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輝：鮑曼思想研究：探索新的分析範式──兼評鄭莉的《理解鮑曼》

一、問題的提出

齊格蒙特·鮑曼被認為是當今用英語寫作的最偉大的社會理論家之一，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研究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對於他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我們不妨以另一位更為國內學者所熟知的社會理論家吉登斯作為參照物來比較：吉登斯在1992年就稱之為「出類拔萃的後現代理論家」（Anthony Giddens，1992：21-22）；鮑曼研究專家貝爾哈茲指出，在當前討論參與現代性問題的歐洲社會理論家中，最具衝擊力的「三駕馬車」是：吉登斯、貝克和鮑曼，三人各有千秋，分別從各自的知識世界來理解新的歐洲社會，推動並探索社會政治理論發展的新空間（Peter Bellharz，2002：XII）；還有學者最近認為：「在80年代後期的社會學中，吉登斯一般被理解為英語世界最重要的社會學家，然而，勿庸置疑，鮑曼現在已經不但取代了吉登斯，而且逐漸成為21世紀社會學界最重要的闡釋者，是專家的專家」（Tony Blackshaw，2005：1）。儘管鮑曼比吉登斯要年長13歲，但由於他追隨齊美爾的寫作風格，多數著作都是由鬆散的論文構成，同時他並不是像吉登斯那樣的理論體系構建者，也無意建構一種社會學流派（Richard Kilminster and Lan Varcoe，1996：1）。這樣，他的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都很少引起學術界重視，直到1987年《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的面世才開始名聲大噪。但此後幾年的研究文獻還只是體現在以論文的形式述評他與現代性主題相關的思想，直到1995年鮑曼的同事為紀念他七十歲和在利茲大學任教二十周年而出版《文化、現代性與革命》論文集之後才開始出現專門研究鮑曼的論著。從此，國際學術界才開始重視其思想的學術價值，並逐漸對它進行全面深入的闡釋、分析、爭論和運用。儘管對於中國大多數學者來說，鮑曼的論著和思想還是一個陌生的領域，但進入21世紀後，隨著探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主題的逐漸深入，隨著鮑曼的著作相繼翻譯成中文（包括台灣出版的在內已逾17本之多），中國學術界也開始重視鮑曼思想的學術價值。鄭莉博士的新作《理解鮑曼》是漢語界第一本對鮑曼思想有著最為全面、詳盡和系統的研究的專著，這對中國學術界重視和繼續深入研究鮑曼思想有著重要的先導作用。

《理解鮑曼》一書在研究範式上借鑒了西方學術界研究鮑曼思想的主要成果，把鮑曼思想從其所處的英國和東歐語境中抽離出來，並置之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概念框架中去理解和定位。然而，這恰恰是思想史研究「劍橋學派」所堅持批評的。「劍橋學派」的開創者昆延·斯金納認為，研究思想史和經典思想家的思想主要有兩種範式：正統的範式是把思想家的思想從語言環境中抽象出來，通過整理與評論相結合的方式對其全部文本或部分思想進行解釋，試圖發現其思想理論之間的邏輯關係和內在張力，及其「普遍真理」對研究者所處時空的貢獻；另一種是他用以反對前一種研究範式的「歷史語境主義」方法論，主張不預設框架限定作者對某學科的貢獻，而是把思想家的思想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社會語境中去理解和分析，不僅要了解文本的意義，而且還要研究作者通過文本修辭來表達的意圖（Quentin Skinner, 1969：57-58) 。據此，我們通過評價《理解鮑曼》的研究範式來考察當前鮑曼思想研究的現狀和誤區，並試圖探索新的研究範式，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學術界對鮑曼思想進行多向度、多學科的立體式研究，更客觀地了解鮑曼思想對當代歐洲和國際學術界的貢獻，並由此啟迪我們更清晰地理解和洞察當代西方歷史、文化、社會的深刻變化。

