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日|《論語》的雜亂形影

今天是孔子誕辰2565周年，我們重溫先賢的智慧，同時，我們也去思考，孔子的智慧在什麼樣的詮釋渠道得以被傳承。相隔2000多年，我們去想像孔子的時代根本沒有可能，根據《論語》來揣摩孔子的原意也是少有確證，但是其中的議論，時時會忽然穿越時空出現在今天的某一個場合，其時其景似乎遙遠地對應補充著《論語》中那些沒有被記錄的上下文。

《論語》中的孔子崇周公，周公重六藝，不知孔子因為崇周公而以六藝教人，還是因為他教六藝，而追述周公，當時諸子百家各自所依據的文化資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孔子以教人六藝著名，而「六藝」之名並提卻見於《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藝中的《詩》、《書》、《禮》、《易》、《春秋》相傳是孔子所作，更嚴謹的研究說，是經孔子編輯過的。其實，相隔2000多年來想像孔子的時代根本沒有可能，根據《論語》來揣摩孔子的原意也是少有確證，但是其中的議論，時時會忽然穿越時空出現在今天的某一個場合，其時其景似乎遙遠地對應補充著《論語》中那些沒有被記錄的上下文。有時候，這時間的隔閡又堅不可破，比如對「君子」、「小人」這種辭彙的現實使用是具有道德含義的，而歷史記述中，《論語》說到的君子、小人只是社會階層的名稱，君子是士以上的階層，小人是士以下的人群。周朝的封建等級制度崩潰，作為階級稱謂已經意義不大，在比喻的意義上君子、小人才有了道德含義，由等級區別變為人格區別。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幾乎無法判定這漫長時間的兩端，哪一端的《論語》更是真實的《論語》。

如果盤根蔓節地去追述時間另一端的《論語》，會發現孔子沿用了很多在當時就是傳統的概念，如天，命，仁，樂等，孔子時，仁已經是一個公認的道德原則，而孔子把仁提到了一個更有解釋空間的高度——仁者，人也。於是後世儒家各有所解，莫衷一是。孔子言「性相近」，卻又沒有明確論述，後世弟子孟子闡發「性善論」，荀子論證「性惡說」，性善性惡遂成為後來儒學的一大問題，很多現代學者從中看到了它對人的尊重。

中國思想史家勞思光斷定，孔子立說，原是以政治秩序問題為主，其他關於仁、禮、名、天等等概念都是以解決政治秩序問題為誘因，推而進入的。周公時代被孔子看作是一個禮儀完整的好社會，到了春秋亂世，雖還有周時的遺風，但禮儀背後的觀念內容變化了，周朝制度所依賴的階級秩序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論語》講「禮」，是在講禮儀的觀念，這個觀念所依據的是人間的秩序，進而更深入地推尋到外在秩序的情感基礎，從兒子為父親隱瞞罪過的自然親情，又歸結到對社會邦國的政治秩序上。

孔子之後，「七十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教士大夫，禍隱而不見」。戰國韓非說，後來「儒分為八」，分別是子張、子思、顏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樂正氏。民初楊幼炯考:根據《論語》里提到的「十哲」，這八個人應該分別來自孔子的八個好學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響力的學生，孟子來自曾子之學，荀子來自有子之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孔子弟子77人的姓名，在《論語》中出現只有29個，從中得見，這些學生在當時就有同門不合的言論，子張就看不上曾參每天三省、戰戰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門中的武俠派自有理想，子張和漆雕氏的學說早不傳世，「儒分為八」中也就沒有被當作孔門正傳。這也許與《論語》編纂者是曾參弟子的公案有關。

八儒中，在戰國時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實高於孟軻，荀子強調了儒學裡實用的入世傾向，而孟子開發了心性的倫理觀念。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對子思、孟軻的心性說不以為然，指責他們:沒有理解孔子，只學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識。所鼓吹的五常，被世上的糊塗人不知真相地往下傳，這是子思和孟軻的罪啊。荀子認為:孔子的思想成體系，言行一致，孔子主講仁，有時仁和智並講，偶爾也講勇，從沒有把仁義理智信平行而論，義和理是從仁和智延伸出來的，被孟子搞成並列關係，就叫做「不倫不類」。

戰國時代，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後代的儒家傳記里，孟子、荀子並沒有被紀錄為儒，還屬百家諸子。但是孟子1000多年後，從八家之中脫離出來在元朝被奉為與孔子並稱的亞聖人。

《論語》與《孝經》並列

傳聞兩漢儒家多有對《論語》的注釋，但基本都失傳了，最早有鄭玄的注釋還留有一些殘卷，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論語集注》。而後，代有人注。因為《論語》是孔子在教人六藝時的言論輯錄，所以它具有闡釋性，西漢時《論語》、《孝經》並列為小學，作為儒學的基礎讀物，到東漢時立為經書。

