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大學評論

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 我的專業是文學研究。從1994年寫作第一篇有關大學的文章開始,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間,我先後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與《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四本專門討論大學問題的著作,以及兩本自選集——大陸的《中國大學十講》與香港的《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這些著作基本都是大學史的研究,偶爾也會討論到當下中國大學的問題。但我最近在香港與大陸同時出版的《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則有些不同。這本書直接面對當下的中國高等教育問題發言,屬於"大學評論"。具體來說,有兩個特點:第一,它不是專業論文,而是報刊文章的結集;第二,在以往的著作中,我會旁徵博引,同時討論德國、日本與美國的高等教育,但在這本書中,除去北大,我只談了香港的大學——尤其是港中大。

視頻為陳平原先生在沙龍現場做主題分享。為什麼是香港?二十年前,也許我們會說那是一塊"彈丸之地";可是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承認:對中國內地的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大學已經既構成了挑戰,同時又提供了借鑒。那裡的大學也許不像各式各樣的排行榜中的數字那麼耀眼,但卻值得我們重視。從1998年28名內地學生進入香港接受高等教育開始,到去年一年已經達到了1590名。今年,這一數字可能超過2000名,而這無疑將改變香港的高等教育結構。如果我們站在內地的立場來看,香港的大學師資不錯,教育體制也可圈可點,但他們的生源卻不是很理想。因為香港的人口有限,除去中學畢業後直接申請到海外讀書的,剩下的高質量的中學生其實並不是很多。而香港的大學卻不少,其中有三所研究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還有五所教學型大學,以及大量的私立大學。這麼多大學來"瓜分"這些學生,就導致生源成為了突出的問題。內地學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陸續進入香港的大學。中國政府給予香港的高等教育的最大幫助,是在政策上允許他們零批次錄取。這樣一來,香港的大學生源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我在港中大教學,明顯能夠感受到近些年來學生的水平在不斷提高。在香港的大學中,有10%的本科生來自內地;在研究生中,這一比例更是超過60%到70%。換句話說,今天討論香港的大學問題,已經必須把如此龐大的內地生源包括在內了。同樣,談大陸的高等教育,香港也已經成為了一個重要參照。這些年來,香港各所大學的校長都雄心勃勃。此前,通常只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被認為是可以參與國際競爭的好大學,但現在其他大學的排名也都在陸續上升。6月13日,《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報道,題目是《缺乏特色讓上海的大學落後於香港》。文中依據新公布的《2013年QS亞洲大學排名(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對亞洲近300所大學的最新排名,指出上海的大學普遍落後於香港。比如,香港科技大學是第1名、香港大學是第2名、香港中文大學是第5名、香港城市大學是第12名,而上海最好的大學——復旦大學只是第23名。此外,還有香港理工大學高於上海交通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高於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落後於嶺南大學,等等。上海交通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都是所謂的985大學。也就是說,香港主要的大學幾乎排名都比內地的985大學要靠前。我在香港教書,深知這樣的排名是有問題的。如果說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的水平高於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肯定是不可信的。那麼,明知不可信,中國內地的大學為何還會如此焦慮?這與香港的大學進入內地以後影響生源的選擇有關。以前,對於大陸學生來說,北大、清華毫無疑問是第一選擇;但現在不是了,還有香港的大學可以考慮。我在《大學小言》中寫過一則《排名的困惑》,其中引用了一段軼事,說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原北大校長丁石孫訪問香港,有記者問他北大和中大哪一個更優秀,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我們北大。"丁校長的態度,代表了我們二十年前的思路:中大怎麼能跟北大相提並論呢?但是二十年後的今天,再看各種排名,我們發現中大的確已經超過了很多內地的大學。當然,這其中有排名本身的問題,不過卻也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香港的大學在最近二十年間已經大踏步發展。我的判斷是:在1997年回歸以後,香港民眾的自信心在下降,但香港大學的自信心在倍增。今天,我們應當祝賀香港有那麼多的大學的排名在亞洲越來越靠前,可我想反過來追問的是:我們內地的大學呢?