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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
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鄒（今山東鄒城）人。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戰國時代，各諸侯國致力於武力征伐，醉心於霸業，孟子倡導「仁政」「王道」之說，曾到過梁（即魏）、齊、宋、滕、魯等國家，遊說過齊宣王、梁惠王等，但他的學說始終沒有獲得施行的機會。《孟子》由孟子及其門人合著，今存七篇，每篇分上、下。篇名和《論語》相似，都是摘取每篇開頭的兩三個字作為篇名。
孔子將「仁」作為人的最高道德規範，但他沒有說明人為什麼要行「仁」，孟子的「性善說」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孟子看來，人之所以為人，人生來就和禽獸相區別的地方，是人的天性中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也即具有「仁義禮智」這四種德的萌芽。本然地、充分地發展這些萌芽，足可以保有天下；而如果不發展它們，則可能連父母都不能奉養。就這樣，孟子從界定「人」的特質出發，強調了勉力行「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政治學說方面，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思想。「仁政」「王道」的核心是保民、愛民，具體做法是：制定百姓的產業，並實行低賦稅的政策，使百姓得以衣食無憂，上可供奉父母，下可養護妻兒；對百姓重在教化，使具備孝悌之德，而盡量少動用刑罰。孟子認為，推行「仁政」「王道」對於君主來說並不難，只要把他們本性中「仁」的因素加以發展、推廣即可，即「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孫丑上》）。後世封建王朝從漢朝開始以儒家思想立國，雖然「仁政」思想並未真正實現，但不可否認它對在位者總是一種警醒，並且是士人批評時政的重要的理論武器。
孟子倡導「仁政」，是和他的民本思想緊密相聯的。他明確地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民」之所以「貴」，是因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失民心者也會失去天下。由民貴君輕思想更進一步，孟子指出，像桀、紂那樣的暴虐之君，是「殘賊之人」，是「一夫」，臣子誅殺他們，不算犯上作亂的「弒君」。在孟子的邏輯里，按照孔子的「君君臣臣夫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國君而不行君道，就不能稱之為君，所以誅殺桀、紂不能算是「弒君」。孟子的這種思想真可謂鋒芒畢露，毫無顧忌，難怪宋代的理學大師朱熹嘆稱「孟子有些英氣」。
莊子（約前369—約前286），名周，宋國蒙人。蒙究竟在什麼地方，不可確考。他曾做過漆園吏。楚威王曾想任他為相，派使臣去接他，他辭不肯就。《莊子》今存33篇，分為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學者們認為，內篇基本上出自莊子之手，外篇、雜篇則出自莊子弟子及其後學。莊子哲學的主要精神旨趣體現在內篇部分，外篇和雜篇則可視為對內篇的補充和解釋。（有學者認為，外篇和雜篇基本上可以視為對《老子》的解釋和發揮）就文章風格來看，內篇的文章神奇玄妙，汪洋恣肆，不可捉摸，神秘又浪漫，常給人目不暇接而又美不勝收之感，外篇和雜篇的文章則顯得平實、明晰得多，其藝術美感也大為減弱了。
《莊子》中最高的哲學範疇也是「道」。「道」無形，可以用心去體認，而不可以看見；它是天地之母，無所不在，終古長存，萬物萬眾都應該以它為宗，以它為師。總的來看，《莊子》的「道」和《老子》的「道」性質相近。《莊子》里沒有花很多筆墨描述和闡釋「道」，而著意描述得「道」後的表現。其表現是：「游乎四海之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求為世所用，毫不留心於人間事務；於事物沒有好惡之分，齊同萬物，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進而則連天下萬物與自己一併忘掉；不樂生惡死，不以夭壽貧富榮辱為意，隨順自然。得「道」後的境界可以「逍遙遊」名之，請看下面這段富有詩意的描述：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遙遊》）
這段描述似實而虛。「大樹」固然是可見可感的具體事物，「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又在何處？它們在這裡其實是指無拘無束的虛無世界。只有在這裡，才可以優哉游哉，「無為」，「無所可用」，而沒有東西能夠傷害到。《莊子》中還描繪了一些得「道」的「至人」「真人」「神人」形象。他們水淹不死，火燒不著，騰雲駕霧，如神仙一般。不過，在《莊子》哲學裡，他們不是神仙，只是物我兩忘，泯滅生死界限，精神無限自由，進入到「逍遙遊」境界而已。
