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顥的《黃鶴樓》為啥讓李白一度擱筆
06-02
崔顥詩的結尾並非簡單的「鄉關之念」,更不是「為一身一己的歸宿而愁」。崔顥是以「鄉關」比喻人生的歸宿——生活的歸宿,思想的歸宿;政治的歸宿,信仰的歸宿;形骸的歸宿,靈魂的歸宿。這是人生最大的哲學問題,是詩人在為整個人類的終極歸宿而愁。這樣的作品難道不夠深刻嗎?相比之下,李白的愁就顯得渺小了,他更多的是在為自己的「不得見用而愁」 創新是衡量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標準,因襲的東西往往價值受限。英國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奧斯卡·王爾德說:第一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蠢才。我們來看看李白《鳳凰台》結尾兩句的比喻是什麼「才」呢?在戰國屈原、戰國宋玉、西漢陸賈、西漢劉安、東漢孔融等人的作品中,類似「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的詩詞比比皆是。可見,以浮雲蔽日來比喻奸臣當道,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比喻了。套用王爾德的話來說,李白不知道是第幾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什麼「才」了…… 張立華 《鳳凰台》解析 花草喻嬪妃 衣冠指官宦 唐玄宗天寶三年三月,李白結束了供奉翰林的生活,離開京城,雲遊四方。天寶六年,李白來到金陵(今江蘇南京)遊覽鳳凰台,寫下了《登金陵鳳凰台》這首有名的七言律詩: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詩的首聯開篇點題:古老的鳳凰台上曾經有鳳凰來游,而如今上面空空如也,鳳凰早已飛去,只有台下的江水仍然自由自在地奔流。 頷聯轉為懷古:當年東吳和東晉宮廷中的「花草」「衣冠」都已經成了古墓荒丘,埋沒在小徑的幽深之處。不少譯註鑒賞本都把這兩句分開訓釋,這樣一來,「晉代衣冠成古丘」還勉強可以講得通,而「吳宮花草埋幽徑」就講不通了。由此,各本或避而不談,或籠而統之地只講個大概意思。例如,只說「吳國昔日繁華的宮廷已經荒蕪」,可「花草」就是「繁華」嗎?「埋幽徑」怎麼解釋呢?其實,這兩句似乎可以看作互文見義,分開訓釋。另外,詩中的「花草」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花草,而是喻指嬪妃;詩中的「衣冠」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衣冠,而是借指官宦。 頸聯回到眼前:遠處的「三山」時隱時現,有一半時間落入青天之外而不見蹤影;一條江水被白鷺洲分成兩道。「三山」是山名,不是三座山。據《景定建康志》記載:其山積石森郁,濱於大江,三峰並列,南北相連,故號三山。明初朱元璋築城時,將城南的「三山」圍在城中。由於「三山」擋住了從城北通向南門──聚寶門的去路,當時正在城東燕雀湖修築宮城,於是趁機將「三山」填入燕雀湖。「三山」挖平後,在山基上修了一條街道,取名為三山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白詩選注》說:「半落,形容三山有一半被雲遮住,看不清楚。」在我看來,「三山半落青天外」的「半」,不是空間的「半」,也就是說不是指山體的一半,而是指時間的一半。宋代陸遊《入蜀記》卷二云:「三山自石頭及鳳凰台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同「才」)五十餘里。」陸遊所說的「杳杳有無中」就是時有時無、若隱若現的意思。可見,這「青天」也似乎並不指「雲」。 「白鷺洲」是古代長江中的小洲,因多有白鷺聚集而得名。後來江流西移,洲與陸地相連接,「白鷺洲」也就不成之為洲了。明朝初年,「白鷺洲」成為開國元勛中山王徐達家族的別業,稱為徐太傅園或徐中山園。徐達的後裔徐天賜又將其擴建為東園,成為金陵諸園中「最大而雄爽者」。入清以後,東園漸遭破壞,致成廢墟。1929年,該處建「白鷺洲公園」,現為南京城南地區最大的公園。 尾聯卒章顯志,揭示題旨:總是因為浮雲能遮蔽太陽,登高見不到帝京而使人發愁。在這裡,「浮雲蔽日」比喻奸臣惑君,障蔽賢良。 