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呼喚與法學家的沉思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潘波

對於喜歡讀書的人來說，同時讀兩本相關的著作也許是一種樂趣。比如，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與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與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與《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同樣是這樣的兩部著作，發出呼喚和吶喊的，分別是吳敬璉和江平先生。

兩本文集是兩位先生演講及隨感的輯錄，所涉獵的話題很廣，圍繞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而展開，也反映了改革時代的特徵。吳敬璉先生是經濟學家，主要從經濟學角度談問題，涉及經濟增長模式、國有企業改革、社保基金管理、腐敗治理方式、權貴資本主義、政府管理體制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吳先生在演講中多次提醒人們，「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來勢咄咄逼人。」針對諸多複雜的矛盾，他從理論和政策層面指出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分析了問題的原因，呼籲全面推進改革，建立以法治為基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江平先生是法學家，其演講和隨感涉及法治理念與現實、司法體制改革、律師制度、私有財產權保護、民法典及物權法制定、企業改制及立法等。在他看來，「市場經濟本身就蘊涵著民主政治，或者本身就推動著民主政治。因為市場經濟講主體平等，就有平等的要素；講意思自治，就有契約自由的要求，就有自由；市場經濟講權利本位、人為本位，那就是人權的問題」，市場經濟離不開平等、自由、人權三大要素，這恰恰也是民主政治的要求。

雖然這兩本書出版已有好幾個年頭，但內容卻依然很有分量。有空的時候再讀一讀，總能得出些許新的啟示。兩本書讀完，更能體會到經濟和法律「鳥之雙翼、車之兩輪」的密切關係。正如吳先生所說，政治和經濟從來都是不可分的，結構複雜、機制精巧的現代市場經濟要實現有效運轉，必須要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支撐。江平先生則進一步解釋說，由於中國的特殊歷史情況，很多政治學問題似乎被法學涵蓋，而相當一部分社會學問題被經濟學涵蓋，故法學和經濟學的聯盟，實際上是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聯盟。政治學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力量的縱橫捭闔，法學研究的主要是法律制度中的公平正義，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是經濟活動中的機會效率，而社會學研究的主要是社會的民情民意。只有把這四種研究力量和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才能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給以更準確的定位和方向。正是這樣的睿智和遠見，使兩位先生早就行動起來，開展經濟學與法學之間的對話，形成跨學科的良性互動，成為改革新時代里學術界的又一段佳話。

兩本文集，無論是行文還是邏輯都親切自如，簡約不簡單。文集出版時，同齡的兩位先生已近耄耋之年，但仍保持思想常新。著重圍繞著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推進和完善而展開闡述，大多是結合實踐現狀的思考，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確實是胸懷國計民生、發自肺腑的呼喚和吶喊。發出這種呼聲的時代背景，也許就像吳先生在文集前言中引用的狄更斯《雙城記》所言——「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卻又走向另一個方向……」結合這些年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兩位先生所擔憂的一些問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突出，引人深思、耐人尋味，也能更深刻地體會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實在是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的必然。

吳先生的人生正如他在《回顧與前瞻》中所說，「我個人的生命是同中國的改革事業聯繫在一起的」。正是這種人生使命，使得他在反思經濟改革的時候坦率承認，在改革早期，包括他在內的很多市場取向支持者都以為，只要放開了市場就能保證經濟昌盛和人民幸福，而沒有意識到市場運行是需要其他一系列制度支撐的。這些制度包括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核心是法治建設。在改革初期，各階層人民都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改革的紅利，但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後面臨的，不是誰能夠分到多少紅利，而是通過什麼樣的遊戲規則來實施分配。這個規則確立的過程中，如果缺少社會公眾的參與，顯然不可能達到改革所想要的結果，就像鄧小平同志所強調的那樣：「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所以，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曾經主要思考如何做大蛋糕的他，開始思考如何把蛋糕切得更公平，畢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熟悉先生經歷的人都知道，被稱為「吳市場」的他，也是在經歷了長期的迷惘和無奈之後，才有機會形成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並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成為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和精神力量。說到前進的動力，「我總覺得，爭取建立市場經濟，並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

很多年來，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們都有幸能經常聆聽老校長江平底氣十足、聲如洪鐘、極富人格魅力的演講和教誨——從剛入校門時的開學典禮，到後來的博士生公共學位課。儘管是行政訴訟法、信託法、合同法、物權法等重要法律的專家起草組負責人，儘管曾經是中國法學最高學府的掌門人，這位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全優生卻多次聲稱，自己不是一個真正的法學家，因為「沒有出版過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專著」。很多人認為他謙虛，但了解先生的人就能體會到他的苦衷。沒有寫出真正意義的學術著作，絕不是水平學識有限，而是他在人生最寶貴、最容易出產學術成果的時候，不能夠從事自己所鍾愛的事業，甚至「除了生命，能失去的都失去了」。正是坎坷不幸的人生經歷，使得江平先生更加清楚個人權利的寶貴與公權濫用的危險，也更加珍惜獨立思考、奉獻社會的時間和機會。有人說，「江平帶給中國法學乃至中國社會最大的財富，是開放獨立的精神和思想。在若干個關節點上，江平都表現出了足夠的清醒和遠見——過去是，現在還是。」究其原因，也許只有先生自己常說的那句話才能給出答案：「只向真理低頭！」江平也因此被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和校友們自豪地稱為「永遠的校長」。

兩位先生都將他們對現實問題的理性思考以及向社會發出的呼聲視為一名學者的職責與本分。江平先生認為，「知識分子終究要有一個獨立的判斷，應該有不同的見解。他們的一個可貴作用，就是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讓你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避免造成決策上的失誤。」在筆者看來，江先生所說的「知識分子」其實應當理解為「讀書人」。因為在漢語環境里，「讀書人」是一個帶有特定含義的語詞，特指那些秉持家國情懷、有良知也有智慧、有血性更有理性的知識分子，兩位先生就是典型代表。對於一個正在邁向偉大復興的民族來說，最缺乏的資源也許並不是位高權重的官員，也不是日進斗金的商賈，而是那些盛產思想的頭腦，特別是在艱難的體制轉型時期。市場經濟也好，法治社會也罷，這些現在看來天經地義的信條或制度的承認、確立和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改革所付出的艱辛和代價，或許只有那些親歷其中並且把心完全交給祖國的人們才能深切體會。他們的歷史，也許曾經卑微和痛楚，但歷史上的他們，必定閃耀著持久奪目的光芒！（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