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究竟意味著什麼?-今日頭條
趙峰和妻子林惠義。5年來,他們在六大洲的28個國家拍攝了《貧困線》,他們打算將這個項目一直拍下去。
(圖|受訪者提供)
關於貧窮的答案
(原標題)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符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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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天只能花6.3元人民幣,你能吃點兒什麼?
9個饅頭,或是3根黃瓜,也可以是1個菠蘿,或者5個鹵鴨翅……這是攝影師趙峰和他的妻子林惠義給出的答案。
根據現行的國家扶貧標準計算,在中國,6.3元意味著一個處於貧困線上的人一天的購買力。
趙峰和林惠義將這些貧困線上一天所能買到的食物分別放在報紙上,並拍了下來。5年來,他們去了美國、瑞士、印度、巴西等六大洲的 28個國家,每到一處,都根據當地的最低貧困線標準購買食物並拍攝照片。
他們給這個拍攝項目起名為《貧困線》。通過這一張張照片,他們想知道的是,貧窮,究竟意味著什麼?
左側:2010年11月,中國的貧困線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算到每一天是3.28元。在北京,用這些錢可以買到一些油菜,6個饅頭,或3根香蕉。
右側:2012年3月,中國的貧困線已經上升至人均年收入2300元,相當於每人每天6.3元。雖然標準幾乎翻了一倍,能買到的東西卻未必能翻倍。
(圖|受訪者提供)
把貧窮變得具象
1980年出生於馬來西亞的趙峰如今是一名商業攝影師。他從小在新加坡長大,從新加坡國立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後,出於對極限運動的熱愛,他加入了登山隊擔任隨隊攝影師。25歲那年,他登上了珠穆朗瑪峰,從山上下來,從未接受過專業攝影訓練的他決定改行從事專業攝影。
2007年,趙峰曾到紐約工作一周。在那個幾乎是全球最發達、最富有的城市裡,在時代廣場和華爾街,面對著眼前一批批衣著光鮮、行色匆匆的人們,他注意到的反而是路邊形形色色正在乞討的窮人。
「那時候感覺還是有點兒驚訝,因為跟紐約人談起話的時候,他們很少會說到窮人一類的事情,可是當你坐地鐵、在街上走,都會看到很多窮人。」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緊接著,趙峰又去了印度的加爾各答。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他發現左側的車道上密密麻麻地睡滿了成百上千無家可歸的人。他被這景象驚住了,而司機告訴他,因為路兩側都屬於私人領地,這些窮人只能睡在馬路上。
一個是世界金融中心,一個是本來就以「貧窮」著稱的城市,窮人是它們共同存在的群體。可貧窮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於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窮人而言,他們的處境、他們的「窮」一樣嗎?換句話說,「到底在哪裡窮會好一些?紐約還是加爾各答?」
這個問題雖然問出來了,可趙峰也回答不了。
趙峰原本出生在一個富足的家庭里,小時候住在帶花園的大房子里,但很快父親的生意發生變故,全家人陷入貧困之中。在他的印象里,從10歲起一直到上大學,他每周至少要吃5頓最便宜的速食麵。之後,他做過餐館服務生,幫攝影師打過雜,在街上發過廣告傳單……他需要打很多份工才能湊齊大學每年的學費。
所以,他特別明白窮的滋味。
此時的他已經熬過了剛入行時沒活兒乾的階段,開始接拍一些雜誌拍攝和廣告片。這些商業攝影的工作往往報酬不菲,可他總覺得不夠——他想拍些「真正有用的東西」。
2010年,在紐約和加爾各答之旅的三年後,醞釀已久的趙峰終於找到了解答當年那個問題的方法。
這是他和妻子林惠義從新加坡來到北京定居的第二年。在他們眼中,中國是個無比有趣的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也隨之發生著各種變革,「每天都有很多事發生,有大有小,有好有壞」。抱著巨大的好奇心,他們留了下來,趙峰覺得,或許在這裡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攝影師」。
