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耀東：日本延續四百年的侵華戰略

呂耀東：日本延續四百年的侵華戰略

呂耀東：日本延續四百年的侵華戰略中國軍事文化講壇8月15日邀請著名日本問題專家呂耀東教授，講述「從豐臣秀吉到七七事變」，全面剖析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圖謀，深刻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嚴重罪行授課現場原標題：呂耀東：日本延續四百年的侵華戰略日本軍國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曾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整個國民生活從屬於軍事及對外侵略戰爭，給亞洲乃至世界民眾帶來極大傷害和深重災難。儘管日本軍國主義作為國家制度的可能性被「和平憲法」所限制，但並不表明作為意識形態的軍國主義「幽靈」已徹底消失。如今，日本出現右翼及一些保守勢力違背「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謀求海外永久派兵的同時，日本國內否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論也不斷高漲，這說明日本國內有些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否認軍國主義侵華罪行以及對中日關係的負面影響。為了維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正義性成果，駁斥日本右翼及保守勢力有關「侵略未定論」的肆意妄為，防止對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翻案，繼續深入探討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在2015年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日本國內否認甚至美化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言行逆流而動。日本政要拋出「侵略未定論」，在國內外散布淡化軍國主義侵略性質的言論，日本政府還出台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內的一系列安保法案，使得防止軍國主義復活的「和平憲法」第九條名存實亡。日本對於軍國主義侵略罪行及戰爭責任反省的歷史性退步絕非偶然，日本的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時刻威脅著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因而深入了解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政策理念的演變，具有重要的現實警示作用。一、從「掩八紘而為宇」到「欲治大明國之志」1.日本歷來崇尚以武力開疆拓土。眾所周知，近代日本是個窮兵黷武、侵略成性的國家。事實上，日本歷來就是一個有著以武力開疆拓土傳統的國度。這種對外擴張的傳統可以追溯到日本遠古時代。據成書於8世紀、用漢文寫就的典籍《日本書記》記載，傳說在所謂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建都詔書中宣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意欲將世間的四面八方，置諸一宇（屋頂）之下。這種「八紘一宇」的構想妄圖把世界均納入「神國日本」的統治之下，而日本天皇就是世界的最高君主。4世紀後半葉，神功皇后出兵朝鮮，「征伐三韓(高句麗、新羅、百濟)」，把朝鮮半島南部地區納入「大和朝廷」的勢力範圍，並在那裡建立起所謂「任那日本府」。以上雖屬神話傳說，但「八紘一宇」、「兼六合、掩八紘」，歷來為日本擴張主義者所傳誦，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指導思想。至於所謂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傳說則更為歷代統治者所歌頌，成為日本對外開疆拓土、侵略擴張的楷模。7世紀，日本又派兵介入朝鮮三國政爭，被唐朝與百濟聯軍重創，此為中日間首次交兵的「白江村戰役」。2.豐臣秀吉「不屑國家之隔」的大陸侵華戰爭。到了中世紀，日本出了一個開疆拓土的擴張主義者——豐臣秀吉。16世紀後半葉，稱雄於戰國時代的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打算在平定各藩、統一全國之後，乘勝發動「討伐明朝戰爭」，征服中國。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就是向華夷秩序挑戰的人。1582年織田信長因遭「本能寺之變」被迫自殺後，豐臣秀吉將「征服中國」的圖謀付諸實施。1585年，豐臣秀吉出任「關白」(攝政)，總攬日本朝政。1590年消滅繼續抵抗的關東和東北地區的「大名」，統一日本全國。同年，豐臣秀吉在致朝鮮國王的文書中明確聲稱:「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一超入大明國(中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依有遠慮無近憂乎？」1591年，在給印度總督的信中，更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到中華者，如指掌矣!以便路可赴其地，何作遠近異伺之隔乎?」在如此擴張理念驅使下，豐臣秀吉於1592年發動所謂「文祿之役」，派遣15萬大軍入侵朝鮮，打算通過朝鮮進入中國。隨後日本一部分軍隊甚至侵入了中國的東北。然而，此役在朝鮮軍民的頑強抵抗和中國援軍大力支援下，日軍陷入絕境，被迫議和撤軍。野心不死的豐臣秀吉又提出「要明朝投降及割讓半個朝鮮」等狂妄要求，「而明朝的答覆是：『封汝為日本國王』，准許朝貢。」