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不是同性戀者
一 方剛的屈原是「同性戀者」的由來
方剛此文說：「又一年端午節將近，很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解屈原是一位同性戀者，並且因失戀自殺，而非因「愛國」自殺的史實。
早在1944年，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孫次舟便發表論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戀者。因同性夥伴楚懷王多情別戀而自殺。《離騷》是屈原因失戀而作，非因亡國而寫。這一結論得到了楚辭專家聞一多的高度認可。幾年前開始，我便一直在各種講座和課程中講：端午節是人類第一個關於同性戀者的節日。」
文中得知，就是這個方剛，已經好多年了，他就一直在宣揚他的「屈原是同性戀者」的謬論。可是，他的此文卻沒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和新的發現，只是搬出了兩位已作古人的學者為他撐檯面。
第一個是曾任四川大學南充分院歷史教授的古典文學專家孫次舟。此君於1944年在成都發表《屈原是「文學弄臣」發疑》一文，把屈原描述為類似於「王公大人有所愛於色而使」的男寵式人物，「和懷王有一種超乎尋常君臣的關係」的「富有娘兒們氣息的文人」。而他的《離騷》，則充滿了這位「富有脂粉氣息的美男子的失戀淚痕」。屈原對政治關心的著重點，也不是為了國家，而是在「懷王對他寵信不終，而聽信讒言，疏遠了他這一種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所以，屈原的自殺，也與匹夫匹婦的「自經於溝瀆」並無二致，並沒有多少值得欽佩的地方。（潘嘯龍《屈原評價的歷史審視》）
孫文一出，立即遭到了文史界的圍剿。沒幾個回合，自己便沒有招架之力了。幾十年後的今天，有人卻放出謠言，說是「朱自清請來楚辭專家聞一多主持公道，聞一多給了孫次舟4個字：『完全正確』」。聞一多就是方剛搬出的第二位古人。聞先生除了楚辭專家的身份以外，又是一位載於史冊的為大眾敬仰的民主革命烈士。請出他來捧場自然會有說不盡的好處。
方剛雖然沒有用楚辭專家聞一多給了「完全正確」四個字來表述，然而，「這一結論得到了楚辭專家聞一多的高度認可」實際上也就是「完全正確」。雖然朱自清確實曾就此事請教過聞一多，但是，聞一多先生是否高度認可了孫次舟強加於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呢？結論是沒有。
二 聞一多認為《史記·屈原傳》是基本可信的
孫次舟《屈原是「文學弄臣」發疑》的第一疑是：「《史記》不可靠。司馬遷作《屈原傳》只憑傳說，並沒有「史源」，所以那裡所載的屈原事迹都不可靠。」（聞一多《屈原問題》）
作為一個歷史教授，我們不知孫先生是憑什麼提出這個「疑」的。你憑什麼認定司馬遷編寫《史記》沒有史源？在那種「用字如金」的竹簡文化時代，我們有理由要求司馬遷把他書寫的每一件史料必須像今天的我們作論文一樣，都要引注出史源來嗎！要是我們可以用如此的苛刻要求古代史家，那麼，古代史的絕大部份必定都要列於被否定之列！再說，司馬遷嘔心瀝血編寫《史記》的嚴肅認真精神也是不容置疑的。譬如他寫《淮陰侯列傳》時親自到韓信家鄉實地採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天知道司馬遷進行過多少次這樣的採訪。可見他在《史記》中的敘事作評是何等的一絲不苟。正因為如此，所以，聞一多對孫次舟全般否認《史記·屈原傳》是這樣予以回駁的。他說：
「孫先生大概認定弄臣只是弄臣，其餘一切，尤其國家大事，便與他們無干，所以不相信《史記》里那些關於屈原政治生活的記載。《史記·屈原傳》未必全都可靠，正如《史記》的其他部分一樣，但那不能不說是『事出有因』。孫先生說它沒有『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間道聽途說式的『傳說』十有八九是真話。你不能從字面上讀歷史《史記·屈原傳》儘管是一筆糊塗賬，可是往往是最糊塗的賬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實來。從來「內廷」和「外廷」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屈原是個文學弄臣，並不妨礙他是個政治家。