漢初的儒者很少有純儒，如陸賈在《漢書》里被列為儒家，他有關歷史的言論很近於荀子，但他言論政治又與老子近似。從叔孫通為漢朝定製了一套禮儀制度，董仲舒以陰陽家言糅合於儒學，漢代儒學向實用政治接近。

《史記·董仲舒傳》記:前134年，漢武帝問策，董仲舒答:《春秋》是天地之常經，可是朝廷是以別的道為樣板，人們的言論思想各種各樣，國家不斷調整政策，臣民都不知該怎麼應對，所以，他提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樣制度統一，法度清楚，臣民才知道遵守什麼。

六藝中，《樂》沒有經書傳下，其他五經被奉為國家經典，立五經博士傳授，漢儒根據五經為漢朝制定法制，所以「孔子為漢製法」，而且這一制度一直為後世仿效。

儒學的經書在漢武帝推崇下成為國家經典，為學人所必修，從此以後，直到康有為，凡著書立說，如果要取信於人，無不以五經為名。司馬遷修史自序中道: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年，有能繼承孔子正《易傳》，繼《春秋》的，就是我了。「小子何敢讓焉。」從這豪言中大概能看出，司馬遷也是要繼承孔子大業。《史記》之後的中國歷史都本著這個傳統，表面寫世事興亡，榮辱得失，其實是寫治國安邦之道，甚至天命人道。

孔子儒學被定於一尊，與大帝國的局勢相關聯。漢初基本沒有明確的政治藍圖，而依黃老，主張無為，制度上沿用秦制。按《春秋》所論，周朝八百年，而秦只有二世，其中有王朝興亡的微言大義，儒學政論當然更符合建立一個千秋大帝國的理想。漢武帝選擇儒學獨尊，之所以重《春秋》，講制度等級規範，講孝，以倫理道德而講國家制度，顯然是出於政治需要。

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教育，先學《論語》、《孝經》，然後入官學五經，在董仲舒提議下各州郡每年向國家舉薦茂才孝廉，此後，公卿、大夫多文學之士。這樣也把春秋以來的個體游士重新納入社會組織中，從此改變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整體命運。秦朝曾提出「以吏為師」，漢以後，「以師為吏」，「學而優則仕」幾乎成了中國人唯一的理想道路和心理傳統。

關於人生的學說在漢初發生了一個大變化，孔子說仁，講做人的道理，漢儒則講《論語》的同時傳講《孝經》。

自孔子刪述六經之後，經過秦朝的焚火，楚漢戰爭，多有遺失損散，漢成帝時命劉向等一批人校理各類舊書籍，劉向是校理經傳詩賦的，劉向死後，他的兒子劉歆繼續其職。哀帝時，把所有的書總歸為七類，編成《七略》上奏，書布天下。首先是六藝略（《樂》首次列出，但一直被懷疑是偽作），第二是諸子略，儒家如曾子、孟子、荀子都列在諸子略之內，而孔子不在其中，《論語》和《孝經》一起附在六藝略之後。可見在西漢末年的儒學更尊儒學經書，而超過對孔子的尊崇。也許是對儒家之名的理解不同，在漢代編的儒林傳中，諸儒是從漢開始排，曾子、孟子、荀子都不在那個序列里而屬百家諸子。漢朝的儒，都是以傳經論治為業，而戰國的儒是以明道教人為任。

章丙麟對劉歆編《七略》評價極高，他說:傳播典籍，從孔子開始，其後只有劉歆了。漢興後，雖不像秦皇那樣禁書，但在民間，即使是五經、《論語》，如果沒有老師傳授也讀不到。劉歆整理了典籍後，就可以複製，書商就可以賣書於民間。

漢代的經學有今古文之爭，與《論語》的今古文版本同樣，今文經是由儒家弟子口授用當時流行的隸書錄下的五經，古文經是當時從孔子家牆壁上發現的用戰國時流行的大篆錄下的經書。在西漢時被立為官學的都是今文經。今文經學尊崇孔子，以孔子為受命於天的素王，認定六經都是出自孔子之作，以《公羊春秋》為主，在五經中論證微言大義。而古文經學尊崇周公，孔子只是史學先師而已，相信孔子述而不作，六經就都是史料，劉歆校書之後有「六經皆史」一說，古文經學在西漢時流傳於民間，東漢時盛行，訓詁學發達開來，經典被弄得煩瑣雜碎，《漢書·藝文志》評價:「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義，白首而不能通。」

雖然漢初有大師董仲舒，但他主要是作為意識形態的論證，在思想上比不上《淮南子》或《論衡》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道教流行與此不無關係。獨尊儒術，道教在政治上完全被排擠，只能在個人生命上開發意義，而漢儒無論是讀《春秋》的，還是訓詁的都無法形成廣泛的精神生活，跟百姓幾乎沒有關係，只好另擇他說，到東漢末年匯成了道教。

本文節選自416期《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版權歸本刊所有，如需轉載，請務必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