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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前的「日嚇尿」、「清必贏」 | 短史記

甲午戰前,日本當局對清廷內部軍事、政治及民情等狀況的調查,已相當細緻,對其戰力有相當客觀的評估。清廷對日軍戰力的了解,則可謂一塌糊塗,充滿了「日嚇尿」、「清必贏」的盲目自信。

細緻的《征討清國策案》


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長(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曾被派往中國大陸,從事諜報偵查。明治二十年(1887),小川又次向當局提交了《征討清國策案》。該《策案》對清國內部弊端和具體實力,有很準確的判斷。

《策案》開篇謂,「敦厚信義、避免干戈」這類見解很荒謬,現今世界乃「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時」,希望日本當局能夠「自本年開始,以五年為期進行準備,時機到來,則(對清國)加以攻擊。」

對清廷的陸軍實力,《策案》的評估是:

「八旗兵大約三十萬人;綠營兵大約四十七萬人。此兩者之內,練軍約十萬人。蒙古兵大約十萬人。勇兵大約三十萬人。合計大約一百一十七萬人。」

其中,防勇、練軍四十萬人,戰鬥力較強,但也存在很多問題。

比如,部隊「由各省總督、巡撫分而轄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雖然多聘請外國教練,但「並非舉而全然委任於外國教師,而是採用半洋、半清式之戰術」,這種非驢非馬的訓練模式,徒增混亂。將領方面的素質也不樂觀,「將校為文官,雖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學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謀。」

再如,部隊分布於各省,而清廷交通建設非常落後,「以此四十萬之兵員,佈於我十倍之土地面積,特別是道路粗糙惡劣,交通甚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難以直接調遣鄰省之兵。」

餘下的七十七萬軍隊——朝廷之八旗,地方鎮台之綠營,在小川又次看來,皆是「攜帶家眷之兵」,薪餉本極有限,「長發賊大亂以來,……又減少官兵俸祿錢糧」,已到了「不從事賤業,則不足以糊口」的程度,「今查清國軍備金額,大約七千五百餘萬圓」,數額雖大,「但用於八旗、綠營者,恰如救助貧民」,僅算勉強養活,至於軍備訓練,完全無從談起,「實乃有名無實之兵員」。

小川又次還提到,中法戰爭後,因見地方勇兵坐大,清廷為維護其滿人統治,曾命地方「減少防勇人數,每年節省二三十萬兩,以充作訓練八旗兵之費用」。小 川認為,這種以弱易強的做法,反使清廷的軍事實力「又有幾分退步」。

圖:小川又次《征討清國策案》原文(部分)

對清廷的海軍實力,《策案》的評估是:

近年雖有進步,且時常「喚起世人矚目」,但「就其真正實力而論」,不過「虛勢眩惑」。

這個結論,是對比了中、日兩國海軍的硬體與軟體之後作出的。

關於硬體,小川又次的總結是:

「清國海軍數十隻軍艦中,能夠用于海戰者,不過只有北洋之五隻,南洋之四隻。以此九隻軍艦之威力,與本邦軍艦威力相比,雖然北洋之五隻軍艦與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剛五艦;南洋之四隻軍艦與我比睿、海門、天城、盤程四艦相同。」

他認為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差距,主要存在於軟體層面。

比如,清廷海軍始終未能培養出自己的人才:

「清國之海軍,從艦長至士官人員,概為乏於學術」,故仰賴洋人甚多。

再如,清廷海軍分屬不同利益集團,號令不一,關鍵時刻也無法一致對外:

「清國水師所轄不同,經常相互不能應援,(法國)炮擊福州之際,有其他水師救助者乎?後來再三督責,也僅從南洋出動五隻軍艦,且在途中空為躊躇,最終招致石浦之恥。」

對清廷的整體軍事實力,《策案》的總結是:

「近來雖然虛張聲勢,頻繁謀求擴張軍備。但尚未達到杜絕百弊之源、布設鐵路、採用義務兵役之日,決不能稱作真正之強國。」

換言之,清廷的軍事力量,在硬體(布設鐵路)與軟體(義務兵役)兩個層面,皆尚未能實現近代化。

《策案》還注意到,這種「未近代化」的弊病,遍布清廷的方方面面。比如財政,「清國歲入總計一億二千五百萬圓有餘。……擁有本邦十倍面積、人口之大國,其歲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財政困難可想而知。」

當然,最要命的是清廷缺乏近代國家必備的立國精神。《策案》稱:「國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國內富饒。最為必要者,在於忠君愛國之熱情如何。」「忠君」一節,乃是日人「天皇」體制下的自詡之辭,與近代化並無關係,小川又次對此也明白:「清國若為純然之共和政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於愛國精神之義勇,在一朝有事之際,人心亦可以奮然於此」,可惜的是,「今日清國之人民,……乃無智愚昧之人民」,「不知愛國為何物」。

上述評估,並非小川又次的泛泛而談,是基於相當細緻的調查。《策案》所提供的清廷防勇、練軍的具體兵力數據表,顯示其調查具體到了清廷的每一省份,最終總計得出431400人的兵力總數。這是一份清廷自己也未曾掌握的軍力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征討清國策案》,不過是日軍發動甲午戰爭前諸多調查報告與建策方案中,較突出的一份而已。這份《策案》出爐於甲午戰爭之前七年,卻仍能與甲午年清廷的狀況大體契合,亦可見清廷的止步不前。