……也許正因屈原是一個「博文疆志……嫻於辭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資格。戰國時代本不是一個在傳統意義下講資格，講地位的時代，而是一個一切價值在重新估定的時代，那年頭誰有活動的能力，便不愁沒有活動的機會。講到身份，蘇秦、張儀也夠卑賤的，然而不妨礙他們致身卿相，然則在另一個屬性上身份也是卑賤的屈原，何不能做三閭大夫和左徒呢？（聞一多《屈原問題》）聞一多雖然認為《史記·屈原傳》「未必全都可靠」，但是，卻用「民間道聽途說式的『傳說』十有八九是真話。……最糊塗的賬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實來」對《史記·屈原傳》作了基本的肯定。對於《史記·屈原傳》所敘屈原的政治生活以及任職三閭大夫和左徒則表示了深信不疑。這樣一來，屈原的偉大愛國詩人形象就是不容置疑的了。因為《屈原傳》是一篇大歌大頌屈原忠君愛國品德的人物傳記。基於對《屈原傳》的信任，聞一多在他的《屈原問題》也對屈原的忠君愛國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
我們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著兩個屈原，一個是「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集體精神的屈原，一個是「露才揚己，怨懟沈江。」的個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屈原是「他自己的時代之子」，在後一方面，他是「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鬥爭的參加者。」他的時代不允許他除了個人搏鬥的形式外任何鬥爭的形式，而在這種鬥爭形式的最後階段中，除了懷沙自沈，他也不可能有更兇猛的武器，然而他確乎鬥爭過了，他是「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而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鬥爭的參加者」。三 屈原是楚國權臣謀臣干城而不是懷王弄臣
孫次舟《屈原是「文學弄臣」發疑》的第二疑是：「戰國末年純文藝家沒有地位。孫先生認為文人起於春秋戰國間，那時政論家已經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純文藝家則沒有。這情形到戰國末年——屈宋時代還是一樣，就是西漢時也還沒有多大改變，所以東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見視如倡』，司馬相如雖有點政治才能，仍靠辭賦為進身之階（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監推薦！）甚至連司馬遷都嘆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孫先生又說，經過西漢末揚雄、桓譚、馮衍等的爭取，文人的地位，這才漸漸提高到東漢史書里，才出現了《文苑傳》。（聞一多《屈原問題》）
孫次舟所說純文藝家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雖然在當時屬於事實，被主子「見視如倡」也是事實，司馬遷嘆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也是事實。但是「以倡優蓄之」並不等於「以倡優居之」，更不等於以色相佞幸主子。倡優的古代表義，指的是以音樂歌舞或雜技戲謔娛人的藝人。將文人「以倡優蓄之」其實就是把文人與藝人混為一體了。但藝人並不是以色相侍人的人，以「倡優蓄之」的文人卻都成了以色相伺君的同性戀者，不知這是一種什麼邏輯！
實際上，我們今天的所謂文藝界人士也是文人與藝人的結合體，也可以說是將文人「以倡優蓄之」。而在新中國以前，我們國家卻有一句「婊子無情，戲子無藝」的流行語，是將藝人「見視如娼」。請注意，是「娼」不是「倡」。以此推之，是不是可以說今天的「以倡優蓄之」的文人也都可以「見視如娼」了？如果被「見視如倡」的人都可以視為娼、都可以視為色相侍人者、都可以視為同性戀者，那麼，今天的文人們、藝人們豈不都是如此了！這個邏輯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今天如此，古代也是如此。尤其是古代的所謂文人，大都有一種清高自傲、指點江山、壯懷激烈的「士氣」。屈原就是這類文士的一位優秀傑出的代表。孫次舟引出來的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何嘗不是如此。