「逍遙遊」是《莊子》哲學中最富創見、最有特色的內容之一。對於如何評價「逍遙遊」，學者們的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端：一種是它看似美好玄妙，不過只是心的無窮游而已，絲毫不能解決現實困境，對社會也無任何益處，在精神上只能起自我麻痹、自我陶醉的作用；一種是它要求個人從種種局限和利害關係的束縛中超脫出來，以宏闊、超然、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人生實際事務及社會現實，心靈由此獲得一定的自由和解放，精神境界由此得以提升。
內容理解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為了使孔子所說的「仁」更易理解，把孔子分開來說的「仁」與「義」合併為「仁義」一詞，並加以闡揚。在《論語》里，關於「義」的闡說不多，不過它也是成就「仁」的一個重要的要素或者說方面。請看下面兩則語錄：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
可知，「義」指應該做什麼事，不應該做什麼事，它和「利」是一對矛盾的概念。「義以為質」，「質」是質干、根基的意思，而這裡的「君子」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具備「仁」的人，所以說「義」之於「仁」極為重要。《孟子》里對「仁」「義」的解說有新的發揮，即：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
大意是人心應該居於「仁」，人的行事則應該以「義」為準，也即是說蘊蓄在內為「仁」，而發之於外則為「義」。那麼看一個人是否具備「仁」，只要看他的行為是否合乎「義」就行了。這樣，就把孔子所說的「仁」的內涵和要求簡明化了。
在課文里，孟子高舉「仁義」的大旗，痛痛快快地將梁惠王「利」的話頭攔了回去，然後具體陳說「利」字當頭的危害，再輕輕點出「仁義」的效用，最後重申梁惠王應該講求「仁義」，而捨棄「利」。
這則文段頗有雄辯滔滔的氣勢，在語言形式上有兩個特點：
其一，善於鋪排。梁惠王只是問「有以利吾國」，孟子就由此向下逐級推衍，指出大夫、士、庶人也會只關心什麼對他們有利，排出三個大同而小異的並列短句；在概括性地點明一句「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之後，孟子大概覺得只這樣說還不夠清楚，也不足以震動人心，就又用兩個結構相同的複句具體說明「上下交爭利」的可怕後果，兩個複句在意思上也有遞進的關係。短短的一段文字，主要由整飭的排比句式構成，排比項之間在意思上又緊密相聯，讀起來不容間歇，斬截痛快。
其二，講究章法。針對梁惠王對「利」的關心，孟子首先用「仁義」當頭攔住；中間先指出舉國上下只知道追求「利」會使國家有危險，再具體陳說危險何在，把君主求「利」的危害說足說透。所以，接下來的兩個排比句雖然只是用否定句式輕輕點出「仁義」的好處，但很具有說服人的效果，一瀉千里之勢至此結住，有四兩撥千斤之效。最後用和開頭類似的話結束，起到首尾呼應、強化主旨的效果。
在孔子、孟子看來，只顧追求「利」會使人忽略了對道德的完善和培養，使行動失去合宜的準繩。在春秋戰國之際，國君失國、大夫失家、臣子犯上作亂的事情屢見不鮮，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歸根結底是出於對永不滿足的私利的追求。「利」對於人的誘惑是巨大的，《史記·貨殖列傳》里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而在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將「利」理解得寬泛一些：個人的「利」只要不損害別人的利益，並且和集體、國家的「利」在大方向上一致，追求它就是合理的、可行的，並且對社會是有益的；國家所追求的「利」也應該符合人民大眾的「利」，這樣也就是為人民大眾謀福祉。不過，在如今市場經濟大潮中，「利」在人們心目中，多指物質利益而言，不少人沉迷於對金錢、財富等物質利益的追求，與此同時忽略了精神層面的需求，也忽略了道德品質的完善，這樣，他們雖然獲取了大量財富，但精神空虛，甚至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在這種形勢下，也有必要汲取孟子對「利」的理性認識，引導社會對「利」形成較為正確的認識，並用適合新形勢需要的道德規範和法制觀念來對人們追求「利」的行為加以約束。
胠篋
這篇文章是對《老子》「絕聖棄智」思想的發揮。在《莊子》內篇里，抨擊「仁義」是基於它不是「大道」，並且會妨害對「大道」的體悟，言辭和態度明顯沒有外篇里的激烈、尖銳。
