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王國維:古今之成大事業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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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未有不越第一境第二境而能邃躋第三境者。

——王國維

王國維從七歲入私塾，到十六歲考取秀才，整整十年光陰，完全消耗在舉子業上。直到十六歲這年，偶然在友人處得見《漢書》，才開拓眼界。不久，便用自己從小積蓄的錢在杭州書肆買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認為這是「平生讀書之始」。本來埋頭八股中不叫作讀書啊。

王國維兩次到杭州參加鄉試，都失敗了。甲午中日之戰，他已十八歲。像當時國內許許多多青年知識分子一樣，開始覺醒。特別是《馬關條約》簽訂後，凡有知覺的人，都不能不為之驚憂!《馬關條約》比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更為苛刻。要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列島給日本，並賠償白銀二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當時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還不及賠款的三分之一!

這時，北京城裡，著名的「公車上書」古時候，赴召應試的人，都隨同會計吏搭乘公家車輛入都。後世相沿稱舉人赴京趕考為公車上都。所謂公車上書就是指舉人聯名上書請願。事件發生了。

先是廣東南海康有為，一八八八年入京，應順天鄉試，上書皇帝，提出變法。遭到打擊後，回到廣州，講學於長興里萬木草堂。學生中有陳千秋、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約二十餘人。其中梁啟超以舉人拜身為秀才的康有為為師，自然增重了康有為的地位。過了兩年，學生竟達百餘人。與此同時，康有為還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鼓吹變法改制。最後又寫了《大同書》。

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再度入京應試。獲悉《馬關條約》各款內容，萬分激動。立刻要梁啟超聯合廣東籍的舉人上書反對簽約。各省舉人聞訊紛紛響應。於是，康有為連夜起草長達一萬四千言的請願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並在達智橋松筠庵開會，簽名者共達一千二百餘人。這件事很快轟動全國。

上書者的口號是：救亡必須維新，維新是為了救亡；繼續因循守舊，將來皇帝求為長安布衣亦不可得。

國家的命運，陷於危殆，剛剛覺醒的青年知識分子，痛感到有向西方學習的迫切需要。事實明擺著：為什麼日本能戰勝中國?就是因為日本向西方學習，結果由弱小變成強大。中國勢必要向西方學習，再不能憑傳統的老一套了。形勢教育人，新的思想像海潮般衝擊而至。這時，王國維才知道世界上還有來自西歐的所謂新學。

但是，怎樣才能接觸新學呢?這與兩年前發現《四書》八股之外，尚有《史》《漢》完全兩樣。當時能直接與西方文化接觸的，只有極少數外交官及留學生。其餘的人，僅僅依靠外國傳教士和最早的留學生，以及僑居國外偶然還鄉的一些人口述或翻譯一些書刊，從中得到一點非常粗淺的知識。像上海廣學會發行的《萬國公報》，容閎、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書，特別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人人爭著看，影響很大。可是滴水不能解渴。追求真理，立志向西方學習的先進知識分子，莫不夢想出洋留學。

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國留學生統統不過幾百人。一九〇五年後，突然激增了十倍、二十倍。尤以留日的人最多，曾經達到兩萬以上。可以想見時代急促的變化，迫使人們的思想緊追。知識界的情況一天不同一天。

不過，出洋留學不是容易的事。官費生少，機會難得；自費嗎?更加成問題。據魯迅回憶：一個日本官費留學生，每月三十六隻大洋，生活並不寬裕。見魯迅《華蓋集續編·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就以三十六元一個月計算，一年也非四百多元不可。還有往來的路費未包括在內。而據羅振玉記述：他家這時以「涇河薄田百畝」出售，僅「得錢千餘緡」。羅振玉在淮安教館，一年的收入，最高額從未超過八萬錢。八萬錢即八十緡，合銀元二十多見羅振玉《集蓼編》。因此，中產之家，絕對供不起留學生。王國維只好望「洋」興嘆，自恨「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快」了。

不過既然春天已經到來，很快就會滿園春色，不愁新學無法接觸。

一九〇五年後，維新運動逐漸形成。維新派的種種宣傳活動，不斷開展。開學堂，辦報紙，立學會，成為這個時期最時髦的事情。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甲午戰後二三年內，各省有學會二十四、學堂十九、報社八，共計五十一。」李提摩太《留華四十五年記》載：「僅報紙一項，從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就由十九種增至七十種。」事實上，後者仍然是不完全的統計。正是在這種「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歐雲樵語。的社會風氣之下，留心新學的越來越多。上海《時務報》應運而生了，並且風行一時，正如胡適所說的：這個時代，是《時務報》的時代了。

——摘自《王國維評傳》

《王國維評傳》

蕭艾著

出版時間：2017年9月

蕭艾（1919—1996），古漢語文字學家、中國文學史家。湖南寧遠人。原名蕭家林。長期從事甲骨文、中國文學史、中國氏族學的研究。創立的「中國文學史應從卜辭文學始」的理論，提出的「絲綢之路應名玉石之路」的見解，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著有《殷契偶拾》《甲骨文史話》《王國維評傳》《一代大師——王國維研究論叢》《王國維詩詞箋校》《<世說>探幽》《王湘綺評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