。

2005年1月10日，泛珠三角洲及世貿夥伴合作研討會在廣州南沙大酒店開幕。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胡德平在會上致詞時說到霍英東：「他作為一名卓越超凡的工商鉅子，敢於第一個把市場機制中的供求關係、價格機制和企業競爭的技巧引入當時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中國內地。在中山度假村全面開放度假，各種食品、日用商品，價格隨行就市，一瓶啤酒從四角錢賣到四塊錢。價格機制撬動了當時嚴格的產品限量供應和價格管制。他帶頭建造的路橋開始了收費，修建的五星級賓館讓人們自由進出，這些市場經濟的新鮮事物對內地人民來說，不啻是一次振聾發聵、耳目一新的深刻教誨和啟發。」

當面向總理提土地有償使用

我非常高興聽到胡德平這段講話。因為第一，胡德平所說正是對內地早期改革開放至關重要的價格、市場、高級賓館三件大事。只是他的表述比我更具體；第二，霍英東在做這三件大事時，正是被認為「中國共產黨革故鼎新時期的領袖人物中最具變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胡耀邦主政之時，作為胡耀邦公子的胡德平，對霍英東在改革開放之初所作貢獻的評價不僅真實，而且是當時中央堅持改革開放方面的精神反映。第三，胡德平接著講：「今天，霍英東副主席又和美國世貿中心協會杜蘇里總裁在參與南沙開發中建立了新的合作夥伴關係。它的主旨，就是促進泛珠三角洲區域的經濟增長，要和全世界做生意，其氣魄之宏大，讓世人敬佩不已。」這是說，霍英東對內地改革開放的貢獻有未說完的話。

我意識到有重要的話未說完是在2004年7月18日。那天南沙大酒店試業檢查。簡短儀式後，香港幾位記者採訪霍英東。霍英東對記者講話時，忽然講到內地房改和土地有償使用問題。此事斷斷續續聽霍英東講過幾次。但我一時並不在意。

但這次不同，中國土地出了許多許多問題，我已關注過一段時間。這次聽霍英東再講，腦袋突然一震。心想，原來的「三件大事」說可能有大疏漏。記者採訪結束後，我隨即詢問霍先生。霍先生在他的房間交給我兩份材料：《最早提出建商品房和有償使用土地的建議》。材料記錄了他最早向趙紫陽總理建議搞房改和土地有償使用的事情。

1981年10月12日，趙紫陽到中山溫泉賓館視察。對著一片優美亮麗的新房子，霍英東跟趙紫陽講到住房問題：「人一出生，國家就欠他一套房。怎麼得了？職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調動就要搬走，死後更不能留給兒女。每人一套房是國家的沉重負擔。國家和個人，兩頭都難做。這是計劃經濟最不成功的一個例子。香港也曾試行分房制。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分了房，死後房價不知漲了多少倍，用全部退休金也買不起。他的兒子只好搬走。」

接著霍英東就向趙紫陽當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償使用建議。

面對霍英東大膽而可怕的建議，當時身為總理的趙紫陽也感到茫無頭緒。在隨後的見面中，趙紫陽就商品房的事問霍英東：「使用期多少年？」

霍英東說：「按香港慣例，九十九年。」

「那是殖民地」。趙紫陽明顯感到有壓力。

霍英東又說：「可以定七十五年。」

積極主張改革的趙紫陽，這時也不出聲了。稍停之後，他反而小聲偷偷告訴霍英東：「我們的鐵鍋、火柴明天起價。火柴不得了，漲價百分之五十，從兩分錢一盒漲為三分。」

趙紫陽正在組織闖物價關。如果霍英東不是跟他講過房子和土地問題，趙紫陽可能會問中山溫泉的麵包問題。因為中國物價改革是從中山溫泉賓館的麵包開始。霍英東在回憶趙紫陽這一講話時，眼睛閃著精光。

後來趙紫陽明確說，關於商品房的知識，是霍英東告訴他的。霍英東的建議，直到一九八八年才被正式接受。當時人大通過決議，土地有償使用期限定為七十年。

中國第一個房改試驗地

廣州白天鵝賓館連續多年獲得中國高級賓館多少強之首。其中一條重要的標誌是擁有十幾項全國第一的紀錄。那是就賓館業務評比來說的。其實在我看來，白天鵝所有的十幾項「第一」，加起還不如這項紀錄重要：中國第一個房改試驗地。