二、研究鮑曼思想的主流範式及其誤區

鄭莉博士的《理解鮑曼》一書是在她的「理解鮑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研究」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此書正如謝立中先生在序中所中肯地評價的那樣：「作者對自《立法者與闡釋者》以來鮑曼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幾乎所有重要著作中的主要思想進行了較全面的描述、分析和評論」，作者細緻研究並全面運用了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認為「只有了解這一分析策略才能夠把握住鮑曼思想的真正面目和不同發展時期的內在邏輯」。（鄭莉，2006：序言2）所以，作者在分析西方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首先重點闡述了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概念內涵以及二者的關係，以此作為全文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論基礎，然後按照文本出版的順序分別在知識分子、大屠殺、後現代性社會學、後現代倫理學和全球化這五大板塊上全面闡述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思想，在此基礎上重點比較了鮑曼與貝克、布希亞、哈貝馬斯、圖雷恩和齊美爾等思想家的分歧，最後給予鮑曼思想恰當的定位和評價。鄭莉博士合理地把鮑曼迄今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至少三十本著作1分為四個階段。但本書的研究範圍卻主要是鮑曼在第二、三階段（從1987年到1997年）里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思想，而對鮑曼在80年代中期之前第一階段的早期思想尚未涉及，對鮑曼在1997年之後第四階段的流動現代性思想也較少闡述。因此，充分運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一分析框架是作者在這本專題性著作中的一個最大特徵，我們認為，恰恰就是這個特徵限制了作者無法立足於更大的時空視野，難以深入理解鮑曼變動的研究主題背後不變的價值關懷。

作者全文扣緊鮑曼思想中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分析策略。作者這種分析範式秉承了西方研究鮑曼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深刻反映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是當代西方社會理論研究的主旋律。上世紀70、80年代歐洲思想界湧現出一批主張後現代來臨和歷史斷裂的領軍人物，如福柯、德里達、利奧塔等，而以哈貝馬斯為首的思想家則極力維持現代以來的歷史、文化、社會的連續性。西方學術界從此掀起一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爭的熱潮。隨著蘇東劇變和歐盟成立等歷史性事件的接踵而至，這股爭論的熱潮愈演愈烈。因此，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一對概念就成為學術爭鳴和社會洞察的一個平台，是思想家診斷西方社會危機並探究出路的一種集體話語。然而，思想家們各自不同的知識背景、分析路徑和學術立場，決定了他們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內涵有著不一致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我們在專門研究當代思想家的思想時，必須首先深入了解他所運用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內涵和意義，才能把握其思想主張的精髓及其對學術界的貢獻。顯然，《理解鮑曼》一書的作者已經抓住了這一點，她比較性地闡述了西方的鮑曼研究專家如丹尼斯·史密斯、彼得·貝爾哈茲、道格拉斯·凱爾納、斯科特·拉什等人的相關立場，尤其綜述了近年來學者關於鮑曼是現代還是後現代理論家的爭論。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並全文貫徹的一個命題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作為鮑曼理論研究的核心主題和分析框架貫穿於他分析問題的始終」（鄭莉，2006：35）。

我們知道，在鮑曼思想發展的第二、三階段，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對概念成為他分析西方現代社會變遷的重要理論策略，是「把握我們這個時代社會變化趨勢所必須闡明的那些對立體中最為根本的對立體」（Zygmunt Bauman，1992：163）。在這個對立體中，鮑曼是從後現代性的角度來定義現代性，由生成中的「後現代性」概念來界定「現代性」的內涵。作者從三方面來把握他的後現代性概念：一是知識分子的重新定位，即對其自身社會地位的重新評估，不再作為「立法者」對真理和道德判斷等作出權威性解答，而是作為交流文化知識的「闡釋者」；二是確立後現代性的認知框架，後現代性需要表達的是不確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和不可化約的精神狀態、思想模式、審美模式和事物狀態；三是標誌著出現一種成熟的社會系統、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以消費為核心的消費者社會）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而且消費者的行為已經穩步進入到認知和道德生活的中心。在此基礎上，鮑曼確立了現代性的核心特徵：1、現代性表現為永無止境地建構秩序；2、現代性最顯著的特徵是知識/權力的共生；3、現代性還是追求確定性和消除差棄性的一種體驗、思維方式和感知方式（鄭莉，2006：40-49）。

