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人 | 景蜀慧： 陶淵明晚年思想心態剖析

晉宋易代之際, 世事紛擾, 如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魏晉清談之關係》中所言, 「時移世易, 又成來複之象, 東晉之末葉, 宛如曹魏之季年」。在新舊鼎革的歷史關頭, 何以自處, 士大夫必須做出選擇。此時, 已遠離官場, 歸隱田園十餘年, 又年屆六旬的陶淵明, 對社會人生抱有何種心態, 是值得探詢的。學術界常常有一種看法, 認為陶淵明在歸隱之後, 心情日益趨於平淡, 即便有苦悶, 亦只是由追求與自然合一時的內心衝突所致, 且越到暮年衝突就變得越微弱。愚意以為, 這類觀點, 似乎過於輕看了晉宋之際政治時事對陶淵明這位感詩人內心所造成的衝擊, 亦多少忽視了其躬耕生活所遭遇的種種艱難困苦給詩人精神上帶來的重負。且一個不爭的事實是, 陶淵明集中那些所謂「金剛怒目」之作, 大多寫於他的晚年,

這多少透露了陶淵明「如何蓬廬士, 空視時運頹」的心路歷程。所以, 可能更合符實際的情況是, 陶淵明在晚年的人生和政治態度, 恰與他中年時的「平淡」相反, 是相當激烈和不妥協的。蕭統《陶淵明傳》載:

　　（淵明）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 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粱肉, 麾而去之。

按檀道濟為江州刺史是在元嘉三年五月, 其時晉宋易代已歷五載, 淵明則年過六旬, 老病貧困彌加。其拒絕檀氏饋贈一事, 正顯示了他的上述態度, 亦即堅決維護一個貧者的尊嚴並始終不與劉宋新貴集團合作。所以清人顧易作《柳村譜陶》，因此事謂淵明是「薑桂之性, 到老愈辣」。而直到淵明辭世, 這樣的態度都未或之改。　　

就今天大致可以確定其寫作時間的陶詩來看（主要參考王瑤輯《陶淵明集》、逯欽立輯《陶淵明集》、宋·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清·顧易《柳村譜陶》、丁晏《晉陶靖節年譜》中的系年），陶淵明晚年之作, 大致包括《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歲暮和張常侍》、《詠貧士》、《雜詩》之一部分、《有會而作》、《乞食》及《擬古》、《述酒》、《飲酒》、《讀<山海經>》、《詠三良》、《詠二疏》、《詠荊軻》、《輓歌辭》等數十首, 這些詩有不少都對社會和人生表現出一種抗憤。我們可以從其中所顯示的陶淵明對貧困和易代兩方面的態度來進行分析, 以便具體說明詩人晚年思想行為的激烈。

一

誠然, 陶淵明在歸隱之後, 確實有一段時間因為「矰繳奚施, 已卷安勞」（《歸鳥》）而感受到「日夕氣清, 悠然其懷」（同上）的超脫與寧靜, 為此而創作了許多表現「眾鳥欣有托, 吾亦愛吾廬」之情的愉悅詩篇。可是隨著生活環境的惡化, 其沖逸淡遠的心情也發生了變化。在淵明五旬以後所寫的《與子儼等疏》中, 可見這種變化的端倪。疏中言：

　　少學琴書, 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 時鳥變聲, 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 遇涼風暫至, 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 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 機巧好疏, 緬求在昔, 眇然如何！病患以來, 漸就衰損；親舊不遺, 每以藥石見救, 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 每役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 若何可言。

又有「吾年過五十,……性剛才拙, 與物多迕, 自量為己, 必貽俗患，僶俛辭世, 使汝等幼而饑寒」等語。從這些文字中, 可以看出陶淵明歸隱之後, 從怡然自得漸次到貧病相襲, 心意難寧, 相對寧靜的生活遽告消逝的一段歷程。大致五十以還, 現實生活中有三方面的困窘不斷襲擾淵明：一為舊疾，陶淵明少罹痁疾, 向立以來, 多遊宦之勞; 歸耕之後, 有農作之苦, 以至五十甫及, 舊疾轉劇。友人顏延年誄中言其「年在中身，疢維痁疾」，淵明詩中, 有「負痾頹檐下, 終日無一欣」（《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氣力漸衰損, 轉覺日不如」（《雜詩》）等句, 可見淵明長期為二豎所苦的情形；其次則是諸子不能成立的疚懷，據疏中言, 因家道艱難, 淵明諸子雖幼, 卻不能免受饑寒, 且不得不充任薪水之勞, 其生長條件可知。淵明《責子詩》中, 有述諸子粗劣無文之句：「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 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 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 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 但覓梨與栗。」以陶淵明的人品學養, 諸子本不難受到較好的文化熏染, 然而竟頑劣如是, 究其緣由之一，當是因詩人劬勞生涯, 無暇多顧及兒子之教育, 而諸子亦須承擔勞動，不能全力向學, 以至老大無成。就儒家重視家族延續的傳統價值觀而言, 兒孫不立, 無疑是人生的一項缺失, 淵明賢者, 對此亦很難釋然。他表面上雖以一種達觀的態度, 將其歸之為「天運」，以「且進杯中物」來自慰, 但實際上對兒子家人的負疚感，卻是他時常「念之在心」的；困擾之三, 即來自生活的貧匱。淵明歸耕之後, 家道日落, 所居潯陽一帶, 戰亂不斷, 比年又頻遇水旱風蟲回祿之災, 最初尚能園田草廬, 悠遊卒歲，終則年老力衰, 衣食無繼。所謂「傾壺絕餘瀝, 窺灶不見煙」、「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屢缺清酤至，無以樂當年」一類詩句, 無疑是陶淵明晚年貧居而少飲酌之歡生活的真實寫照。而貧困, 也構成了對淵明晚年人生態度的最大考驗。　　