詩仙的淬鍊 兩個十三年 打磨兩首詩 《登金陵鳳凰台》是一首七律,七律是字數句數、平仄押韻、黏合對仗等限制較多的一種詩體。這對於天才有餘而學問稍遜的李白來說無疑是一種桎梏,因此他很少寫律詩。那這回怎麼想起寫律詩,而且還是七律呢?此中大有文章。 10多年前的開元二十二年暮春,李白來到江夏(今湖北武漢江夏區),一直漫遊到秋天。一天,李白與好友韋冰同游黃鶴樓。詩仙覽名勝,焉有無詩之理?可是,當他正準備揮毫賦詩的時候,卻抬頭髮現崔顥的《黃鶴樓》赫然題在上面。李白讀後大吃一驚——真是好詩啊! 當時的李白才三十四歲,正是年輕氣盛之時,非要寫出一首超越崔顥的詩不可。李白平時寫詩多是一揮而就,文不加點,但當天無論怎樣搜索枯腸,靈感就是不來。於是,只得攥緊拳頭,把個黃鶴樓捶得個咚咚咚咚的山響。最終,李白無奈地嘆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到了鸚鵡洲,李白心中的鬱悶還是發不出來,竟然在鸚鵡洲上連踢帶踹。韋冰把李白往旁邊一推說:李君暫且歇會兒,我替你踹這鸚鵡洲!說罷就跳著高踹了起來,逗得李白大笑。 唐肅宗上元元年的春天,60歲的李白自湖南零陵回到江夏,與時任南陵(今安徽南陵)縣令的韋冰重遊鸚鵡洲,寫下了一首《鸚鵡洲》七律,仍然是仿擬崔顥的《黃鶴樓》。 晚上,韋冰設宴款待李白,席間談起當年「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的佳話,兩人不禁開懷大笑。李白醉中賦詩《江夏贈韋南陵冰》,詩的結尾寫道: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裡,且須歌舞寬離憂。 從鎩羽黃鶴樓,到13年後寫出《登金陵鳳凰台》,再到13年後寫出 《鸚鵡洲》,「赤壁爭雄」的往事恍如夢中。為了探究七律的真髓,為了臻達崔顥《黃鶴樓》的妙境,詩仙李白,這位從小受過「鐵杵磨針」教育的大唐詩壇頭號種子選手,孜孜求索了26年! 《黃鶴樓》商榷 「黃鶴」非禽類 實乃得道仙 崔顥的《黃鶴樓》為什麼能令詩仙李白擱筆呢?它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與崔顥的《黃鶴樓》相比,究竟如何?我們就來做一番平章吧。 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首句很多版本都作「昔人已乘黃鶴去」,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為如此一來,第四句「白雲千載空悠悠」就沒有著落了,也就是說前三句與第四句毫無關係。昔人已經乘著黃鶴升天而去了,此地只剩下這座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再返回,白雲千載以來便空自悠悠。黃鶴升天而去與白雲無關,黃鶴不是龍——「龍欲升天須浮雲」,黃鶴升天無須藉助白雲,為什麼要說「白雲千載空悠悠」呢?再說,不論是在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後,還是在昔人未乘黃鶴去之前,白雲都是同樣的悠悠。為什麼非要說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後,白雲就空悠悠了呢?難道它以前就不悠悠嗎?個人看來,這是不合情理的。 其實,第三句「黃鶴一去不復返」的黃鶴是一位傳說中的得道仙人,也就是首句的「昔人」。前四句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昔日那位傳說中名叫黃鶴的得道仙人已經乘著白雲升天而去了,此地只剩下這座因其人而取名的黃鶴樓了。得道仙人黃鶴一去之後不再返回,因而也就再沒有人乘白雲升天了,故從那之後千載以來的白雲就沒有用了,只能空自悠悠了。這樣解釋,是不是更合情合理合邏輯? 首句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其實也是有版本依據的。唐人芮挺章編選的《國秀集》、唐人殷蹯編選的 《河嶽英靈集》、唐人韋莊編選的 《又玄集》,都選了崔顥的《黃鶴樓》,首句均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宋人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宋人周弼編選的《三體唐詩》、元人楊士弘(一作宏)編選的《唐音》,首句亦作「昔人已乘白雲去」。 從現存的版本來看,將「昔人已乘白雲去」改為「昔人已乘黃鶴去」始於金代元好問編選的《唐詩鼓吹》。