霍英東關於內地應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償使用的建議，其實在1979年便向政府提出了。這在廣州市政府文件上有證明。1979年廣州市副市長林西率領旅遊工程考察小組到香港考察。2月2日，林西在寫給廣州市委書記焦林義的報告中提到霍英東最早提出搞商品房的建議。其中特別寫到：「霍英東先生等建議，目前有許多僑胞都想在廣州購買住宅給親屬，而國內限於資金、材料不足，興建速度慢。建議在港籌集資金，進口材料，在廣州興建房屋，然後在港出售，國家賺了外匯，滿足了僑胞的要求，又減輕了廣州住房的緊張，本息用補償辦法償還。我們認為這個意見可取」。

可惜霍英東當時的建議如泥牛入海。林西等認為「可取」的東西，在上層遇到巨大阻力。霍英東走得太快了。那時當局正處在普遍困惑之中。所以，連趙紫陽也只能講火柴漲價「不得了」。

1992年世界銀行有專題報告《中國城鎮土地的經營管理：在市場經濟形成中面臨的選擇》，可以再次看到霍英東關於土地有償使用建議及其所受阻力的影子。該報告指出：政府「在1982年就開始要對國內的土地使用者收費。但是這個倡議受到了引進市場『價格』將使國營企業『無力承受』這一壓倒性的關切所阻擋。」又說：「地方政府特別是1988年以後，開始採用更為實際的態度，意識到如果出售土地的長期使用權，不僅能獲得外匯收入，也可以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在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鑒。」

這裡說的「倡議」和從香港「借鑒」都跟霍英東直接有關。而霍英東的建議正式被接受，已經是1988年之後的事了。

世界銀行的報告者不知道，土地有償使用建議最大阻力不是國營企業的「無力承受」，而是來自意識形態尖銳衝突和腐敗權力廣泛介入。最簡單清楚的例子可以從海南洋浦中看到。1988年3月人大正式通過七十年土地有償使用法案，4月海南建省，5月海南政府便傳出與熊谷組合作開發洋浦的消息。但也只是議論。正是十劃還未有一撇。1989年1月，一些趕到洋浦的「考察」者指責洋浦租地七十年給外商為「喪權辱國」的「新國恥」，是「何異引狼入室、開門揖盜」的「賣國」行為。隨後在北京兩會上更有二百餘名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遞交提案，反對「賣國」。於是，洋浦泡湯。

處於海洋第一線，佔有中國海洋面積三分之二的海南省，就此錯過了一個戰略機遇期，至今仍處於後發地區位置。海南轟動一時要成為中國最大特區的熱潮，被意識形態的冰塊凍結了。海南希望追趕台灣的夢想，剛開始就破滅了，一些指責者竟不知道自己的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在洋浦開發傳聞之前，霍英東早已密鑼緊鼓籌劃開發廣州南沙。那不是荒島角落，而是珠三角中心，是當年因肇始鴉片戰爭導致「喪權辱國」之地。

率先在賓館搞開放物價

要知，租地給外商開發，正是霍英東幾年前向趙紫陽提出的建議。「七十年」也是從霍英東的「九十九年」、「也可以七十五年」中來。洋浦合作開發部分二十七平方公里（到2001年幾經轉手，實際開發十八平方公里）；小南沙二十二平方公里。1989年初北京兩會，霍英東亦在場。那時，他正從全國政協常委升任全國人大常委。如果霍英東了解有的提案其實也是向他興師問罪，不知後來他還敢不敢繼續搞南沙。更不知那批智性自滿的委員為什麼沒有直接向霍英東開炮。總之在這裡，霍英東「膽大妄為」的表現，遠在他搞高級賓館、開放物價和過橋收費之上。

價格改革是霍英東在中山溫泉賓館和白天鵝賓館最早推動的東西。霍英東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償使用建議也跟白天鵝賓館有關。我總覺得，這兩家賓館在中國當代改革開放中的意義遠未被充分說明。有一位現在巴黎大學工作的法國朋友曾對我說，如果通過白天鵝賓館來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史，是個非常好的題目。

霍英東為什麼從1979起便一再向政府提出他的大膽建議呢？一個直接原因出自白天鵝賓館員工。白天鵝賓館，原只是個貸款項目。1979年注資動工後，霍英東意識到完全放手內地人去搞會出毛病，便在1982年4月1日致函廣東旅遊局和劉田夫省長及梁威林副省長，建議把白天鵝的貸款改為合股。並白紙黑字聲明：「絕不計較將來利益多寡，將全部收益用於國內再投資或捐贈於教育、醫療及其他公益事業。」五天後，何銘思的老上司梁威林批示：「田夫同志已同意，我也同意。」於是，霍英東便自己動手搞白天鵝賓館。