這一時期的陶詩對貧困處境的描寫, 往往是非常具體而微的。此點和陶淵明中年時期的詩作鮮有直接渲染貧苦生活的情形, 形成相當鮮明的對照。茲以淵明的最後一首勞作詩, 作於義熙十二年的《丙辰歲八月於下潠田舍獲》為例:

貧居依稼穡, 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 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 束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 泛隨清壑回, 鬱郁荒山裡, 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 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 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已老, 其事未雲乖。遙謝荷蓧翁, 聊得從君棲。

《柳村譜陶》於此詩下按云：「公自躬耕抱疾, 至此垂老而猶作苦, 然《晉傳》雲『不營生業, 家務悉委之兒仆』，當是年愈高而疾愈劇, 亦不能復作苦也。此後獲詩亦不再見。」仔細體會詩中之味, 不僅與淵明早歲及歸田之初所作的同為敘寫勞作和田園感受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歸園田居》五首等迥然有異, 甚至和他五十歲以前作的《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中獲早稻》詩中的情調亦有區別。《懷古田舍》《歸園田居》諸詩, 對平凡的田家生活, 尚懷有一種新鮮的憧憬。其有關的詩句如「秉耒歡時務, 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 即事多所欣」、「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 但使願無違」等，多少有一點「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的士大夫意趣。而「長吟掩柴門, 聊為隴畝民」等句中還可以看出詩人是借矢志躬耕來表明一種人生選擇, 並非僅言勞作感受, 其基調與丙辰歲獲詩不同自不待言；《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寫作時,淵明已在多年躬耕中備嘗勞作的艱辛, 故詩中所言, 皆實在語, 性質上與丙辰八月中獲詩最為相近。然而後者在平淡中表現出的深沉哀苦, 卻為庚戌歲詩所不及。如丙辰歲詩一開首的「貧居依稼穡」四句, 與庚戌歲詩「人生歸有道, 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 而以求自安」的開頭相比, 已不再僅為選擇了某種正確的人生之道而自感滿足。現實生存的需要, 已令詩人將對至道的追求, 演化成為一種無須任何炫耀誇飾的平淡無奇的日常勞作。實際上, 由於詩人生活處境的惡化, 丙辰歲詩中寫到的勞動,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艱苦：為了收穫，「姿年逝已老」的詩人, 中夜即起, 坐以待旦, 雖為此而頗為難得地獲得一飽, 但一天的勞動卻是很不輕鬆的，要駕舟穿過蜿蜒的水道, 進入荒涼的山中, 隨著清怨的猿聲體會一種「常恐負所懷」的深憂。而且在庚戌歲獲稻詩中, 當詩人「四體誠乃疲」時, 尚可「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顏」，而此詩中卻已全然沒有飲酒解乏的描寫, 足見此時淵明家境日貧, 多勞少歡的景況。分析起來, 在淵明最後的這首描寫他親自參加勞動的詩里, 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淵明欲借躬耕而實現的道德理想追求, 已經到了一種豪華落盡的自然階段, 而另一方面我們則不得不看到詩人艱辛的勞作也確實因受到生活現實的驅迫, 多少喪失了一些審美的愉悅性。　　

如果說這首《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對淵明貧苦生活的表露尚不是十分直接, 那麼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及《雜詩》「代耕本非望」等詩中, 陶淵明可以說是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自己這一時期困窘的景況和不無矛盾的心情, 其對人生的感慨也是很深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雲:

天道幽且遠, 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黽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 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 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 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 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後名, 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 鍾期信為賢。

此詩回顧了詩人歸耕以來, 特別是義熙四年遇火之後舉家艱困的生活, 其情調的悲苦遠過於以往的作品。詩人內心對天道不明和自己的命途多舛深有所感，古語云：「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淵明「結髮念善事，黽俛六九年」卻遭遇如此, 他對天道是有深刻懷疑的, 對身後之名, 亦愈加視之淡然。像「慷慨獨悲歌, 鍾期信為賢」這樣的詩句, 包含的心情十分複雜, 其中, 我們至少可以體會到淵明在貧居躬耕中感受到的人生孤獨感。這種孤獨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詩人個人與外部社會（甚至還有自然）的對立, 它們不僅表現為貧困的煎熬, 也表現為時運的相逼。在此時作的《歲暮和張常侍》一詩中, 同樣可隱隱看出淵明心中的「孤凄」：

市朝凄故人, 驟驥感悲泉, 明旦非今日, 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 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 寒雲沒西山, 厲厲氣遂嚴, 紛紛飛鳥還；民生鮮長在, 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 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 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 履運增慨然。

