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人的鈔票上的人物可以知道，他們把教育家、思想家、文學家與科學家看得非常重要，他們基本上是用這些民族精英作為立國的根基。

反智是中國儒文化的傳統，請不要驚訝

　 　　 許錫良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德不配位」與「位不配德」的情況簡直是比比皆是，數不勝數。所謂的「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只是一種安慰的說法，其實在中國更多的時候就是德不配位者居多，出現這種情況叫「小人得志更猖狂」。至於災殃，也不是沒有，不過，小人得志，德不配位，安享晚年，壽終正寢的情況其實是更多。所謂「位不配德」這種情況其實就是「懷才不遇」，就是一個人的才華與道德修養和他實際獲得的名譽、地位與施展的舞台極不相稱，出現這種情況的代表性人物不計其數。比如最早的代表性人物有屈原，為此還寫了牢騷滿腹的《離騷》，最後終於鬱郁不得志，投江自殺。而唐代時的韓愈，雖然沒有投江，但是也寫了《馬說》一文，明確表示了不滿：「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類似的例子簡直數不勝數。都擊中了中國千年歷史的一個重複出現的問題：如何選拔人才，以及如何做到人盡其才的問題。中國從中正察舉到科舉考試取士，一直是在儒家思想里打轉轉。無論察舉還是科舉，還是其他什麼方式，都脫離不了中國儒家的指導思想，那就是相馬式的人治提拔。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係，主子與奴才關係，那是難免的。這種提拔方式必然要以對主子的忠誠為首要之義，其他方面就是次要的，有時甚至是不要的。在這裡，儒家的皇權文化的用人之道，其標準優先次序必然是，第一是忠誠，這一點意味著皇權江山的安全；第二是才能，這一點其實也還是圍繞著安全，在必要的時候，這個才能能夠為維護安全服務。第三是效率，這一點其實也是間接地維護江山的穩固。只是這三點緊要的程度不同而已。第一點最直接威脅到皇帝的個人安危，第二點間接威脅到個人安危，才能這個東西，用得好的時候，是維護江山的，弄得不好，像唐代的安史之亂時的安祿山，卻是起反面效應的。最後一點只是出於不要官逼民反，危害江山社稷的安穩才顯得重要的。其實，只要不是把老百姓逼到造反，嚴重威脅到皇家的江山，儒家的所謂的「仁愛」，只是提醒統治者，盤剝百姓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做殺雞取卵的蠢事，要有點長遠目光。「仁愛」的目的，其實還是為了便於長期統治，長期盤剝百姓而已。這點「仁愛」，其實就是給殺人的刀上蒙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以便給百姓以溫柔的一刀。

如此，在儒家文化里，如果不是逼到江山受到外敵入侵或者內部動亂到無力恢復正常的統治秩序，是不可能會起用所謂能人的。因此，南宋時的岳飛，只有在金國大規模入侵的時候，才會有機會顯露才能，而且一旦情況有所穩定的時候，這種有才能的人，首先就要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方式被殺掉，最好的命運也是被邊緣化。中國每一個朝代，都無力避免這種興亡交替的反覆循環。而且常常是時間一長，只能夠是「德不配位」者長期佔據著國家的關鍵崗位，甚至只有壞蛋才可能做得了那個官。有人說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陶善擇惡的歷史，這是非常有根據的，甚至把只做壞事，從來不做好事的惡神「龍」，作為自己的圖騰來崇拜。千百年來，中國人在儒文化引領下，不惜製造出一個「假、惡、丑」的「龍」來代表自己的皇權文化。靠製造恐怖，而不是靠正義來治理社會，營造良好的秩序。

　將人民視為潛在的犯罪分子來嚴加防範，而不是把人民看成是這個世界的真正主人，這是貫穿中國二千多年歷史的一個現象。而鎮住百姓的法寶，又是靠製造恐怖氛圍，而要製造恐怖氣氛，又非得把「假、惡、丑」推演到極致。這樣一來必然視自然的天性為敵。女人被纏上三寸金蓮，走路尚且搖搖晃晃，仍然不放心，還要再加上一部《孝經》給予洗腦，男人則被閹割為太監，用「忠君愛國」的緊箍咒給牢牢套住。對付兒童則有《三字經》、《二十孝圖》和《弟子規》之類的教條，使其頭腦僵化，上下級之間等級森嚴，權利與責任義務之間完全分離，用權力去扼殺市場，用「君臣父子」關係，取代一切人際關係。