惱羞成怒的豐臣秀吉於1597年再派14萬大軍入侵朝鮮，發動「慶長之役」。此次在朝鮮軍民的堅決抵抗下又一次陷入困境。次年豐臣秀吉憂憤而死。3.山鹿素行等學者著書貶低華夏文明，倡導「日本主義」。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取而代之，建立了德川幕府，成為日本最高統治者。儘管德川幕府在長達260多年的統治期間實行「鎖國」政策，沒有像豐臣秀吉那樣對外發動戰爭，但是，日本開疆拓土、侵略擴張的思想並沒有因此消失，而是由後代一些思想家所繼承。十七世紀六七十年代，著名兵法家、學者山鹿素行(1622—1685)發表《中朝事實》和《武家事紀》等著作，貶低華夏文明，倡導「日本主義」。他毫不掩飾地提出「中朝」(指日本)論，宣稱聖人（孔子）的道統到宋朝就已經泯滅，應該認定日本是「中國」。他將日本與中國、朝鮮作為比較：自開天闢地以迄大明，「夫外朝(中國)易姓，殆三十姓」；而朝鮮「兩度亡國，四度易姓」。而日本「自人皇之初，神武天皇平均天下，祭祀天神地神之宗廟，表明執政萬萬世以來，至今已兩千六百年」，「期間人皇正統相繼，未嘗易姓」，「唯有日本才確實可謂中國之地」。山鹿素行把日本稱作「中央之國」，主張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獨自的國際秩序。他歌頌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把豐臣秀吉「征伐朝鮮」和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相提並論，稱：「秀吉晚年，征伐朝鮮。其勇敢膽略，冠於古今。……顯示本朝武威於異域者，神功皇后之後即在秀吉統治之時」，並稱，自神功皇后「征伐三韓」以後，「朝鮮、新羅、百濟皆為本朝之藩臣」，「高麗為我之屬國」。在他看來，日本已儼然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山鹿素行的上述思想為後來建立力圖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軍事學說後來在幕府末期被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繼承，對明治維新時期的一些日本勤王志士影響很大。4.日本思想界在蔑視華夏言論基礎上，產生「大陸政策」理念。18世紀70年代，日本「集國學之大成」者本居宣長反對儒學，倡導國學，並進一步發展了山鹿素行的「日本主義」。山鹿素行和本居宣長倡導的「日本主義」與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思想，深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推崇，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到十八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隨著俄國等西方帝國主義「東漸」，不斷對日本造成「衝擊」，日本出現了一批通過研究荷蘭了解西方的「蘭學」學者，他們有的著書立說，有的直接上書大名或幕府，就當時的日本內外政策發表見解。其中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主張「開國」，學習西方，進行對外擴張。林子平於1785年和1791年發表《三國通覽圖說》和《海國兵談》。他在《海國兵談》中稱頌「神功皇后使三韓臣服，豐臣秀吉征伐朝鮮使之至今仍服從本邦」的「光輝武德」；羨慕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布德張武」和「一統五洲」，希望日本出現一個像他們那樣「文武雙全」的「將才」，來建立他所設想的「武裝體制」。同林子平相比，本多利明的對外擴張思想又前進了一步，他把眼睛轉向歐洲，主張向歐洲各國學習。他在1798年出版《經世秘策》和《西域物語》的著作中，主張實行對外「開拓制度」。可見，幕府末期，面對西方殖民主義的衝擊與幕藩體制的危機，日本的擴張主義意識與國際亂局相結合，「大陸政策」理念逐步形成。二、從「存華挫狄論」到「得失互償論」以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為代表的幕末教育家、軍事思想家，成為其後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對外擴張思想的奠基者。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殘酷現實，使得日本一部分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思考日本的命運和未來。他們基於來自西方的海防壓力，主張「嚴修武備」加以應對。同時，在狹隘民族主義意識驅使下竭力鼓吹「海外雄飛」，稱霸世界。為了防止清王朝的悲劇在日本發生，甚至產生效仿西方列強侵犯中國的「凌弱」念頭。1.佐藤信淵提出系統而周密的入侵和佔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構想。佐藤信淵(1769-1850年)就十九世紀前期國際形勢變化，向幕府及地方藩閥建議應增強海防、抵禦西方列強，並擬定日本稱雄世界的帝國主義計劃。同時，他還提出了系統而周密的入侵和佔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設想。佐藤曾在《海防策》(1808年)中論述道：「大清國既強大又綿密，萬一出現狡猾之國君，生兼并之志，其患莫大。」他在《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中宣稱，日本兼并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皇大御國(即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課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臣僕」。由皇國開發他邦，必先由吞併中國肇始。佐藤信淵提出，經略中國是實現上述構想的最基本的條件。