之後,明代高棅編選的《唐詩品彙》、明代唐汝詢編選的《唐詩解》,以至清代沈德潛編選的《唐詩別裁集》、清代蘅塘退士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等,均作「昔人已乘黃鶴去」。《唐詩解》還在首句下注「黃鶴,諸本多作白雲,非」,卻沒有說為什麼「非」? 文學批評家金聖嘆不僅認為作「白雲」大謬,而且還闡述了大謬的原因:「使昔人若乘白雲,則此樓何故乃名黃鶴?」假使首句作「昔人已乘白雲去」,那這樓為什麼取名叫黃鶴樓呢?它應該取名叫白雲樓才是啊。如果首句不改,次句就得改為「此地空餘白雲樓」,而改次句顯然不對,於是就得把首句改為「昔人已乘黃鶴去」。金聖嘆還反問道:且「白雲」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見「悠悠」,世則豈有千載白雲耶?是啊,既然「白雲」已經被「昔人」乘去了,那為什麼千載以來世上還有悠悠白雲呢? 其實不然,「昔人」雖然「已乘白雲去」,但他只乘去了一朵白雲,並非把所有的白雲都乘去了。因此,千載以來,世上仍然可以有「白雲千載空悠悠」。金聖嘆雖然錯了,但很可敬,因為他把自己的觀點和理由說得清清楚楚,而不是籠而統之、大而擴之,含糊其辭。 由此可見,之所以有人把「昔人已乘白雲去」改為「昔人已乘黃鶴去」,是因為不知道「黃鶴」是人名,而以為「黃鶴」是一般意義上的禽名。這樣一來,「昔人已乘白雲去」和「此地空餘黃鶴樓」就毫無關係、兩不搭界了。 說「黃鶴」是人名,還有什麼進一步根據?唐代韋莊編選的《又玄集》注曰:「黃鶴乃人名也。」這個注釋非常重要,它提醒讀者不要把這裡的「黃鶴」當成一般意義上的禽名。 元代吳師道在《吳禮部詩話》中進一步指出,「黃鶴乃人名也」,這是作者崔顥在詩題下的自注。而且,黃鶴樓之得名,並非緣於費文褘登仙駕鶴於此,亦非緣於子安乘黃鶴過此。南宋理學家張栻認為黃鶴樓是因為黃鶴山而得名,其實黃鶴山或許是因黃鶴這個仙人而得名的。吳師道還引用資料佐證,李邕的《嶽麓寺碑》落款為「江夏黃仙鶴刻」,李邕喜歡自己書寫自己刻碑,「黃仙鶴」這個名字很可能是李邕自己假託的,但從中可以看出黃鶴仙人的傳說由來已久。 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的氣力來考證版本,是因為文本正確乃閱讀經典之前提。有人也許要問,把正確的文本列出來不就行了么?為什麼還要進行一番較真呢?這是因為,錯誤文本的影響已經很大很普遍,不少人已經以非為是了。如果不加以辯證闡釋,讀者難免會以為是我們的文本錯了。 《黃鶴樓》的前四句是憑今弔古,第五句第六句則是瞻視眼前:「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許多譯註鑒賞本都把這兩句分開解釋,其實這兩句也是互文見義,應當合起來解說:晴朗的天空下,江天一色,漢陽和鸚鵡洲上茂盛的樹木和春草都清晰可見。 「晴川」就是晴朗天空下的江面;「歷歷」是清晰分明的意思;「漢陽」在武昌西北,與黃鶴樓隔江相望。至於「春草萋萋」,唐代芮挺章編選的《國秀集》作「春草青青」,其他唐宋選本多作「春草萋萋」,從金代元好問編選的《唐詩鼓吹》以後,大多改為「芳草萋萋」。「芳」即香草,多有雅美之義,而此處沒有這種意義,故當以「春草萋萋」為正。「春」有點明時令的作用,春天是草木生長最快最旺盛的時候。「鸚鵡洲」在黃鶴樓東北的長江江流之中,傳說東漢末年,黃祖殺禰衡,葬於洲上,禰衡曾作過《鸚鵡賦》,洲因此而得名。 如果把這兩句分開解釋,那看得清晰分明的就只有「漢陽樹」而沒有「鸚鵡洲」了。其實,二者都看得分明。而且,漢陽不能只有樹沒有草,鸚鵡洲也不能只有草而沒有樹。鸚鵡洲上的春草茂盛,漢陽的樹同樣茂盛。 再來看該詩的最後兩句話:「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意思是說:時間漸漸推移,不知不覺之間太陽已經下山,夜幕已經降臨了,剛才晴朗天空下的江面已是暮靄沉沉,遠近一片迷茫。可是,自己的家鄉在哪裡呢?看著江上瀰漫的煙波,真是使人愁緒難遣。 「深刻」與「渺小」 崔詩排第一,李白仿古人? 那麼,崔顥《黃鶴樓》與李白的《鳳凰台》相比,究竟如何呢?前人評述夥矣,然大多語焉不詳。例如,南宋詩論家、詩人嚴羽只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卻沒有解釋為什麼「第一」。清代詩人沈德潛贊其「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卻沒有講如何「意得象先,神行語外」。