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的道家生死哲學觀

死亡是所有生命註定的最終歸宿，不能脫俗的人類執著地渴求著永生，於是，關於生與死的思考鍛造了人類哲學的恢弘與博大。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生死之論，不乏智者和睿者，其中道家生死哲學，以其豐富的理論內容，深刻的思想內涵，脫俗的不凡見解和獨特的美學意境，格外醒目的凸顯了出來，為中國乃至世界生死哲學理論寶庫書寫了不可或缺的一筆，對後世產生了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正是由於道家生死思想的豐富深刻，其見解的超凡脫俗，所以，本文雖然很想窮盡道家生死哲學的特點，但實際上卻很難很難，所以只能是「淺析」其特點了。「任何一種思想體系都不是從天而降，憑空出現的，都有其賴以產生的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件」。道家的生死哲學也不例外。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極為混亂的時期，臣弒君，子弒父，列國之間爾虞我詐，弱肉強食，戰亂頻繁，是個殺伐競爭的年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死亡是當時人們不得不面臨的殘酷現實。但另一方面這個時期由於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改變，又使得春秋戰國時期成為了一個充滿生機的時代，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學術高峰，也就是在這時，諸子百家首次拋棄了先民長生的幻想和對鬼神的盲目崇拜，紛紛以理性的眼光來反思生死問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道家的創始人正是立足於這樣一種社會大背景下，以「萬物皆一」的開闊視野看待生死，超越了一時一事、一得一失，確立了極具特色的超越死亡、生死存亡一體的生死哲學。

一、生死同質的唯物意識

道家基於「氣化」理論的生死同質說非常獨到，有著很明顯的自然主義色彩和唯物意識。以自然哲學為特點的道家哲學，以自然主義的「氣化」理論作為邏輯起點，側重於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來探討生死問題，建立了中國哲學史上獨特的生死哲學理論。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無論是天地萬物，還是玄虛之道，都是以自然為其基本原則的，自然就是人、地、天、道的規範。在老子看來，人和自然萬物的生死變化都來自於「道」的陰陽二氣所決定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相關思想，並以「氣」為根基，在天地萬物通於一氣的自然觀基礎上，以「物化」的理論來詮釋生死，把生與死融入宇宙大化運行、萬物生滅變化之中，建立了道家極富超越精神的生死哲學。「氣」是道家哲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它是構成萬事萬物的最基本元素，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無不系之於氣。在道家那裡，「氣」是生命從無形到有形的基本成分，生死同質，都系之於「氣」，生死轉變實際上是「氣」的聚散變化。在道家看來，「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一氣耳」。道家把生與死鑄入了無限的天地整體之中，身體「是天地之委形也」，生命「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是天地之委順也」。「雜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生命產生的過程，就是由天到氣，由氣到形，由形到生命的過程，人的生死也就是氣的聚散，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所以生死並不神秘，是自然物質化合變化的結果。也因此，死亡其實並不是生命絕對意義上的終結，而是作為自然萬物的一分子，始終處於「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的「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的「物化」鏈之中的。其邏輯結論：既然人的生死是一個「物化」的過程，生死本身也就不過是「氣」的不同變化形態，那又何必悅生惡死呢？無疑，道家不僅力圖消解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而且試圖跨越人類生死之困，使人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獲得不朽。基於具有唯物色彩的「氣化」理論，道家關於生死的最終結論是：「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就這樣，生死在道家的先哲那裡完全沒有了神秘感，在他們看來，生命體的生與死轉換猶如日夜交替般自然。顯然，按照道家「氣化」的理論，人類並不存在永遠無法跨越的生死之自然大限。道家在這裡將人類的個體從現實的世俗世界的束縛中釋放出來，將個體的生死放到自然的大背景中。這在無形中化解了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凸現出宇宙大我的無限性。在「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豪情中，生與死的問題也就上升為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道家運用「氣化」理論對人類生死之困的觀念性突破，具有巨大的精神解放意義。而且，在客觀上由於這一觀念性的突破，閃耀著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輝，在實踐層面上也有利於人們正確認識生命現象，把握死亡的本質，正確處理生死問題。