從趙紫陽到焦林義，當時對霍英東的房改建議都要被迫壓下。但霍英東自己不可以「壓下」。白天鵝賓館一搞，當年周恩來關於「三十層以上高樓天台要裝高射炮」的規定可以頂著不辦，三千多員工住房問題不能不管。如果沒有適當辦法解決，幾千員工遲早會拿著國家政策向老闆要房子。

霍英東在1984年成立基金會著手實施一系列捐贈項目同時，一直計劃如何解決白天鵝賓館員工住房問題。1988年初，人大剛通過土地有償使用期七十年的決定。白天鵝賓館由中方主持匆匆在海珠區建了一百五十多套房子，結果只有少數高級管理人員受益，反而影響了幾千員工的情緒。

霍英東知道後馬上想到要通過白天鵝搞商品房改革，為社會提供經驗。並立即寫信給白天鵝賓館總經理楊小鵬，提出他早已準備好的方案：用自己在賓館的收益作基金，貸款建房，以福利補貼方式出售給員工。以當時價格計算，五萬元可購一套房。賓館給員工每人每月補貼三百元，三年便超過一萬元，可作供樓款用。不供樓的員工也可以將補貼收為己有。幾年後，回收的貸款資金又可循環運用。這樣便可以解決所有員工的住房問題。

隨後，10月29日，霍英東致函白天鵝賓館的中方主管廣東省旅遊局，再次明確提出：「今後本人在白天鵝賓館的收益請賓館代為儲存，以便成立一個基金，作為長期性解決白天鵝全體職工住房及福利計劃之用。以此響應國家房屋改革計劃。並深信此舉將有利於白天鵝長期發展」。同時送上一份早已準備好的具體實施方案。

解決這類問題，霍英東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首屈一指大行家。他所用就是「樓花」方法。這種方法屬他發明創造是眾所周知。但自1954年以來，這一發明創造的巨大意義，不要說在內地，我相信在香港也遠未被充分說明。

雖然遠在公元1530年，黎巴嫩的貝魯特和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便開始有商品的期貨交易。但四百多年來，期貨交易一直只是少數人的純投機買賣遊戲，始終沒有產生過全社會性的、歷史性的重大影響。樓花的出現完全不同。在商品的期貨交易中，這是石破天驚的大事。

樓花有期貨的性質，又不同於一般的期貨。有些地方（如北京），期房售價比現房還貴。買賣雙方都說，那是「賣夢想」。樓花不僅是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新奇相接的一個全新創造，而且可能是人類社會第一個有重大價值的知識產品，將來研究知識經濟時代的人，必須從這裡寫起；樓花不僅為億萬民眾提早半世解決人生安居樂業的大難題，而且可能是迄今為止創造出最多億萬富豪的一個產業；樓花是當代許多經濟發展奇跡、許多現代城市變化圖景、許多善長人翁故事，得以一一出現的基礎。我想，以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實際貢獻來說，能跟發明「樓花」相比的諾貝爾獎項目也沒有幾個。

發明樓花意義巨大

堂堂一幢大樓，連影子都未有，在空地上掛個圖，便要「分層出售」。竟又產生難以估量的巨大社會效用。這個了不起的發明創造，竟然出自香港中國人之手，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惜幾十年過去了，世人卻至今未能認識其巨大意義。

怎麼會這樣？尤其在長期靠樓市撐起的香港。如今一張舊東藩匯理銀行股票持有證，一封從巴黎寄到香港的舊郵件，一份大英聖書公會當年的捐款徵信錄，甚至二十世紀初一份屈臣氏大藥房月份牌、一張永安公司廣告海報、一件新娘禮服、一雙纏足鞋、一部電話、一個望遠鏡、一個眼鏡、一頂草帽、一個香煙盒、一個剃刀盒，都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珍藏寶物。為什麼1954年以來，天天有人借樓花賺大錢，卻少有人關注樓花這一發明創造的非凡意義？

原在油麻地四方街與東莞街之間避風塘前，作為世界第一座「樓花」出售的那棟對香港政府、對香港大富豪、對香港市民有巨大貢獻體現的小房子，今天在哪裡？我曾為此向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人員諮詢。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跡辦事處助理館長盧秀麗女士給我一個很好的回覆。特記如下：

