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 | 漢代牽牛、織女圖像研究

漢代牽牛、織女圖像研究

作者簡介

王煜，字仰光，號摽梅居士，1985年生，四川漢源人。2004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習考古學。2013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同年留校任講師，入選「優秀青年人才計劃」。2015年破格晉陞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漢唐考古、西南考古。已在《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等社會科學類和專業權威期刊及核心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30篇，主持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考古所見漢代天文材料的整理與研究」，另主持省部級、校級科研項目多項。曾獲2011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學術新人獎。

漢代壁畫和畫像石中都有牽牛、織女圖像，雖然數量並不多，但涉及中國古代最為著名的神話傳說故事之一，十分引人注目。目前學界對此類圖像的關注和討論已比較豐富，也獲得不少較為深入的認識。然而，大多數的相關論著皆是在進行民俗學、神話學的研究時援引這些考古材料來進行印證，關注的重點主要是牽牛、織女神話的起源、演變和隱喻等問題；或在對相關星象圖進行整體研究時，論及此類圖像中的某些問題。而少數專論此類圖像的研究中，往往缺乏對基礎材料的辨析和梳理，對其意義的理解也往往忽略了其所在的環境，存在不少問題。因此，對此類圖像材料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辨析，充分提取相關信息，考察其在墓葬中的功能和意義，顯得很有必要。而要想在民俗學、神話學等相關問題的研究中正確運用這些考古材料，這樣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筆者不揣淺薄，欲就這些問題求教於學界。

一、漢代的牽牛、織女圖像辨析

漢代的牽牛、織女圖像目前所見雖然不多，但問題並不簡單。因為此類圖像並不僅僅是一則神話故事的片段表現，往往還涉及實際星象和古代天文學的一些問題，如河鼓、牽牛、牛宿以及織女、婺女、女宿這些星宿和名稱的異同、離合、演變關係，而涉及星象的壁畫和畫像往往存在不少附會和混誤，使得問題更加難以辨明。此類圖像中，明確以形象出現者，男性一方都為一人牽牛，女性一方往往為女子端坐，有的還表現有織機或織梭，考慮到較為通行的稱法，暫將之統稱為「牽牛、織女圖像」。其實，其間存在不同的性質和意義，如有些就是牛宿、女宿圖像而可能受到牽牛、織女的影響。以下筆者大致按照時代順序，將目前所見可供討論的相關材料進行梳理和辨析。

（一）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墓室頂部壁畫

該墓發現於1987年，為帶斜坡墓道的中型磚室墓，由墓道、東西耳室和主室構成，時代為西漢晚期。主室頂部有一幅著名的星象壁畫，兩個同心圓的內圓內部繪日月、雲氣和仙鶴，兩圓間的圓環內繪四象二十八宿（有合併），星宿的表現方式為實際星象（或有簡略）加上代表該星宿的人、物形象，有的只有星象（圖一，1）。在該圓環的北部偏東位置繪一人牽牛形象，畫面部分剝落，但基本面貌和細部仍比較清楚，牛身上橫列三星，人前方縱列三星，三星間都有線條相連（圖一，2）。牛之後即圓環正北位置跪坐一女子，其身前縱列相連的兩星，足後還有一星與前兩星相連，三星呈三角分布（圖一，3）。

由於圓環中的圖像為四象二十八宿，此二星宿繪於圓環北部，其前為斗宿（南斗，一人持斗狀的六星），毫無疑問應該是二十八宿的北宮牛宿（牽牛）和女宿（婺女）。壁畫中的牽牛形象上共有六星，牛宿為六星，二者數量相合，但並不呈壁畫中的三星平列式分布；女宿（婺女、須女）本為四星，但壁畫中只有呈鼎足分布的三星，有學者認為或許以人像頭部的圓圈或以人像所佔處為另一星而合四星之數，稍顯牽強。而在漢代文獻中經常與牛宿、女宿相混淆的河鼓（也可稱牽牛）、織女正好為平列的三星和鼎足狀的三星。河鼓與織女隔銀河相望，為牽牛、織女傳說的天象來源。《詩經·小雅·大東》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其中的「牽牛」、「織女」指的就是「天漢」（銀河）兩邊的河鼓和織女。

