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韋森：一位經濟學家的哲學心路歷程

06-02

思想本天成文章即風光

編者按：本文為即將在4月29-30日復旦大學舉行的2017復旦哲學大會《經濟現實中的哲學思想》主講韋森教授在2014年接受國內權威學術刊物《學術月刊》訪談錄，身為一位深受哲學影響的經濟學家——韋森教授在文中真情袒露個人成長經歷和學術理想探索道路，作為經濟學家，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康德和維特根斯坦！讀罷此文，令人不禁動容，特此全文刊發，傾囊以饗讀者！
2017復旦哲學大會主題為「哲學＋的時代，天才為之責任」！其中「哲學」的思想概念最早為孫向晨教授（復旦哲院現任院長）創建並明確提出，現作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復旦大學哲學課堂，復旦哲學大會的辦學理念正在加以實施中！
韋森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1995年獲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01年回國正式執教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多年，現任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2000年至2001年為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正式訪問教授。2006年為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客座研究員。
來源：《學術月刊》2014年3月，原文標題為《從馬克思_黑格爾_康德到韋伯和維特根斯坦——韋森教授訪談》

學術月刊：韋森老師，您好學界一般對您的了解似乎始於2001年您從海外學成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從那時起，您一直活躍於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園地，從制度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直到現實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轉型研究，乃至西方歷史文化哲學基本學術原典的譯介，您均有諸多成就與卓見。讀者或許對您的早年學術經歷更感興趣，能否請您說一下早年的經歷？

韋森教授：好的。我於20世紀年50代出生在魯西南的一個小村子裡。父親是個鄉里以及後來的公社裡的小幹部，母親是個不識字但非常勤勞能幹的農村婦女。1962年年我幵始上小學。因為長我兩歲的大姐已經教我識字了，一到一年級的課堂，我對一年級薄薄的語文課本一下子就能從頭背到尾，於是老師叫我直接跳級到二年級。因為一年級基礎沒打好，直到現在我拼音字母四聲還分不大淸楚。三年級開始，我就開始讀《小五義》、《七俠五義》等武俠小說，這也培養了我少年時期讀小說的喜好。記得小學畢業時，自己大約讀了五六十本比較大部頭的各類小說，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梁斌的《紅旗譜》和《播火記》，以及歐陽山的《三家巷》和《苦鬥》。

小學畢業後，「文革」開始了，我也就無機會正常繼續上中學了。鄰村的一位大哥哥趁「文革」混亂從我們縣中圖書館弄來好幾架書。這倒成了我在「文革」時的「圖書館」了。這期間，我通讀了《魯迅全集》20卷，還研讀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等。當時也看到了書架上有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和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但讀不大懂。讀了這些中國新文學運動時期文學家的作品，奠定了我的文字功底，也使我極其苦悶乃至絕望。1968年左右，我小小年紀參加我們縣一個保守派（保王效禹派）造反隊，成了其中的「首席筆杆子」。

記得大約是1972年左右，中學又開始複課了，我因是縣裡「保王派」造反隊的筆杆子，被「照顧」分配到單縣二中上高中。上了兩年高中，畢業後在城裡「安排」不了工作，我又回到自家村裡去勞動。

回村後，我當了一年左右的生產隊隊長和大隊團支部副書記。當生產隊長時，看到村裡的每個社員都出工不出力，時時偷懶，自己干著急，總是苦口婆心地勸說大家好好乾活，等年底收成好了，每個工分才更值錢，大家才能分到更多的東西。經常開會，說破了嘴，但好像從來沒人聽。這使我非常苦惱，也百思不解：一個生產隊里大家都偷懶，出工不出力，地里的莊稼長不好，到年底都掙滿工分，每個人又能分多少東西？到二十多年後，我在悉尼大學做經濟學博士論文時，才明白了這原來是個勞動共同體的激勵問題，是一個所有社員在勞動投入、偷懶和收入分配上的囚徒困境博弈，才開始意識到這原來是經濟學家爭論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央計劃體制非可行的根本性問題。我博士論文第一章所做的理論模型的現實原型，恰恰就是在我記憶中的這一生產隊中社員勞動投入、偷懶和隊長如何通過幵會和政治學習來激勵社員幹活的問題。這一博弈模型的中文譯文，發表在了《經濟科學》1995年第5期，題目叫《產權非個人化條件下生產者聯合體成員的勞動投入行為》。