此詩據王瑤先生意見，「寫市朝變化, 風雲嚴厲, 最後撫己履運, 不勝感慨；當為戊午（四一八年）歲暮作」，誠然。而詩人感傷的「歲暮」，除了代表自然界的寒雲朔氣, 嚴冬將至外, 尚有多層寓意。就人生而言, 詩人此時已五十四歲, 進入暮年,體氣漸衰, 華髮早生, 又貧餒無酒, 生計少歡。因而追憶年華，撫念平生, 對歲暮的感慨, 也就是對自己生命價值消逝的傷感。象「明旦非今日, 歲暮余何言」的愴然無奈, 表明淵明此時的心境, 已不完全似當年《形影神詩》「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那樣的平和超脫。尤其此詩本作於義熙末年, 正值晉宋交替, 多事之秋, 恰是一個朝代的「歲暮」。孔子云「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淵明詩中有「芳菊開林耀, 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 卓為霜下傑」之句, 都是寓含了士君子在風霜凌厲的叔季之世或歲暮之時應堅守的做人原則。淵明在義熙末年辭尚書郎不就, 即是他在「歲暮」所持操守的具體表現。然而大致同時, 陶淵明的許多友人故舊如殷景仁、顏延之等卻紛紛入朝，成為新貴, 甚至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的周續之, 亦不耐寂寞, 應刺史檀韶之請, 出而講《禮》，為統治者粉飾太平。世路多歧, 良可哀憫, 所以詩人有關「歲暮」的深沉感慨, 不僅僅是「憂生」，亦因目睹了此時此際人情世態的沉浮變幻而有很強烈的「憂世」之意。「向夕長風起, 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 紛紛飛鳥還」的詩句, 深刻表達了詩人在肅殺的時氣下, 有感於多少流俗之輩, 如草向風, 隨世俯仰, 在權勢面前, 不惜放棄人格操守和一向的處世準則, 競為隨陽之鳥, 追逐稻粱。而那些真正能在厲厲嚴寒, 眾芳蕪穢之時葆有一份歲寒之心的堅持理想之士, 唯有孤獨寂寥, 獨守困窮而已。所謂「撫己有深懷, 履運增慨然」的蒼涼況味, 千載之下, 猶可感知。　　

分析起來, 此時淵明之心, 並非靜如止水。貧餒與世事的變遷成為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壓力, 在他心裡也激起一些矛盾與衝突, 如《雜詩》「代耕本非望」中所寫，「代耕本非望, 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 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 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 粗絺已應陽。正爾不能得, 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 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 且為陶一觴。」詩里的失意感慨, 體現了正直守道的詩人的一片憤世之懷, 也是他對以往人生的一次帶有疑慮的總結。而陶淵明對此表現了何種反省思考，則可以從他的《詠貧士》七章中得到答案。

《詠貧士》七首寫作的時間, 從第一首中「朝霞開宿霧, 眾鳥相與飛」及第二首中「凄厲歲雲暮」的詩句來看, 大致應與《歲暮和張常侍》同時或稍晚。具體而言，當是在義熙十四年下半年到元熙元年, 劉裕先後封宋公、宋王, 建立宋台, 大批趨勢的晉臣競相為其僚佐的這段時間之內而不會晚於劉裕代晉成功, 東晉群臣已別無選擇地成為新朝官僚的永初元年。時詩人年在五十五歲左右, 王瑤先生稱這組詩是「淵明晚年詠懷之作」。　　

的確, 《詠貧士》是表現淵明後期生活態度的極重要作品。縱觀淵明一生, 曾經經歷了幾個重要的人生階段, 這中間, 不乏一些重大的選擇關口。自二十九歲初仕郡職, 十餘年間, 淵明是在仕與隱, 用志不遂和祿仕求生間徘徊, 最後終於在義熙元年賦歸, 作了「遂盡介然分, 終死歸田裡」的抉擇。在此之後, 大致從不惑到知命之間, 淵明耕作田園, 家境尚可, 世事且無大變, 所以詩人亦能「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顏」，享受一種寧靜坦然的心情。義熙後期以還, 淵明貧病相尋且家國多事, 新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極盡利誘拉擾之能事, 所以有義熙末朝廷征淵明為著作郎之舉。面對「紛紛飛鳥還」的時代氣候, 淵明的人生又到了一個選擇關頭, 如果要改變初衷, 此刻對淵明或許是最後的機會。淵明就在這時寫了《詠貧士》七首, 在剖白了內心一度有過的矛盾悵惘之後, 藉對古賢的歌頌, 表明了他此時的人生態度。從詩中「何以慰吾懷, 賴古多此賢」和「人事固已拙, 聊得長相從」等句, 可看出《詠貧士》在性質上, 既是詩人在貧困生活中的自解自慰之作, 又是詩人在非常之世的見心明志之篇。　　

具體而論, 第一首「萬族自有托, 孤雲獨無依, 曖曖空中滅, 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 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 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 已矣何所悲」，是以比興象徵之法, 委婉寫出當時之時勢, 並借「遲遲出林翮」的意象, 表現了詩人內心因守道獨行, 世無知音而感到的無限孤寂。不難看出, 此詩與《歲暮和張常侍》詩意有一些相通之處, 同樣顯示了淵明精神上的某種孤獨苦悶。　　

第二首「凄厲歲雲暮, 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 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 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 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 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 賴古多此賢」中, 詩人真切地描寫出了歲暮時貧士生活的慘淡。如前所析，「傾壺絕餘瀝, 窺灶不見煙」正是詩人自身貧苦生涯的真實寫照。「詩書塞座外」二句, 隱隱暗示了詩人在艱困的處境下, 對素所深研的傳統聖人之道似乎亦有了某種暫時的懷疑與迷惑；「閑居非陳厄」二句, 更表現出一種內心的不平。蓋孔子當年絕糧, 不過暫厄於陳, 而子路慍見, 已為「君子亦有窮乎」憤憤不已；淵明則於「閑居」中經年長貧, 終日抱飢, 心中的憤然當然是有過於子路的。而在詩之末尾, 詩人卻將內心的憤懣轉化為對前賢風範的追想, 並以此使自己得到慰解。　　