在八十年代末，政府積極推行舊區重建，而房協自七十年代初已配合政府而推出「市區改善計劃」。政府當時把油麻地利達街及祥瑞街的重建項目，交由房協籌辦，並興建屋宇。

利達街及祥瑞街一帶，全是五十年代初興建的四至五層高民宅。房協重建該區時，拆卸全部舊樓並在兩條街的範圍闢出一個地盤，是故今天是沒有利達街及祥瑞街的。稍後，房協在該處興建了駿發花園第一期的四座大廈，在九一年中落成，為「市區改善計劃出售單位」。

香港人可能對「樓花」太熟悉，竟至毫不在意了。香港人了不起的世界級大發明「樓花」第一個最具歷史意義的見證物不見了，變成一個水泥「花園」。

政府與房協就這樣聯手「改善」香港社區！最後只改剩銀行存款數字了。

當年那份為推出樓花而作的最早圖紙及其「分層出售說明書」，那份就其創造性價值來說人類社會罕有可比的精神產物，那份遠在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之前便奇特地出現的真正知識產品，如今還無聲無息地躺在霍英東集團的文件櫃中。這真是難以置信的事。

許多作家寫過霍英東，關注最多的是他的困苦童年、艱難創業、無私捐贈和愛國愛鄉的赤子情懷。也有涉及他獨特性格和探索精神的。只是很少研究過他的發明創造工作。樓花是個極重要例子。而且可以說，「樓花」是霍英東所有發明創造性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霍英東對香港、對社會、對世人最大的一項貢獻。

從歷史上說，農業社會出財主，工業社會出富豪，信息社會出英豪。霍英東僅僅因為發明樓花一項，便使他不僅成為富豪，而且是知識產業界先行的英豪。用詩人愛講的話說：「樓花」可能是香港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如果特區政府有關人員有足夠眼光，應盡快審視這些資料。

許多發明創造有很多偶然性因素。但樓花不同。這項發明創造在香港出現有特別原因。現在能想到的，簡單說是三條：

一是抗戰期間香港居屋最高只有四層，且四分之一到近三分之一（二萬多座）被毀，十七萬人無家可歸。（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明報社，1994年，第350頁）；

二是從戰後，特別是五六十後代，內地大批人湧入香港。1945年，香港只剩六萬五千人，46年恢復到接近41年的水平為一百五十五萬人（約每月十萬人返回），從47年起到81年，香港人口大致是以每年十萬的速度增加，增速非常穩定（51年為二百零二萬，56年為二百六十一萬，61年為三百一十七萬，66年為三百七十三萬，71年為四百零五萬，76年為四百四十四萬，81年達五百一十五萬）。一個彈丸之地，人口以此等規模增長，居然長達三十五年不變，也是人類史上所僅見。

外國學者拜訪霍老

三是香港出了一批從底層走出來的精明企業家。霍英東就是他們的一個代表。

這三條，一條比一條重要。因為第一二項條件，很多地方都出現過，為什麼樓花偏在中國人身上出現，偏在香港出現，偏在從底層走出來的企業家中出現，偏在霍英東腦袋裡出現，可能是隱藏著深層環境和文化關係的問題。特別涉及到奇特的產權構思問題，直到現在，還有西方國家，尤其是產權意識特別強的國家，仍然不肯接受「樓花」方法。他們認為，像「樓花」那樣割法，還有「產權」嗎？電梯費怎樣分得清？不僅分段、分層、分套、地上、地下、車庫可以分售，而且連樓頂、外牆廣告位都可以分開出售。對強調法理產權的西方人來說，有點匪夷所思。那情形，就像遲至十八世紀許多歐洲人仍不肯接受「負數」概念一樣。當時他們認為「比零還小」是荒謬的想法。日本學者就曾成群結隊地拜訪霍英東，研究他發明樓花時，究竟是怎樣想的。

為什麼會想到樓花的事，我曾問過霍英東。他的回答很簡單：「那時到處樓梯底、騎樓底都睡滿人」。

看來，這件事還是缺乏研究。「騎樓」建築，是從義大利等歐洲國家引入的，相信歐洲人在工業化初期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時，也有過不少人睡騎樓底的狀況。為什麼他們就沒有人發明「樓花」？

許多發明者，開始時都未明白自己發明的巨大意義。我想霍英東對自己發明的意義，也是晚年才認識到。南沙大酒店開業前後，霍英東正處重病之中，有些問題他想自己寫出來，第一個要寫的就是土地和商品房問題，裡面就專門提到樓花。這裡暫且放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