《史記·天官書》在敘述二十八宿時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這裡的牽牛指的是牛宿，與河鼓區別得很清楚。但不少漢代文獻中又將河鼓與牽牛等同。如《爾雅·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璞注曰：「今荊楚人謂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其意「河鼓」應為「何（荷）鼓」，是牽牛之別稱。《太平御覽》卷三十一引《日緯書》亦云：「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史記·天官書》「索引」引孫炎曰：「或名河鼓為牽牛也」。可見，此時「牽牛」一名既可指銀河旁與織女相對的河鼓，也可指二十八宿中與婺女相鄰的牛宿，出於智識階層的文獻尚且如此含混難辨，出於畫匠的畫像，其情況更可想而知了。上述壁畫中的牛宿是否混入了一些河鼓的因素，可以存疑。《史記·天官書》中同樣將織女和女宿（婺女）區別得很清楚，其云：「婺女，其北織女。」不過，張守節《正義》又云：「須女四星，亦婺女，……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制裁嫁娶」]。可見其與織女實際上是很相近的，只是地位不同，同樣容易混淆。事實上，直到唐代的一些二十八宿鏡中，女宿四星仍以織女三星表示，而三星旁並無人像可作第四星，只能認為是混誤了。

不過，不論壁畫中是否將牽牛（牛宿）混入了河鼓的因素，是否將婺女（女宿）混同為織女，這裡的牽牛和女子圖像代表的無疑是牛宿和女宿，作為二十八宿中的兩個，在整個圖像上並無特別之處。二者除前後相接的順序外，也看不出有其他關係。即便畫匠因牽牛、織女故事和圖像的影響而可能將此處的牽牛、婺女二宿表現為牽牛、織女形象，但從嚴格意義上講，恐怕也不能算作牽牛、織女圖像。

（二）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LYYM1）中室墓頂西坡壁畫

該墓發現於2003年，為小磚構砌的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後室、側室及前室兩側的兩個耳室構成，報告推斷其時代為新莽時期。在中室、後室的頂部和周壁有壁畫，中室頂部藻井中繪日月與雲氣，四坡上大致按方位繪星宿，有些星宿的位置有錯亂的現象，星宿的表現也為星象加人、物形象。其中，中室西坡下部右側繪一人牽牛形象，牛上有三星橫列；左側繪一跪坐女子，其頭上有呈三角分布的三星，三角兩腰有線相連（圖二）。

馮時先生認為，此處女子頭上三星的布局說明她只能是織女，該畫面是以牽牛形象代表河鼓，與織女相配以表現牽牛、織女的故事。該墓中室北坡左邊第二圖中兩組相連的二星，應是婺女（女宿）四星，第三圖中與之相對的橫列三星應為河鼓三星，而這裡的河鼓三星則代替牽牛（牛宿），與婺女（女宿）相對為二十八宿之北宮星宿。雖然在當時牽牛、河鼓混同的背景下，尤其在混誤頗多的墓葬星象圖中，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恐怕難以辨明，但根據其位置和組合來看，筆者贊同馮時先生的觀點，即該墓星象圖中有兩組牛、女圖像：一組在中室西坡，表現的是牽牛、織女；一組在北坡，表現的是北宮牽牛、婺女二宿。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坡牽牛、織女旁繪有白虎形象，在其上面的雲氣紋中繪有雙闕，馮時先生認為即闕丘二星，以象天闕，顯然是正確的。該壁畫對於我們認識漢墓中牽牛、織女圖像的意義具有重要作用。