「皇國征伐支那，如節製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而吞併中國，則宜先吞併中國東北地區：「當今萬國之中，皇國最易攻取之地，莫過於支那國滿洲」。「滿洲之地與我之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餘里」，「順風舉帆，一日夜即可到達彼之南岸」。「如得滿洲，則支那全國之衰敗必當從此始」。佐藤信淵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認為中國南北方的中心分別為南京和北京，宜將日本軍隊分為進攻南京的集體和進攻北京的集團。前者由熊本、大泊兩軍組成，大泊軍經琉球佔台灣，由台灣出發在浙江沿海登陸，攻佔寧波、台州；而熊本軍由天皇自率，進攻中國江南各地，佔領南京。後者以青森、仙台、金澤等七府軍組成，進佔朝鮮、中國東北地區，由山海關攻入北京。征服支那之後，再圖東南亞、印度。佐藤的軍事理念打著遏制俄國、英國擴張、「保衛日本國防」的旗號，圖佔領中國，而後向全亞洲擴張，以致稱霸世界之構想。佐藤信淵倡導以「宇內混同策」為核心的「征服支那」論，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大陸擴張」的理念，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勾畫出大陸擴張主義路線圖。但是，鴉片戰爭後列強虎視日本的冷酷現實也使佐藤信淵的侵華思想發生微妙的變化，他於1849年撰寫的《存華挫狄論》，與20多年前充溢著昧於世界大勢的封建擴張狂想的《宇內混同秘策》觀點相左。《存華挫狄論》在記述鴉片戰爭經過後，於卷末寄望中國振起，成為日本的「西部屏障」，並熱切希望中國，「君臣苦心焦思，賑貧弔死，上下同勞苦，調練兵將。數年後乃起複仇義兵，征伐英夷，將其徹底逐出東洋，使中國永為日本之西部屏障」。佐藤信淵《存華挫狄論》絕非站在東亞被壓迫民族立場上，而是從侵華轉變為「存中華，挫夷狄」，以華為禦敵之屏障，並未放棄《宇內混同秘策》以日本為主中心「世界統一」的帝國構想。2.吉田松陰以「得失互償論」為日本侵華尋找帝國主義借口。基於日本在19世紀中期被迫先後同美、俄、英、荷等國締結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現實狀況，吉田松陰(1830—1859)作為明治維新的啟蒙者，通過興辦松下村塾，宣講「尊王攘夷」思想，主張「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民族擴張主義理念，提出了以攻擊弱鄰、補償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償論」。尤其是當他看到積貧積弱的清王朝任由西方列強宰割，便開始產生對華蔑視感。並更加覺得日本的出路在於己為中介，促成得失互償。這表明他逐漸形成了通過侵略朝鮮和中國來對抗西方的戰略設想。1855年，他在給其兄長的信中稱：「與俄美和親條約已定，我決然不可破壞而失信於夷狄。只宜嚴守章程，加深信義。其間，培養國力，降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將同俄、美交易之損失，以鮮、滿土地補償之。」他在《幽囚錄》中曾述道：「為今之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霸糜二虜(指英美兩國)。乘間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豐國之所未果也」。「收滿洲逼俄國，並朝鮮窺清國，取南洲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為者而先為之。此乃天下萬世、代代相承之大業矣」。吉田松陰關於入侵中國和朝鮮，「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甚至夢想「并吞五大洲」的民族擴張思想，勾畫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思想的雛形。同時，吉田松陰的「得失互償論」深深影響了後世，成為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維新派的國際觀，日後明治政府的軍國主義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擴張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等人把吉田松陰的擴張思想奉為「圭臬」，並相繼付諸於指向亞洲大陸的侵略擴張行動。日本的明治維新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隨之構築起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建立了軍國主義的警察、監獄和武裝力量等國家機器，並對外實施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明治天皇在其「開國和親方針告示」中宣稱，將「大力充實兵備，耀國威于海外」。在「天皇諭告」中進一步宣稱日本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海外」。通過明治維新維激發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並隨之將對外侵略擴張付諸政策實施。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從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形成並發展，既有「軍事至上，謀求霸權」的軍國主義普遍特徵，更有其深刻的思想淵源及時代背景。正如日本學者所言，鴉片戰爭中的「文明傲慢」誘發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歐技術，從而被日本趕上並拉開距離形成落差，這種落差使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成為可能」。「因而日本軍國主義抓住了清朝的這個弱點加以攻擊」。