二、「死生存亡一體」的辯證思想

道家學說的奠基者是中國古典辯證思維的大哲，這使得道家的生死觀始終貫穿著對立統一的辯證精神。在生與死的問題上，他們首先認同生與死的對立，同時又認為二者的對立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二者在本質上都統一於「氣」。關於生命的短暫性和死亡的必然性，莊子有過一系列的論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死生為晝夜」，「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但道家並未因此就以二元對立的態度來看待生死，相反，他們認為生死之間具有共通性，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在《秋水篇》中庄子就說道：「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有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也就是說，既然知道死生是人所必然要行走的道路，所以活著沒有必要喜悅、死了也不要認為是災難，因為生與死始終是處於變化之中的。計算人所知道的，總比不上人所不知道的，人有生命的時間，總比不上他沒有生命的時間。由此，莊子得出結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在道家先哲們的眼裡，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就是不停地向對方轉化著，生與死也是如此，也是不斷轉化的。生死其實是一個同步進行的過程：生命開始了，也意味著一步步靠近死亡，而一種生命的結束則意味著另一種新生命的開始。生與死原本是同質的、一體的，生死存亡的一體性，使得生死具有互屬性、同時性，生與死之間並無清晰的界限。那麼，生死何以會是一體的？道家先哲立足於「氣化」的基本原理，認為生死統一於「氣」。對此，莊子就有過具體而形象的闡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變化為神奇，神奇變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生是死的連續，死是生的開始，誰知道其中的規律！人的出生，不過是「氣」的聚積而已，「氣」聚積起來便是生命，「氣」消散了便是死亡。如果死生是相屬的，我又有什麼憂患呢？所以萬物是一體的，通常人們把所讚美的視為神奇，把所厭惡的視為臭腐；然而，臭腐可轉化為神奇，神奇又可轉化為臭腐。所以說，整個天下是一氣相通的，因此，聖人珍視同一。可見，在道家大哲看來，生與死並沒有確定的意義。如果能夠與生死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將生死置之度外，超越生死，就能夠真正達到淡泊靜觀的境界。這是一種至美的境界。對於道家先哲的這種超然與洒脫，現代人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道家的奠基者在春秋戰國戰亂頻繁的時代，面對人為製造的死亡現象，以及人們對死亡的極度恐懼，拋棄了先民長生的幻想和對鬼神的盲目崇拜，懷著憂思與希冀，以理性的眼光通過對久困著人類的死亡與生存、瞬間與永恆的反思與探索，為人類的精神家園構築了一個完美的歸宿。道家大哲們是偉大的，因為他們用智慧、生動而具體的辯證生死觀徹底解放了人的精神，舒緩了人的心理壓力，使人擁有了自由而浪漫的心靈天空。這在今天這樣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在凈化現代人心靈的意義上，道家生死存亡一體的辯證生死觀，仍有著太多可圈可點之精華。