然而，我們認為，儘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在鮑曼的第二、三階段顯得非常重要，但僅僅以此作為理解鮑曼全部思想是不夠的。這是因為：一、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框架無法涵蓋鮑曼80年代中期以前的思想源流。儘管鮑曼在第一階段的思想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但作為鮑曼思想的研究者卻不能不重視，因為鮑曼不是學院派的思想家，其思想主題的變遷與其個人坎坷的人生歷程相映射，深刻反映出歐洲猶太人和芸芸眾生對歷史劇變的擔憂，因此，通過對他前期思想的了解才能得知他為什麼後來一度傾向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分析策略，一度推崇勒維納斯的道德哲學。實際上，鮑曼的思想滋養都關注社會變遷中的人類生存境況，他運用社會學這種理論工具來挖掘和恢復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比如，他在50年代開始就堅守波蘭社會學的批判傳統，並成為一位「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他跨越人文社會科學的界限，吸收當代歐洲小說風格的人文關懷：「與許多社會學家相比較，米蘭·昆德拉教會了他更多的社會知識」（Tony Blackshaw，2002：1）；葛蘭西對鮑曼產生轉折性影響：「閱讀《獄中札記》對我的生命產生主要影響」（Zygmunt Bauman，1992：206），等等。這些早期思想為其後期思想提供關注人類生存境況的知識源泉。在思想發展的第二、三階段，鮑曼是通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相對照的分析策略來考察知識分子、大屠殺、社會學、倫理學、消費社會等主題，主要是因為，在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前期是歐洲乃至全球格局大轉型的時期，運用這種比較的分析範式最能體現歷史、文化和社會的結構性變遷，尤其是能在新社會形態中探索出人類更好的生存境況。所以他在1990年舉家回遷華沙大學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試圖為「建構一個新波蘭發揮作用」，以尋求人類生存的新機遇（Keith Tester，2004：2）。所以，從人類生存境況變遷的視角來看，鮑曼研究主題的變化主要是受現實的社會政治變遷所影響，但其中的價值關懷和知識分子責任沒有改變。

二、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策略無法延伸到鮑曼90年代後期以來的思想發展。鮑曼在1997年的《後現代性及其缺憾》反思後現代性之後，發現已應用十年之久並使他名聲大噪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分析策略難以繼續理解全球化中的東歐和世界變化，因此就毅然代之以「流動的現代性」概念。鮑曼從兩方面來說明這種概念轉換的原因：一是讀者往往把他的「後現代性」曲解並等同為「後現代主義」。「由於語義學上的混亂，在"後現代性"標題下來明智地討論當代趨勢幾乎是不可能的」（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2001：97）。另一個更為實質性的理由是現代性的連續性。由於「後現代性」暗示著終結或摒棄現代性，鮑曼指出，這是不真實的，而應該是「相似但不同，連續中的非連續」。所以他創造「流動的現代性」是為了表明歷史正處於「連續性（融解和脫域）與非連續性（已融解但還沒有凝固和再嵌入）的進程中」（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2001：97-98)，以此考察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在全球化時代發生何種變化。鮑曼研究策略的轉換還存在一個現實原因：由於看到歐洲尤其是東歐等國多年的社會政治改革都無法拯救人類的生存境況，也無法實現他所提出的倫理原則，全球化帶來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反而肆意蔓延。所以他發明更為積極的「流動現代性」概念，宏觀上批判全球化中的經濟、政治和消費主義，在微觀層面關注貧窮、個體化和生活政治。這顯然表明，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這種分析策略並非《理解鮑曼》一書中所說的是「早期思想的延續」（鄭莉，2006：33），而是一種用於考察人類生存境況在全球化時代的新變化的新理論工具。

