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4）

慈禧及其親信對義和團策略的轉變，使廣大團民大湧入北京。「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甚至連有的王府也設立了「壇口」，宮中的太監也開始練拳。在守舊派帶動下，義和團和董福祥的士兵開始攻擊使館與教堂，列強則紛紛要求派兵進京，中外矛盾處於十分尖銳的狀態。為了討論和戰與剿撫問題，不貽人以一意孤行之譏，慈禧決定「發揚公論」，從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起，連續四次在西苑儀鸞殿東室召開有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參加的御前會議。會上，兩種意見激烈爭論：太常寺卿袁昶以為義和團法術不足恃，應予剿除。慈禧則進行反駁，謂：「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其傾向已至為明顯，因此使守舊派佔了壓倒優勢。

載漪為了使其子溥早日繼承皇位，在御前會議上攘臂主戰，極為活躍。儘管光緒帝一再反對，但終歸無濟於事。五月二十三日，慈禧收到直隸總督裕祿送來的六百里加急公文：報告了法國駐津領事杜士蘭照會，謂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期進攻大沽口炮台，「盛氣凌人，無理已極」。這更使慈禧感到氣憤。於是她下令駐京各公使及眷屬人等於24點鐘內「即速起程，前赴天津」，並要天津官員急招義勇，共同對敵。第二天，直隸總督裕祿誇大其詞的《接仗獲勝折》向慈禧謊報戰功，並謂義和團情願報效朝廷，義形於色，「民心極固，軍氣甚揚」，甚至「髫齡童子，亦知持干戈以衛社稷。"裕祿的這個「獲勝折」大大助長了慈禧的僥倖心理，認為洋兵不堪一擊，義和團足以禦敵，於是她決心向各列強同時宣戰。她在御前會議上大聲說：「今日之事，諸大臣皆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慈禧終於採納了載漪、剛毅諸頑固大臣意見，頒布了宣戰詔書，謂「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慈禧的宣戰詔書，沒有說向誰宣戰，也沒有送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官手裡，只不過是慈禧導演的一場鬧劇。詔書甫頒，即傳來大沽失陷、天津作戰失利的敗訊，色厲內荏的慈禧在榮祿的勸說下，又趕忙收場，要榮祿派人在東交民巷使館前樹立木牌，上書「欽奉懿旨，力護使館」，又向洋人解釋「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不斷往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運送瓜果蔬菜，以示慰問。

慈禧的兩面派態度並未能阻止列強的侵略，八國聯軍由大沽口登陸後佔領天津。慈禧驚慌失措，一面要各地將軍、督撫，將和之一字先行掃除於胸中，一面打算要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準備與洋人談判，幻想俄國出面，排紛解難。在戰事緊急之際，慈禧競於上諭中稱：「天津事機緊迫，聞五台山南山極樂寺僧普濟，戒律精嚴，深通佛法，該僧現在天津，著裕祿傳旨，諭令該僧聯屬義和團民，設法堵擊」，並鄭重其事地要軍機大臣啟秀親自辦理。然而，無論是義和團的法術，還是慈禧的權謀，都未能阻止八國聯軍的炮火。七月十八日，侵略者佔領通州，京官們紛紛逃走，京師一片兵慌馬亂。慈禧於七月二十日連續五次召見軍機大臣，至亥刻，僅有剛毅、王文韶、趙舒翹入見，慈禧已決計出逃，謂：「只剩你三人，務須隨駕，其餘之人各自回家，已丟下我母子不顧矣。」是日夜，炮聲不斷，火光四起，俄兵已攻入東便門，天剛亮慈禧即率光緒帝及大阿哥等倉皇辭官，奪路而逃；在出神武門之前，珍妃苦苦哀求將皇帝留京，以與外洋交涉。此舉使慈禧大怒，立命太監將珍妃投入井內，其兇狠歹毒，簡直無以復加。

慈禧等狼狽出逃後，連日奔走，不得飲食，既冷且餓。經懷來到宣化，由宣化而太原，飽嘗奔走之苦。八月十四日，慈禧在原平縣頒布諭旨稱：

「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直隸地方義和團蔓延尤甚，……飭地方文武嚴行查辦，務絕根株。倘仍有結黨橫行，目無官長，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責成帶兵官實力剿辦，以清亂源而安氓庶。」

慈禧始而欲利用義和團之力量排外，以圖發泄私憤；繼而又將一切過錯歸咎於義和團，兩面三刀，出爾反爾。接著又按列強提出的條件賠款懲凶，將原先所信賴之大臣剛毅、趙舒翹、載漪、載勛諸人分別賜死與流放。又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西安行在頒發上諭，強調「固邦交，保疆土」，表示將「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全面向帝國主義屈服，同意接受列強提出的苛刻條款，並簽訂了《辛丑條約》。