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學是在1991年。當時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那裡從事了三個月的研究。因為那時的香港還沒有回歸,所以我們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驕傲。此後,我與港中大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在1991至1997年間,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掙扎,他們也有他們的努力。從2008年開始,我成為了北大與港中大的雙聘教授,合作自然也就多了起來。近十年間,我不斷地跟他們的校長討論大學應當如何發展、對於未來的香港大學的想像以及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內地大學等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我發現:香港的大學越來越自信,內地的大學越來越不自信。自信與不自信,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大學辦得好還是不好,而是意味著內地的大學現在換了一個跑道。此前,內地與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說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們很容易判斷,哪些大學辦得好,好在什麼地方。但今天,我們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遊戲場。對於內地大學而言,這套遊戲規則是全新的。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後的教育史會記得這個年份。那一年有兩件事情對於此後的內地高等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紀念大會上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由此也就產生了一個我們今天都熟悉的辭彙——985大學,即江澤民在講話中確定下來的重點支持北大、清華以及其他七所大學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雖然日後列入985工程的大學擴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還是2+7。此前,教育部已經發布過211計劃,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的100所大學。所有這些——"985"、"2+7"、"211",對內地大學發展的影響都是決定性的。二是1998年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政府決定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從次年開始擴招。所以,近二十年的內地高等教育基本都是在兩條道路上賽跑,一方面強調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又拚命擴招。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得到了國家很多很多的支持。但我心裡有些不安的是,儘管北大是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與此同時,那些在211之外的大學的處境卻越來越艱難。現在的內地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樣層累起來,我們關心的都是頂端的大學,而很少討論那些底層的大學。這些年,我有意識地走訪了很多非211大學,包括開封的河南大學、太原的山西大學、保定的河北大學、蘭州的西北師範大學與福州的福建師範大學,等等。在我看來,這些也都是好大學,有的甚至已經具有110年的歷史。但遺憾的是,在現行的制度設計中,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見長的綜合性大學與師範類大學,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長很難找到較為寬裕的經費,發展通常也會遇到瓶頸。所以我才會說,辦一所好大學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學不是很難。近二十年來,非211大學與211大學的差距越來越大。當我們看到北大、清華在高歌猛進的時候,必須回過頭來考慮這些非211大學的艱難。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其實是舉國辦奧運的思路。換句話說,既然暫時沒辦法讓全民都身體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來加強訓練,等拿了金牌再說。但不能忽視的是,就像中國足球一樣,底層的水平上不來,頂端肯定也會出問題。如果沒有很好的發展規劃,單靠幾所名牌大學,內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無法也無力承擔"實現中國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重任的。除去制度設計的問題,大學排名也是影響當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你見到任何一所大學的校長書記,幾乎都會跟你說他們學校的排名問題。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國排名。