從第三首到第七首, 詩人即逐一舉出榮啟期、原憲、黔婁、袁安、阮公、張仲蔚、黃子廉等古近賢人, 從各個不同側面闡述君子固窮之節, 實際上也對自己的人生信念作了更進一步的思考和肯定。在這些詩中, 淵明既詠貧士, 又寫自己, 許多辭句不僅是揄揚前修之言, 更是夫子自道之語。象第六和第七兩首詩, 一寫後漢張仲蔚, 窮居陋室, 不事交遊，「介然安其業, 所樂非窮通」；一寫後漢黃子廉, 棄官貧居, 妻兒凍餒, 而「惠孫一唔嘆, 腆贈竟莫酬」，不受他人施捨, 與淵明的為人經歷何其相似；而「弊襟不掩肘, 藜羹常乏斟」（第三首）「芻藁有常溫, 采莒足朝餐」（第五首）這類描寫, 亦為淵明日常生活所不免。在這組詩中, 還有許多以反詰問答形式出現的句子, 如「豈忘襲輕裘, 苟得非所欽」（第三首）、「豈不知其極, 非道故無憂」（第四首）、「朝與仁義生, 夕死復何求」（同上）、「豈不實辛苦, 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 道勝無戚顏」（第五首）、「誰雲固窮難, 邈哉此前修」（第七首）等等, 不僅顯示了詩人以固窮自勵的堅決信念, 在一個側面, 也說明詩人在選擇謹守固窮之節時, 內心並非毫無曲折, 最終, 是深厚的儒學思想修養和崇高的道義精神, 幫助了淵明以一己之力與傳統和流俗相抗。　　

綜而言之, 《詠貧士》七章確實體現了陶淵明晚年思想心態的一個層面和一種狀況, 這就是其思想中因為面對晉末社會的世風趨下與自身之老病窮愁而激起的層層波瀾, 種種疑惑, 通過對古代固窮的賢人君子的標舉認同而得以平撫慰解。此後他不僅進一步堅定了固有的人生信念, 進而還將中年以來對窮達、貧富、貴賤視之如一, 不喜不懼的淡然沖和風度, 微妙地變為摒棄榮貴, 以貧自傲的高傲孤潔心態, 更不希冀世人的理解。由於這種以貧自傲的心境, 淵明在晚年的詩作里, 從不諱言自己的貧窘之狀, 一方面不以乞食為恥, 另一方面則對權勢的施捨不屑一顧。其晚歲所作的《有會而作》和《乞食》二詩, 很清楚地表現了這一傾向。《有會而作》詩云:

弱年逢家乏, 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 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雲暮, 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 非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 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志, 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 在昔余多師。

《乞食》詩云:

飢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 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 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 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 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 冥報以相貽。

據王瑤等先生考訂，此二詩大約同時作，時間是在元嘉三年年底，當時陶淵明屢遇年災, 生活最為困苦。史雲其「偃卧, 瘠餒有日」，即是此時, 而拒絕檀道濟的粱肉之贈, 亦在此時。《有會而作》中的「菽麥實所羨, 孰敢慕肥甘」，就是詩人對檀道濟之輩的一個似委婉實尖銳的回答。從詩中可以看出, 詩人拒受粱肉的含義, 不僅僅在於因政治上反感劉宋新貴集團而不欲與之過深交往, 更主要的是表現了身處貧賤而糞土王侯的詩人，在當時尤其刻意標持的一種貧者、飢者的驕傲。檀道濟之流以權貴的身份, 借粱肉的饋贈瀆犯了淵明的這種驕傲與尊嚴, 自是淵明所深恥而不能容忍的。所以淵明對此的反應異常激烈，「常念粥者心」四句頗為憤然的反語, 表達了詩人對於古之餓人不食嗟來之食而寧願蒙袂而死一事的深深感嘆, 並藉此將自己「固窮夙所歸」之志昭示於世。正是由於這樣的態度, 陶淵明雖拒受權勢施捨, 卻不辭於飢餒之極時向里人乞食, 並且還在詩中細緻入微地描述自己乞食的經過。《乞食》詩「飢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門拙言辭」之語備極生動, 完全刻畫出了一位年老疲憊的詩人為飢所驅, 叩門求食的那種恍惚、羞澀的神態。而淵明在詩里坦然無忌地寫出這一切, 可見他心中並不以此為恥。實際上, 在淵明看來, 一個在污濁之世堅持高潔理想人格的貧士, 困苦饑寒, 在所不免。為了維持生存而接受善良的下層人民幫助, 乞食鄉里, 受恩「漂母」，又何足病。唯有腆受權貴施捨, 隳節易行, 喪失固窮的品德, 這才是真正的可恥, 是對理想人格的玷污, 在此方面, 不容有絲毫的妥協。淵明晚年詩之「說固窮多」（方東樹語, 見《昭昧詹言》卷四），此點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從本質上看, 魏晉以來, 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的反抗避世之舉有多種多樣。酣飲者以酒傲世, 佯狂者以狂傲世, 其本心, 都是藉此不與昏暗之世合流, 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陶淵明在暮年篤守固窮之節, 並用一種相當激烈的態度來刻意維護, 亦可稱之為以貧傲世, 同樣是為了在一個世風衰替, 道義無存的社會裡, 保持自己高潔的自我人格。較之嵇阮等前賢, 淵明所為, 可謂方式不同而其道一也。