（三）陝西定邊郝灘東漢墓（M1）墓室拱頂壁畫

該墓發現於2003年，為帶斜坡墓道的土洞墓，時代為新莽至東漢早期。墓室內除左側耳室形龕外皆繪有壁畫，墓頂為月亮、四象、二十八宿及其他星宿組成的星象圖。星宿的表現仍然為星象加人、物形象。在墓室拱頂東南部有一人牽牛形象，牛身上縱列三星，三星間以紅線相連（圖三，1）；該位置還有一綠衣女子形象，姿勢因壁畫漫漶而不清，其頭上有呈三角分布的三星，其間亦連以紅線（圖三，2）。

由於該墓的詳細發掘報告尚未發表，目前僅公布了少許零散、孤立的圖片，無法進行詳細、系統的觀察。不過，從這些材料看，該牛、女圖像應該還是處於二十八宿的整體環境之中，其形象也與前述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所見者一致，恐怕仍是混入牽牛、織女圖像因素的牽牛與婺女二宿，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牽牛、織女圖像。

近來李凇先生又刊布了該墓星象壁畫中的一個局部圖，其中也有一例一人牽牛形象，牛背上有一個圓形圖案，其內的同心圓外還有一圈呈放射狀的三角形。牽牛之上有一紅衣人持斗狀七星，其左側有一綠衣人呈跪坐姿態（圖三，3）。李凇先生認為該壁畫中牛背上的圓形圖像類似南方少數民族中流行的銅鼓，該牽牛圖像指的應該是河鼓，綠衣人為女宿。然而，筆者發現李凇先生所提供的圖片左側只到綠衣人而止，而《壁上丹青：陝西出土壁畫集》中公布了該綠衣人的獨立圖像，其面向左側，手持一組星象，已漫漶不清，報告認為其為箕宿，也符合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中箕宿的形象。因此，其是否是女宿還有疑問。而且該牽牛壁畫上如果要表達「鼓」、「荷鼓」的觀念，為何不用當時北方地區流行的鼓的形象，而要用在漢畫像中從未見過的南方少數民族的銅鼓形象？筆者認為這個圓形圖像或許仍是日、月、五星這樣的天象的表現，但與流行的日、月圖像不合，可能為五星中的某一個。秦漢時期的天文學文獻中常有「日月五星，起於牽牛」的記錄。如《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漢書·天文志》云：「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又云：「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周髀算經》亦云：「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可見，牽牛是標識日、月、五星運行最為重要的星宿之一，這一圖像或許正是這種觀念的反映。而這裡的牽牛既與東井相對，指的還是二十八宿中的牛宿。

另外，牽牛之旁還有呈斗狀的七星，斗柄指向牽牛。一般來說，這樣的圖像應該指北斗，而北斗的斗柄恰恰也大致指向牽牛的位置。不過，北斗在中宮，與牽牛距離較遠，壁畫上卻將其畫在牽牛之旁，與實際天象相差過大。這裡有兩種可能：一是該斗狀七星確實為北斗，將其描繪在牽牛之旁並指向牽牛，可能有強調牽牛標識節氣（冬至）的作用，我們知道北斗的指向是具有指示節候的重要作用的；二是該斗狀星宿可能為牽牛之旁的南斗，只是在描繪中將六星誤為七星，考慮到北斗七星在古人觀念中的重要地位，南斗圖像被混誤為北斗也是有可能的，而且該斗狀星宿旁尚有一人持握，與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中的南斗圖像一致。具體情況如何，尚待今後進一步考察。總之，由於目前所見材料的局限，該壁畫墓中牛、女星象的具體性質如何，恐怕只有等到材料系統公布後才能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四）山東長清孝堂山石祠隔梁底面畫像