　大凡一個民族，都會有優秀的種子，如果能夠發現這些種子，然後加以推廣利用，則這個社會自然就會相應的發展。卓越的優秀人物，在任何社會都是稀罕的資源，然而，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將他們發現與利用好，則這個社會就不能夠朝良性方向發展。民國時期著名作家郁達夫曾經這樣評價魯迅的逝世：「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魯迅先生生前指明了中國儒家文化那麼多的問題，並且說他其實是很孤獨的，因為，當時在中國太多的中國人不識字，因此，他的文字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倘若中國人都知道他寫了那些文字，他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從日本人的鈔票上的人物可以知道，他們把教育家、思想家、文學家與科學家看得非常重要，他們基本上是用這些民族精英作為立國的根基。美國則把愛默生、愛因斯坦、愛迪生、喬布斯，比爾·蓋茨、馬丁·路德·金等等這些人作為社會的棟樑，而且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是思想、文學、經濟市場中自然成長起來的傑出人物。沒有人可以給他們賜封號、給榮譽，更沒有人可以給他們特殊的利益，他們的思想權威要靠思想本身的強大邏輯去脫穎而出，他們巨大的社會聲譽，是靠對人類作出的巨大貢獻自然獲得，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都自然埋藏在人們的心目中，沒有人能夠輕易撼動。

然而，中國儒家護衛的皇權文化，常常任意加封進爵，或者任意褒貶臧否人物，而且一旦被欽定御用，就獲得非同一般的權力與利益，常常高人一等，輕易加封，也常常輕易剝奪，生殺予奪，只在龍顏喜怒之間發生。

可是偏偏統治者常常不喜歡真正有思想的人，那些真正有深厚思想，有著遠見卓識的人，常常是他們愚民統治的最大障礙。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面對百姓，不可鑄刑鼎，讓百姓明白法律的要義所在，以便愚民。一切靠恐懼統治維護社會秩序的人，他們最喜歡的自然就是愚昧、盲從的人，那些沒有自己想法，不拿自己的生命去作真實體驗，不肯用邏輯與常識檢驗一下的人。因此，中國自古被帝王加封的人，極少有真正學識淵博、富有思想智慧，並且對人類文明有偉大創造的人。滿清時光緒對文盲「丐聖」武訓加封，賜黃袍馬卦和「義學正」扁牌。毛澤東時代極力批判這個封建社會的道德榜樣，用「雷鋒」這個榜樣取而代之，雷鋒的文化學歷雖然比武訓高了一些，但是自然也仍然是不夠高的。中國「文革」期間，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的道德典型，無論什麼出身，什麼人生經歷，都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文化程度不高。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時代，只有像文盲陳永貴、頭腦簡單的吳桂賢之類的人物才有機會升遷。後來，僅僅文化程度不高還遠遠不夠，還要加上惡劣的人品，比如王洪文之流。之後中國樹立的典型，被號召全國人民學習之的人物，又有幾個是思想智慧之人？又有幾個是對人類文明有偉大發明創造的貢獻者？中國數千年來，所樹立的道德典型，幾乎就是「文化素質不高」，「思想白痴」的另一種說法。

當年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曾經稱頌中國的文化作為「史官文化」的優越性，而顧准先生卻看得很准。所謂史官文化社會，就是通過官府推舉道德典型要求全國百姓學習的一種德治社會。自然沒有市場什麼事。做市場與金錢的奴隸是不行，必須做權力的奴隸，因為一仆不能夠事二主。在深受儒文化影響的中國，並且仍然倡導儒文化的現代中國，什麼人能夠冒出來充當社會精英的代表，幾乎就是內在邏輯定好的。一個倡導儒家文化的人，能夠推舉什麼道德典型與社會精英呢？像方舟子這樣的文理兼通的真正才子，這樣的美國理工博士學位獲得者，一個異常較真的人，一個能夠用自己頭腦思考、分析與批判的人，他能夠獲得隆重推舉與任用嗎？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稍稍理解的人，用腳丫子想一下都會知道，什麼人能夠冒出來，什麼人能夠走紅，歷史文化是有其自身的邏輯走向的。那些千方百計用自己的想法去善解人意的人，應該洗洗睡了。應該值得慶幸的是，現代「丐聖」畢竟還沒有出來，這多少還是有一點進步的。

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