有時我會特別驚訝地聽到一些數字,但後來我逐漸明白,每所大學都是以在某一年的某一排行榜中的對自己最有利的位置進行宣傳。校長書記們也許並不見得真這麼想,但現實的壓力使得他們卻只能這麼說。記得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沈祖堯教授曾經宣布港中文不參加排名,所以次年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來。校友們紛紛關心為什麼跌得這麼快,校長沒辦法,只好又重新回到這套遊戲規則中來。這就是我說的,我們開始在轉軌,在適應一套新的遊戲規則,但無論內地還是香港,我們的大學都身心俱疲。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先生在沙龍現場做主題分享。十幾年前,我說過一句話,此後被廣為徵引。那是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一文中,我提出:"大學不像工廠或超市,不可能標準化,必須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於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跟多災多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來,流血流淚,走彎路,吃苦頭,當然也有揚眉吐氣的時刻。你可以批評她的學術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歷史進程,這一點不應該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們把北大改造成為在西方學界廣受好評、擁有若干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進程無關,那絕對不值得慶賀。"但現在的中國高等教育,卻正是走在這樣一條"標準化"的道路上。所有的大學都在轉軌。比如,今天的歐美大學與二戰以前已經有很大不同,但他們的轉軌基本都是大學自己在"摸著石頭過河"。而中國的情況卻比較特殊,是在政府的號令下急轉彎的。無論是當初的合併、升級,還是後來的擴招、改大學教育為職業教育,幾乎都是政府一聲令下,然後氣魄宏偉地在短時間內完成轉軌。完全由政府決定大學應當往哪個方向走,對於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其實不太有利。從1998年到現在,中國大學改革太急。辦教育的人需要明白,教育是一項長期工程。當你把手中的石頭丟進大海,等到漣漪盪向岸邊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要"擲地有聲",那必然只是在很小的一片水面,或者一口枯井。所以,才會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說法。整天強調"世界一流",不是好的狀態。在我看來,辦教育應當拒絕急轉彎、拒絕大躍進,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這樣堅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國大學才有希望走出一條比較好的屬於自己的路。到過國外大學的人都明白,那裡很安靜。可是回到中國內地,彷彿任何一所大學都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校長不斷在制定計劃,系主任也是躊躇滿志,甚至每位教授也都熱血沸騰。這樣的畫面令人感動,但我必須說,這樣的狀態也讓人擔憂。大學改革,應當稍安勿躁。從十五年前的大學擴招到今年努力改大學教育為職業教育,一路走來基本都是對於先前政策的調整與否定。這樣不斷的急轉彎,非常容易傷人,甚至是傷一代或者幾代人。辦教育的人要懂得,一個錯誤的決定必須用十個很好的主意才能彌補過來。學生不應成為小白鼠,大學也不應成為小白鼠。一道政策出台,一代學生的命運就與之直接相關,所以教育很難做實驗,即便要做,也必須小心翼翼,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不斷的急轉彎。真正適合大學改革與教育發展的狀態應當是膽子小一點、步子慢一點,在過程中"移步變形"。改革太急源於期望太高。今天討論教育問題的人,主要有兩種思路:一是"向外看",即關注哈佛如何、耶魯怎樣;一是"向後看",也就是表彰民國大學的故事與精神。這兩種思路,各有其道理。作為"借鏡",兩者都是不錯的資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沒有必要藉此對當下中國的高等教育"拍磚"。我在演講的時候經常會遇到熱心的聽眾提問,開口就是"中國沒有大學"。我明白他的立場,但這樣的表達是有問題的。中國不僅有大學,還有不錯的大學。中國大學"在路上",請多一點點掌聲,少一點點磚頭。現在有一種通行的說法是民國大學多好多好,可是持論者應當知道,今天的大學同樣需要一種"了解之同情"。民國的大學教育基本是一種精英教育,這與今天我們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樣。整個民國年間的社會動蕩姑且不論,即便是在局勢相對穩定的1930至1937年間,在校的大學生也只有四萬人左右。待到抗戰勝利,這一數字有所增加,但也不過八萬人。我經常說,西南聯大八年一共才畢業了一百個研究生,而現在北大中文系一年招收的研究生就有一百四十多個。再如,當我們追懷民國大學的獨立精神時,既要看到校長與教授爭取自由的努力,同時也得承認這與民國年間教育部的管理不細與無力直接相關。所以,當下的問題與民國年間並不一樣,我們不要過分誇大民國大學的優點。大學史的研究也好,大學評論也罷,都應當是一種有情懷的學問,追求的是啟示,而非影射。大家應當明白,中國大學不可能迅速就成為"世界一流",所以還請大家多一點耐心。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全民關注大學問題。