孝堂山石祠為一處墓地祠堂，時代約為東漢初期，其上有十分豐富的石刻畫像。隔梁底面即祠頂正中刻畫有日、月、星象，日左刻畫一女子正坐於織機上紡織，女子頭上有呈三角分布的三星，三角的兩腰相連，無疑為織女。織女旁有兩組橫列的三星，或以為是牽牛（牛宿）和河鼓，而織女左側更遠處月輪之旁又有三星橫列，與織女間相隔一片空白（圖四）。筆者認為如果畫像上真有以橫列三星表示的河鼓、牽牛，則為此月輪旁三星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其與織女間隔有空白。尹屯壁畫墓中的牽牛、織女圖像之間就以一空白帶隔開，此處的空白正可表示銀河。而該畫像上的織女是毫無疑問的，與之對應的應該為河鼓而非牛宿，這也符合三星平列的星象。不過，由於沒有牽牛形象予以確認，而橫列三星又有三處，常見星圖中以平列三星表現的星宿也不只河鼓，這些三星中是否有表現河鼓的，仍然不敢遽定。還有學者認為其中的一組為參宿三星]，但同樣無法證明。

（五）河南南陽白灘漢墓出土畫像石

該畫像石於1935年出土於南陽卧龍區白灘，原位置不詳，推斷其年代為東漢時期，現藏於南陽漢畫館。該畫像石右部刻畫一人揚鞭牽牛形象，牛上部有三星橫列，星間有連線；中部刻畫一虎，虎背上部亦有三星橫連，虎頭上部有二星相連；左上部有七星環連，中有一兔；左下部有一跪坐女子，上覆以開口向下的相連四星（圖五）。

對於該畫像石上的星象存在不同意見，或以為其上的牽牛為牛宿、女子為女宿（婺女），或以為表現的是牽牛、織女。馮時先生注意到該畫像與前述洛陽尹屯壁畫墓中室西坡壁畫的相關部分十分一致，只是後者將七星環兔形象即畢宿誤繪於南坡東側，實際上二者的組合情況應該是相同的。如前所述，尹屯壁畫墓中室西坡壁畫的相關部分應為牽牛、織女，此畫像當與之一致，只是工匠在刻畫時混淆了織女與婺女，將織女三星刻作婺女四星。這種混誤的背景前文已述。

值得注意的是，與尹屯壁畫墓一樣，該畫像石上牽牛、織女畫像旁刻有白虎，其上橫列的三星表明了其性質。《史記·天官書》云：「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白虎頭上又有二星，有學者認為與虎前的一星合為觜宿三星，但此二星互相連接，而不與虎前的一星相連，此說或可商。我們注意到尹屯壁畫墓中白虎的頭上為一對闕，如前所述，即闕丘二星，象徵天闕，則此畫像中白虎頭上的二星也當為闕丘、天闕。有學者認為應當為北河，這也是可能的，因為尹屯壁畫墓的牽牛圖像旁也有二星表示南北兩河。《史記·天官書》云：「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可見，不論其為闕丘還是南北河，其意義是一樣的，都是天闕、天之關梁的象徵。

（六）四川郫縣新勝鄉2、3號磚室墓1號石棺蓋頂畫像

2、3號墓發現於1973、1974年，兩墓共出土5具畫像石棺，但從原始報告中已無法得知各石棺所在的具體墓葬，墓葬年代為東漢晚期至蜀漢時期。該石棺的棺蓋和擋板滿刻畫像。前擋板上的畫像為西王母。後擋板上的畫像為手托日月的伏羲、女媧，日月中間有一正面的人面鳥身神像。左側擋板上的畫像為車馬臨闕，門闕上有鳳鳥。右側擋板上的畫像為神山仙境與神人神獸。棺蓋略向上隆起，上刻青龍、白虎夾持一璧，璧下有神人扛托，璧上部畫像呈反向刻畫。其上一人牽牛前奔，其前方相隔一段空白後有一女子，手持兩頭粗中間細的物品，動作似與牽牛人呼應（圖六）。

學界一致認定該畫像表現的應為牽牛、織女。雖然該畫像上毫不表現牛、女的星象，與前述畫像不同，但有青龍、白虎，說明仍是天界的景象。織女手中所持之物，一般認為是織梭或繞線板以表現其身份。