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形成之初，就將侵略的矛頭指向中國。然而，日本的軍國主義侵華理念決非「刺激反映」，而是源遠流長。可以說，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維新啟蒙者的皇國史觀及對外政略等思想主張，給日後明治政府領導者以深刻影響，被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完全繼承並加以廣泛宣傳，演化為日本向外擴張的目標與步驟，成為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針。三、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構想明治維新後，日本的侵華理念由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的書齋設想，演變為軍國主義侵華思想與侵華戰爭互動並進的形態。一方面，奉行「富國強兵」、力圖擺脫對歐美國家的屈從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對外侵略道路，並將矛頭直指中國。另一方面，以被稱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民間報人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擴張主義倡導者，大肆鼓吹弱肉強食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為明治政府軍事擴張和侵略亞洲的野蠻行徑搖旗吶喊。他在近二十年寫的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里，把日本「文明開化」的近代化與侵略中國聯繫起來，公開標榜侵略合理合法。他積極支持的侵佔朝鮮、吞併中國台灣和東北地區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和實施方略，被後世的軍國主義者全部付諸為侵略行動加以實施。1.日本入侵台灣助長了日本國內擴張主義理念的膨脹。1874年5月，日本陸軍司令官西鄉從道出兵入侵我國台灣地區，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條》，以賠款50萬兩白銀作為日本侵台軍退出台灣的條件，雖然侵台戰爭的規模不大，但由於清政府的軟弱和英美對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戰而勝卻刺激了軍國主義分子的侵華慾望。這次入侵台灣是日本走上明治維新之路的首次對外用兵，其中包藏著侵略朝鮮、侵吞琉球的武力試探。可以說，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灣目的有二：第一，這是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開端，點出了近代日本對華關係的主題；第二，這是日本吞併琉球的一個步驟。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歷程中，侵略中國和并吞中國的鄰國總是相互關聯著，這成為一個規律，而此次侵略行為就是這個規律的首次表現。1875年，日本武裝入侵朝鮮，逼迫朝鮮簽訂了不平等條約。1879年吞併琉球，並更名為沖繩。福澤諭吉一貫以「文明」國家正當行使權利為理由解釋並積極支持侵略戰爭。對於明治政府的侵台行為，福澤諭吉在《明六雜誌》上發文贊同稱：「終於迫使支那人拿出50萬兩白銀的賠款，這對於國家來講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誰都會為此而感到自豪，我等亦興高采烈」。他還不忘提請讀者注意，「我軍費的大半用於資助西洋各國的商業」。他在結論中提出如下重要課題：「戰爭關係到國家的忍辱，國權關係到國力的勝衰」，並就此勾畫了日本的發展藍圖，即「此次勝利，使我國國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內外之分，鞏固了國家主義國體的根基，憑藉這種國權擴張的餘威，就可以平等地與西洋諸國打交道」，將來，日本一定能夠屹立於西洋列國之林。很顯然，被日本稱為「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的福澤諭吉並沒有覺得侵略他國有什麼不對，反而在所謂「文明」的名義下，應該使歧視、侵略亞洲鄰國的行為合理化、正當化。2.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為日本效仿列強侵華提供理論支持。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和內外形勢的變化，福澤諭吉提出了「脫亞入歐論」。在他看來，中國和朝鮮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樣完全西化，必會亡國。日本也不必與之為伍，而應該像西方列強那樣，參與瓜分中國和朝鮮。正如他在1882年11月的《兵論》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終不能獨立而落於外國人手裡，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觀，也應該奮起共同逐鹿中原」。受此觀點影響，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脫亞入歐」的對外政策。福澤諭吉在《脫亞論》（1885年）中明確表示：「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為亞細亞流的政教風俗所培育，與我日本雖無大異，但或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中，其遺傳教育之旨卻有不同。……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朝的標準來評價日本也並非不可能」。