司馬相如雖然是以詞賦得到漢武帝嘗識的，卻是以其政治才幹受封為中郎將並以平定西南夷的卓越功績贏得了自己的社會存在。枚皋也是以辭賦而為漢武帝賞識的。雖然他也經常在漢武帝面前調笑戲謔，逗皇帝取樂，但是只要有機會，他便會直言切諫。當漢武帝濫用人力物力，修建奢華的上林苑時，他就曾和東方朔一起上書反對，表現出了他不甘於作弄臣的諍臣本色。
東方朔的表現更是不凡，雖然漢武帝不予信用而以倡優待之，可是，他並不甘於弄臣的角色，經常利用自己的博學、膽識和聰明才智諷諫鞭策皇帝，甚至可以逼使皇帝按照他的意旨辦事，使皇帝成了他這個「弄臣」面前的「弄君」。他促武帝改變宣室宴請董偃的成命和忍痛誅殺犯罪的親外甥昭平君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當然，古代王朝也確實有專職的「弄臣」存在，但不是在歷史上留名的這些文士，《史記》中也不稱為「弄臣」而稱為佞臣幸臣，很可能當時在社會上的稱謂就是如此。司馬遷的《史記·佞幸列傳》就是揭實這一類人的存在。
如漢高祖的藉孺，漢惠帝的閎孺，漢孝文帝的鄧通、趙同、北宮伯子，漢武帝的韓嫣、韓說兄弟和李延年等。這些人於文大都一竅不通，唯一的長處是狐媚惑主而求得寵幸，所以與文士毫不相干。
具體說到屈原，
《史記·屈原傳》開篇寫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疆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這短短的幾句話告訴了我們，屈原是以他高超的內政外交才能深得楚懷王的信任而身居要職成為朝庭重臣的。是一位掌握國家內政外交大權干實事的權臣、謀臣和干城。他主政時為楚國謀劃的聯齊抗秦方針無疑是一條利國利民的正確路線，使他無可替代的成了楚國愛國力量的代表。沒有他的楚國，馬上就陷入了內憂外患之中，成了秦國的口中之食，不但國土被強秦所侵，連懷王自己也被秦國所虜，最後落得個身死異鄉的下場。由此可見，屈原對於楚國的存亡盛衰具有何等重大的影響！一個弄臣特別是佞幸之臣哪有可能具有如此大的潛能！
四 以宋玉的為人推定屈原的為人的荒唐邏輯
孫次舟《屈原是「文學弄臣」發疑》的第三疑是：「以宋玉的職業來證屈原的身份。從《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里孫先生證明了宋玉不過是陪著君王說說笑笑玩玩耍耍的一個『面目佼好，服飾華麗的小夥子』，態度並且很不莊重。而司馬遷明說宋玉是『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的，那麼屈原當日和懷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用《屈原列傳》中司馬遷說的一句宋玉是「祖屈原之從容辭令」而將後出世的宋玉的為人推定為故去的屈原的為人，其荒唐之處有兩處。
一是，這個孫次舟對《史記·屈原傳》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為何偏偏不否認這一句話而把它當作真實來說事呢？可見孫次舟在文史研究中的嚴重唯心唯我偏向——唯我所用的拾之，不為我所用的則棄之。
二是，以師從某人辭令的後人的職業和品行推定其師的職業和品行，無異於以子女的良莠推定其母的良莠。俗話說，一娘生五子，五子各不同。究竟以哪個為標準來推定他們的母親呢？還有一個古往今來的常見現象——師從孔門的許多儒生干起了男盜女娼的勾當。我們是否可以由此推定孔子本人也乾的是盜淫的勾當！再說，即使可以按照孫次舟的這個邏輯進行推定。你孫次舟對宋玉所作的評價又是怎麼來的呢？你的「史源」在哪裡？就憑他寫的這三篇賦！難道你不知道這是三篇文學作品嗎？作為一位歷史教授，連司馬遷的《史記》也不相信，卻將宋玉的三篇文學作品等同於史書，你自己說說，荒唐不荒唐！
譬如這篇《登徒子好色賦》，即使真是宋玉本人寫的一篇記敘文，也是面對登徒子攻訐他「口多微辭，又性好色」情況下，為了維護自己的人格而作出的一番自辯，哪有半點陪著楚王說笑「並且態度很不莊重的影子」！至於《高唐賦》和《神女賦》，則可以肯定是兩篇浪漫色彩十分濃重的文學作品，「巫山雲雨」只是一個傳說的神話故事，宋玉陪楚王出遊之說很可能只是文章的一個起興而已。怎麼可以推定出宋玉是態度很不莊重地有陪著楚王說說笑笑呢！
五 孫次舟曲解《離騷》留笑柄