三、研究者運用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作為分析範式容易捲入到一場無止境的爭論中：鮑曼的思想是否屬於後現代理論範疇。作者在《理解鮑曼》的導言中很好地概括了西方學者對鮑曼的現代性與後現代問題的爭論，從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研究者過於簡單地把鮑曼定位為後現代主義者。正如托尼·布萊克朔指出的，「有三個陣營把鮑曼錯誤地理解為一名後現代主義者：關注他但卻沒有通曉他的所有著作和思想發展過程的人；發現他的著作難以理解的人；沒有仔細閱讀並錯誤地闡述他的觀點的人。」實際上，「鮑曼並不是一名否定意義上使用的後現代主義者，相反，他幾十年來一直在不斷發展新的研究方法和領域，儘管他受到被刻畫為後現代主義的思想所影響」（Tony Blackshaw，2005：5）。所以，如果僅從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範式來考察的話，我們很容易給他扣上「後現代性理論家」或「後現代主義者」這樣的帽子。我們知道，鮑曼所刻畫的後現代轉向還只是一種試探性的、臨時性的、非定論性的態度，這與德里達、利奧塔和鮑德里亞等人明確張揚後現代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後現代性只有與現代性相對照才有意義。因此，我們需要警惕對他進行刻意分類背後的那些主觀意圖。正如泰斯特所說：「一般把鮑曼歸類為後現代主義者似乎是出於保守和安全的考慮，為了使之適合已討論過的議程，但這樣就必然掩蓋了鮑曼其它思想的影響力，減少其可能性和矛盾性。所以，也許更重要的是，不能把鮑曼放在某個盒子里，而是挖掘思想中深刻反映當前世界變遷的潛在資源」（Keith Tester，2004：16）。可喜的是，《理解鮑曼》的作者儘管仍然採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分析範式，但她卻有意巧妙地迴避這種非此即彼的爭論，力圖「通過展示其理論邏輯的內在發展脈絡，將其理論觀點置於永恆的動態的開放狀態之中。」（鄭莉，2006：203）

總之，儘管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流動的現代性這三個分析性概念是鮑曼考察現代社會動態變遷的理論策略，但我們認為，這不足以成為我們研究者理解鮑曼思想的分析範式，更不用說還存在簡化或誤讀鮑曼思想的可能。

三、探索鮑曼思想研究的新範式

作為一名非常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思想家，鮑曼反對建構任何理論體系和思想流派，所以他的思想源流並不局限於闡釋、發展或綜合某個或一些經典思想家的元理論，而是在對歐洲社會變遷的深刻洞察、批判、反思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就表明，他在思想發展的某階段所創造的概念無法貫通其思想發展的始終。因此，我們不能遵循某種固有的分析範式來理解鮑曼思想，也無法把他的所有思想納入到某種既定的分析框架中去研究，相反，我們有必要拆解其概念框架，展現其思想變遷的真實性和內在邏輯。

更重要的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種抽象而令人迷惑的概念本身無法反映出鮑曼深刻的人道主義關懷。我們認為，恰恰就是這種關懷才是鮑曼對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理論的獨特貢獻。鮑曼無論使用何種概念，都只是為了發現當今世界阻礙人類追求更好的生存境況的原因。這充分體現出當代歐洲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正如克勞斯·奧菲所盛讚的那樣：「齊格蒙特·鮑曼一直致力於研究人們在現代或後現代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結構中所處的狀態，以及處於這種狀態中他們有過哪些（慘痛的）經驗（尤其是不安全感，不確定的災難，或者是矛盾心理下的苦痛）」（Clause offe,1998:173）。所以，我們應該以潛水採珠的方式，揭開其混雜概念和晦澀語言的表層，潛入其思想河床的深處，挖掘他對人類生存境況變遷的犀利認知，弘揚他對當代西方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的傑出貢獻。

他在許多著作中多次指出，人類最值得珍視的永恆價值是個體的創造性、尊嚴和自主(Keith Tester,2004:131)。因此我們認為，個體可以作為理解鮑曼全部思想內核的分析性概念，尊重個體和關注個體生存境況的變遷是鮑曼思想的出發點、理論資源和歸宿。