該畫像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以璧為中心，璧以上圖像與下部圖像方向相反，兩旁青龍、白虎夾持，說明這裡的璧為一關鍵界標。筆者認為，這裡璧的意義與上述尹屯壁畫墓壁畫上的雙闕及白灘畫像石上的雙星一致，都是天門、天闕的象徵。重慶巫山縣出土不少東漢晚期的圓形銅棺飾，其上刻畫雙闕與神人、神獸、西王母，雙闕上往往自題為「天門」，而在這些天門中心都突出表現一璧形物（圖七，1、2）。四川茂汶出土的一件銅搖錢樹枝葉上，雙闕圖像及西王母、鳳鳥組合與巫山銅牌飾十分一致，表現的也是天門，其雙闕中仍突出表現出一璧形物（圖七，3）。類似的例子還見於四川瀘州市洞賓亭崖墓出土的石棺畫像上，也將璧形物與雙闕、神人（或認為是受到佛像影響的西王母和東王公）組合在一起，並且以璧形物為中心（圖七，4）。可見，在漢代人觀念中，天門與璧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其實根據當時文獻，「璧門」即可象徵天門。《三輔黃圖·漢宮》中載漢武帝所造求仙意味濃厚的建章宮，「宮之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門」。《楚辭·離騷》王逸註：「閶闔，天門也」。《淮南子·原道訓》高誘註：「閶闔，始升天之門也」。《說文·門部》亦云：「閶闔，天門也」。可見，這裡的「璧門」可為閶闔、天門的象徵。筆者認為，該石棺蓋頂中央具有界標意義的璧即為璧門、天門之象徵。

以上筆者較為詳細地梳理和分辨了目前所見與牽牛、織女有關的圖像材料。夏鼐先生認為洛陽燒溝61號西漢壁畫墓墓頂星象圖中第9幅中央並排的三星為河鼓，第10幅三角排列的三星為織女，也有一定依據。不過，該星象圖上既無連線表現星官，亦無形象予以確認和進一步研究。又有以南陽卧龍區丁鳳店出土「金烏-星座」畫像石上三星為河鼓、四星為女宿，亦無形象可確認。江蘇盱眙東陽漢墓中出土有放於棺蓋上的木刻天象圖，其上「圓月後面分布七顆星辰，其中三顆連成直線，另四顆斜角排列，兩者或許象徵牛郎與織女」，目前也僅能算作一種猜測。另外，南陽英庄出土的一塊東漢畫像石上有一人持鞭牽牛形象，與上述牽牛形象頗為相似，其位於主室門楣的位置也頗為突出，不過，僅根據一個單體畫像尚無法確定其性質，這裡只好存疑。

根據上述材料，得出如下認識。

第一，目前所見嚴格意義上的漢代牽牛、織女圖像實際上僅有三例，即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中室墓頂西坡壁畫、南陽白灘漢墓出土畫像石及四川郫縣新勝鄉出土畫像石棺上的相關部分。南陽白灘畫像石上的織女雖誤刻為婺女四星，但整體組合與尹屯壁畫墓中的相關圖像十分一致，性質亦當相同。山東長清孝堂山石祠隔樑上無疑有織女的畫像，但其旁的三組三星究竟是否為河鼓或哪一組為河鼓仍難以確認。陝西定邊郝灘壁畫墓由於材料公布的局限，其上的牛、女圖像的具體性質目前尚無法辨明。

第二，上述三例牽牛、織女圖像雖然數量很少，但因分布於相距遙遠的河南和四川地區，時代從新莽時期到東漢晚期或蜀漢時期，所以還不能貿然斷定其並不流行。不同地區的圖像似乎還形成了一些地域性因素，如河南的皆有星象，且鄰之以白虎；四川的則無星象，而鄰之以成對的青龍、白虎。三例都出現於墓室之中，一例在墓頂，一例在棺頂，一例不詳，但根據其上的星象內容推斷，應該也在墓室的上部或頂部。