過於受關注,以至於自己沒有辦法喘一口氣、喝一口水,這對大學發展是很不利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學生營救出來以後,留下過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這裡是化用了漢代的《風俗通》中的"殺君馬者路傍兒也"的典故。意思是說,對於騎快馬的人而言,道旁的觀眾越是喝彩,馬就跑得越起勁越快,一路快馬加鞭,最後就很容易氣絕身亡。對待大學,同樣是這個道理,今天被希望得諾貝爾獎,明天被期待就"世界一流",很可能會導致中國高等教育的步伐無法走得穩健,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在《大學何為》的序言中,我曾談到:"並非不曉得報章文體傾向於"語不驚人死不休",只因為我更欣賞胡適創辦《獨立評論》時所說的,作為專家而在公共媒體上發言,要說負責任的話,既不屈從於權威,也不屈從於輿論。大學改革,別人說好說壞,都可以斬釘截鐵,我卻深知茲事體大,休想快刀斬亂麻,畢其功於一役。歷史證明,那樣做,不只不現實,而且效果不好。"這本《大學小言》,同樣如此。希望香港的大學可以成為我們討論內地大學問題的一面鏡子,讓我們理解我們走過的道路,以及我們能夠達成的目標。>>>沙龍分享嘉賓主持楊早:下面我們就今天的主題——"港校熱"背後大學精神如何守護的問題,做一個沙龍式的對話,搜狐教育頻道為這次的沙龍對話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們網上發起了調查問卷,可以先從內地網民對於港校的印象來聊一聊。第一個問題,是說如果被理想的香港高校和內地高校同時錄取,您會選擇哪一所?這是剛剛高考完一個學生面臨的問題,82%的是選擇香港高校,因為世界排名靠前,更加國際化,14%的人選擇內地高校,說是比較熟悉容易適應,其他的4%是不確定。這麼高比例選擇香港高校,各位老師怎麼看?陳平原、許子東、楊東平先生進行沙龍對話。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實際上這些年每到高考季節,經常有高分的考生徵求我的意見,到底上清華、北大還是港大、中大?我說毫無疑問當然是香港大學。清華、北大比他們水平高多了,水平高多了跟本科生有關係嗎?你是接受本科教育,而在香港所有的大學對本科生的態度跟國內的大學是完全不一樣的,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國內的大學是把所有的關注都放在科研和博士生身上,本科教育是非常容易被忽視的。這個問題也是老問題,在這些年以排名為主的情況下,越來越嚴重。這些研究型大學的水平主要是研究的水平,它對本科教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差。第二是本科教育的模式,這不是兩所學校的比較,是兩種教育模式的比較,港校人家採取的是全世界公用的高等教育的培養模式,而我們的培養模式講得難聽一點,培養的醫生、工程師到海外都不能就業的,都不承認,歸零,你只能去賣飯票、當收銀員。像我們工程教育剛開始叫培養工程人才的國際協議,清華的認證,你的工程師就可以全球就業,這個過程剛剛開始,所以本科教育培養模式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一般本科生不是特別了解這一點,我先說這一點。嘉賓主持楊早:楊老師這個看法很有代表性。我們先說完下面兩個問題,一起討論。下面會問到,說起香港高校,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47.35%的人選擇了教學方法更國際化,16.1%的人選了國際排名比內地學校高,16%的人選了教風、學風更好,16.3%的選了畢業生的就業選擇薪酬更好,7%的人選擇了獎學金高,你們兩位在兩邊高校都執教,這個印象有偏差嗎?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因為剛才我已經說過一些了,我來做一些補充。在獎學金方面,其實他們只是錄取的時候大概10%可以拿到獎學金,其他90%要交學費,除非是拿到了高額獎學金,包括學費、包括獎學金,那樣的話,確實是比中國內地能給的條件更好。關於國際排名,我認為不太可靠。剛才楊東平說了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兩地對大學的判斷是有很大差異的。香港大學的重心是在本科,中國內地所有大學的重心在研究生院,北京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都派很多人去國外交流,你會發現一個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派出去的絕大部分是本科生,研究生很少,研究生必須在本校給老師們打工、幹活、訓練等等,而本科生是他們的青少兒者。而在我們內地這裡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學校裡面好教授基本上不帶本科生,這個差別確實像他所說的那個樣子。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我再補充一個案例,當時香港科技大學剛建成的時候,丁學良陪我去參觀,依山傍海很漂亮,這是本科生的樓,後面是研究生的,山上再高一點的地方是教師的,要把最好的風景留給本科生大一的學生。我說你們的理念怎麼那麼先進,我們內地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概念,他說全世界的大學都是這樣子的,美國的大學不都是這樣子的嗎?哈佛大學就是給大一的新生用的,這就是差別,善待本科生,為什麼要特別照顧大一的學生?你們家裡不也是這樣子嗎?總是對年齡最小的孩子更多的呵護,我就沒話可說了,這是在人家看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們內地根本都不善待本科生,校慶的時候卻想讓他們給自己捐錢。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香港和國外高校為什麼會特別關注本科生?