儘管做生產隊長時我們村的工分分值差不多是鄰村最高的，每工分（一個工作日分值）兩毛八分錢，但覺得整天給村裡的老少社員們做勞動投入的那種「激勵博弈」，實在沒意思，後乂經父親的一個老戰友的介紹，我進了縣棉花加工廠，沒進車間當工人，直接進了廠生產辦公室，做統計和工廠秘書行政工作。我還記得，因為我們廠是省供銷社口的「雙學先進單位」，我曾伴廠長到省里和鄰近縣裡開會、介紹先進經驗。在單縣棉花加工廠做統計期間，「批林批孔」運動來了，中央號召全黨學六本馬列的經典書。免費得到了六本白皮的馬列著作，就開始啃讀起《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六本書」起來。從那時開始，我也從少兒時喜愛讀文學作品轉而讀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書籍了，當時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哲學家康斯坦丁諾夫的一本《歷史唯物主義》。那本書我讀了多遍，還在朋友借來的書上畫滿了批註。隨後也開始啃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但實在讀不懂，硬著頭皮讀了幾章就放下了，根本不知道在講什麼。

在這一時期，自己一邊讀這些哲學社會科學的書，一邊看到「文革」後期國家政治舞台上的風雲變幻。也就在那時候，我與我們縣裡的一些小學教師和幾個讀書人自發形成了一個類似今天的「沙龍」似的聚會。這段時期的經歷，陶冶了我們那代人非常關心國家的命運。儘管當時自己還只是個臨時合同工，儘管是一個小工廠一名文員，但自那時起就很少關心自己未來做什麼，掙多少錢，而是整天與一幫哥們談論國家高層政治風向變動，以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走向。

大約是1977年秋天，政府下文件說要恢復髙考了。雖然自己只是正兒八經上過5年小學，後來斷斷續續地讀了點「革命」中學，知識殘缺不全，加上開始還不知道結了婚政府還是否允許報考，但我還是買了複習材料，抱著不妨試一試的心態，偷偷複習了三個月，並且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第一次考試我就上初選榜了，但是因為分數不是太髙，加上自己所填寫的報考志願是國內三所頂尖大學，包括復旦，結果1977級入學沒被錄取。幾個月後，又參加1978級的入學考試，以縣裡文科生考試很高的成績考入了山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學術月刊：你們這一代學人大致多有豐富的底層生活經歷，曾經如此地接地氣，對養育你們的土地乃至國家、民族懷有深情，由此萌生各自的學術抱負，才有後來基於理想主義的80年代學術思想景觀。那您又是如何選擇兼具人文哲學底蘊的經濟學研究作為日後的學術旨趣的？

韋森教授：進了山東大學，進到了圖書館，彷彿看到了書的海洋，當時真有一口吞他半邊海灣水的雄心。整天泡在圖書館中，也幵始做點研究，嘗試著寫起文章來。儘管大多數課都沒好好聽，但各門成績大都還是A。在大學期間真正下功夫的，只有兩門課：一是上了一年半的《資本論》研讀課：二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張世英教授來山東大學幵了一學期的黑格爾的《小邏輯》講解課。聽了張世英教授的黑格爾哲學的講解課，也隨之研讀了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一時成了黑格爾哲學的一個粉絲。由於馬克思經濟學思想方法很大程度上源自黑格爾，且他的《資本論》寫作的方法基礎是黑格爾的邏輯哲學，我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研讀課的期末考試中，曾嘗試用黑格爾哲學的方法來寫答卷，受到了講課老師的讚賞，竟然意外地給了個滿分。

在大學讀本科期間，讀得較多的書是哲學書，非常沉迷黑格爾哲學。但大約在1981年年底，偶然從圖書館中借到了蘇聯哲學史家阿爾森-古留加的《康德傳》，一口氣讀了下來，銘感至深。讀到深處動情處，竟一個人在寢室中嗚咽起來。接著我又細細研讀了李澤厚先生的《批判哲學的批判》，這成了我在大學讀本科期間覺得閱讀收穫最大的書。讀了古留加的《康德傳》，又接著借閱了同作者的《黑格爾小傳》，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印象。讀了《康德傳》，尤其是讀了李澤厚先生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之後，康德隨即成了自己一生永遠不倒的偶像。《康德傳》幵篇第一句話是：「哲學家一生的標誌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學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動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的學說的歷史外，自己就再沒有別的傳記。」這句話自1981年讀過後，一生從來沒有忘記過，常在心中自我詠誦，也常常在耳邊響起，似乎成了自己一生無形的座右銘。反而，讀了《黑格爾小傳》之後，就像個長大的孩子不再相信兒時的童話故事一樣，自大學畢業到2011年，很少讀黑格爾的東西。只是到前幾年研讀德國法制史和和德國經濟史時，又讀了一遍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

