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談大學中文系

陳平原談大學中文系

《東方早報》記者：黃曉峰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教授近年來一直從事大學史的研究，2010年是北大中文系建立一百周年。在百年的風雲變幻中，大學中文系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呢？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作為最古老的學科之一，中文系還能否站得住腳？

　　大學中文系設立時的目標、要求是什麼？與現在相比有什麼重要變化？

　　陳平原：學科建制和課程設計之間，有聯繫，但不能混同。辦大學，必然有本國語言文學的教育，但京師大學堂創辦初期，並沒有明確的科系劃分。1903年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稱，大學堂分八科，其中文學科分九門：中國史學門、外國史學門、中外地理學門、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日本國文學門。一看就是紙面文章，以當年中國的人才儲備，根本做不到。1910年3月底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正式成立，其中文科也僅設立了中國史學門和中國文學門。換句話說，「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正式的科系設置，以北大為例，只能追溯到1910年。

　　每個科系的創建，都包含辦學宗旨、培養目標、學制規劃、課程設計等；而所有這些，往往隨時代的變遷而移動。今天我們所說的中國語言文學系，不但有文學教育方面的課程（如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民間文學、比較文學等），語言研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如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等）。1959年起，北大中文系最早創建了古文獻專業。今天中國大學的中文系，像北大這樣文學、語言、文獻三足鼎立的，還不是很多。至於「語言」「文學」並舉，則是共通的。其實，1919年北京大學「廢門改系」，為便於交流磋商，國文系教授會就曾決定「教員會分五種」：文學史教員會、文學教員會、文字學教員會、文法教員會、預科國文教員會，這已經隱含了中文系內部「語言」與「文學」兩大專業的分工與合作。雖然現在各大學狀況不一樣，但中文系最核心的，無疑是本國語言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您能否從具體的課程談談這百年來中文系的變化？

　　陳平原：要談百年中文系課程的變遷，可以用「現當代文學」作為例子。1929年，朱自清在系主任楊振聲的支持下，率先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此後，有不少大學跟進；但很長時間裡，「新文學」的教學始終不佔主流。那時的中文系，許（慎）、鄭（玄）之學才是真本事，文學批評不受重視，更不要說「人人都能讀懂」的新文學了。即便講授古典文學，也是以考證為主。不過，隨著新文學力量的不斷成長，這一局面有所改變。真正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還是新中國建立後，執政黨對這一課程的高度重視。要說改造舊大學，重建意識形態，在中文系所有課程里，沒有比「現代文學」更好用力的了。

　　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指導，「五四」以後新文學的發展，被納入革命史的敘述框架。政府的強烈關注，導致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的迅猛發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教現代文學的，要求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共產黨員。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學科又突然間「崩盤」。為什麼？絕大部分作家都被打倒，只剩下「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除了魯迅，就是浩然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這一荒誕局面，隨著「文革」的結束，很快成為路人皆知的「笑談」。與政治上的「撥亂反正」相呼應，學術上便是「現代文學」學科的重新崛起。大批作家平反昭雪，大量作品重見光明，闡述「五四」新文化，於是成了對於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直接呼應。1979年的「思想解放」，似乎直接連上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正因此，「現代文學」這門課，既是文學教育，同時也發揮了思想啟蒙的作用。那時候，願意研習中國現代文學的師生，大都有政治激情。某種意義上，我們這代人，是踏著「五四」的節拍走上歷史舞台的。這一學科與現實政治的高度合拍，促使其一時間成為「顯學」。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又有商品經濟大潮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視野及功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仍然是溝通校園內外思想文化的重要學科，但已經不再是「顯學」了。外在環境，整個人文學科日漸邊緣化，不再是萬眾矚目的中心；內部結構，歷史悠久且精品無數的古典文學重獲自信，有很好的表演空間。要說知識積累及學術訓練，古典文學比現當代文學更有優勢，也更能吸引那些遨遊書海的學子；但反過來，現當代文學與當下思想潮流的緊密聯繫，則使其顯得生氣勃勃，仍有獨特魅力。還有一點，就是寫作能力和學術訓練之間的差異，比如，學楚辭漢賦的，我們只要求你閱讀、理解和闡釋；學現代詩就不一樣了，除了接受知識，還可能激發靈感，追摹前賢。

　　之所以單挑出「現代文學」這一學科，談論其興衰起伏，那是因為，現代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不同於傳統，主要落實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古典文學內部結構的變化，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曲，如今成了教學的重點；第二，「厚古」但不「薄今」，開設專門課程，講授近世乃至當下的文學；第三，為中文系學生開設外國文學課程，要求其「放眼世界」，而不僅僅沉湎於傳統中國。