晚年推行的「新政」

庚子事件對慈禧刺激極深，她常對侍臣說：「吾不意乃為帝笑九」。其愚昧禍國之舉動，自揣難以見諒於臣民，於是，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在西安行在發布變法圖強詔書，認為應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命各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外要政，對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等項提出改革建議，並於次年春成立了督辦政務處，作為推行「新政」的專門機構，派奕劻、李鴻章、榮祿、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遙為參預。大有「母子一心」，「卧薪嘗膽」的架式。

然而，慈禧為一己之私利，扼殺戊戌新政，遂致釀成庚子之禍，錯過了更張圖強的有利時機，清王朝大失人心，雖欲挽救，但已追悔莫及。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正在不斷發展壯大，清王朝象是快要倒坍的大廈。光緒二十七年冬，慈禧與光緒一起取道河南，回到京城，採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諸如廢除武科，編練新軍，創辦學堂，整頓吏治，振興商務。但是，這些措施收效甚微。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統治階級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建議慈禧對封建政體進行更張，「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否則，外侮日逼，民心諒懼相顧，危機一旦爆發，「霧非宗社之福」。發出這種呼籲的，既有漢族官僚，如孫寶琦、岑春煊、張之洞等要員，也有慈禧所信賴的滿人官僚如端方等，這些接連不斷的奏請引起了慈禧的深思與重視。

兩害相權取其輕。富有行政經驗的慈禧，經過反覆斟酌，覺得與其被人革命，毋寧接受立憲，尤其是在中國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中，日本大獲全勝，而日本所奉行的正是立憲政體，這更加促使慈禧傾向立憲。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經過慈禧的允諾之後，光緒帝頒布了一項重要的上諭：

「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這道上諭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說明慈禧已經準備對封建的君主政體進行一番更張。國內不少人為之興奮，以為中國必將有大的改革， 「人心思奮，氣象一新」。

翌年夏季，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歸國。載澤迫不及待地向慈禧呈遞密折，稱實行立憲可使君位萬世不變，皇位永固；可使外患減輕，列國之鄙我者，轉而敬我；可使革命消弭，自然冰消瓦解，並建議宣布立憲，只為明確宗旨，「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以年限」。載澤是皇族近支，講得如此娓娓動聽，慈禧自然不能不作認真考慮。經過一個多月的反覆琢磨，慈禧聽取了各種人物的意見之後，才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頒布了審慎的上諭：

「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細玩此諭，可知慈禧對立憲並不放心，僅將立憲一固皇權、對付革命的手段。這就註定了慈禧在這方

張之洞：「自古以來，大臣不和最為大害。近日互相攻擊，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願極力調和，總使內外臣工消除意見。」

慈禧：「出洋學生排滿鬧得凶，如何了得？」

張之洞：「只須速行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出洋學生，其中多可用之材，總宜破格錄用。至於孫汶（指孫中山——作者在海外，並無魄力，平日虛張聲勢，全是臣工自相驚擾」。

慈禧：「立憲事我亦以為然，現在已派汪大燮、達壽、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征在預備，必要實行」。

張之洞：「立憲實行，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派人出洋，臣決其毫無效驗……現在日日言預備，遙遙無期，臣恐革命黨為患尚小，現在日法協約、日俄協約，大局甚是可危，各國均視中國之能否實行立憲以定政策，臣愚以為萬萬不能不速立憲者此也。」

慈禧：「現在用人很難，你看究竟能大用者幾人?」

張之洞：「此事倉猝間不敢妄對。」

慈禧：「徐世昌如何？近來參他的人很多。」

張之洞：「徐世昌未始不可大用，總之太得意，閱歷太淺。」

慈禧：「岑春煊如何?」

張之洞：「岑春煊極有血性，辦事勇敢，但稍嫌操切，然當今人才難得，投置閑散亦殊可惜。」

慈禧：「林紹年如何?」

張之洞：「林紹年才具開展，操守極好。」

慈禧：「慶王如何?」

張之洞：「奕劻閱歷甚深，穩當有餘。」

慈禧：「趙爾巽能勝湖廣總督之任否?」

張之洞：「趙爾巽才堪應變，任湖廣總督綽綽有餘。但臣愚見，鹿傳霖拜跪艱難，不如簡任湖北。以趙爾巽調度支部，使之整頓財政。載澤人極開通，可調農工商部。溥廷頁人極顢頇，公事不甚了了，農工商部諸事廢弛，部務非其所長。」

慈禧：「再派王公出洋如何?」

張之洞：「王公出洋匆匆遊歷，決不能有所得，侍從多人，徒招外人訾議，不如減少隨從，寬以時日，留學數年，庶有心得，且亦可省經費。」

慈禧：「你說的何嘗不是，他們這般人，享慣了福，如何辦得到?」遂命退下。未刊稿本

慈禧與張之洞的這番對話，十分重要，既涉及到當時清廷上層人事間複雜關係，又可表明她對立憲所持態度。張之洞與慈禧各有各的打算，彼此政見亦有不小區別，可以說慈禧對於立憲一事，是被張之洞等官僚和當時迅猛發展的立憲運動推著向前緩進的。