「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可以說，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鼓動日本積極加入列強行列，以「西方文明」貶抑中華文明，具有狹隘的民族主義色彩。當看到「西方文明」的壓倒性武力強勢時，福澤諭吉隨即放棄昔日對於中國文化的崇敬之情，轉而迅速擁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以貶低、醜化和「脫亞」的極端方式，切割日本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關聯性，並以此向西方列強表明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價值觀的高度認同。以接受「文明開化」的「大日本帝國」的優越感來觀察中國、看待中國，把中國喻為「頑固、落後和野蠻」的國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所謂人類社會要經過「野蠻」、「半開化」、「文明」三個發展階段的文明史觀，是他聲稱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考察、體驗和文獻學習而形成的。問題在於，他正是根據這個文明史觀，形成對於亞洲各國的歧視和侵略主張合理化的。福澤諭吉在宣稱「保護亞洲東方乃是我之責任」的同時，也表明「如果情況緊迫，可以不客氣地佔領其地盤，並以我之手重建」。他在1883年10月的《外交論》中寫到：在「世界各國相互對峙、禽獸相食」的國際關係中，「若食者為文明之國」。這裡所謂保護東方各國的「責任」，福澤諭吉毫不掩飾日本應該侵略他國、合併亞洲各國和進行殖民統治的民族擴張主義意向。他於1884年底在《時事新報》上公然表示：如果對清戰爭勝利，日本則「將永遠被尊為東方之盟主」。可以說，福澤在其《文明論概略》宣傳「侵略戰爭正義」的基礎上，在《脫亞論》中宣揚「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觀點，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形成及發動侵略戰爭提供了理論支持，客觀上促成日本「大陸政策」的擬定與實施。3.山縣有朋確立的「大陸政策」及利益線理論，為日本擴張主義指明了戰略目標及路徑。日本戰國時期的武將豐臣秀吉最早將「大陸政策」理念付諸行動。日本的大陸政策指「不甘處島國之境」的日本立足於用戰爭手段侵略和吞併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擴張政策及理念，並成為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主要特徵和表現。吉田松陰的學生山縣有朋就是「大陸政策」的完成者和實踐者。他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一生處於日本軍事權力的核心圈內，竭力推進日本軍隊近代化，主張「強兵」乃「富國」之根本。在山縣有朋等維新元老心目中，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中，「富國強兵」是最高目的，而「殖產興業」及「文明開化」只是手段而已。「富國強兵」成為日後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實力依託，並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野心。山縣有朋於1869到1870年受明治政府派遣赴歐洲考察軍事制度，回國後主持制定《徵兵令》，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並奏請頒布《軍人訓誡》（1878年）、《軍人敕諭》（1882年），要求軍人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並以「武士道」精神作為軍人的行為準則。解散維新初期由諸藩改編的舊式軍隊，確立新兵制，做好了發動對外擴張戰爭的軍事準備。為了制定「大陸政策」及侵華計劃，1879到1880年首任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島安正等人潛入朝鮮和中國沿海刺探情報，形成題為《與清朝鬥爭方策》。其內容是設想派遣三個師團佔領大連灣並襲擊福州，以此為中心作戰行動。然後，「一舉攻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福島安正還把有關清軍的兵力、素質、士氣的情報整理成《鄰邦兵備略》六冊。長山縣有朋綜合上述報告及情報形成「日本的軍事戰略」，提出了《進鄰邦兵備略表》上奏文，表明「本邦在海陸攻戰方略方面，業經初步規劃」。1890年，山縣有朋以首相名義寫就關於「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的《外交政略論》。他主張在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外側，又設想出一條「利益線」，那裡是「勢與鄰國接觸，而與我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之地區」。他強調「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位。如果別國侵入利益線，則必須以強力排除之」。他指出，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朝鮮。也就是說，把日本國疆域稱為「主權線」，把朝鮮作為「利益線的焦點」，將中國等鄰國的疆土視為日本的「利益線」的勢力範圍。山縣在1890年12月第一次帝國議會上發表施政演說稱：在列強爭霸的時代，「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他極力宣揚「利益線」理論，鼓吹必須大力擴軍備戰。可以說，山縣有朋已把朝鮮、甚至中國納入日本「利益線」的勢力範圍，以防止和對抗沙俄侵佔。