清代著名文學家紀曉嵐也只是說「此詩不可及者,在意境寬然有餘」,卻沒有說什麼意境,如何「寬然有餘」? 明代瞿佑的闡述還算清楚: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台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佔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捶研討會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深究瞿佑的觀點可以發現,他認為李白的《鳳凰台》遠遠超過崔顥的《黃鶴樓》,簡直就像諸葛亮的才能十倍於曹丕一樣。其中的關鍵在結尾兩句,李白結尾的「愛君憂國之意」,遠勝過崔顥結尾的「鄉關之念」。這個論點,對後世影響很大。 其實,崔顥詩的結尾並非簡單的「鄉關之念」,更不是「為一身一己的歸宿而愁」。崔顥是以「鄉關」比喻人生的歸宿——生活的歸宿,思想的歸宿;政治的歸宿,信仰的歸宿;形骸的歸宿,靈魂的歸宿。這是人生最大的哲學問題,是詩人在為整個人類的終極歸宿而愁。這樣的作品難道不夠深刻嗎?相比之下,李白的愁就顯得渺小了,他更多的是在為自己的「不得見用而愁」。 另外,崔顥全詩都在探討人生的歸宿問題。前四句是說:昔人黃鶴修仙得道、乘雲升天並非人生的歸宿,那隻不過是虛無的傳說而已。因為如果黃鶴真的成仙了,他怎麼會一去不復返呢?詩人分明是在告訴後人,請不要迷信乘雲升天的黃鶴哥,哥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如果後人可以效法,為什麼千載以來再也沒有人像黃鶴那樣乘雲而去,致使「白雲千載空悠悠」呢? 既然得道升天不行,那人類能否像漢陽和鸚鵡洲上的草木那樣萋萋生長、自生自滅呢?當然也不行,因為人是有思想的,不能像草木那樣無憂無慮、無情無義。正如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所說:「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蘆葦。」人類肉身的生命雖然像蘆葦一樣脆弱,似乎宇宙間任何東西都能置人於死地,但人類自信自己比宇宙間任何東西都高貴得多,因為人有能思想的靈魂。 探索人生歸宿的兩條路都行不通,這才發出了「日暮鄉關何處是」的疑問,才有了「煙波江上使人愁」的慨嘆。這裡的「日暮」,既是自然的「日暮」,也是人生的「日暮」。從「晴川」到「日暮」,詩人探索的結果猶如「江上」「煙波」,不知「鄉關何處」。人生不再,歸宿不知,此情此景,愁何以堪?這也是古今哲人共同的悲愁,正所謂「萬古到今同此恨」。 創新是衡量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標準,因襲的東西往往價值受限,哪怕是「陽貨無心,貌類孔子」。崔顥的《黃鶴樓》不僅主題深刻、立意高遠、通篇渾成,而且結尾兩句的比興都是獨創的、全新的、前無古人的。 嚴格來看,李白《鳳凰台》的結尾兩句卻是因襲的。英國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奧斯卡·王爾德說:第一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蠢才。我們來看看李白《鳳凰台》結尾兩句的比喻是什麼「才」呢? 在戰國屈原、戰國宋玉、西漢陸賈、西漢劉安、東漢孔融等人的作品中,類似「雲容容兮而在下,日窈冥兮羌晝晦」「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的詩詞比比皆是。可見,以浮雲蔽日來比喻奸臣當道,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比喻了。套用王爾德的話來說,李白不知道是第幾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什麼「才」了…… 綜上所述,崔顥的《黃鶴樓》是不是算得上七律中的「第一」,而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是否可稱為仿擬之作呢? (作者為中國出版集團編審、文史學者) 本版稿件選自上觀新聞「上觀學習」欄目欄目主編王多郵箱:wangd035@jf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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