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更多校園性騷擾受害者可以站出來了

06-02

防治校園性騷擾事件，需要建立長效機制。

文/詹騰宇

近年來高校性騷擾事件廣受社會關注，「陳小武事件」有望成為解決校園性騷擾問題的里程碑案件。

「凡是觸犯師德紅線、侵害學生的行為，堅持『零容忍』態度，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

近日，針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師陳小武性騷擾學生一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作出了強硬的表態，並撤銷了陳小武「長江學者」的稱號。北航經過調查後，證實陳小武確實存在對學生的性騷擾行為，撤銷了陳小武的所有職務和教師資格。

這無疑是我國反性侵史上值得銘記的一筆。

陳小武事件爆發前，多名網友在知乎匿名舉報其品行不端。

零容忍的關鍵，是建立長效機制

2017年10月，知乎網站上出現了一張帖子《如何評價北航陳小武老師》，文中多個匿名爆料者指控陳小武侵吞科研經費、學術水平低下，以及多次性騷擾女學生的惡劣行徑。陳小武的學生、如今身在國外的羅茜茜說，她讀到這張帖子後，當即聯繫北航紀委舉報陳小武，但與此同時，陳小武正在「運作」刪帖，並打電話威脅爆料者。

2018年1月1日，羅茜茜發表了微博文章《我要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她本人在跟陳小武讀研究生期間遭到陳小武性騷擾的經歷，更指陳小武疑似曾致手下學生懷孕。這次，受害者的聲音終於激起了千層浪，把陳小武拉下了馬。

陳小武事件得到處理，離不開爆料者和公眾數月以來的堅持，以及羅茜茜最後的奮力一搏。

教育部對校園性騷擾與性侵事件的強硬表態，意味著短期內此類現象將得到遏制——起碼是明面上，至於長期有效的性侵行為界定、行為管理與後續處罰制度，還有待政府與社會勠力推動。否則，無人敢於挺身揭發，揭發了也不見下文的「陳小武」們，仍然會繼續肆無忌憚地玷污大學這個象牙塔，甚至把魔爪伸向中小學生。

因此，教育部發言人續梅首次在同類事件中提出了建立「長效機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查處陳小武之後，全國各高校也將進行排查，若屬實將嚴肅處理；教育部將會同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建立健全預防機制。

對行徑惡劣如陳小武的犯罪者零容忍，對長時間、多對象、明暗相間的性侵行為進行有效的揭發查處，督促高校教師遵守高校師德禁行行為「紅七條」（包括利用師生關係對學生實施性騷擾，嚴重違背教師基本職業道德和操守，違反高校師德禁行行為等），無疑是當下校園安全最緊迫的任務之一，也是受到公眾歡迎的態度。

人民日報呼籲其他涉事高校迅速行動起來。

學校愛惜名聲，最正確做法就是儘力保護學生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和北航校方處理陳小武事件的過程中，並沒有把陳小武對學生的「性騷擾」定性為「不正當性關係」，從而避免了污名化受害者。

在校園裡，真正意義上的強行違背意願、不涉及利益交換的強行「性侵」並不多，以往總是有人用「你情我願」來模糊處理，甚至將受害學生污名化為別有所圖的性賄賂者。但高校的性騷擾事件往往與不平等的權力有關，一些高校教師以教育資源做交易品，脅迫或暗示學生用身體做交易品，或滿足他們個人的變態慾望。譬如陳小武此前就是北航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手握對研究生的「生殺大權」。這種利用教師及導師的權力、威嚴進行的性騷擾，無疑更為流毒深遠。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李軍在論文《學術性騷擾的共犯性結構：學術權力、組織氛圍與性別歧視——基於國內案例的分析》中指出，學術機構里的性騷擾者會一步一步利用權力，控制受害者的意志，以獲得他們的「同意」。因此，他們會在人群中尋找那些既溫順乖巧又無權無勢的人來下手，當受害者被恐嚇、被脅迫、被社會壓力所累，往往不得不選擇服從與沉默。

台灣作家林奕含在處女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後不久自殺身亡，其書中故事疑似涉及自身在補習班遭到性侵害的經歷，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羅茜茜能夠站出來，主要是因為她從此前的爆料者那裡得到了勇氣，以及她已經身在國外，徹底擺脫了陳小武的控制。可想而知，能夠像她一樣勇敢並且能夠保證自身安全的受害者，並不多。

學校若要愛惜名聲，最正確做法就是盡最大努力保護學生，儘早發現並剔除那些以權謀色的害群之馬。這次陳小武被迅速處理，值得點贊，但僅僅是撤銷「長江學者」稱號、停發並追回已發放獎金、解除校內職務的處罰，仍然不夠威懾力，對有此惡行的教師來說，犯罪成本仍然不高。

長期以來，由於缺乏有效的檢舉和制約機制，學生受困於此卻有苦難言，手握權力卻行不法之事的高校教師們，依然有恃無恐地猖狂著。因此立法的首要目標，就是遏制這種教育權力的過分集中，以及縮減這份權力的作用範圍，讓它不再有基於教師個人的價值，不能輕易左右學生未來。

Me Too（「我也是」）是2017年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用於遣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

打擊性騷擾，需要切實的法律保障

要建立長效機制，我們必須對性騷擾、性侵犯行為有更詳細的界定：如何算性侵？如何算嚴重性侵？從研究生面試的「看顏不看分」，到入學認識之後的言語騷擾，再到以教育資源為名的權力尋租，如何在其中找到警戒線？這將會是未來建設法治社會的重要一環。

王志安對此的建議頗為強硬。他認為只有利用「場合認定製」的判斷方法，才能以警示促進自律，杜絕此類事件。其一，嚴格禁止教師和學生發生情感關係，兩情相悅也不可以，否則立即辭職；其二，只要教師和異性學生單獨相處的場合無法獲得雙方共同的合理性解釋，一旦對方舉報，即視為性騷擾成立。

以學生代表自發的《上海交通大學性騷擾防治建議規範稿》中，列舉了「不受歡迎的性表達、不受歡迎的個人關注、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近或性接近、其他可認定為性騷擾的行為」為性騷擾形式，而「交換型性騷擾、敵意環境型性騷擾」則是判斷的關鍵標準。

2017年，倡議者在廣州地鐵里呼籲性別平等，反對性騷擾。

再次，狹義的性侵易於識別，但難以定性的「軟性侵入」就不那麼容易。這種擦邊球式的權力壓制和挑逗，同樣普遍存在，行為看似很輕但是影響深遠，而且受害者不止是女生。西安交通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楊寶德，不堪女導師周某騷擾而自殺的事件讓人心痛。對於惡行，自保和抗爭意識都非常重要。鼓勵受害學生不再沉默，敢於面對過去的悲傷和草率，敢於對抗和發聲，營造可以抒發的通道，才能讓高校風氣更為潔凈。

最後，目前反性侵制度多由高校聯合發起，缺乏官方渠道的統一行動和切實的法律保障。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高度重視、責成有關部門調查處理」式的回應顯然還不夠。

久居象牙塔里的一些為人師表者因手握資源，或許依然有為非作歹的念頭；但整個社會已經為此警覺和行動起來，學生們將不再身處昏暗無人的幕布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