讀過古留加的《康德傳》和李澤厚的《批判鉺學的批判》後，我馬上從商務印書館購買到了《純粹理性批判》，當時只有藍公武的譯本。康德晦澀難懂的哲學思想，加上藍公武的半文言文譯本，使自己讀了幾頁就讀不下去了。多年來在國內又沒有找到其他譯本，對康德哲學一直是從「望而生敬」到「望而生畏」，只能從李澤厚等哲學家的二手的介紹來理解康德的思想。直到2001年從劍橋大學訪學歸來後，我才買到了韋卓民先生的譯本，結合後來從台灣購到的牟宗三先生的譯本，以及N.K.Smith的英譯本，才勉強啃讀下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實踐理性批判》（Lewis W.Beck 英譯本）和苗力田先生譯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雖然康德哲學斷斷續續讀了二十年，但自忖對自己一生思想影響最大的哲學家，還是康德以及後來的維特根斯坦。譬如，自己2002年出版的《經濟與倫理學：探尋市場經濟的倫理維度與道德基礎》的小冊子，儘管在書中使用了元倫理學尤其是黑爾（Richard M.Hare）推理方式，並用現代經濟學乃至博弈論的方法做了一些經濟倫理學的探討，但整本小冊子所展示的還是康德批判哲學的義務論的道德觀。

在大學讀本科期間，一邊讀書，一邊學著做研究。到大二時，我開始寫文章，不斷向外投稿。在大學本科期間，我大致做了三項研究。最早做的「研究」，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記得這項研究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幾乎搜讀了當時能發現的所有中文文獻，引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大致自己能找到的觀點，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那時寫文章既不能像現在這樣保存電腦文檔，也不能複印保存。只能在方格子稿紙上一遍遍地抄寫，爬完格子後將稿件通過郵局外投。這篇關於貧困化的稿子，我投了幾家國內大刊物，都沒中。最後，當時乃至現在仍蠻權威的經濟學刊物《世界經濟》從我至少上萬字的長文中摘錄了不到一頁，以我「李全金」的原名發表在《世界經濟》1980年第11期上的來稿摘編中。這應該是我一生在國內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字稿了。第二項研究是關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並在1980年大二期間就寫出篇短文章《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在於社會生產的目的性》，也以我小時的原名發表在《國內哲學動態》1981年第6期上。這應該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全文文章。第三項研究是我在大學期間所寫的本科論文。文章寫得很長，原文題目是《論經濟科學的方法論》，是一篇打字稿，曾全文刊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2年內部期刊的某一期上。這篇文章後來曾分上、下兩期分別發表於1982年第6期和1984年第3期《文史哲》上，上篇的題目是《對經濟科學的些基本範疇的初步理解》；下篇的題目則是《試談經濟科學範疇的邏輯體系問題》。從這兩篇文章中，今天仍可以解讀得出來，到這時候，我對經濟學這門學科認識，還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且當時天真地把自己一生的學術目標確定為撰寫一部像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樣具有新範疇邏輯體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這篇畢業論文中，也大致能解讀出我當時經濟學思考的康德哲學轉向：從哲學本體論上把握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馬克思曾在他的著作中所使用過的「社會生產機」或「經濟機體」概念，從而不是把生產力理解為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二因素或加上勞動對象三因素的結合，而是把生產力理解為生產能力（有點相當於現在當代經濟學屮所說的生產可能性邊界），而把生產方式理解為勞動者在勞動過程的結合方式和運用什麼樣的勞動資料進行生產的方式，並把生產關係理解為在人們社會生活資料的生產中以物為樞紐的所有相互結合的各種關係的總和。儘管今天我們己經不再使用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來進行社會科學和經濟學述說了，但現在想來，這實際上有置否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以及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和這樣的斯大林主義的機械唯物史觀的意思。

學術月刊：沒想到您作為經濟學專業的初學者如此偏重哲學著作的研讀，這也為我們解答了您今天的學術研究不同於一般經濟學者的區別其來有自了，您之後的職業生涯的起始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界啟蒙與重建的年代，我們今天的讀者並不了解您在此時期的學術狀況，可否詳述？

韋森教授：1982年本科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山東社會科學院，在《東嶽論叢》編輯部做了幾年的經濟學編輯。幵始在山東社科院工作期間，資料室所有的參考資料也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選集》，再加上《馬克思傳》和蘇聯阿多拉茨基主編的《馬克思年表》。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當時50卷本只出版了46卷），寫了大量讀書筆記，並把馬克思論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主義經濟、按勞分配、異化、無產階級貧困化、利潤率下降趨勢等等條目分門別類做了幾箱摘錄卡片，隨即也在這極其安靜無擾的環境中寫出了《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經濟科學》，1984，此文曾獲山東社聯優秀學術論文一等獎）、《生產力概念再探討》（《學習與探索》，1985）、《馬克思著作中生產力概念的兩種含義》（《求是學刊〉，1985）、《馬克思著作中的社會生產機體」概念》《河南大學學報》，1984）等文章。今天回頭再讀這些自己的早期文章，雖然覺得這些概念和話題都是「過去式」了，但似乎仍有經濟思想史的學術意義。