二

陶淵明晚年面對社會和人生所持的「以貧傲世」態度, 不言而喻, 是相當激烈的。但如果和他晚年對政治的態度相比, 則後者的憤激程度, 又遠過於前者。淵明政治上的憤激, 有一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年以後, 陶淵明退出官場, 隱居躬耕, 其初衷本是因濟世之志難遂, 而折腰逢迎，「違己交病」。所以歸隱後雖人在江湖, 仍然對國運興衰. 政治治亂深懷關切。早年所作《停雲》詩中「八表同昏, 平陸成江」「八表同昏, 平陸伊阻」之句, 即體現了這種情懷。對搖搖欲墜的東晉政權, 淵明內心企盼有一強有力者出來匡扶社稷, 收拾局面; 而在晉末政壇上似乎扮演了有力者角色的, 前有桓玄, 後有劉裕。桓玄篡晉未果, 身敗名裂, 劉裕繼之而起, 成為政治上舉足重輕的人物。從元興元年起, 劉裕先後擊敗孫恩盧循徐道覆的部眾, 消滅桓玄勢力, 迎安帝兄弟反正, 又整飭朝政, 北伐關洛, 創造了自東晉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勛績。凡此種種, 都顯示了劉裕對晉室有再造之功, 而不絕如縷的東晉王朝, 在劉裕主持下, 也一度呈現了新的氣象，「不盈旬日, 風俗頓改」（《通鑒》卷一一三晉安帝元興三年），似乎中興有望。總之從元興到義熙初, 劉裕大致扮演的正是一個淵明所希望的角色, 故淵明在這一時期詩中涉及時事, 態度尚平和, 對劉裕本人, 也無太大惡感。後來作的《擬古》詩中, 憶及當年之事, 猶有「仲春遘時雨, 始雷發東隅, 眾蟄各潛駭, 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 雙雙入我廬, 先巢故尚在, 相將還舊居」的詩句, 注者以為此乃言義熙元年安帝兄弟東返建康事。儘管時人已看出劉裕乃「司馬德宗之曹操」（見《魏書》卷三五《崔浩傳》），但「將相還舊居」諸語, 仍可見淵明對劉裕依然寄有一定希望。到了義熙之後, 劉裕翦除異己, 扶植羽翼, 恣行廢立, 篡跡漸著。而陶淵明對時事和劉裕其人的觀感亦日趨失望, 政治態度逐步改變, 從最初的懷疑擔憂漸次發展到內心的強烈抗憤。所作有關時政的詩, 亦日漸顯出「金剛怒目」之形。　　

這一態度變化, 大致也出現在義熙十年之後, 陶淵明五旬以還。作於義熙十三年的《贈羊長史》，是曲折表現淵明內心猶疑的一首詩, 詩云：

愚生三季後, 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 正賴古人書。聖賢留遺迹，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 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 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 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 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 精爽今何如? 紫芝誰復采, 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 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 言盡意不舒。

從本心說, 陶淵明對收復關河, 混一九州是至感欣盼的, 所以此詩的前半部, 情調頗為高昂。而到了後半部分, 詩人的思緒就變得複雜起來。析言之, 「路若經商山」以下, 所含情感大抵有四：其一是對商山四皓高蹈隱居, 義不仕秦, 也不應漢高祖徵辟之奇節的敬仰；其二是對當今世人競逐榮利, 四皓這樣的高士早已無存的感慨；其三是對易代之際汲汲於富貴者「貰患」的擔憂；其四是詩人自己安於貧賤夙志的表述。而這四重的涵義在這樣一個時間、場合和這樣一首詩中表達出來且更言「言盡意不舒」，本身即大有深意在。不過因劉裕當時畢竟未行篡事, 所以詩中雖隱有對劉氏的疑慮, 但感慨比較含蓄溫和, 其寓意也是若隱若現的。　　

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 淵明感慨時事的詩作不少, 其情感隨時勢的變化而有起伏, 總體上是漸趨憤激, 亦間有平靜超脫之作。在作於義熙後期的《飲酒》二十首中, 這種情況比較明顯。逯欽立輯《陶淵明集》定《飲酒》二十篇撰年為元興二年, 實際上這組詩首篇即言「衰榮無定在, 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 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 人道每如茲」，其句已深含易代之際的人事感傷。第六首中, 還有「咄咄俗中愚, 且當從黃綺」一類句子, 在辭意上與《贈羊長史》詩有某些暗合之處, 可推想二詩寫作時間相去不遠。（至於第十九首中「是時向立年, 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 終死歸田裡。冉冉星氣流, 亭亭復一紀」中之「一紀」，蓋指「歸田裡」之後而非「向立年」之後也）所以王瑤輯《陶淵明集》定這組詩為義熙十三年後作, 當更可信。總體上, 這組詩可以說是淵明在易代前夕, 以飲酒為名, 曲折表達對新王朝不合作態度的重要作品, 詩中凡言飲酒、言不仕、言隱居、言固窮, 均是「有深味」的。其中, 我們可以看到諸如「積善雲有報, 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 何事空立言」這類憤郁不平的詩句；「行止千萬端, 誰知非與是, 是非苟相形, 雷同共譽毀」這種對歷史和現實表示深刻懷疑的詩句；「幽蘭生前庭, 含熏待清風, 清風脫然至, 見別蕭艾中。……覺悟當念還, 鳥盡廢良弓」這樣感世知機的詩句；「紆轡誠可學, 違己詎非迷」這樣守道不移的詩句；同時也能看到象著名的「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這類淡泊明志的詩句。這些複雜錯綜的思想感情表明詩人雖已對政治徹底失望, 對統治集團不無感憤, 但同時亦能採取一種達觀的態度, 對政治歷史的興亡得失以相對視之, 其情緒是沉鬱而偏於消極的。　　

到劉宋建立的永初元年, 陶淵明作《擬古》九首, 詩中的憤激意味已較《飲酒》更為突出。而所謂「擬古」，不過是用古人杯酒澆自己塊壘, 藉以掩飾批判現實的咄咄鋒芒, 傳達某些在當時形勢下不便言說的隱微心緒而已。從形式上看, 《擬古》九首實際上是一組彼此密切相連的撫今追昔, 感慨時事之作, 在從往事到現實的追憶之中, 蘊含了對晉宋間政治的思考與批判。詩中有不少直接抒寫憤世之情的篇章, 如第八首「少時壯且厲」：