圖:《征討清國策案》作者小川又次,曾親身參與甲午之戰

清廷內部的荒唐自信


當日清廷最高決策層,可大致分為三個梯次:最頂端者,乃垂簾已久的慈禧太后與親政日淺的光緒皇帝;其次者,乃帝黨、清流魁首翁同龢與北洋領袖李鴻章;再次者,則是舉足輕重的地方疆臣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

上述諸人中,對日本情狀了解最深者,莫過於李鴻章。

早在1864年任江蘇巡撫時,李鴻章即注意到了日本對中國的潛在威脅,曾致信恭親王等人:日本正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西學,已漸見成效,該國「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我無以自強,則將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②

李還曾一度主張聯絡日本,共拒西方列強。1870年,他以「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為理由,建議清廷與日本訂立平等通商條約,不可以傳統天朝觀念待之,正是出於這種考量。③但李的建議,既在清廷內部遭到批評,也不合日人心意——1870年日本派人來華要求訂約通商,旨在按西方列強與中國所訂之不平等條約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及協定關稅等不平等權利——李鴻章所主張的「平等待之」,在日人看來卻是一種恥辱。

此番風波後,李即密切留意日本的動態。但他並無可靠的情報來源,只得過度依賴駐日官員的觀察彙報。這些人缺乏情報搜集能力,往往誤導視聽,其子李經方也不例外。

1891年,李經方擔任駐日公使。同年,北洋艦隊訪日。在給總理衙門的反饋中,李經方寫道:中國水師「兵威之盛,雄視東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國情誼可恃」。④而事實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隨後出台了一系列專門針對北洋艦隊的軍備擴張措施。

總體而言,李鴻章對日本軍事實力的認知,尚算客觀。甲午前夕,其奏摺稱:

「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

這些描述,大致是符合事實的。

不過,李鴻章在甲午年遲遲不願對日言戰,就現有材料觀之,非在於其對日軍戰力有多少了解,而在於其對北洋海軍的實情洞悉極深,如其末年自我總結: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 。」⑤

相較李鴻章,清廷其餘高層之人,對日本的了解,就只剩下「日嚇尿」、「清必贏」的盲目自信了。

比如,身為帝師及清流領袖的翁同龢,對日本素無研究,他身邊的清流人物余聯沅,曾上奏獻策,認為日本軍力薄弱,建議清廷派遣海軍直取東京。

翰林院侍讀學士准良,在奏摺里聲稱:

「倭人所恃鐵甲戰艦,僅有大小二艘」。

翰林院編修曾廣鈞的信心更足:

「彼國只有鐵甲一艘,名曰扶桑,……(速度)並不算快。此艦尚不足畏,其餘各艦悉系同治年間所造木質舊船,更不足數,……若以交戰大洋,直同兒戲。」

江南道監察御史鍾德祥,也認為日本只有一些破木船,完全不是大清鐵甲的對手:

「日本傾國兵數不當中國之一,又弱不經戰,雖有甲船,而能與吾定遠、鎮遠較堅厚,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強顏耳,諸下者或不及向時船政之木船。」⑥

及至開戰,以上種種關於日本軍事實力的描述,均被證明是胡說八道。

清流陣營如此。素有老成謀國之譽的疆臣劉坤一、張之洞等人,也好不到哪裡去。

身為湘軍領袖,劉坤一初時將甲午之戰視作李鴻章淮軍之事,袖手旁觀,且認為日本絕非中國對手,故身為兩江總督,卻對江蘇沿海一帶的防務卻遲遲未作規劃。

張之洞則素來認為,日本乃海權國家,中國乃陸權國家,彼此不存在利害衝突,不妨結盟共同對付俄國。戰事爆發後,張也極為樂觀,認為只要中國閉關絕市,就可使以迫使日本屈服。他對日軍的戰略和戰力,可謂毫無了解。⑦

劉、張二人尚且如此,其餘疆臣可想而知。

至於光緒與慈禧,前者見識淺陋,唯深受翁同龢影響,亟欲借對日戰爭鞏固自身地位;後者秉政雖久,但對國際局勢知之甚少,正汲汲於操辦自己的六十大壽,且認為兵凶不詳,既不願帝黨因戰事勝利而崛起,也不願因戰事波及個人壽典,故立場始終模稜兩可。

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清廷甲午之敗,不亦宜乎。

圖:西方國家報刊所繪製之「慈禧與光緒」

注釋

①小川又次:《征討清國策案》,米慶余/譯,收錄於《日藏甲午戰爭秘錄》,(澳門)中華出版社2007。該《策案》是小川又次在兩次秘密赴華偵查及聽取諸多諜報人員彙報後,於1887年2月完成。其「攻擊策案」分「彼我形勢」、「作戰計劃」、「善後處理」三大部分。有學者評價稱:甲午戰爭「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戰略方案進行的」。②李鴻章:《代李伯相上總署論製造火器書》。③李鴻章:《遵議日本通商事宜片》。④李經方:《偕丁禹廷提督進謁日君情形》。⑤吳永:《庚子西狩紀實》。⑥戚其章主編:《中國史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第一冊,中華書局1996,P26、94、99。⑦(台)李國祈:《清末國人對中日甲午戰爭及日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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