文章一開頭從日常的生活經驗出發，引出驚人之論：生活中人們眼裡的聰明做法，豈不是為大盜積聚、做準備嗎？第二段中將此結論推廣、提升，用反問句的形式指出：所有的智者、聖人都是在為大盜積聚、守備啊！為了證明這一點，文章舉了春秋時田氏篡齊的例子。作者認為，齊國人多地廣，祭祀祖先和社稷、治理百姓也都取法聖人之道，可忽然有一天就被田成子弒君篡國。田成子所盜的不僅是國家，連齊國用以治國的聖智之法一併盜去，結果沒有別的國家敢來干涉，他就安安穩穩地霸佔了齊國。聖智之法竟成為「守其盜賊之身」、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田氏篡齊是當時很有名的事件，作者用它做證據，很有說服力。
接下來第三段為了使聖智之法成為大盜的工具的意旨表達得更顯豁，文章假設了一段盜跖和他的手下的對話，讓大盜親口說出「盜亦有道」，並一本正經地分析大盜所具備的五種美德：「聖」「勇」「義」「知」「仁」。這是多麼絕妙的顛覆，仁、義、聖、知、勇，本是聖人提出引導人向善的道德準則，卻也成為大盜們做壞事的信條。作者由此指出，聖人之道不僅有利於善人，也能給大盜帶來好處。但畢竟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所以推論起來，壞人從聖人那裡得到的好處更多，「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由此推論出「聖人生而大盜起」的判斷，也就是說壞人有了聖人之法，如虎添翼，足以成為大盜。至此，作者關於聖人對大盜有利的意思已經講足講盡，自然而然逼出下一層意思：打倒聖人，釋放盜賊，那麼天下就太平了。
第四段先重申聖人「死去」，大盜不起的意思，然後從反面指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並加以分析、論述。文中指出，「斗斛」「權衡」「符璽」等固然是治國的利器，但也可以成為大盜的利器；就連用以矯正世風的「仁義」，大盜也一併拿去用以裝點門面。作者是怎樣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呢？是有鑒於「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的現實。聯繫前面所講的田氏篡齊的史實，可謂所言不虛。接著文章又進一步指出，既然竊取仁義、斗斛、權衡、符璽等能獲取諸侯之位，那麼又怎能期望用獎罰的辦法來禁止呢？最後明白指出：大盜們追求重利而不可禁止，這正是聖人的過錯啊，這也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意思。
第五段總結以上論述，提出「絕聖棄智」的主旨，並全面地陳述有關主張。其要旨首先是：棄絕「聖智」，就沒有大盜了；扔掉珠寶，就沒有小偷了；毀掉符璽、斗衡等，百姓就純樸、不爭了。以上這些意思是和前文相呼應的，以下所闡述的則是對「絕聖棄智」主張的更細緻的說明。課文指出：將「聖法」、音樂、五彩、技藝、仁義等統統毀棄、除掉，這樣天下每個人就都能具備「明」「聰」「知」「德」，天下也就不會混亂、憂患、偏離正道了。為什麼認為「聖法」、音樂等會成為百姓具備「明」「聰」等的妨害呢？《老子》第十二章里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看多了五色，令人眼花繚亂，喪失對顏色的基本判斷，也即「目盲」；聽多了音樂，耳朵會對聲音失去敏感，喪失對聲音的基本判斷，也即「耳聾」。暗含的意思是，人天生是耳聰目明的，恰恰是「五色」「五音」讓人耳聾目盲。同理，人本來天生具備「知」「德」，可是因為有人出來宣揚「聖法」「仁義」等各種學說，使人們產生迷惑，無所適從，反而喪失了其本然具有的「知」「德」。也就是說，《老子》《莊子》都贊同人保有其天然本性，一切外來的人為的因素均應排斥在外，即使它們借著好聽的名義。
全文的論述層次清楚，逐步推進，最後提出全面主張，試列出線索如下：
知者（個別意義上的「知者」），為大盜者積→聖者，為大盜者守；知者（普遍意義上的「知者」），為大盜者積→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絕聖棄知，毀棄珠寶、符璽、斗衡，除掉「聖法」、音樂、五彩、技藝、仁義等
論述過程中，或用事實作例證，或加以具體闡說，將主旨闡發得很充分，很有說服力。
這篇文章在寫作上的特色有：一、設喻形象巧妙。生活中人們為了防盜，往往會用繩子捆緊箱子，並加固箱子上的鎖，這看似聰明的做法，一般人都覺得沒有問題，可在作者看來，卻正方便了盜賊偷盜，由此引出「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的結論。二、想像奇特，富有幽默趣味。跖對他的徒弟所說的「盜亦有道」一段話，多麼一本正經，讀起來又多麼讓人忍俊不禁！誰能想到身負大盜之名的跖居然能現身說法，大講「仁義」？真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三、語言精警、鋒芒畢露。最突出的如「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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