　　外國文學教學是怎麼處理的？

　　陳平原：這是個棘手的問題。中文系學生應該研習外國文學方面的課程，以便在世界文學的大視野中思考「中國問題」。問題在於，誰來教，怎麼教。老北大有個很好的傳統，中文系老師給外文系學生講中國文學史，外文系老師給中文系學生講外國文學史。給外系學生講課，難度大，必須派好老師。可這個傳統，後來難以為繼。很簡單，大家都想把好老師留下來，教本系的學生。這麼一來，又開始互相挑剔對方派的老師不好。再到後來，要不中文系自己培養外國文學教師，要不改為專題性質的選修課，要不以比較文學專業開設的若干課程取而代之。目前的狀態是，必修課的課時有限，政治課又不能減，各專業都力保自己的當家課。越是好大學，專業性越強，中文系裡的外國文學課，於是變得「妾身未明」，處境頗為尷尬。我擔心的是，這麼發展下去，中文系學生的趣味與學養是否會變得太狹窄。當然，你不開課，喜歡文學的學生，照樣也會閱讀很多外國文學名著。但課程設置與個人愛好，有很大的差異；從長遠看，制度性保障還是很重要的。

　　橫向地看，我們大學的中文系與港台以及國外的文學系有什麼差異？

　　陳平原：北大百年校慶時，曾組織了一個小型會議，討論各專業與國外同行的差距。我說看不出差距，因為根本沒法比。跟哈佛東亞系比，那沒有意義，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本國語言文學教育跟外國語言文學教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要比就得跟耶魯英文系比，跟巴黎第四大學的法文系比，跟東京大學的國文系比，跟莫斯科大學的俄文系比，可這又一時三刻說不清楚。這話後來常被人引用。

　　我想強調的是，本國語言文學的研究與教學，除了傳遞知識、培養人才，還有義務介入當下的社會進程，在思想啟蒙、文學革命以及文化創新中發揮作用。這一點，外文系很難做到。在中國大陸，外文系除教學外，主要貢獻是引進外來的思想、文化、文學，與中文系的熱衷於介入當下，雙方的定位與功能不太一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現當代文學」課程對於大學中文系的作用。各大學教現當代文學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會情懷、能言善辯，以及介入當下文化建設的巨大熱情。這麼說，不包含價值判斷，我只是強調，做魯迅研究的，容易與現實對話，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現實關懷。大學中文系的教師中，最容易成為關注現實的知識分子的，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人，就是這個道理。當然，學術研究與文化情懷，有時很難兼得。比如，做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經常在報紙上寫文章，學術性不強；做古典文學的，花幾十年功夫寫一部書，拿出來沉甸甸的。一虛一實，難免有隔閡。對中文系而言，我們必須有雄厚的學術積累，也應該積極影響社會進程。學有根基且能引領風騷，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況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來，本國語言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不僅是一種專門知識，也是一種介入社會的激情，一種積极參与當代思想文化建設的力量，這樣，中文系才會有生氣。

　　港台以及國外的語言文學系也有這樣的特點嗎？

　　陳平原：相對來說，沒有我們這麼明顯。台灣以及香港的大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領風騷。這受制於大的政治環境，也跟教師構成以及公眾興趣有關。九十年代以後，台灣各大學中文系開始活躍起來，不再滿足於當「老夫子」。但政治形勢變幻莫測，台灣文學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牽涉到文化認同、主體性、校園政治等一系列問題，中文系處境不是很好。另外，對「五四」新文化傳統的相對隔閡，也是個大問題。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之前，台灣當局不允許閱讀左翼文學書刊。不談魯迅的傳統，就講胡適和徐志摩，很難理解所謂的「新文化」。台灣各大學的中文系，尊重傳統，古典修養較好，這是他們的長項；至於影響當下思想文化建設的能力，則不及大陸的中文系。

　　現在中文系的培養目標是什麼？成為作家、研究人員，還是關注現實的知識分子？

　　陳平原：「關注現實」是一種情懷，不是職業；任何人都可以「關注現實」，但也都可以「閉門讀書」。這方面，我希望尊重個人選擇。至於培養目標，各大學情況不一樣。一般來說，越是好大學，專業化程度越高。作為本科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文學創作。羅常培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楊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強調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他們的意思是，能否成為好作家，主要靠個人天賦，靠機遇，靠生活經驗，而不是技術培訓。所有偉大的作家，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天才」；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規則來訓練，效果不好，也沒什麼意義。此外，作家只是中文系培養人才的一部分。用出不出大作家來衡量一所大學中文系的水平，不是很合適。