還有一個原因是本科生交學費,研究生是拿獎學金的,你必須要給本科生很好的條件。我們各個專業不太一樣,凡是來徵詢我的意見,我會跟他談是什麼學科,有的學科香港中文大學比北京大學要強,有的學科則是北京大學比香港中文大學要強。還有一個問題,去了以後他們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很多人最大的願望是將來在香港工作,那麼你肯定去香港,四年本科加上一個MBA,將來就變成香港公民,那是你的追求。有別的更偉大的抱負的話,他覺得在中國好的大學不一定是北京大學,中國好的大學裡面,除了學風,師資的資源是他日後走上社會後很重要的資源。我經常問,首先給不給你全額獎學金,第二你是什麼樣的專業,然後再來談具體的到底是在內地念書好,還是在香港念書好。我今天特別感慨的是,因為我最早關注這個問題是廣東,最早到香港去念書的是廣東的學生,可是今天廣東的"港校熱"已經降下來了,就不會像前幾年,前幾年很多人覺得再好的大學也是香港肯定比內地好,很多人都去,今天不是這樣子。 第二,我們今天的熱潮逐漸逐漸往北走。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香港大學的中文系是所有中文、哲學、中藥、中醫都在一起上,是延續了英國人,所以它不是一個完整的中文系,裡邊教文學的人非常少,所以港大是特別的。香港一直有一個潮流,包括我們這些系都有往漢學系的方向轉,我們在做很大的努力,要保中文是母語這麼一個基本的界定。剛才你們對香港重視本科生做了很美好的解釋,一部分也是對的,這個是國際潮流,你在國外最重要的是BA,BA是最吃香的,你在大學裡可花投資讓他進很貴的學校,那是一例。香港重視本科另外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因為香港這個社會它的就業的容量很窄,很小,因此限制了它的研究院的發展,因此你在香港讀研究生,你有很多專業是沒法開的,你讀醫、讀法律、讀經濟、教育還可以,你要讀物理、天文、化學這些專業就不行了,所以香港的本科生跟研究生的比例是出奇地窄,研究生的比例少。而且現在新的社會統計說,香港今後十年二十年研究生還會過剩,社會並不需要這麼多研究生,這個是制約香港的一個短版。香港的研究生不像美國或者是中國內地,甚至台灣這麼發達。嘉賓主持楊早:現在是雙向選擇,剛才說的是你都考上了你會選哪一個,假如說你確實選了香港的高校,還有問題是你要怎麼適應新的環境問題。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平原剛才講那個非常對,看你什麼專業,剛才那幾個專業去香港上挺好,如果不是那幾個,你讀考古、物理這些專業就別去香港了。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我特別傷心的是,中國內地的很多考分考很高,我們假定他非常非常聰明的人,到了香港以後,大部分人選商學院。我們(中文系)還能招到一些比較好的學生嗎?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先生在沙龍現場發言。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因為中國內地的學生已經把志願放在分數之下了。比如一個人考了660,被清華錄取了,本來想學化學的,別人說你傻啊,你怎麼學化學,你可以上經管學院了,結果他就去上經管學院了。>>>沙龍分享嘉賓主持楊早:我認識一些家長,他們會覺得說香港是一個折中的選擇,肯定是希望小孩去非內地環境讀書,又怕小孩到了美國或者歐洲去受委屈,香港變成了一個中間選擇,還算是華人環境,另外又是一個非內地的體制。也有人過去非常痛苦,我認識一個80後,他認為所有的選課只有兩個選擇,就是廣東話和英語,去年香港中文大學也有這個授課語言的問題。許老師有沒有碰到這樣的問題?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有。我在香港這些年做系主任,很多生源的事情非常矛盾,從香港高等教育提高的角度來講,平原教授在書里也寫了,生源是非常重要的,擴大生源是提高香港成為地區教育的重心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你收到外面的好學生,你多收一個,香港本地的學生讀書的機會就減少了。在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學生升大學的比例香港是最低的,只有17%。香港今年準備來中國內地招生的有17所大學是包括私立大學之類的。中學生升大學這個比例在北京上海都超過一半,在台北是100%,考不上大學是非常難的,輕鬆可以上大學。在美國、歐洲也都是一半以上,香港出奇地低,因為考慮到歷史上港大只有2%,所以香港只有一個觀念,讀了大學就是精英了。在只有17%的情況下,很多香港尤其是中產以下的這些人,靠小孩讀書來改變整個家庭的情況,你一多收內地的學生,他們的名額就減少了。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我接觸了好多中國內地的校長們,他們想努力擴招,香港每擴招一個學生政府必須給報的,不是說不讓你招,政府招進一個學生我必須貼進去多少錢。每個本科生20多萬,研究生50萬,你收了一個內地的學生,你就佔用了香港納稅人的錢每年20多萬。嘉賓主持楊早:剛才三位老師說了,我們內地選擇香港大學的例子,哪些人去讀香港高校會過得比較自在?而不像剛才所談的那位同學那樣跑回來了?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像香港中文大學是兩言三語,很多課程都是普通話的,我在那裡也是普通話,老師開粵語課要申請的。最主要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說凡是去到香港念書不適應的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本來性格就比較孤僻的,適應性比較差的,相對來說在香港念書的話,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密。比如說在北大,有的學生出了問題老師會幫助你。