第三，這三例牽牛、織女圖像除總體設計和人物形象一致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上部都表現有天門、天闕。尹屯壁畫墓中直接以形象化的雙闕予以表現，白灘畫像石上則以闕丘（或南北河）二星的星象來象徵，郫縣出土石棺上則用四川、重慶地區流行的璧形天門的形式來表達。這對理解該類畫像在墓葬中的意義具有重要作用。第四，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和陝西定邊郝灘壁畫墓中的牽牛、婺女二宿圖像，雖然與上述材料多有相似之處，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牽牛、織女圖像，而可能混入了牽牛、織女的因素。這種情況在具體的墓葬壁畫中只能理解為圖像和觀念的混誤，其背後有產生混誤的時代背景，或如有學者所說的，「是為完善二十八宿體系而以赤道星官逐漸取代距赤道較遠的星的事實」。

二、漢墓中牽牛、織女圖像的意義

經過這樣的辨析、梳理之後，筆者便可以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之上對此類圖像在墓葬中的意義做出一些新的解釋。如前所述，在目前能確定的三例嚴格意義上的牽牛、織女圖像中，都表現有天門、天闕，與其緊密結合在一起。而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牽牛確實與天之入口—天關及橫渡天河之橋樑有密切聯繫。《荊楚歲時記》引《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史記·天官書》云：「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正義：「建六星，在斗北，臨黃道，天之都關也。……牽牛為犧牲，亦為關梁」。《晉書·天文志》亦云：「牽牛六星，天之關梁」[。當然，後二書中的牽牛顯然指的是牛宿而並非與織女隔河相望的河鼓，但如前文所述，無論從文獻材料還是考古材料看，此時都有混淆牛宿與河鼓的情況。《太平御覽》卷三十一引《日緯書》云：「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主關梁」。這裡的牽牛明確指河鼓，可見河鼓確實也可為天之關梁。關即天關、「天之都關」，梁即為跨越天河的橋樑。《三輔黃圖·咸陽故城》云：「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這裡的牽牛要橫渡天河，自然是河鼓，也可見其確實可主天河之橋樑。

可見，牽牛主天關、天梁，而傳說故事中其每年一會織女要橫渡天河，於是人們將牽牛、織女刻畫在墓頂或棺頂，其上表現出天闕、天門，希望墓主能像牽牛、織女一樣或得到主事者牽牛、織女的幫助，順利過天關、越天梁、渡天河，進入天闕、天門而升天成仙。筆者認為這種解釋才最符合這些圖像所處的位置與環境。尹屯壁畫墓的壁畫上，除二十八宿外還有不少天上的神仙、神獸。白灘畫像石上畫像的環境與組合已不可知，但南陽地區出現天象圖並保存完整的畫像石墓中，如麒麟崗畫像石墓，除星象外尚有大量的神仙和升仙內容，白灘畫像的情況應該與之類似。郫縣出土石棺的擋板上均刻畫西王母、神山仙境、神人神獸及車馬臨闕（從整體組合看，這裡的闕自然不能等閑視之），全部為神仙和升仙內容，處於頂部的這幅牽牛、織女畫像自然更應該表達這種願望。

此外，漢武帝鑿昆明池，在池旁也設有牽牛、織女石像。《三輔黃圖·池沼》云：「《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今有石父、石婆神祠在廢池，疑此是也」。班固《西都賦》云：「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張衡《西京賦》亦云：「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此二石人尚存留至今（圖八）。武帝所作的上林苑和昆明池，除了滿足軍事需要外，其中還充滿了他所熱衷的神仙思想。立牽牛、織女像於兩側，自然與軍事無關，幾乎所有文獻都說是以之象徵天河，可見將牽牛、織女賦予神仙意味至少在漢武帝時期就已開始了。

今本《博物志·雜說下》中有一段故事。

舊說雲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並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同一則故事在《荊楚歲時記》中有另一種版本。