三、生死必然的宿命觀

道家用天地萬物變化的普遍規律來觀照生存和死亡的必然性，深刻認識到生死必然的現象。道家認為，在有形的天地萬物之中有一個無形但卻充滿著生機的「道」在靜靜地流動，宇宙間的一切運動不過是「道」流行的結果和表現，天地萬物都隨「道」自然而然地生長變化著，一切都在「道」的必然之中。這就是「命」。「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由此認為，生死必然各有定分：「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莊子則更明確地說道：「人死者有時」。「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在他看來，人的生死是必然規律。當然，由於認識的局限，道家的先哲們並不能深刻把握生死必然的內涵，他們所理解的生死之必然，不過是對命中注定的服從。對此，莊子也有不少的論證：「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對於莊子而言，這種必然性只能是外在於個體生命的一種無奈：「吾命其在外者也」。正因為這樣，個體生命是無法改變它的。既然生存和死亡都是一種必然，那麼活著雖然值得珍惜，但不必過於執著；死亡雖然遺憾，也應該欣然面對。對待死亡的態度，就不必過於恐懼和擔憂，而應當是超然和順從。「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道家先哲們看來，凡夫俗子正是因為不懂得命運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所以悅生惡死、趨榮避辱、極力逃避命運的安排，所以他們不能真正地享受人生。只有認命、知命、安於命，才能在任何情況任何環境下，始終使自己的心境處於「其寢不夢，其覺不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的「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的安寧、恬靜的狀態，從而在精神上也就會體會到一種自由的滿足。當然，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只有「真人」才能做到這一點。現實生活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於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個體生命中，生死各佔三份，但有些人為了求生卻往往步入死地，結果使死的因素又增加了三份。之所以這樣，就因為其求生慾望太強，違背自然之性過分益生，反而害生、損生。由於人們天生就「悅生惡死」，所以往往會不理智地逆天行事。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以至於整日棲棲惶惶，在無限的心寧不安、心理痛苦中走向人生的終點，他們往往想挽留生命、想在這個世界上多停留一些日子，但由於沉重的心理負擔，反而加速了其死亡的進程。這些人殫精竭慮、勞神苦思，不知道順應自然之道而去「益生」，反而「以好惡內傷自身」。從死亡的必然性，道家推導出了超然淡泊、安於現狀的人生觀。其邏輯推論是：既然「命」的存在與否是一種必然，生死變化是自然之道在個體生命中的體現，非人力所能左右和改變，因此，人們就應當以順乎自然的態度去處理生死問題，反對人為的追生避死。要「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對死亡的認識直接影響了道家的人生觀：人或生或死都是註定的，猶如人死是無法改變一樣，人生的際遇也是不可改變的，是既無力抗拒也無法逃避的，個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改變對命運的態度，安於現實，聽任命運安排，「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只有安於「生」、順從「生」，做到「安時而處順」，放棄世俗的一切勉強順應生命的本性，才可能真正地享受人生，並達到道德的極致。人若能這樣，即可超越「哀樂」之情，獲得「懸解」效果，從必然性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得到精神上的最終解放，體驗到心靈上的絕對自由。道家由生死必然性而演繹出順應命運法則的宿命論，無疑具有消極的聽天由命之嫌。但若排除這一糟粕，更用心地解讀蘊涵於其中的精華，那麼，我們不難看到，道家雖然承認並欣然接受死之必然這個「命」，但是他們並沒有從這一宿命論走向悲觀主義，而是走向了達觀主義。悲觀主義是以有限觀有限，以生觀生，閃避死亡畏懼死亡，結果是削弱了個體生命的生存意志和獨立人格，一生都背負著對死亡的恐懼和壓迫。而道家的達觀主義卻是以無限觀有限，所以，道家從死之必然這一宿命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是：正因為死的必然降臨，使生命成為了有限，所以，一方面要坦然面對死亡，不要執著於生不放；另一方面更應該從有限的生命中活出無限的自由和品質來。在道家的大哲們看來，活著就要像《莊子》中屢屢稱頌的「真人」、「至人」、「神人」那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恬於生而靜於死」，超凡脫俗、虛明曠達、洒脫超邁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在現代社會，人們對財富和權力等身外之物的貪婪追求和物慾享受，使得生活日趨忙碌和勞累，身心日趨疲憊和空虛，既無暇對生命給予形而上的沉思，更懶於尋求生存背面的死亡意義。與此相應的其實是生活質量的下降，表現為生活的沉淪、超越意識的遺忘、宗教觀念的淡漠、人文精神的丟失，與物質財富快速積聚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生命沙漠的迅速擴大。在這樣的社會，道家生死必然論所體現出來的對生命運動規律的尊重，以及不以人之好惡之心左右人生命運，不悅生不惡死，洒脫淡泊、虛明曠達等思想，不僅在對待死亡方面，對培養現代人超越死亡的意識，正視死亡，擺脫死亡困惑，用有限的生命積極面對無限的世界提供了極可貴的精神慰籍和情感愉悅，使現代人在死亡降臨時，雖然不一定能夠做到以死為美或鼓盆而歌，但至少能夠平靜坦然地面對它接受它；而且在對待生存方面，對難以脫俗的現代人的借鑒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對於生活在被物質異化了的現代社會的現代人而言，如果一個人能心地坦蕩、胸襟豁達、態度超然地對待死亡，對待生活和生命，做到「安時能處順，哀樂不能入」，那麼，他的人生道路上就沒有什麼事情能夠摧毀他的意志、崩潰他的精神，就能擁有現代社會應該具備的健康心理，從而提升自己的生活質量。