少時壯且厲, 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 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 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 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 吾行欲何求！

陶淵明內心, 一向與黑暗現實持衝突抗拒狀態, 在《與子儼等疏》中自言「性剛才拙, 與物多迕」；又作《感士不遇賦》，其序謂「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 閭閻懈廉退之節, 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 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 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 三閭發『已矣』之哀。」而這首詩不僅顯示了秉性貞剛的詩人向來的憤世態度, 尤其還通過「飢食首陽薇, 渴飲易水流」等句, 寫出了陶淵明在晉宋交替之時特定的激烈情感。從前引詩文中可以看到, 淵明凡涉及到自己易代之際隱居不仕立場時, 喜援用商山四皓和伯夷叔齊的古典, 如《贈羊長史》中的存問綺甪，《飲酒》中的「夷叔在西山」，《感士不遇賦》的「夷皓有安歸之嘆」等。不過四皓與夷齊二典所體現的政治態度, 實有一些微妙的區別：商山四皓之不應統治者徵辟, 避世的成份較多；夷齊的不食周粟, 則更具反抗的政治色彩。而這兩者間的不同, 似乎正代表了淵明在晉末宋初逐步發展的憤世情感。事實上, 淵明詩中, 義熙後期較多用到四皓之典, 易代前夕常夷皓並言, 到東晉鼎革之後, 則不僅僅常有懷感夷齊的詩句, 而且還進一步寄情刑天、夸父、精衛及三良、荊軻這樣些身死而精神不滅的失敗英雄, 以寓托自己的政治情感。而詩人在永初二年前後所作的《述酒》、《詠三良》、《詠荊軻》、《讀〈山海經〉》諸詩, 也最可代表陶詩「金剛怒目」的一面。　　

以《述酒》為例, 該詩作於劉宋永初二年九月以後, 以劉裕篡晉後用殘忍手段鴆殺已廢為零陵王的東晉恭帝為「今典」。全篇利用大量廋詞隱語, 表述了劉裕代晉稱帝, 又無端弒逆的經過, 充滿憤郁之情。篇首「重離照南陸, 鳴鳥聲相聞, 秋草雖未黃, 融風久已分」四句, 即以曲折的古典, 開門見山地暗示了劉裕在永初元年的受禪和一系列相關事件。按元熙二年夏四月, 劉裕入京輔政；夏六月, 恭帝禪位, 改元永初；次年九月, 已廢的恭帝被殺。詩中之「重離」，代指司馬氏, 亦可喻日喻君；日照南陸, 正是夏季之時。「鳴鳥」句用《楚辭》「恐鵜鴂之先鳴兮,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之典, 《夏小正》言「五月鴂則鳴」，時值仲夏, 而鴂鳴之後, 即將進入秋天, 故詩中言秋草將黃, 春夏的和風漸漸消逝了。這段由夏到秋的物候描寫, 加上「重黎」這樣富於啟示的語詞符號, 所喻指的, 正是在這一期間發生的難以明言的人事變遷。下四句「素礫皛修渚, 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 重華固靈墳」，對晉宋相代的由來作了回顧追溯。「素礫」句頗為難解, 逯欽立先生認為是隱指在劉裕之前的桓玄篡晉改國號為楚, 東晉國祚為之一絕；「南嶽無餘雲」，則暗指司馬氏在江東的基業已蕩然無存, 正是唐人詩中「金陵王氣黯然收」之意；又按桓玄和劉裕在晉末都曾被朝廷封為豫章公, 並都以此起家, 傾覆晉鼎, 故「豫章抗高門」當是指桓劉二人勢力的逐步膨脹, 以至於與朝廷分庭抗禮；「重華」句中的重華代指被廢為零陵王的東晉恭帝, 蓋零陵有舜冢，「固靈墳」則暗示零陵王已死。敘述到此, 詩人已是悲不自已, 因而流淚嘆息, 夜不能寐。以下從「神州獻嘉粟」到「日中翔河汾」的大段文字, 淵明仍然用古典喻今典, 若晦若明, 曲折反覆地揭露了劉裕集團為了篡晉, 一方面製造符瑞, 以示天命所歸；另一方面則誅滅異己, 翦除晉室枝葉，弒安帝而立恭帝, 又自登大位, 並再度弒逆的種種惡行。最後, 詩人在「朱公煉九齒」六句詩里, 借陶朱、夷齊等古典, 表明了自己決不與劉宋集團合作的態度並對無辜被害的安、恭二帝寄予深切的同情。　　

《述酒》是陶淵明作品中少有的直接涉及現實政治, 詠敘時事, 揭露歷史真相（儘管是用紆曲晦澀的方式）的詩篇, 它明確地顯示了詩人對劉裕集團所抱的強烈義憤。但淵明對統治者惡行的譴責並非僅此而已, 在《讀<山海經>》十三首的一些詩里, 詩人表現出來的義憤, 其激烈程度似更有過於《述酒》。如第十首:

巨猾肆威暴, 欽鴀違帝旨；窫窳強能變, 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

詩中所舉, 都是一些神話中人物, 字面上, 也只是就這些子虛烏有之事發抒感慨。然而聯繫當時的政治現實和詩人在其中投注的激烈感情, 它們卻決非無謂之語。正如王瑤先生所言, 「詩中憐憫祖江獨死, 說明不可為惡之旨, 當為宋武帝弒晉恭帝而作。」　　