但是在香港這可能就會涉及到個人隱私的保護,有的家庭困難的學生可能會因此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幫助。通常大陸的人以為香港人都很富裕,完全是錯覺,香港有很多經濟收入很低的我們說底薪的階層,他們靠讀書是要改變一家人的命運的,不是自己,是一家人的命運都靠你來改變,所以他們的壓力是很大很大的。但是我也想,美國、英國或許也會有這一類的問題,不是一個特定的狀態。嘉賓主持楊早:如果申請美國大學的話,他們比較看中社會經驗和社團經驗,香港大學會有這方面的考量嗎?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香港主要看成績,最好的一班學生們可以香港讀完,以此為跳板去美國,但其實他也不需要,他在內地好大學也可以直接去申請一流的名校。倒是中間的一批,他適應一下不同的環境,其實有好處,對做人方面有好處。因為內地是大家情商發展,做人比較如魚得水,這些人如果他太適應內地的人文環境的話,到香港換一個環境鍛煉鍛煉挺好。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香港的學生和大陸的學生不一樣,都比在北京大學或者中國大陸念書的人單純,好像沒有那麼複雜,我們在這裡的學生有一大堆的想法,準備日後當國家主席的需要做什麼事情,或者當什麼偉大的人物,他有一大堆的想法導致他在大學期間會有很多很多的活動,在香港的我接觸的學生,包括大陸的,也包括香港的,相對來說他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他們的重心就在讀書上,顯得他會比較平常心來面對校園生活,沒有那麼多附加的東西在裡面。嘉賓主持楊早:看起來大陸教師對社會活動的參與度好像更高一些,老師平時也在發言,也在公共事務發言,也在參與公共生活,而香港那邊基本上就是往回收,所以它的校園是比較穩定的。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我一再批評,我在報紙上就寫,香港的教育評審的制度很荒唐的,分成四等,最好的是世界性,第二是國際優越,第三是國際認可,第四類叫國家跟地區認可,我心想我要寫個文章要得到國家認可很不容易了。香港你們講了很多好話,實際上教育裡邊殖民主義的痕迹,所謂現代化的毛病,包括跟美國一樣,有些比美國更厲害,太多太多了,來不及批判,所以也潑潑冷水。我的香港的學生隔了十年以後重聚,我問他們最少賺多少錢?結果大家都差不多,這是好還是不好呢?內地的學生十年回來以後可能差別非常大,我有個學生江南春就賺很多錢,但是我們也有些學生很苦,生活都成問題,還有坐牢的,而且坐得很冤的,所以到底哪個好,什麼是大學精神?抗爭上上下下很多的比例,這才是中國的魅力,香港的好處大家都找一個平穩的飯碗,找個公務員,其實是這個社會太穩定,無從反抗。我有時候跟他們學生說,你們為什麼這麼沒想像力呢?他們覺得這個社會對他們的壓力太大太大,單一個房子就把他們壓死了,假如有內地非常精彩的學生去香港,磨鍊、適應、學習都好。但我們的這股銳氣,中國大學生的改造社會的銳氣不要被磨平。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我曾經問過學生,在北京大學的學生你問他將來的夢想?他們都說得天花亂墜,香港的都非常平實,你問他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成為香港特首?他們說沒有,我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你在北大問這樣的問題他們就會有。香港學生的發展的空間有限,他們告訴我這是殖民制度以後的問題,他們往往把自己給限在比較小的空間。現在中國大陸學生去了香港有一些特別狂的口氣,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刺激,也是讓他們理解另外一種大學生的狀態。嘉賓主持楊早:我們通常說的港校掐尖這樣一個現象會不會對大陸本身的高校發展或者學生示範產生一個影響,另外對香港學生本位來說,這些學生到那兒去以後,到底是鯰魚效應對香港的資源有個刺激,還是他們會搶奪資源?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世界各國大學競爭高中學生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大家都想獲得更好的生源,大陸對香港開放了以後,它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改變了國內的這些名牌大學的態度,還要善待狀元了。所以這種競爭對國內的高等教育的改變還是有些影響的,只不過到香港學習的人數規模還很小,還不至於對國內的優秀大學產生嚴重的威脅,至於現在的威脅更多的還是來自於大規模的留學生到西方國家,最近這些年這個情況越來越嚴重。很多名牌中學的最優秀的學生都已經通過國際班出去了,不跟你玩了。所以現在再講什麼高考狀元其實沒有什麼意思,就已經成績差很多了,最優秀的都走了,都到美國去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中國大學的對外開放對於促進中國大學的變革還是有積極的意義的。嘉賓主持楊早:那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結論,港校掐尖,高考棄考走到國外,這個象徵意義大於它的實際意義?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港校掐尖對教育界沒有什麼意義,是對國民心理的衝擊,我們的科舉制度上千年,對考狀元,最出色的年輕人去向什麼地方,將來做什麼,這個我們全國的老百姓非常關心。比這些人具體做什麼事情要重要得多,其實是中國自己內部國民文化心理上的一個小波折、小動蕩,至於這些人到了香港,對香港的教育會有什麼變化嗎?我看也不見得,最多拿到獎學金,那又怎麼樣呢?我當然不覺得香港有什麼好,但是它能夠間接促進偉大中國的傳統的一點點反思。,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能夠打掉北大的傲氣。