在大學畢業時，我是真心真意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在1982到1985年間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時，由於有本《馬克思傳》和《馬克思年表》在手頭，在一個極其安靜無擾的環境中，完全進入了馬克思的思想世界，像跟隨著馬克思一樣觀看了一遭他的思想發展歷程。把馬克思的所有觀點放在他的思想演變過程中來理解，就顯得格外清晰。我生來記憶力就不是太好，但到今天卻能仍然記得一些馬克思哪年到哪裡，出版了哪些書，寫了哪些重要文章，文章的觀點與之前之後有什麼區別和聯繫。讀完馬克思，我深深感到馬克思是個關心人類命運和福祉的偉大的思想家，但他畢竟不是神，也有一個思想演變乃至某些思想和觀點的自我否定和揚棄過程。這些年研究馬克思的成果，差不多到十年後我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寫作自己博士論文的第一章導言時，才較系統地講述了出來。這段時間在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時我的最大理論發現是，馬克思於1843年移居到巴黎後結識了當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魏特林、蒲魯東以及恩格斯，形成了他早期的對共產主義和未來社會的信念。正是這些信念使他與恩格斯起在1848年撰寫了《共產黨宣言》，對人類的未來社會提出了一幅比較詳細的理論圖景。他們寫作《共產黨宣言》時，馬克思還不到30歲，而恩格斯在1947年10月到11月間寫作《共產主義原理》25個問題時，也才不到28歲。而這兩位28歲到30歲的年輕小夥子所講的這些原理和思想，卻構成了後來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信仰基礎。然而，許多研究馬克思思想史的學者和政黨宣傳家沒有注意到，或者即使認識到也不願意承認的一個事實是：自馬克思1849年移居倫敦幵始研究經濟學後，他對未來社會的憧憬發表的意見越來越少，尤其是到他開始寫作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階段，他基本上很少談論未來社會的理想了。

譬如在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只是在第一章最後一節中論商品拜物教中談到「自由人聯合體」的概念時，有點對未來社會的抽象預測和描述。另外當時我發現，按照《資本論》三卷的成書時間，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三捲成書的次序是：第三捲成書最早，第二卷其次（二、三卷均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編輯出版的），而第一卷最晚。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三卷中，馬克思還在許多地方談了他自己對未來社會的規劃和憧憬；第二卷就少了很多，但也有幾處。但到了第一卷，其中只有第一章最後一節中談自由人聯合體了，且越來越抽象，越來越模糊。到1867年之後，馬克思家庭的經濟狀況有了好轉第一卷出版後收到了一筆稿費，又在他母親逝世後繼承了一筆遺產。這樣馬克思本應該坐下來修改、完稿和出版他的《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但馬克思卻沒有這樣做，直到他1883年逝世，他沒有再動筆去修改他自己的《資本論》第二、三卷書稿，而去研究俄國公社，並研讀歷史學和人類學去了，從而留下了《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這到底為什麼？根據那段時間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經歷，我當時曾得出這樣一個判斷：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規劃與憧憬，是在他30歲之前青年時期做的，到他開始研究經濟學，他對未來社會的規劃和憧憬就變成在他晚年思想中一個「思想沉澱」了。對於這一點，我曾在1985年左右與周其仁教授口頭說過，其仁兄當時就對我說：「這可不能說」！到1992年在悉尼大學做經濟學博士論文時，我才在「導言」部分用英文把這些想法表達出來，並且在1993年8月號香港《世紀雙月刊》發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毛病出在哪裡》一文中表述了出來。

學術月刊：當代中國學人的成長史大都不能繞開馬克思，甚至所謂80後學人最初的學業均起步於對馬克思及其思想來源的研讀，您八九十年代的學術研究也是如此，而且已經敏銳地發現了今天仍鮮為人知的重要問題，還有點您最初居然是我們編輯同行。那您又是如何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轉入一度紅極學界的制度經濟學（您可能更願意譯作制序經濟學）？