按照這樣的「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為了「防守主權線」，佔領和侵略朝鮮、中國等「利益線」勢力範圍就成為歷史必然。山縣有朋繼承導師吉田松陰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並將進攻亞洲各國的「大陸政策」從「利益線」理論變成國家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加以確定實施。山縣有朋在擔任明治、大正時期軍界、政界要職的漫長生涯中，始終是「大陸政策」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確立、軍國主義的形成及侵華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這一「利益線」理論標誌著日本「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的基本成型，並為後來日本歷屆內閣及軍國主義者所繼承。日本明治維新後的1894年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1910年吞併朝鮮、1915年對華「二十一條件」、「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等一系列侵略戰爭及事件，均是「大陸政策」關於利益線理念的具體實施。四、從對華「二十一條」到「田中奏摺」出籠1.日本通過擴張主義戰爭逐步將中國納入其主權線和利益線勢力範圍之中。隨著日本對外侵略的「大陸政策」的確立，「主權線」和「利益線」範圍不斷向外延伸和擴張，侵略中國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和對象。日本迫使清政府簽訂割地賠銀的《馬關條約》後，日軍佔領台灣全島。1898年日本又強行將福建劃為其勢力範圍。1900年，日本夥同歐美列強組成八國聯軍進犯北京，鎮壓義和團等反帝愛國運動。時任首相山縣有朋適時確立「北守南進」的大陸政策基本方針。在他看來，中國「國家生氣久已衰耗，自身已無恢復之力」，所以，將來被瓜分的可能性很大。日本「自當謀求將來遇有瓜分之機，不至誤算」。在固守和蠶食中國東北既得利益的情況下，向南部擴張勢力範圍。「其方案宜擴張勢力範圍，並要求在該範圍內取得駐屯軍隊、鋪設鐵路、採掘礦山等特權」。為了便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山縣有朋確立了軍部大臣現役制，為日本軍部控制國家發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礎。1901年9月，清政府與日、俄等11國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賠款4.5億兩白銀，交出稅務、使館區管理權，並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組織。其中關於「拆毀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許各國派兵駐守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的條款，為後來日本以「盧溝橋事變」為由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隱患。可以說，《辛丑條約》誘發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無限貪慾。1905年日本政府通過「日俄戰爭」侵佔中國東北領土，迫使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獲得在我國東北南部之特權。1906年6月，日本成立了掠奪我國東北資源的大本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7月，日本與法、俄簽訂秘密協定，把南滿和福建定為日本勢力範圍。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忙於廝殺而無暇東顧，被日本軍國主義者稱為侵華的「天賜良機」。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面對世界大戰戰爭事端興奮不已，他在給內閣首相與山縣有朋的意見書中稱：「這次歐洲大戰亂，對日本國運的發展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良機，日本要舉國一致，利用這個天佑良機......，確立『日本在東洋的權利』，籠絡『中國的統一者』。」大隈首相和山縣有朋「非常贊成」這一基本方針。隨之日本借口「從中國排除德國的影響」而對德宣戰，並迅速展開軍事行動，把山東黃河以南地區劃為日本對德「作戰區」。9月，日軍在山東半島北岸龍口登陸，10月佔領濟南和膠濟鐵路全線，11月佔領膠州灣；11月日英聯軍攻佔青島。大戰結束，日本以極其微小的代價排除德國在東方的殖民勢力，攫取了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所有特權。2.日本力圖以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將中國徹底殖民地化。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正用心是借參戰之名，行獨霸中國之實，並擴大在亞洲的霸權和優勢。1915年初，日本「以山東派遣軍和關東軍的武力為後盾」，向中國拋出了「二十一條」要求。第一號是關於日本接受山東省內過去德國權利和鐵路修築權以及其他要求，其目的是將山東省置於日本支配之下。第二號是關於「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以及其他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幾乎完全變成日本殖民地的各種要求。第三號是獨霸漢冶萍公司的煤炭開採事業。第四號要求中國政府宣布不得將中國沿海和島嶼割讓給他國。第五號是中國政府在軍事上和財政上聘請日本人為顧問，並不能少於他國人數。