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搘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以上兩晉南朝時期出現的這兩個版本中，故事梗概相同，但一則是在東海，一則是在河源。我們知道秦漢以來的求仙之地正有兩處：一處在東海的蓬萊三島，一處在西方的崑崙。而「河出崑崙虛」，武帝使張騫尋河源，除政治因素外，也不排除有尋找崑崙的求仙願望。《史記·大宛列傳》載：「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雲」。當然，這個崑崙雖然只是漢武帝的一廂情願，但也說明了崑崙與河源的緊密關係。上述故事中，一則從東海通天河見牽牛、織女，一則從西域河源而去，不能不讓人懷疑與漢代以來的求仙思想的關係。可見，從漢武帝立牽牛、織女石雕以象天河，到南朝的這些志怪小說，牽牛、織女故事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與神仙思想有關，上述漢墓中的那些畫像最好放入這個背景中來理解。不過，從《古詩十九首》中那首著名的詩歌來看，牽牛、織女的故事確實也反映了一段凄美的情感，但這顯然不能作為理解墓葬畫像的直接背景。

三、餘論

目前所見嚴格意義上的漢代牽牛、織女圖像實際上僅有三例，皆出土於墓葬中，位置明確者在墓頂或棺頂。其他類似圖像或是可能混入牽牛、織女因素的牽牛、婺女二宿，或因圖像因素不全而無法確定。明確的牽牛、織女圖像中皆有天門、天闕，其在墓葬中的意義與升仙有關。牽牛主天關、天梁，其橫渡天河與織女相會。墓主希望能像牽牛、織女一樣或得其幫助，順利過天關、越天梁、渡天河，進入天闕、天門而升天成仙。從目前的考古和文獻材料來看，將牽牛、織女附會入神仙思想的觀念至遲從漢武帝開始直到南朝，並作為該故事流行的一個重要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明確的三例牽牛、織女圖像中出現的天門、天闕形象，其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尹屯壁畫墓中以最直觀的雙闕形象予以表現，白灘畫像石上用星象來象徵，郫縣出土石棺上則為本地區流行的璧形天門形象。近些年來由於新材料的發現，學界已開始較多地關注漢墓中的天門圖像，但關注的主要還是天門雙闕的表現形式。筆者認為，實際上漢墓中存在著大量以象徵形式出現的天門圖像，十分值得注意，這在上述畫像中便有表現。對此筆者有專文論述，茲不贅述。

學界以往有一種看法，認為漢代人還沒有升天的願望，升仙與升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近來又有一些意見對以升仙解釋漢畫像中的不少題材的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若如本文所述，此類畫像中既有過天關、越天梁、渡天河、入天門的升仙意義，則升仙與升天未必是涇渭分明的兩種觀念。何況現在已經發現了不少墓葬中的天門材料，有的還自題為「天門」，性質十分明確。如果筆者所說的象徵性天門可以成立，其在漢墓中的數量會更加可觀。既然刻畫如此多的天門，就應該存在升天成仙的願望。《淮南子·精神訓》云：「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高誘註：「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這說明當時人認為人死後骨骸歸土、靈魂升天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這涉及漢代人生死和靈魂觀念的重要方面，值得以後進一步關注和辨析。

另外，筆者將西安交通大學壁畫墓及定邊郝灘壁畫墓中的相關部分認定為二十八宿中的牽牛與婺女，將其排除在嚴格意義上的牽牛、織女圖像外，其意義當有所不同。但我們注意到，交通大學壁畫墓中的二十八宿中間表現為雲氣與仙鶴，郝灘壁畫墓中更是繪有場面壯觀的崑崙仙境、西王母宴樂及乘騎神船、神獸的升仙圖。可以推想，將二十八宿表現在墓葬中，其意義應該不僅僅是對天象的模擬，是否因為二十八宿作為天上的驛站而與升天願望相關？如《論衡·談天篇》所言：「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這裡存此一問。

文章來源：《考古》2016年第5期，謹此致謝！引用請核對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