韋森教授：是啊，當時讀馬恩全集，我的主要目標已經不再是在大學本科畢業時所關注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社會生產機體」這些歷史唯物主義的大概念了，而是主要想從頭到尾弄清馬克思本人是如何論述和預期未來社會的。這次通讀過程中所記下來的幾箱卡片，大都與這個主題有關。那時，中國現實的改革進程又到了一個城市改革和國有制企業改革的關鍵時期。作為《東嶽論叢》的編輯，我參加了許多經濟學的學術會議，包括幾次「中青年經濟學人理論討論會」，也隨即撰寫了關於所有制改革的幾篇文章，包括在《經濟研究》1986年第11期上發表的《對於建立勞動者個人實所有制的初步構想》，《從所有制與經營方式看我國當前的經濟改革》，以及《『硬化』企業的財產關係是建立完備的市場機制的先決條件》。這時期自己所提出的些基本改革設想是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管一個企業的原初資本從何而來，經過若干個生產過程之後，都會變成該企業員工的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積累物，由此我提出可以考慮通過以按勞折股的方式迅速實現國有存量資產的股份化，建立起種像西班牙的蒙德雷根和美國ESOP的之類的員工股份制合作企業那樣種「實所有制」。近些年來，還不斷有經濟學家提出過類似的改革方案，像華為的資產運作模式，實際上也部分包含著這樣的企業所有制形式。直到2006年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後，等待送審答辯期間，我從制度經濟學家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主編的一本企業性質的文集中讀到一篇文章，才明白這一改革方案的問題，在那篇文章中，一位西方經濟學家通過所做模型和經濟學推理，並加上了一些現實的驗證，證明這種工人股份制企業在長時期是無效率的。到那時我才明白，即使1987年這種我提出的以按勞折股的形式實現國有企業存量資產的股份化，即使這種改革思路是可行的，但是這種工人自我管理模式在經濟學上乃至在現實運作中的合理性仍然是有問題的。

1985年，我受邀參加在天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中國青年經濟學理論討論會，發言被安排在第一個「基本理論」分論壇。在我們這個分組會上，記得華生講了他對未來經濟學理論的理論框架的基本設想，復旦大學的朱民那時也講了他的未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記得那天郭樹清好像也講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些基本設想。那次會議雖然我沒有講我當時所初步形成的基本理論框架，講了一個所有制改革的話題，但那時我卻確實在思考一個重寫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三段結構的「邏輯框架」，即社會主義經濟的動力理論、社會主義機制論和社會主義體制論。這框架圍繞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濟增長缺乏增長動力這基本問題，以社會生產目的為軸心，設想如何改革體制，使這種經濟制度有增長的動力（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在西方比較經濟學領域中「激勵經濟學」正在蓬勃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最後演變為主流經濟學中的「機制設計」這新的研究領域）當時我曾設想，一個社會經濟增長動力的發揮，即為經濟運行的機制，而機制在現實中的顯影，就為體制。這樣我當時設想通過一個黑格爾邏輯哲學是三段式的演變過程，撰寫一部有新的經濟學範疇邏輯體系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現在看來，這設想是非常天真的。因為，那時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央計劃經濟的整體上的非可行性問題，也就是米塞斯、哈耶克為方及其奧斯卡-蘭格和阿巴-勒納為另方的社會主義大論戰所討論的核心問題。當時，米塞斯的《社會主義》以及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和《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的些重大理論發現還沒有進入自己的視野，自己還沉迷在黑格爾、馬克思的思辨經濟學的理論迷夢中，儘管發現了中央計劃經濟模式運行有問題，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可行的經濟體制模式。

儘管我當時對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經濟與社會理論還不熟悉，但是在1986年已經知道米塞斯、哈耶克與蘭格和勒納等的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了，也知道了哈耶克出版過《通向奴隸之路》這本著作，並從圖書館借閱有滕維藻先生的一個內部譯本。我還記得，儘管那時我英語差得一塌糊塗，但還曾一度與好友馮克利商量，要全譯哈耶克的這本小冊子，並且還著手幵始翻譯英國女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哲學》。但是這兩項翻譯還沒真正開始，一個出國留學的名額就落到了我頭上，導致我走向了另一條學術道路。

學術月刊：看來規範的學術之路均不能離開對包含馬克思著作在內的西方學術經典的研讀，那個年代西學經典譯著十分暢銷，這似乎與當時的學術重建與社會啟蒙有關，許多後學人至今致力於此，您近年在研究現實問題的同時，也組織了多套西學著作的譯事。您隨後在海外留學期間的學業秘辛與學術思考也是讀者陌生的，請詳細談談。

韋森教授：1987年，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分配給中國社科院系統一個出國留學獎學金名額，一個給了我們山東社科院。於是我獲得了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習人口學的機會，讀碩士的機構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發展研究中心（NCDS）。那時，我雖然選的是人口學項目，但多聽的是經濟學的課，碩士論文做的也是經濟學的：《四十年來中國人口增長對中國經濟的宏觀影響》，而這一碩士論文的第一章的文獻回顧曾翻譯為中文發表在國內《經濟研究》1988年第7期上。