但是有一個問題我特別感慨,現在為什麼那麼多人出去?他們回答我說十年後沒有一個洋文憑,沒辦法在中國生存。挺可怕的,這是我們整個制度的問題,不能怨現在的孩子們,家長已經看到這一步了,十年後你在北京大學畢業能不能在這裡工作,或者說十年後一定是在某一個大學拿到博士學位才有可能進入,我們今天很多大學已經規定了,因為我每年都要面對這個問題,學生畢業以後,以前覺得北大自己培養的博士了不起,起碼不比哈佛、耶魯的差,可是現在不行了,起碼要在外面待一年,實在不行三個月也行,我一個學生很傷心回來告訴我說他去找工作,人事處跟他談你在哈佛那三個月有學到什麼東西?有什麼經驗?他說沒有,我就見過老師兩面,我四年多是在北大念的,沒人問我學到什麼,而只是問我到那裡三個月學到了什麼。現在很多985、211大學規定必須在國外一年以上才能夠進入,這樣把中國所有特別自信的學生們都送到國外去了,日後回來,那個中國大學垮了,日後怎麼辦?背後我們今天看到的只是說學生的選擇,學生的選擇有家長的問題,也有我們制度本身設計的問題。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在沙龍現場發言。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我們現在有一個位子空缺,幾百人申請,我有兩條必須遵守:第一先看有沒有博士學位,一百個人有70個博士學位,你為什麼還要考慮其他30個?你看看是哪裡的學位?哈佛、劍橋、耶魯有幾個,那你去吧。你整個管理層,從香港的角度在我看來是不好,比如說港大把所有教授的位置都留給外面回來的,所以在港大畢業在港大教書教再多年都只是個副教授,現在這個風氣連內地都開始跟上了,這是很糟糕的現象,但是事情的矛盾在另外一個層面。我到哈佛參加畢業典禮,他的畢業典禮上,世界名牌學校畢業典禮排上來的人一半是亞洲人,人家的教授都笑了,我們現在面臨教育全球化,這麼頂尖的學校它下面的學生沒有幾個美國人,都是韓國人一大堆、台灣人,他們對於整個世界的,而且大家說美國之所以能夠面對日本、德國的挑戰,多少年來它的人均GDP還可以高於他們,主要的動力是科技和教育,而教育說到底他就是教育外國人,說得好聽你可以說美國完蛋了,都是我們亞洲人、中國人在那裡拿他們的學位,但反過來想,中國人都被他們洗腦袋了,跑回自己的國家都灌輸他們的教育規則。有些學科可能比較合理,經濟、醫學,但是有些學科比如說考古、中文,我們至少應該向巴西、向東京他們學習,他們的這些自己文化的專業一定是自己本科最強,我京都大學出來的是我這個學科最好的,我不會找你哈佛的。咱中國人至少也應該做到這一點,伊朗的大學培養出來研究是最好,有些學科,所有的學科都像所謂的全球化投降,那是我們教育的恥辱。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我再談一點想法,關於全球化進程,儘管它有很多不如人意之處,但是這個趨勢好像暫時也改變不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招聘的校長,從美國回來的不會講中文的。我們在這一輪批判全球化的聲音當中,很多人總是主張講中國的文化本位的,或者中國本位的大學,但是是文化理想,實際上我們現在中國的大學即便不要美國博士,現在是什麼本位?官本位的大學,與其官本位的大學,我覺得國際化還好一點。>>>沙龍分享嘉賓主持楊早:下一道題,你認為選擇就讀港校的學生會得到什麼提高?18.55%的人選擇創新思維,13%的人選擇有競爭力的專業水準,你們認為讀港大和讀內地高校在哪方面可能會更好一些?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第一個沒什麼道理,在北京上更關心世界,那個沒什麼道理。我覺得他比較容易學會的是規規矩矩獨立做人,照規矩辦事,不要搞那種關係,分數說話,簡單地讀書,這個對於很多智商情商都很高出來的人,我覺得是一個改變。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他說的第二個問題,包容,因為相對來說它的多樣化還是比中國大陸要多,但是第一個我書裡面特彆強調這個問題,因為我在的北京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國際化程度,比如說我們能聽到的國際著名學者的演講超過香港中文大學。今天因為中國北京是個大碼頭,中國在崛起很多人都來這個地方,你要說接觸世界著名學者的機會的話,起碼北大比中文大學少,我相信好的大學這幾年的各個大學都在用這個辦法來吸引人才,我剛才所說的那個問題,他說的是規規矩矩讀書,我說的是能夠比較學會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在不同文化、不同的性格、不同政治立場之間比較平和地、獨立地思考和生活。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話題》叢書主編楊早先生在沙龍現場。嘉賓主持楊早:大家都知道國內高校,我們知道我們是嚴進寬出,對畢業生的質量掌控,我們成才率是出奇地高,香港大學會在這方面嚴一些嗎?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香港本科稍微嚴格一些。淘汰率也很少,它分等級,拿到一等榮譽將來升學工作都非常好,所以競爭還是蠻厲害的。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就讀書的認真而言,香港的學生超過大陸的學生。因為他這一套制度還在,而且運轉比較正常,比如說你會發現抄襲的會比這裡少,作弊的比較少,老老實實讀書上課的比較正常的,你可以說他沒有多少才氣,但是按照這個規矩下來的,這裡的話是多年這裡的規矩壞了。嘉賓主持楊早:那各位看來,哪些學生不適合去香港讀書?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在我看來,你要是非常聰明,英文又非常好的同學不適合去香港,你直接申請一流的大學,英國現在也有很多學校碩士課程一年制的,他們最近統計26%的研究生是英國人,22%是中國大陸人,全英國74%的人是外國人。