四、與「道」合一、死而不亡的理想境界

道家生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道」。「道」是道家哲學的最高範疇，是考察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因此，道家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和探索也不可能離開道論的基礎。道家認為，「道」是客觀存在的實體，它生成了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因此，「道」是無所不在的宇宙整體，「道通為一」。道家認為，在「大道」運行的流程中，萬物相互之間是沒有界限的：「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生死其實是了無差別的，「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這樣，道家以自然主義的「道」論為其邏輯起點，建立了與「道」合一的生死理論。基於「道」論的道家生死哲學其實是一種境界哲學。其生死哲學的最高目標便是達到死而不亡的境界，「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道家先哲們認為，雖然人的形體總歸要死去，腐爛之後化為黃土，但是，如果能夠忘記肉體生命的存在，實現「與道合一」，就可以進入死而不亡的境界。老子說：「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而莊子則說：「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入於天」就是將個體的小我融於宇宙的無限之中，就是生命的超越。又說：「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人一旦忘掉肉體生命的存在，便能大徹大悟，心情就會像朝陽一樣清新明澈，就可以「見獨」達到絕對的「道」。從此便可以超越時空，超越肉體的生命，獲得永恆的生命，死而不亡。莊子不僅繼承和發揚了老子死而不亡的理論，而且還進一步提出了達到死而不亡境界的途徑就是「體道」，而獲得「體道」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心齋」法（心靈的齋戒）。「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顯然，「心齋」的過程就是致虛守靜，去知去欲的過程。在道家先哲看來，只有心志專一，感官停止活動，才能因為無私無慮，保持虛靜的心境，獲得精神的解放和心靈的自由，達到與「道」合一的至高境界。二是「坐忘」法（自我忘卻）。「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同於大通」即「與道合一」或「與道相輔而行」，是心靈獲得解脫後精神上的一種升華。其實質就是通過「毀棄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從而達到「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的混沌狀態。處在這一狀態中，就能做到既遺棄外在之自然與社會，又可以忘卻內在之肉體和智慧，進入道家所崇尚的「物我兩忘」境界，也只有物我兩忘，才可能與大「道」相通。從而「與道相輔而行」，無往不通，無處不順，來去無滯，自由自在。簡言之，人們可以通過「心齋」和「坐忘」忘掉身體的存在及慾望，在精神上與無所不通的「道」合為一體，並藉助道的永恆，達到個體生命的永恆。在此，無論是「心齋」還是「坐忘」，看起來好像是非理性的玄虛之路，但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是為超越必然性的生命困境提供方法，確定通向心靈自由的途徑，實現「與道合一」。並最終進入「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自我與自然融合為一的境界。實現「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這種境界體現在生死問題上，便是「無古今」、「不死不生」，死而不亡，這正是道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此意義上，道家在境界層面上超越了生死之困，達到了死而不亡、不死不生的最高層次。從道家先哲們的系列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們將死亡的本質定位在自然之氣的變化形態上，認為死亡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在「大道」運行的流程中，達到死而不亡的境界是可能的。尤其令人拍案叫絕的是，道家生死哲學雖然側重於甚至執著於「死」而不是「生」，但並不是因為想「死」而注重死，更不是鼓勵人去死，他們是為了更好地「生」而注重對死的感悟和探索。在此，彰顯的正是道家哲人們對「生」的關懷和注重，只不過，道家對人生的關懷並不是世俗地停留在塵世的層面，而是立足於「道」的高度。因此，他們不僅能「認命」，更因為做到了「知命」而真正地勘破了生死，從生命中超然而出，不為生死所拘束，於是，形而下的生命因此有了形而上的超越。這種以死觀生的獨特生死觀，構成了道家不同尋常的特有的審美生存方式。這也就決定了道家的先哲們在實踐的界面能夠真正做到直面死亡，笑傲死亡，並從心靈上、精神上予以徹底地超越，從對死亡意義的領悟中消除對死亡的恐懼，進而獲得逍遙的人生。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份逍遙，他們崇尚自然，崇尚無為，注重生命的個體價值，追求一種能消除個體與自然與他人與自身分裂的和諧，追求理想人格，從而獲得完全自然的自由精神，最終達到對生死的徹底超越與解脫。道家生死哲學透射出的對生命存在的理性執著和對死亡困境的達觀態度，在令今人感嘆不已的同時，恐怕啟迪應該是更深刻的。