從年歲上看, 永初中淵明已將近六旬, 但在上引的這些詩里, 我們幾乎看不到一個人進入遲暮後常有的隨和平淡, 也不似淵明素來的「靜穆」。相反, 可以發現, 淵明到老, 對世事仍是相當認真執著的, 不僅追求理想, 崇尚道義的精神不減「撫劍獨行游」的青年時期, 而且還在詩中一再顯示出某種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奇節。《讀<山海經>》中，詩人同情慾銜微木填平東海的精衛；懷感雖死仍執干戚而舞的刑天；讚美與日競走, 力盡而死, 功在身後的夸父；《詠三良》中, 憑弔投義赴死, 異路同歸的義士；而在《詠荊軻》中, 更是對酬報知己, 誓滅強嬴的刺客那種「雄髮指危冠, 猛氣沖長纓，……凌厲越萬里, 逶迤過千城」的英雄豪俠氣概備極歌頌, 雖奇功不成, 仍有「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的無盡緬懷。不難看出, 為淵明所稱頌的這些神話或現實中人物所具有的「宏志」「猛志」「忠情」「奇功」，亦正是淵明自身的骨鯁狷介處, 是他胸中慷慨豪宕之氣的自然流露。所謂「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詩人內心始終存在的「猛志」，使他在遲暮之年對黑暗政治仍保持了不妥協的批判鋒芒。

三

在業已了解了陶淵明晚年對政治的態度之後, 有一個問題是不可迴避的, 這就是淵明既然在晚年如此憤激, 他是否如沈約所說, 是忠於晉室, 恥事二姓呢? 換言之, 我們應當如何理解詩人那些充滿強烈感情色彩的詩篇中的政治思想傾向或深層心態呢? 個人以為, 對此問題,應當從影響淵明的政治哲學思想以及老年情緒心理方面來討論。一般而言, 陶淵明是一位具有高度超悟哲學修養的詩人, 思想上並不斤斤執著於一家一姓的得失興亡,其憤激本身, 與老年心理中易出現的異乎於中年的「認真與激烈」有關。從心理學角度看, 一個人由最初的個性、氣質、信仰與理想追求在其情緒心理上烙下的印記, 在經過了中年期可能有的淡忘之後, 往往會在老年時復甦。暮年回顧平生, 價值理想的基本實現, 固可使其心理上感到滿足, 獲得寧靜；然而如果看到昔日追求和當今現實之間的距離依然遙遠, 此生無法彌合, 一種理想破滅的痛苦有可能使秉賦剛直者的內心產生強烈的激惹,導致其情緒愈加趨於憤世和厭棄流俗。陶淵明晚年的心境中, 無疑有這樣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影響淵明晚年心態的政治思想因素, 來自不同淵源的兩個方面。較顯的一面是淵明一向奉行的儒學理想主義原則, 此點使他對統治者的「為惡」難以容忍。從他在劉裕代晉過程中的態度轉變, 不難看出此點。如前所述, 劉裕起家之初, 消滅桓玄, 重安晉室, 拯民水火, 彼時淵明對他並無惡感, 甚至還心存希望。義熙以後, 劉覬覦帝位, 步步緊逼, 為之不顧國家大義, 逆順之理, 不擇手段地延攬大權, 把持朝政。到義熙十四年, 劉裕對登位已是迫不及待, 因「昌明之後猶有二帝」的讖言, 遂廢安帝立恭帝以足其數, 次年就迫恭帝禪位於己。此種行為, 已無異於以強凌弱, 巧取豪奪。而儘管恭帝去位時有「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之語（見《宋書》卷二《武帝紀》中），劉裕仍不放心, 最終鴆殺恭帝, 開啟了東晉南朝禪國之君不得善終之惡例。其行徑, 無疑與淵明奉持的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則格格不入。晉末天下昏亂, 有德者出而主政, 拯濟蒼生, 本在情理之內, 儒家在政治上, 亦一向有侮亂取亡, 廢昏立明之權變。淵明達者, 尚不至於抱狹隘的節義觀而只著眼於晉室的王業污隆。然而儒學道德理想原則不僅看重目的, 亦不忽視手段, 目的既通過手段達到, 手段的正義與否亦必然反映或影響目的的正義性與合理性。干寶《晉紀·總論》論古代天下鼎革, 舉文、武建周為例雲:「三分天下有其二, 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 伐獨夫之紂, 猶正其名教, 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眾, 猶著大武之容, 曰『未盡善也』。」以為如此始能「積基樹本, 經緯禮俗, 節理人情, 恤隱民事」。此為三代之垂範, 後世許多取天下者雖崇拜權力, 但在手段上都還不得不有所顧忌，所以每每粉飾天命, 收買民心, 務欲使改朝換代顯得更合符天理人情。魏晉以來, 禪代相循, 古道日頹, 竊國者已全然無視道義之掩飾。劉裕之篡晉, 同樣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 其殘忍凶暴誅殺無辜的做法, 固為仁厚正直之士所不忍見, 其欲達到之目的, 亦不得不為人之所非。且劉氏當權以來, 縱然在一些內外舉措上有差強人意之處, 但就整體政治模式而言, 則無非以暴易昏而已。而劉宋開國以後, 其寒人政治的劣點立即暴露無遺, 統治層中猜忌誅殺, 內亂不已。種種現狀, 都令志行高潔, 秉性貞剛, 崇尚理想的陶淵明, 對由田舍翁暴發起家. 毫無政治道德感可言的劉裕之流, 於失望之外, 更多了一層憤懣反感鄙夷厭憎的情感。此種心情下寫出的詩篇, 自是激楚之音多於恬靜之氣。　　