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國內的洋大學,這些學校也是全盤的所謂叫國際化教育,全球聘請的教授,全球通用的教材,所謂叫國際通用的培養模式,而且他們這些學生勞動力市場非常受歡迎,就業很好。因為他們也是全英語授課,也不開國內的政治課,也考不了中國的研究生,只好考英國的美國的,他們的學費一年才五萬塊錢左右。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香港中文大學在深圳,其實是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合辦,深圳政府幫助,那個學校將來授文憑是香港中文大學授文憑,不能動用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源。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和浸會來支持深圳這個學院,其他大學也都是這樣子的,我覺得不應該過大誇大他們將來會變成一流的大學。日本也走過這個階段,很多大學來這裡設立一個分校,回過頭來看最後站住的還是自己的東大、京都等本土學校。早年曾經有一批國際著名大學在日本建分校,日後發展不大,可以進入中國以後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改革,起碼讓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所在,或者起到競爭作用。但是要想變成一個一流大學是很難的,而且背後還是有經濟的考量的。嘉賓主持楊早:我們總括一下,在內地的"港校熱"背後,到底對我們大學精神這個東西是有所擴展?還是有所損傷?還是會有所影響呢?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現在內地關於"港校熱"的討論,大多數還是集中在入學的選擇、個人入學、就業、個人功利層面,真正從學校的層面影響的很少,關注這個話題的主要是那些求職、留學這些教育中介組織,實際上中國的教育對外開放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能夠學習借鑒對方的現代大學制度,這些東西因為一個大學的制度構建是非常具體、非常細緻的。平原待的時間比較長,對很多細節都能夠細緻入微地去了解,國內很多大學精神、大學制度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籠統的概念,到底教師跟學校什麼關係?學生犯了錯誤怎麼處分?很多具體的我們是不知道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補充,為我們認識一個現實的大學制度、學校管理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第一,我覺得香港的學校收了一些大陸的尖子學生,它的象徵意義大過實質意義,既不會影響國內的人才的分布走向,也不會怎麼改變香港學校的教育的性質跟水平,它主要衝擊的是國人多少年來的自尊心。第二,香港教育的一些規則特點,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英語國家的教育的一些基本特點,因為新港是華人為主,所以這個特點就更加值得內地的教育,也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參考,對於學生也會有一些實際的好處,選擇一些不同的教育的路徑。但總體上不存在香港的學校跟內地的學校的總體實力的對比,這個量就不對,你一個城市你拿上海跟他比,或者比較跟他比,你單獨講內地跟香港,這個比較就不是太合適,而且總體上也不會形成一個競爭關係。第三,對於新港本身來說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擴大了生源,有助於提高香港本身學校的多元化程度,甚至增加內地跟香港文化的聯絡,同時就影響了香港本地人的就業跟求學的一些實際的機會,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這種因素很微妙。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平原:我之所以寫這本書,還有一個小小的想法,因為大概二十年前我開始談大學精神,後來我說有一次有一個外國學生告訴我說,你們是不是有問題?北大精神?當時我說談北大精神,清華精神,每個大學都談自己的精神,他說你們的精神怎麼那麼多?後來一想說是啊,是不是我們誇大了自己的東西,本來有好多是共通的。《大學小言》簡介:十多年來一直關注大學問題的陳平原,在成為北京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雙聘教授之後,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兩地的高等教育,並因此寫就了一系列短小精悍、意味深長的專欄文章。2014年7月,陳平原的新書《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在內地正式出版發行,為關注兩地高等教育的讀者提供了不同的觀察角度。以下鏈接中的文章均節選自陳平原教授新書《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內容經三聯書店和作者獨家授權搜狐教育發布,謝絕轉載!《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和港中大》封面陳平原新書《大學小言》精彩章節:"大學小言"之一:小言"小言""大學小言"之二:隱身與在場"大學小言"之三:排名的困惑"大學小言"之四:擇校之艱難"大學小言"之五:國際化水平"大學小言"之六:交換生計劃"大學小言"之七:留學生比例"大學小言"之八:走出去的步伐"大學小言"之九:本土情懷"大學小言"之十:什麼樣的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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