五、「樂死」「善死」的美學意境

無法免俗的芸芸眾生總是忌諱「死亡」話題，言之，也必定是與陰森、黑暗、不祥、幽靈、晦氣等等貶義的概念相連，然而在道家哲人那裡，卻通過對死亡的沉思，彰顯了他們與眾不同的睿智與洒脫，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居然以審美的眼光去審視死亡，並賦予了死亡獨特的美學意境。怎樣對待生，如何直面死，是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的現實。悅生惡死，乃人之常情，然而在道家看來，不僅萬事萬物是同一的，而且萬事萬物的產生與死亡也是等同的，道家在倡導「齊物論」的同時，主張「等生死」，認為生不值得高興，死也用不著悲哀。因為人與自然本為一體，人或生或死，都是物與物之間的自然轉化，是沒有多大的區別的。人死，不過是「寢於」天地之間的「巨室」之中，沒有必要為之而悲哀，「死」只不過是自然界運行中的一個過程而已，最終都得歸於「道」之自然。所以明智的態度是面對一切變化得失，都應順應自然，只有順應自然方能超越存在，存在是有限的，超越的精神卻可以是無限的。「今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人不應該固執於生死轉變中小小形體的變化，而應該順應存在於自然自身的整體變化。如果人人都能認識人的生死不過是自然形體的變化而已，那自然就能以達觀的心境泰然接受死亡的事實。基於上述理念，道家不僅不惡死、不懼死，相反卻是勇於並樂於接受死亡的來臨。最能反映道家面對死亡超然態度的，是道家先哲們提出的「善死」觀點。在道家的哲人們看來，人生實際上是一個「苦身疾作」、「夜以繼日，思慮善否」而又「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的辛苦勞作過程，相對於「生」的這種辛苦，「死」實在就是一種解脫、一種休息：「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以生為喪，以死為反」。生為漂泊，死為歸家。所以，死其實並不可怕，相反卻是一種休息、一種歸家、一種人生痛苦的解除，是可樂之事。因此，道家的先哲們對待生死的態度就是視死如歸，「哀樂不能入」，因此，他們不僅對於身老病殘，由生到死，能夠泰然處之。甚至還歌頌死亡、讚美死亡，認為死亡才是人生的至樂之道。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就曾通過夢遇骷髏的寓言，以機智幽默的對話，宣揚了生的苦難和死的樂趣：「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活著是人生之累，死了就沒有這些憂慮了。因為死了，上面沒有君主，下面沒有臣子，也沒有四季的冷暖變化、世態炎涼，怡然自得地與天地共長久，因此，一國之君雖然是快樂的，但仍勝不過死亡的快樂。在道家眼裡，人死後是多麼的自由快樂！「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的自由空間，簡直就是一個極樂的大同世界，人世間的一切炎涼、煩惱、辛勞、苦痛在這個極樂世界中蕩然無存。由此觀之，人的死不但不值得悲哀，反而還應該慶賀才是，因為人死後不僅能消除人世間的一切煩惱，而且還能領略到「南面王樂」都無法感受到的快樂。最能說明道家對待生死態度的，是莊子妻死，他卻鼓盆而歌的典故，當有人因此指責他不近人情時，莊子說：「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命乎，故止也」。在莊子看來，妻子起初本是沒有生命的，不僅沒有生命，而且還沒有形體，不僅沒有形體，而且還沒有氣息。在若有若無的自然之間，變而成氣，氣變而成形，形變而成生命，現又變而為死，這樣生來死往的變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一樣。現在妻子已經靜靜地安息在天地之間，而我還在哭哭啼啼，這才是真正的不通達生命，所以我才不哭。從此可知，莊子的「鼓盆而歌」，看似不合倫理不合常規，但卻表現出道家哲人對死亡的大徹大悟。道家透悟生死，超越死亡的束縛，不為其所壓抑、屈服的超然態度和浪漫氣質，令世人欽佩。道家審美地看待死亡，超越生死，「樂死」「善死」的超然境界所具有的人生感悟和審美價值在於：它給人死亡美的領悟、精神上的安慰和情感愉悅趨向的滿足，以對生死轉化的獨特詮釋，強調了對生命的執著在於對生命品質和自由的超越性追求，否則，毋寧選擇死亡，這就是「生」的意義和「死」的價值。

所以道家的先哲們讚美生命也讚美死亡，正視死亡也珍視生命。顯然，「善死」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避免賴活著，在於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這不僅淡化了個體生存的世俗功利目的，而且升華出一個泯滅生死的至美境界，進入生命的深層結構。它直面與死亡相伴而行的恐懼、惶惑、痛苦和磨難，探索死亡在人生中的地位與價值，不懈地追求存在於死亡背後的出路與希望，使道家生死哲學呈現出生死審美觀照與哲理思辨融為一體的特徵。無疑，道家關於「樂死」「善死」的思想是深刻的，更是浪漫的，本質上它不是把人引向宿命論的歧途，而是讓生命從狹窄、困擾、惶惑和死亡的自我衝突中解脫出來，在心靈上與宇宙本體凝聚成共同的永恆存在，使人的心靈走向絕對自由的精神家園。德國18世紀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曾經說過：哲學是懷著鄉愁的衝動去尋找精神家園。這一精神家園因為道家對生與死的解讀而更加深刻，更加富有情調，更加具有美的意蘊。同時，這對現代人越來越關注的臨終關懷和「善死」研究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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