1989年7月，我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畢業，獲得了國立大學人口學的碩士學位。可是畢業之後，因故無法回國。我就寫信給楊小凱，看能否在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土學位。在小凱的幫助下，我們家人到了墨爾本，在莫納什經濟學系的博士預備班中注了冊，並幵始了經濟學博士班的課程學習。但是由於註冊上課學期後，申請不到獎學金，我就休學了。這期間我開始閱讀馬克斯韋伯的大量作品，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儒教與道教》、《經濟與社會》等等，並讀了美國和西方漢學家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東西方現代化的許多著作，並開始研讀《聖經》大量接觸基督教神學和基督教教會史的著作。這段時間，我讀得較多的基督教神學的著作是保羅-蒂利希、卡爾巴特爾、弗蘭西斯-薛華等的著作，也曾翻譯過美國福音派神學家卡爾亨利的《基督教的私有財產觀》。這時期，影響我最大的一本著作是華人基督教徐松石牧師的一本《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香港浸信出版社）。通過讀韋伯、墨子刻、狄百瑞、羅伯特貝拉等漢學家的文著，尤其是大量閱讀了牟宗三、唐君毅，以及後來的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幾位先生的著作，加上對基督教神學文獻的閱讀，並且結合對那時剛出版不久的一些西方社會學家和管理學家對東亞文化與東亞經濟奇蹟的研究，我這時寫出了《華夏傳統文化陰影下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文章，談出了些與好友楊小凱以及《河殤》作者的一些不同的對東西方文化的判斷，記得曾與李澤厚、劉再復先生的文章同一期發表在美國紐約的《知識分子》雜誌上。

這時對我思想衝擊最大的，還不是因暫時拿不到獎學金而休學，而是東歐和蘇聯的巨變。從大學畢業後的十多年裡，我一直相信中央計劃經濟是一個可行或經改革後仍可行的種制度模式，因而，一直抱著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寫一部「有邏輯體系的」且反映其現實運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來理論化之。然而，到澳大利亞留學之後，隨著對現代經濟學的學習，自己逐漸覺得這只是個天真的空想。尤其是看到了蘇聯和東歐1989年巨變，才覺得整體框架全垮掉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自己十幾年追求的一個學術目標一個清晨起來就完全倒塌了。這對一個思想者來說，簡直是毀滅性的打擊。我開始反思，自己一生所學的理論、所信的東西，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是否自己一直在追求一個虛幻的理論氣泡？雖然此時，我工作和生活皆還好，物質條件也比當時國內好很多，但精神的苦悶卻無法排遣。我開始思考，難道自己十幾年忘我奮鬥學術研究，就毫無意義嗎？在此情況下，我曾一度有去美國讀神學，將來做個傳道人的想法。然而，最後還是放不下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於1992年在黃有光和楊小凱的強力推薦下，我轉入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學術月刊：黃有光、楊小凱兩位目前已是公認的華人經濟學家中卓有建樹的學者，除了當時他們對您學業上的助益，想必大約也會影響到您後來經濟學研究旨趣的轉變。

韋森教授：是的。還在莫納什期間，受楊小凱的影響，我就幵始關注起科斯、諾思、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和張五常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的思想來。在莫納什和悉尼大學幵始寫博士論文前，我幾乎讀了這些新制度經濟學家的所有能搜羅到的文獻，尤其喜歡道格拉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也真正在這段時間，我慢慢完成了自己的經濟學知識結構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向現代經濟學的脫骨換胎似的艱難轉變。

我在悉尼大學所做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產權非個人化條件下亞廠商理論》。之所以選了這樣一個題目做是因為我相信，如果一個經濟體中沒有剛性的私有產權制度，或者說還沒有分立的產權（several property rights）結構，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廠商，即英文的 firm。這實際上從理論上說，在完全的國家所有的中央計劃經濟中，實際上不存在廠商，因而所有工廠只是一個個單位，而不是一個個廠商。這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斯和張五常所認為的在中央計劃經濟條件下一個國家就是「firm」觀點完全一致。為此我當時還發明了個「Quasi-firm」，這個詞可以被翻譯為「亞廠商」或「准廠商」。在博士論文中，我假定在一個完全的「全民所有制---」即無私有產權的條件下，一個工廠單位是如何運行的，通過一些分析推理，論證其問題在哪裡。通過這樣一種純學術的推理，我至少證明了這樣一點：只要所有人都是自利的，那麼無論實行按需分配還是按勞分配，還是兩者的結合形式，社會主義經濟都是沒有最優解的。這就從基本理論推理上證否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