在現實層面上，我們從鮑曼個人的生存境況可以看出，對個體生存境況的觀照一直流淌於他的思想河床中。1、他妻子雅利納在納粹統治期間的猶太經歷給鮑曼的思想留下深刻的痕迹，這促使他從猶太受害者的視角來研究大屠殺與現代性在本質上的親和性，而且還激起他從道德責任層面強調對弱者的關懷；2、對個體倫理的宣張不僅是他對社會危機的內在根源和未來不確定性的剖析，而且還折射出他對重返東歐世界的渴望；3、對道德、自由和幸福的質問完全可以歸結為他對個體生存困境的關切。這是因為人們在1990年前後相繼目睹了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體制出現的兩種社會危機，而鮑曼的思想則深刻反映了個體對這種危機產生的焦慮和困擾；4、在研究後現代性的主題時，鮑曼對流浪者和觀光客的強調折射出他長期客居他鄉的情懷；5、由於對流放生活的感知，他不僅始終重視個體的身份認同問題、尊嚴問題和貧窮問題，而且還把微觀的個體化和宏觀的全球化結合起來。總之，鮑曼學術生涯一直把個體生存境況作為視點，而且這種個體具有特定的價值和倫理指向，所以，我們認為，可以把個體作為理解鮑曼的分析性概念和邏輯架構的原點。

要論證微觀意義上的個體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理解鮑曼的核心概念，我們還得從鮑曼思想資源著手才更有說服力。可以說，鮑曼的思想源頭都與其主張個體能動性的思想有關。因為當問及思想發展的線索時，鮑曼的解釋是：葛蘭西教他應該看什麼，齊美爾教他如何看這個自然而又無法改變的世界，勒維納斯則從理論層面教他為什麼這樣看世界（Peter Beilharz，2001：334)。在這裡，我們需要釐清這三位思想家對鮑曼思想的影響。第一階段的思想是受葛蘭西的影響。鮑曼認為，作為後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告訴他，個體並不是社會政治結構中毫無思想的複製品，而是有著自我特性的行動者。每個人都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權力，只是由於現代社會政治結構抑制了這種能力的正常發揮；第二階段是齊美爾的影響。齊美爾指出，社會學的任務是以懷疑的眼光去對待秩序井然的世界，並探究那些對人們造成日常後果的社會政治秩序，因為矛盾性和不確定性是社會生活的本質，而且個體的境遇並不遵從社會、政治、經濟之間的分界。第三階段是勒維納斯的影響。鮑曼吸收勒維納斯的他者哲學思想，主張道德不是個人的判斷力、特定群體的立場和體驗或者方法論的程序，而是一種對他者永恆的責任，是個體存在的本質。

在融會貫通這三種思想資源的基礎上，鮑曼指出，當前的資本全球化正在瓦解現代以來建構的社會工程，這為恢復個體道德責任和能力提供了充分條件，但全球化帶來的消費主義卻又使個體的生存境況陷入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對鮑曼來說，在這種機遇和危機均等的條件下，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以政治的方式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以此恢復窮人的公民地位和資格。這不僅表明可以用個體的概念來串聯鮑曼各階段所有似乎非連續性的思想，而且從中可以看出，關注現實社會中的個體始終是鮑曼洞察現代社會和政治變遷的邏輯起點和思想歸宿。所以，我們完全有必要深入到鮑曼思想內部，並且把它放在具體歷史背景中去理解和分析。顯然，我們如果僅僅把鮑曼思想放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概念框架中去認識，就無法完整展開他對個體生存境況的深度關切。

既然個體是解釋和分析鮑曼思想的一個重要視點，那麼，我們如何通過個體生存境況變遷的視角來把握鮑曼的核心思想及其發展動態？在解讀思想的過程中，我們如何運用這種分析視角才不至於陷入於只以編年史方式解釋鮑曼著作呢？