從前文之引證中還不難看出, 淵明集中, 多有嚮往仗劍獨行, 縱橫四海之俠士生活的詩篇, 如《擬古》中的「少時壯且厲, 撫劍獨行游」、《雜詩》中的「憶我少壯時, 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蹇翮思遠翥」諸句, 鋒芒未斂, 氣度豪雄；易代之際, 更是寄懷於抗暴禦侮, 扶危濟難的烈士奇俠, 所以清代龔自珍詠陶淵明, 有「吟到恩仇心事涌, 江湖俠骨恐無多」的詩句。而淵明內心的這種剛烈俠義氣概, 除源自傳統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和成仁取義之價值觀之外, 還受到另一種重要的然而亦是潛在的和易被忽視的思想成分的影響, 這就是古代墨家學派的社會正義觀和建立在它基礎上的任俠精神。　　

簡言之, 墨家學派在先秦為顯學, 其組織比較嚴密, 思想主張亦為下層民眾所偏愛。所以雖歷經秦人坑火和漢代獨尊儒術的打擊, 一度在學術領域湮沒無聞, 但它的很多社會思想, 卻在秦漢以後逐漸形成的原始道教教義中保存下來並凝結在道教早期經典《太平經》中。陶淵明受墨派思想影響的主要途徑, 分析起來, 當與其祖傳的宗教信仰有關。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 陶氏家族為溪人之後, 世傳天師道信仰（參見《金明館叢稿初編·〈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其家族中, 不乏持律甚嚴的道教徒。對這一家族的某些成員而言, 祖傳的信仰雖並不明確表現為入道的形式, 但教義中蘊含的哲學理論卻會在其思想行為方式上打下極深的印記。象淵明曾祖陶侃和淵明本人, 就屬於後一種情況。（關於天師道教義中保存的墨家思想及陶侃與陶淵明在各方面受墨派影響的諸多表現等問題, 當作專文闡述, 此不贅言）　　

墨家重義, 這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下層勞動群眾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要求, 所謂「兼相愛, 交相利」，平等的互利互愛, 即是所謂「義」。墨家崇尚的道德原則, 大多源自小農、小手工業者的精神追求和行業規則, 反映了他們希望冥冥之中有一強有力者出來保護弱小者利益的思想觀念。由於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 在現實社會中往往是受到侵犯沒有保障的, 所以墨子尤其主張尊天事鬼, 以天、鬼這樣的人格神來制約上層統治者的侵奪慾望, 所謂「天子為善, 天能賞之；天子為惡, 天能罰之」（《墨子》卷七《天志中》）。若統治者行不仁不義, 殺不辜, 則天予不祥，「禍祟必至矣」等類說法, 都出自政治上沒有權力的下層民眾欲借天鬼來儆戒統治者, 使之在施政上有所顧忌, 真正履行主持正義職責的善良願望。　　

基於此, 墨家特別反對的就是以強權凌侮弱小, 以為這是最大的不義。《墨子》中痛心疾首地一再指出：「當今之時, 天下之害孰為大? 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 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 眾之暴寡, 詐之謀愚, 貴之敖賤, 此天下之害也」（卷四《兼愛下》）；並反覆闡發「義正者若何? 曰大不攻小也, 強不侮弱也, 眾不賊寡也, 詐不欺愚也, 貴不傲賤也, 富不驕貧也, 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 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卷七《天志下》）這樣一種道義原則。至於這種道義原則的實現, 墨家並非只訴諸天道。傳說「墨子之門多勇士」（《新語》），「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勤生而薄死, 以赴天下之急」（《淮南子·泰族訓》）。墨家的信徒, 本著「興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墨子》卷四《兼愛下》）的宗旨, 在當時殷勤奔走於各國之間, 非戰非攻, 扶弱抗強。所謂「士損己而益所為」（《墨子》卷十《經》上）的任俠之行, 正是建立在墨派的這些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的。而墨家之徒「赴火蹈刃, 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的精神, 亦成為後世劍客奇俠之淵藪。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所稱頌的俠士「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諾必誠, 不愛其軀, 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的品質,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繼承了墨家的任俠傳統。漢以後大一統的封建統治秩序的建立, 使遊俠之風漸隱, 但任俠的精神卻在社會中許多敢與黑暗勢力相抗的志士仁人身上得到體現。淵明「性剛才拙」，崇尚理想, 正是朱子所謂「帶性負氣之人」（見《朱子語類》卷一四零）。這樣的個性加上家傳信仰所蘊含的墨派思想的深厚熏陶, 使陶淵明對古俠士貴義輕生, 捨身行道的精神十分仰慕, 其為人亦深具尚道抗惡的正義感與扶危濟難的任俠精神。暮年遭遇世變, 目睹統治者的欺天之行, 同情弱者, 傷悼無辜的「俠氣」更加激蕩於心。於是不僅寫出若干追懷義士奇節的憤世詩篇, 而且不畏強權, 抨擊暴政的豪氣激情, 亦成為陶淵明晚年政治態度的基本出發點。

綜全文所述, 陶淵明晚年思想心態並非如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日益趨於平淡，相反, 由於時代、政治氣候和生活處境諸方面因素作用, 其心境較之中年顯得更為激烈。其具體表現是人生態度上的以貧傲世, 固窮守志, 堅決維護貧者的尊嚴；以及政治態度上的猛志長存, 反抗暴政, 譴責統治者之「為惡」。而所以如此的原因, 除去老年情緒心理方面的因素外, 與淵明內心所奉行的儒學理想主義道德原則以及古代墨家學派社會正義觀影響下的任俠精神有著十分重要的關聯。

寫於1993年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