與趙峰擅長的創意表現不同,妻子林惠義是一名經濟學家,她擅長用數字、理論和模型研究新興的經濟體,為社會、商業問題尋找解決辦法。但她和趙峰一樣,一直都希望能做些有意義的事,「貧窮」,這個共同的關注點成為了最好的契機。
根據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食物是位於「金字塔」底部人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一個窮人的一天可以買到哪些食物?他們決定用食物來解讀貧窮的意義。
2010年11月起,林惠義開始收集中國的各項貧困數據。經過嚴格的核算,她在3種標準中選用了官方公布的國家扶貧標準——2011年12月之前,這條「貧困線」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算到每一天是3.28元。
有了這個數字,趙峰就依此去菜市場採購。他買來饅頭、大米、香蕉、小白菜等中國人常吃的食物——因為沒有攤主肯賣3塊多錢的肉,他只好先買下一大塊雞胸,再拿回家自己稱量、切出3塊多等量的份量。然後,他把這些東西分別在報紙上擺好,一一拍下。
趙峰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以報紙為背景並非隨意之舉。每次拍攝時,他都會買來當地當天幾乎所有種類的報紙,一來上面的文字能夠展現出是在哪個國家;二來,報紙上刊登的新聞也記錄著這個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這背後反映出的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狀態、思想和傳統。如果過20年再回頭看,哪怕是一則印刷機廣告也能展現出一個時代的一角。
拍完第一批照片後,趙峰曾向一些攝影圈的朋友展示過幾張,但當時幾乎所有人都給了差評。有人說這是擺拍出來的,「不真實」「很無聊」;也有人質疑,每天竟然只有3.28元,一定是計算錯了。
相對於批評,讓趙峰更驚訝的是朋友們激烈的態度,「不喜歡就罷了,為什麼他們的反應會這麼大?」他隱約覺得,這些照片「好像刺到了他們的某個點」。
幾周後,他帶了5張「貧困線」的照片去了北京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讓他沒想到的是,看過照片後,那裡的國際項目總監非常喜歡,連聲稱讚說從沒看過這樣的表現。這再次讓他感到驚訝:以前他拍過珠峰風光,拍過肖像和廣告,人們的評價從沒像這次這樣「兩極化」。受到鼓勵的趙峰開始覺得,或許他可以把這個「不一樣的項目」拍下去,記錄下其他國家的情況。
從那時起,趙峰每到一個新的國家都會拍下當地的「貧困線」。他白天做商業攝影,晚上收工後就跑到當地的菜市場或廉價超市,按照妻子算好的金額採購當地人常吃的食物。拍的多了,他也越來越有經驗:他會講價,也總能向當地人打聽到最便宜的市場,「看到旅遊者多的地方,我轉身就走」。
儘管是沒什麼收益的個人項目,趙峰做得格外認真。在尼泊爾時,因為日程緊張,他只拍攝了20種食物;但在柬埔寨,他買來了122種食物。每次拍攝完,就算再忙他也會想辦法把食物送給當地的窮人。
為了拍攝更多的國家,除了抓緊一切出差的機會,每次家庭旅行,他和妻子總會特意選擇一個從未去過的國家。
《貧困線》攝影作品。
關於貧困的數字
所謂貧困線,指的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和社會發展階段的條件下,維持人們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費的物品和服務的最低費用。這個看似簡單的數字,其實涉及了方方面面的諸多因素。有時為了確定一個國家準確的貧困線,林惠義需要忙上整整兩個星期。
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貧困線一般有「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兩種計算方式。發展中國家往往採用前者,即滿足最低生存指標要花多少錢;發達國家則通常採用後者,這建立在窮人的生活水平與其他社會成員對比的基礎上。
具體到每個國家,情況和演算法也各不相同。比如在新加坡,政府沒有出台正式的貧困線標準,而是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最貧困的20%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而其他公共和非政府機構都各自有對貧困的定義,並各自製定援助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林惠義需要通過政府發放給低保家庭的補貼額度、家庭的日常食物開銷以及每人每天的收支明細進行計算。而在汶萊,因為找不到任何相關的在線數據,趙峰只好跑到政府的金融部里購買了一本政府報告發給林惠義,她再從中一層層挖掘出有用的數據進行分析核算。