孫次舟《屈原是「文學弄臣」發疑》的第三疑是曲解《離騷》，以《離騷》內證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他認為：
離騷中每以美人自擬，以芳草相比，說「昭質未虧」，說「孰求美而釋女」，又好矜誇服飾，這都代表著那一時的風氣。《離騷》當作於懷王入秦以前，是這位文學弄臣，因與同列「靳尚之流」爭寵，遭受讒言，使氣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見召回，以絕望自殺時的一封絕命書。他分析其內容，認為那裡「充滿了富有脂粉氣息的美男子的失戀淚痕」。譬如：「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被他直譯為「後宮弄臣姬妾爭風吃醋」。「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則被他直譯為「男女情人相責的口吻」等。在他的這種曲解下，整個《離騷》便成了一篇俗不可耐的十分直白的描述失戀心態的長篇敘事詩。如此直白的語言，如此猥瑣的情事。不用說其思想價值一無可取，其藝術價值也蕩然無存了。
孫次舟對《離騷》所作的這些曲解，不用說大眾無法接受。即是他最為信賴的聞一多也接予了毫不客氣的批評。聞說：「如今孫先生察覺了屈原的『脂粉氣』，而沒有察覺他的『火氣』（鬥爭的勇氣），這對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孫次舟還說屈原的「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與孔孟之稱道古帝王不同，「他的重點都只在懷王對他寵信的不終，而聽信讒言，疏遠了他這一種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對於他的這一謬論，聞一多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只知道聖人也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為什麼孔孟的稱道古帝王是完全為別人打算，屈原的稱道就完全是為自己呢？
六 顛覆屈原愛國形象的政治圖謀
惡搞偉大的愛國詩人企圖交屈原顛覆成一個十分庸俗的以色相媚君的同性戀者。表面上看，只是性文化中一件與政治無關的社會事件，其性質好像就是同性戀者們拉出一位名人來撐門面，以便推行自己的變態性主張。實則恐怕沒有這樣的簡單，其間很可有某種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在。
因為，屈原所處的戰國時代，正是一個大國圖霸正在進行吞併小國弱國的時代。當時的楚國，也是一個大國強國，成了秦國稱霸的最大障礙，自然也就成了秦國必須首先搬掉的一塊絆腳石。處於這種形勢下的楚國，聯合齊國以及其他小國共同對付秦國，就是正確的路線就是愛國的路線，對秦國抱有任何幻相、主張投靠秦國乃至幫助秦國就是誤國的投降路線和賣國路線。毫無疑問，屈原與靳尚等人的鬥爭就是愛國路線與賣國路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孫次舟將這種鬥爭曲解成「後宮弄臣姬妾爭風吃醋」，明顯的淡化了二者之間的政治鬥爭實質。而他發出此種謬論的時候，正是我國抗日戰爭進入決戰的關鍵時間，這恐怕也是他的此論遭到大眾圍攻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無獨有偶，幾十年以後的今天，當我國面對著亡我之心不死的世界霸主美國的誘惑，投靠美國之聲不絕於耳的時候，又有人把孫次舟這個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的破布片撿拾起來當作旗幟，再一次掀起把偉大的愛國詩人惡搞成同性戀者的惡浪。其間的意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我們絕對不可以被這變了味的「同志」兩個字迷惑了！
推薦閱讀：
※唐朝詩人眼中的陶淵明
※紀念海子，也要反思紀念海子的方式
※「詩魔」是指哪位著名的詩人？他為何被稱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詩人，卻寫出了大唐第一猛詩-今日頭條
※納蘭性德x顧貞觀x吳兆騫，一曲《金縷》酬知己，負心不是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