在運用個體生存境遇變遷作為解讀鮑曼思想視角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不以鮑曼思想發展的源流或著作產生的年代去從事文本解釋學研究，而是按照人之為人的個體在社會歷史變遷進程中的生存境況來研究鮑曼思想的學術貢獻。我們在研究中可以把鮑曼關於人性價值和道德選擇的觀點放在首位，以此作為鮑曼思想的立論基礎和前提；然後再考察個體的價值在現代社會政治的秩序中是如何受壓制和分類的，以及在現代社會政治結構衰微的過程中個體是如何轉變成新的社會角色，而且在新的境況中個體將有什麼新的生存機遇；最後考察鮑曼希望政治意識、制度、行為在保護社會個體的作用方面應該發揮什麼功能。作如此調整對我們正確解讀和研究鮑曼思想有著重要意義。

首先，從個體層面來研究可以把鮑曼思想視為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從而解決學術界對鮑曼思想連續性問題的爭論。因為，展開鮑曼思想的內在邏輯是：挖掘個體行動能力，批判現代性對個體的壓制，訴求於後現代性來恢復個體的道德責任，透視流動的現代性時期個體困境和機遇的雙重可能性，並試圖通過社會正義和改造政治來拯救人類的尊嚴、自主和自由等價值。由此說明鮑曼的思想並不是斷裂的而是循環發展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敘述走的是循環之路，而不是按照直線發展，……有些主題再次受到關注」（鮑曼，2002：229）。

其次，通過個體生存境況變遷來考察，我們還可以發現，鮑曼的思想把批判理論的宏大視野和後現代理論的微觀洞察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個體─社會─國家─全球的聯結，也就是微觀和宏觀的統一。這有助於我們體察20世紀80、90年代歐洲社會的歷史危機對個體生活的深刻影響，尤其是東歐人們的思維、意識和行為的根本性變革，同時，我們還可以從中管窺西方學者對現代政治理論的深刻反思，以及人們對政治的期盼。

最後，通過這種新的分析範式可以表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並不作為一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而只是作為一個重要的參照坐標、背景知識和需要論證的關係。我們在研究鮑曼思想的過程中試圖尋求新視角和分析範式，其目的在於，通過個體的概念把鮑曼思想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主要探討鮑曼思想對當代社會政治理論的貢獻，從而避免學術界對鮑曼思想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爭論，避免爭論鮑曼是否是後現代主義者。不僅如此，通過這種分析範式考察鮑曼思想，我們更可以了解到，從傳統社會解放出來的個體如何被重新安置在現代社會的結構中，而在當前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全面衝擊的背景下，個體的生存境況又有著哪些新的變化。 　

參考文獻

(1)鄭莉：《理解鮑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版。

(2)齊格蒙特·鮑曼：《通過社會學去思考》，高華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Anthony Giddens(1992), "Uprooted signposts at century"s end",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17, January.

(4)Clause Offe(1998), "Laudatio für Zygmunt Bauman", Zygmunt Bauman, VolumeⅠ, edited by Peter Beilharz(2002), SAGE Publications. 　

(5)Keith Tester(2004), The Social Thought of Zygmunt Bauman, PALGRAVE MACMILLAN.

(6)Quentin Skinner, (1969),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 Vol.8.

(7)Peter Beilharz (2001), The Bauman Reader, Sage Publications.

(8)Peter Bellharz(2002), "Editor"s Introduction: Bauman"s Modernity", Zygmunt Bauman, Volume l. Sage Publications.

(9)Richard Kilminster and Lan Varcoe (1996), Cultur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Zygmunt Bauman, Routledge.

(10)Tony Blackshaw (2002),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ygmunt Bauman", Network: Newsletter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No.83, October.

(11)Tony Blackshaw(2005), Zygmunt Bauman, Routledge. 　

(12)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 (2001), Conversation with Zygmunt Bauman, Polity Press.

(13)Zygmunt Bauman(1992), 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 Routledge.

注釋

1 、鮑曼的著作除了《理解鮑曼》一書中作者所列出的25本著作之外，還至少應該包括《再次孤獨：確定性之後的倫理學》（1994）、《歐洲：一個未完成的冒險》（2004）、《廢棄的生命：現代性及其被遺棄者》（2004）、《認同》（2004）、《流動的生活》（2005）等6本。

郭台輝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