在趙峰眼中,《貧困線》真正的核心正是林惠義一個個精心計算出的數字,「這不是一個攝影師在百度、谷歌上隨便搜索出來的數據,而是那種學者看到都會認可的東西,是嚴謹有根據的。」
如果對許多普通人而言,那一個個寫在紙上的數字就只是數字而已,趙峰拍下的那一幅幅食物的圖片則把一條看得見的貧困線清清楚楚地擺在了人們眼前。
拍完中國後,趙峰的第二站去了日本。拿著每天4.84美元的開銷(2011年2月),他發現可以買到的食物比在中國的3.28元(約合0.49美元)竟要少得多。
到了美國,一個窮人每天的伙食費是4.91美元(2011年10月),這可以買到3個最便宜的漢堡,39塊奧利奧餅乾,大半個披薩,或是一小塊牛排。因為生鮮、有機食品價格較高,窮人能選擇的這些大多是經過加工的不健康食品。而幾乎在同一時期,一個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印度人每天只有0.6美元(2011年12月),這可以買到15片印度薄餅,3袋速食麵,6棵圓白菜,21塊奧利奧餅乾——但很難買到肉了。
趙峰說,其實直到現在他也不知道一個窮人每天真正在吃些什麼,因為他從沒完整地跟蹤過一個人的食譜,但他很清楚,無論在哪裡,貧窮意味著留給窮人的選擇都非常有限。土豆、大米、穀物、麵食等主食都是他們最常見的食物。
如今,28個國家拍下來,如果一定要說「在哪裡窮更好一些」,他會選擇歐洲和澳大利亞:瑞士和挪威的貧困線都突破了10美元/天(2011年和2014年),澳大利亞也有8.02美元/天(2011年8月)。結合當地的購買力,這些地方的窮人可以買到幾乎是全球最多的食物,甚至包括肉、蛋、魚和水果。
《貧困線》攝影作品。
貧窮,是個複雜的概念
在拍攝《貧困線》之前,趙峰曾對「貧困」的意義有過很多種假設,但隨著拍攝的不斷深入,這些認知和假設都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了。
曾經,他覺得窮人應該永遠沒機會吃到那些美味卻昂貴的食物,直到讀了《貧窮的本質》,他才意識到自己錯了。這本書的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學者,他們曾在五大洲多個國家對貧困人群進行過深入的社會調查。結果顯示,即使手中的錢極為有限,窮人也可能做出「不理性的消費選擇」。他們和普通人有著一樣的慾望、需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因此他們可能會花掉一周的生活費去吃一次鵝肝,也可能放棄饅頭選擇兩個明明填不飽肚子的石榴。
自那以後,趙峰在《貧困線》里也加入了這樣的選擇。在美國,他拍攝了一隻龍蝦;在中國,他拍下了一隻肯德基的蛋撻。
更大的震撼來自人。前不久,他到美國出差,期間認識了一位在波特蘭大學教攝影、本身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言談間那位老師對《貧困線》很有興趣,但讓趙峰沒想到的是,他在得知美國的貧困線後告訴趙峰,自己就處於這個標準以下。原來,他本是做圖片沖印起家,曾為著名的瑪格南圖片社沖印照片。但隨著數碼時代的來臨,他的生意日漸衰敗,只好到大學裡謀了一個兼職的教職勉強維生。雖然也有房住、有車開,但他每天花在食物上的開支不到4.91美元,各種貸款、賬單已經拖欠了好幾個月了。
「『窮』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窮』。」趙峰發現,窮比他之前以為的要複雜得多,「你可能以為窮就是沒讀書、沒工作、無家可歸、撿垃圾,甚至是懶惰,有工作不去做。可在很多發達國家,他們看起來就和你我一樣,有學業、有工作,甚至有屋子,但還是窮。」
趙峰去過歐美那些最發達、福利最好的地方,也去過尼泊爾、馬達加斯加這類幾乎是最不發達的國家。在那些極度貧困的地方,他見過真正的窮人,也目睹了他們面對生活無奈又無用的掙扎。因為受過窮,從小父母就告訴趙峰要考上大學,靠讀書改變命運,他也確實做到了。而如今的他發現,對很多人來說,貧窮可能讓他們連改變命運的機會都沒有。
「貧窮有時候真不是你能選擇的,也不是你的奮鬥能解決問題的。再努力,仍然是窮。」他說。
《貧困線》攝影作品。
《貧困線》 的啟發
拍了5年,趙峰和林惠義受邀在中國、馬來西亞、喬治亞、法國等許多國家和地區舉辦過《貧困線》的展覽,也曾多次被世界各國的知名學府請去演講。有趣的是,對於這個項目、這些照片,不同地方的觀眾常常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反饋。