這樣的博士論文，現在想來還是我早年研究思路的一個延續和脫變。我當時想，先在博士論文階段做一個沒有市場、沒有產權結構下中央計劃經濟微觀單元的純理想運作模型，看下這種體制從根本上的非合理性和非可行性，然後再用幾年時間，繼續這個研究，寫一本「The Quasi-Firm in the Semi-Market」（我當時和現在仍然相信，沒有良序運作的產權制度，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這就有點像為現在的原計劃經濟的轉型國家的改革過程做理論描述了。當時，我還設想，若再有時間，再寫一本「From the Quasi-Firm to the Firm」。這樣就可以把中央計劃經濟轉型的過程加以理論化了。對於這宏大理論研究框架的設想，我曾在香港《21世紀雙月刊》1993年8月號發表的那篇《社會主義經濟的毛病出在哪裡？》文的結論中明確表達了出來。

然而，現實卻不像純理論思考那樣簡單，也不等人。在蘇聯、東歐各國的制度發生劇變後，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迅速推進，也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和世界經濟格局的巨大變化，使我們這些做思辨經濟學的學人總是覺得現實變化太迅速，而理論總是滯後。1989年左右的蘇東劇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以及中國加入後迅速加入世界分工體系和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導致了比較經濟學這門學科在國際範圍內的幾乎全軍覆滅，幾乎使任何想理論化改革進程的比較經濟學家都感到茫然不知道做什麼了。於是，我在澳大利亞所大學短暫教了點課，就急匆匆地回國加盟復旦了。回復旦後，我被安排教起比較經濟學」的課程來了，但所教的是自己所思考的「比較制度分析」（簡稱CIA）框架，而不是再教傳統的「比較經濟體制」（簡稱CES）。講授的內容，也主要是研究哈耶克與諾思等新制度學派的經濟社會理論。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也完全從一個試圖為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解釋者，變成了一個完全的自由市場派的經濟學人了。於是就有了我近十幾年來回國後十幾本專著和文集的出版。

學術月刊：我們通常講學術轉型有學科拓展、研究視角或領域的變化，但最具特徵的還是學術理念或方法論的轉向，您曾出版有多部經濟學與哲學或文化等學科交錯研究的導論性著作，甚至您還曾十分關注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轉向問題，似乎意在表述思想方法論的確立在整個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請您最後總結一下這方面的心得。

韋森教授：這點是要特別指出來的。在我完成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語言思維到現代經濟學的知識結構的艱難轉變的同時，我還有一個非常偶然的思想方法論上的轉變，那就是我突然接觸並接著幾乎著迷樣地研究起維特根斯坦哲學來了。記得大致是在1994年上半年，我在一個周末開車帶女兒到我們悉尼大學附近的一所中學去學漢語，因為離家太遠，開車回去再回來接女兒「不經濟」，我把女兒送到學校後，就在Dulwich Hill區的家很小的社區圖書館裡找個座位坐下來讀書。在那家可能最多只有上千本書的小小圖書館中，我竟然發現了由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用中文寫的《維特根斯坦》（香港版）一口氣讀了下來，覺得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接著我又盡一切可能地收羅和研讀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著作，包括他的《邏輯哲學論》、《哲學研究》、《文化與價值》等等。讀了維特根斯坦哲學，反思自己經濟學理論探索的道路，才突然感到幾十年理論探索的困惑的原因和問題到底在哪裡，哪些理論探索是無用的和純屬工作和時間浪費，哪些是有意義的和值得進步研究和思考的。

自20世紀初以來，在當代哲學和許多社會科學中較普遍地發生了一個「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這一語言轉向首先發生在哲學中，繼而國際學術界和思想界對語言的關注從哲學廣泛地推進到倫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學和文藝理論等其他社會科學中。最早開啟這當代語言轉向的，應該說是19至20世紀之交的奧地利哲學家弗雷格，而主要推動或者說引致這一轉向的哲學家，則主要是維特根斯坦，以及牛津日常哲學學派的領袖人物奧斯汀等。萌發於19世紀下半葉而到20世紀中才基本完成的這一當代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的語言轉向，與人們對世界認識的深度及其進展有關。從哲學史的沿革來看，哲學家們首先思考這個世界是什麼；接著他們反思人自己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最後他們轉向注意起對表達人們對世界認識的媒介和工具來。於是乎，哲學史就經歷了一個從對本體論的形而上把握，到認識論的思考，再到語言哲學的反思這樣一個自然發展過程。