　　那麼大學中文系的教育對文學創作有作用嗎？

　　陳平原：從文學史上看，大作家不是大學裡刻意培養出來的。像魯迅、郭沫若都曾在日本留學，但念的是醫學，不是文學。也有中文系出身的好作家，近在眼前的，像賈平凹是西北大學畢業的，韓少功是湖南師大的，劉震雲是北京大學的，葉兆言是南京大學的。但這樣受過「科班訓練」的好作家，數量不是很多。王安憶、殘雪、莫言、余華等，沒念過一天中文系，同樣寫出好小說。這怎麼解釋？我的說法是：文學很重要，但主要是修養，而不是技藝。沒讀大學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機遇，可以成為優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見得就能寫出好詩或好小說。但反過來，大學裡的文學教育，對於作家之「厚積薄發」，還是起作用的。

　　問題在於，「文學」如何「教育」？就拿創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能教。比如小說家沈從文，沒有高學歷，在西南聯大教「各體文習作」和「創作習作」，往往是拿學生的作品來深入剖析，上課講不完，下課接著談，如此因材施教，對學生幫助很大。在我看來，文學創作是可以教的，但不應該是大堂演講，而應該是面對面、手把手，注重寫作實踐，那才能對學生有好處。從去年開始，我們組織「中國作家北大行」，陸續邀請一些著名作家來北大，除了專題演講，還與熱愛文學的大學生座談。不過，此舉的目的在修養與趣味，主要不是技能，更不敢誇口是在培養大作家。

　　北大中文系還有文學寫作課嗎？

　　陳平原：有寫作訓練，但不是「文學寫作課」，這跟北大中文系的專業化程度高有關。對於語言專業或古文獻專業的學生來說，除非是個人興趣，沒必要修這種課。因此，我們有些選修課中包含寫作訓練。反而是各專業的論文寫作，我們很看重。專業不同，寫作技巧也有很大的差異，我們沒有大一統的「論文寫作」課程，而是落實到每個教師，可以因材施教；缺點則是，若指導教師不用心，或自身就不太在行，那就有問題了。

　　培養作家不是中文系的主要責任，但寫作能力的訓練，卻是我們的頭等大事。以前提到某人學問大，總說他博聞強記；可有了互聯網、資料庫，純粹的知識積累變得越來越容易，記憶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了。當然，詩文脫口而出，史料爛熟於心，還是很有好處的。但總的來說，記誦的重要性大為下降。閱讀、理解、闡釋，提出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有良好的寫作訓練，成為中文系教育的重點。無論語言還是文學、古典還是現代，都應該加強口頭表達以及書面寫作能力的培養。記得五六十年代，北大也有寫作課，但後來出現一些問題，一是寫作課難教，二是效果不明顯，三是老師們缺乏熱情。在我看來，對於中文系來說，小說詩歌戲劇等文學創作課可開可不開，但寫作能力的培養是個大問題，值得認真探索。

　　您覺得目前大學中文系的困境在哪裡，應該如何解決？

　　陳平原：十九世紀以前的大學，人文學科是中心；此後，先是自然科學突飛猛進，後有社會科學迅速崛起，人文學科逐漸邊緣化。三十年前，文科考生首選中文系，現在肯定不是，比起熱門專業如經濟、法律等，中文系的光環在消失，魅力在減退。但在我看來，目前中國大學中文系的命運，已經開始「觸底反彈」。學習本國的語言、文學，這符合社會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實際上，這些年中文系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很不錯，甚至比不少「熱門專業」還要好。所謂市場需要什麼，我們教什麼，以便學生找工作時「專業對口」，這個路子，我認為是不對的。市場千變萬化，今年搶手，明年就可能滯銷。與其學會「屠龍術」，還不如健身強體。有很好的學習、思維、表達的能力，做什麼都可以。關鍵是「素質」，而不是「技能」——我說的是本科階段的教學目標。過於強調「技術性」，那叫「培訓學校」，不叫「大學」。文史哲這類人文學科，是無用之用，是大用。為了迎合市場，讓學生追逐「雕蟲小技」，大學會越走越低。

　　中文系曾經那麼輝煌，現在有點被邊緣化，大家感慨萬分，但不該被「悲情」所籠罩。在今天這麼個喧囂的時代，需要理解我們的真實處境和發展路向，有所堅持，也有所創新。我堅信，當眼下五光十色浮華侈靡的大幕退去，學術重歸平靜，人文學科應該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學作為一個知識共同體，需要專業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對於營建校園氛圍、塑造大學風貌、體現精神價值，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學科。這一點，我們不能妄自菲薄。

（本文於2009-7-25發表在《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