在法國,許多人稱讚這些照片背後的構思「很美」。在馬來西亞,一位觀眾在詳細地詢問了數據的來源和演算法後告訴趙峰,她是政府扶貧辦公室的官員,經過核算他們的數據是正確的。而在新加坡的金融街,一位白領看完展覽後對他說,這是看過的「最感人的」藝術,因為「突然間覺得我擁有的東西太多了」。
還有一次,趙峰發現《貧困線》被轉載到了一個俄羅斯的網站上,通過谷歌翻譯,他發現俄羅斯的讀者們興高采烈地討論的是「中國的蔬菜好新鮮啊」「比我們的好多了」。
如今對趙峰來說,關於貧困的意義這個最初的問題他已經有了答案,但這一張張照片背後也蘊含了更多值得了解和思考的新問題:食物短缺、貧富差距、社會和經濟形態、國家政策對貧困人群的影響……他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攝影師,更多了幾分社會學研究者的味道。
5年來,隨著社會和經濟的不斷發展變化,一些早期拍攝過的國家的貧困線也有所調整。趙峰說,他們計劃每5年回去重拍一次,將《貧困線》做成一個長久的項目。
事實上,他們已經完成了兩個國家的重拍工作,中國是其中之一。2011年12月,中國政府大幅上調了國家扶貧標準,從原先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提升至2300元,這意味著之前每人每天的3.28元變成了6.3元。
2012年4月,趙峰又去了以前曾去過的那個菜市場,按照新標準重新採購了食物。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變化卻非常大。雖然標準幾乎翻了一倍,能買到的東西卻未必能翻倍:2010年能買到6個饅頭,2012年可以買9個;之前能買3根香蕉,現在能買4根;能買下的油菜倒是多了近一倍,但原來的7個橙子變得只能買下4個了。
儘管掙扎在貧困線上的人們看上去生活依舊艱難,趙峰卻對政府此舉給予了很高評價:「在這方面中國做得很誠懇。當你把貧困線翻了一倍的時候,窮人的總數可能也至少翻了一倍,這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事。但中國還是這樣做了,可見(政府的)責任心還是蠻大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實上,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貧困線至少調整了20餘次。2011年的調整後,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從原先的2688萬人擴大到了1.28億人。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現在中國也還存在7000餘萬貧困人口。
趙峰說,以他們的觀察,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實施同樣的舉措,但「這不是批評,也不是看誰對誰錯,《貧困線》想要探討的是選擇。」
在他看來,《貧困線》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大家能對貧困多一些了解,意識到這是整個世界面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貧困線》可以作為一個啟發點,從中我可以改變某個人的思想、影響一個領導、甚至一個國家對待窮人的態度和政策,那我做的這個事就算是有用的,也算是《貧困線》為世界做的一個小小的貢獻。」
事實上,隨著項目的不斷推進,在「貧困」的大主題下,他們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今年4月,他們曾通過互聯網招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觀眾拍攝自己所在城市的《貧困線》照片,收集起來舉辦了展覽。而9月在巴黎開幕的《貧困線》展覽中,他們也發布了一個新的實驗性作品:照片中央,是一片被100個饅頭包圍起來的鍍金的項鏈吊墜——吊墜的價格正好是那100個饅頭的價格。趙峰給這件作品起名為《相等》(The Equivalence),「因為其實它們是不相等的。」
「窮是苦的,可窮是複雜的。」趙峰說,直到現在他也不敢說自己是了解貧窮的專家,但回望過去5年的拍攝經歷,他已經足夠明白貧窮究竟意味著什麼。
本文首發刊載於《中國新聞周刊》總第731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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