在當代哲學中發生的這一語言轉向，也與伴隨著近現代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生的人們在各學科、各領域中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認識不斷向深層推進的進程密切相關。隨著各學科的思想家對自己研究領域的問題的思考不斷深入，人們開始感覺到語言的束縛以及對所用語言的困惑，因而不約而同地從各個學科和各領域的不同研究視角同時探及到了語言問題。後來我還發現，如果說當代哲學和多門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巨大思想發展和深入理論探索構成了一首宏大交響曲的話，那麼，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學術各界對語言的反思就構成了這交響曲的主旋律然而自馬歇爾（Alfred Marsshall）和凱恩斯（John M.Keynes）以降，以新古典主義為主流的當代經濟學各學派一般還只注重數學分析工具的運用和計量模型的建構，並相對自我封閉地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一個風格凸顯（理性最大化推理）和自成一體的理論世界。而另一方面，在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政治經濟學家，多年來則更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全困頓在斯大林時代所形成的一套政治經濟語言的「思想牢籠」之中。結果，與當代哲學和其他多門社會科學以語言反思為主旋律的宏大理論交響曲不相和諧的是，直到如今，當代經濟學家似乎還很少有人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

從自己大學本科畢業所撰寫的經濟學方法論的論文，到1996年在悉尼大學做的博士論文，實際上都是在思考形而上的經濟學問題，這裡面都牽涉到一個經濟學範疇、新範疇與經濟學對象和社會現實運行之間的關係問題。當自己早年苦苦辨析什麼是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價值、使用價值、剩餘價值、效用、邊際效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的時候，卻沒有認識到這些抽象的思辨概念實際上是人們在定發展階段上生創出來的些抽象思維的理論建構，理論家們還用這些概念所構成的套語言（理論）體系，信它而用它來描述甚至建構人類社會的體制。你要用這些概念和範疇，這一個範疇好像就有所指，你不用它們，或用其他的概念來涵指差不多同社會現實對象性如後來現代經濟學中的「科技發展水平」「生產可能性邊界」現代制度經濟學中的「institutions」那樣，人們仍然可以進行理論分析，卻會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人類「社會科學」的困境就在於不運用語言不用定的經濟學概念或言「範疇」，經濟學家們就無法進行經濟分析，也無法進行理論「建模」。那麼，到底用什麼樣的概念來描述和分析人類社會的現實經濟運行？如何像維特根斯坦哲學所說的那樣在逃脫不了的「語言牢籠」中能盡量意識到靠這一經濟學話語共同體所共同使用的「辭彙」和「語言」所認識和描述的人類社會經濟運行的理的有限性，有些概念可能就有問題，又如何遵循「奧卡姆剃刀」原則盡量不生造和多加經濟學的新概念？這都是今天我們的經濟學理論所仍然面對的根本問題。

我之所以重新關注這一點，部分是受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最近的一次提醒。2013年10月在深圳召開的當代最偉大的制度經濟學家科斯教授的追思會上張五常教授說，他一生從來不用「效用」（utility）這個概念，說這個概念看不見、摸不著、無法界定。當然，你可以認為任何商品和勞務都有其「效用」，或者如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所說的那樣有「使用價值」，從消費某一商品和勞務的多寡來分析，你也可以說存在著現代經濟學中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但是，作為由芝加哥學派價格理論所正宗培養出來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就是堅持不用「效用」這個詞那又怎樣？張五常自己解釋說「我不用這個概念，就是怕如香港人常說的那樣：『一個香爐一個鬼』。」一個香爐一個鬼，多麼深刻的見解呀！在當代經濟學的各流派中，在當代社會科學和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中，人們上百年來設了多少不必要的「香爐」呀！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科學家和「理論工作者」，又多大程度上是在過去人們所不斷地擺出來的一個個「香爐」所構造起來的語言的鬼魔牢籠中轉不出來呀！這難道不是中國經濟社會改革困難、改革張力巨大的根本原因？

2001年，我回國執教於復旦經濟學院。回國後這幾年所做的工作，可能國內經濟學界和其他鄰近學科的朋友們都比較熟悉了。故此，最近十幾年自己的閱讀和問學經歷，今天就不談了吧！

韋森教授介紹：原名李維森，山東省單縣人。1982年獲山東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9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碩士學位，1995年從悉尼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1年回國正式執教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多年，現任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2000年至2001年為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正式訪問教授。2006年為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客座研究員。自20世紀80代初以來，曾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等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上論文數十篇。並曾在《21世紀經濟報道》等國內發表外有影響的媒體上撰寫專欄文章和學術隨筆。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對哲學、倫理學、法學、政治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以及宗教神學等學科也有著廣泛的研究興趣。主要學術專著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經濟學與倫理學探尋市場經濟的倫理維度與道德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文化與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經濟學與哲學：制度分析的哲學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格致出版社2009年；《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中信出版社2012年；與汪丁丁和姚洋合著的《制度經濟學三人談》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自1987年以來，分別獲教育部、國家體改委、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社會科學優秀著作論文一等獎兩項，二等獎三項，三等獎三項，優秀論文獎一項。

編輯｜P小拓／小哲／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