歷史的發展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慈禧為鞏固大清王朝的長遠利益，對立憲曾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步子邁得太小了，而歷史的發展卻迅猛異常。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張謇、湯壽潛電請速開國會，以二年為限；隨後，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奏請三年內開國會，並要求將態度消極的于式枚革職，以謝天下；七月十五日各省代表又聯名上書憲政編查館請立即開國會；次日山西代表的請願開國會書籤名，各省竟有兩萬人。形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慈禧所料。要求民主的呼聲愈高，慈禧愈加感到君權受到威脅，她甚至有些後悔，當初不應該允許實行憲政，而現在卻已是箭在弦上，大局難以控制。她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於八月初一頒諭，同意「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憲法，召開議會」。然而，這一紙空文難以平息愈來愈猛烈的立憲風潮。

繁忙的國事使慈禧心力交瘁，自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慈禧開始患病，「兩目垂重，肢節軟倦"，稍後又開始腹瀉，雖經太醫張仲元等精心調理，仍是久治不愈，進入冬天后又感染咳嗽，頭痛目倦，面目浮腫。十月十日是她的七十四歲生日，由於疾病纏身，且光緒帝亦患重病，於是改為只在內廷行禮。

臨終前又立一個小皇帝

慈禧與光緒帝均患重病，且經常輟朝，使整個京城都瀰漫著一種緊張不安的氣氛。慈禧雖然患病數月，頭腦仍十分清楚。她深知「皇帝之病，必不能愈」，而自己亦年老體衰，因此皇位的繼承已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她也知道許多人的眼睛都在盯著太和殿里的寶座，然而此位究竟讓誰來坐，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慈禧已經考慮了很久了。

十月十四日，終夜北風呼嘯，京師街道上滿地落葉，一片蕭殺氣象。慈禧於是日清晨在病榻上召見了慶親王奕劻，要他兼程赴河北遵化縣的普陀峪地官，查看陵寢工程，這是慈禧在數十年前耗費大量銀兩，為自己興修的陵寢。慶親王奉命之後，未敢稍作停留，即攜帶隨從出發了。消息傳出，朝士驚惶，慮有非常之變。其實，這是慈禧安排的調虎離山之計，在奕劻離京之後不幾天，慈禧即發布懿旨，命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在宮內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同日又頒布懿旨，命醇親王載灃授為攝政王。奕劻是軍機首輔，朝野內外，私黨蝟集，慈禧為了按照自己的意願，實現皇位的順利交接，因此在光緒帝病重之際，借故將奕劻派往普陀峪。

十月二十日下午，紫禁城內氣氛極度緊張，光緒帝病情轉重，一度昏迷不醒。慈禧病情亦驟然惡化。下午兩點鐘，慈禧緊急召見軍機大臣，商議皇位的繼承問題，她周身疼痛難忍，然而神志依然清醒。她命令醇親王載灃立刻回府，抱阿哥溥儀入宮，並明白宣示，例行公事將由攝政王載灃代行。至二十一日傍晚酉刻光緒帝便「龍馭上賓」了。年甫三齡的溥儀正式登上皇帝之位，並且由攝政王載灃報著朝見慈禧，請安行禮。年號定為宣統，兼祧光緒與同治，慈禧被尊為太皇太后。

至於慈禧為什麼把寶座讓給溥儀，原因是多方面的。溥儀的父親載灃，是光緒帝同父異母兄弟，其母親又是慈禧的親信重臣榮祿的女兒。「丁未政潮」後，奕劻聲名狼藉，載灃進入軍機，實際上已經暗示著載灃將成為清王朝的主宰者。然而，以後的實踐證明，才能平庸的載灃是難以肩負如此重託的。

次日清晨，小皇帝再度來到西苑儀鸞殿向慈禧叩頭請安。下午慈禧病情惡化，神志昏迷，是日頒布的懿旨稱：「特令攝政王載灃為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現予病勢危篤，恐將不起，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須請隆裕皇太后懿旨者，著由攝政隨時面請施行。」這是慈禧生前發布的最後一道懿旨，當天下午未刻，這位執掌朝權幾乎達半個世紀的鐵腕人物在呻吟中死去。

玉座珠簾五十春，

臨朝三度抱沖人。

扶床一見雛孫拜，

定省儀鸞僅隔晨。

這是慈禧死後不久文人們寫的一首清宮詞，它以簡練的語言概括了慈禧的一生。五十年是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此期間，地球上的許多國家科技發展，經濟繁榮，政治改良，而中國卻被這樣一個充滿權力慾望的女人把持著，死氣沉沉，發展遲滯，為了一己之私利，她可以施展陰謀，倒行逆施，置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終於釀成了三年後清王朝的國破家亡。不僅如此，慈禧所造成的危害，給我們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她的熱衷權力、崇尚專制的遺毒，到今天也不能說已全部肅清了。

作者：孔祥吉

主要參考書目：

《清文宗顯皇帝實錄》。

《清穆宗毅皇帝實錄》。

《清史稿》。

《清列朝后妃傳稿》。

金梁：《四朝佚聞》。

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李慈銘：《趙縵堂日記》。

王闓運：《祺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