中國警察中日合辦或聘請日本顧問，中國軍隊所需的軍械要由日本供給，或者由建立中日合辦的工廠供應。承認日本在中國各地醫院、寺院、學校的土地所有權，並且承認日本的布教權（意味著進行特務活動的自由）以及其他關於華南鐵路權利的等等要求。「這二十一條露骨地表現了日本欲將中國殖民地化」，這些條款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後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凱接受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這一天被中國稱為「國恥日」。「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吞併中國為目的而強加於中國的單方面「條約」，是其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此後歷屆中國政府均未承認其為有效條約。3.《對華政策綱要》及「田中奏摺」確定了日本侵華的戰略部署及實施步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勢力範圍的急劇擴大，醞釀和準備全面侵華戰爭的思想及理念適時發展完善。1927年，歷任參謀總長、陸軍大臣等職的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是一個狂熱的大陸擴張主義者，一貫主張「經營大陸」，認為「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妄言「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田中內閣上台後更是加速了侵華步伐。同年6月27日，田中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該會議重要議題是「把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並圖謀在東方會議的名義下策劃這種設想」。更為重要的是，該會議是田中內閣為制定侵略中國的總方針而召開的重要會議。會後公布了《對華政策綱要》，此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就以這個綱要為基礎而展開。其內容包括：第一，區別「中國本土和滿蒙」，堅決把中國東北從中國分割出來，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第二，認為當前中國不可能統一，應和「各地穩健政權」取得適當聯繫，即竭力使軍閥分裂互斗，從中選擇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國在華利益以及日僑生命財產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時，帝國當根據需要採取堅決自衛的措施」，即日本堅決與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人們為敵；第四，「萬一動亂（中國革命）波及滿蒙，擾亂治安，使該地日本的特殊地位與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時，帝國將不問它來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堅決採取適當措施加以保衛的決心」。在公布的文件中尚且這樣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的意圖，而會議中的秘密部分必然更加具有侵略性是可想而知的。1927年12月南京出版的《事實月報》雜誌揭露，田中曾根據這次會議決定擬就一份秘密文件上奏天皇。《田中奏摺》及其侵略計劃，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英、美、蘇等國報紙也相繼予以披露，但日本當權人物則矢口否認。在所謂《田中奏摺》(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政策》)中寫道：「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洲大陸之第一大關鍵，在於把握滿蒙權利。」就連日本學界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設想，則不論『田中奏摺』的真偽，大體上說中了其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歷程」。日本史學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近代史》中也稱：據傳出的《田中奏摺》「詳述了侵略中國的步驟、方法。這個文件是否東方會議決定雖不能確定，但它和以後日本的行動完全一致」。中國有的學者也認為：繼續討論《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已經沒有實際意義，即使田中不通過《奏摺》向天皇報告，上述情況也足以證明《奏摺》所表達的政策是存在的。歷史事實證明，東方會議及其議題勾畫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根本戰略構想和基本國策，明確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總體目標。隨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用武力落實佔領中國東北和內蒙的實際行動。日本政府和軍部為了發動侵華戰爭，大肆煽動所謂「生命線滿蒙的危機」，「好像居住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都有瀕於被外國人殺害的危險」。但這個危機是他們製造出來的。1928年6月，日本在瀋陽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陰謀奪取東北。這一事件應驗了關東軍上報軍部的《關於對滿政策的意見》，即如果張作霖不接受「把滿洲政權傀儡化」設想的話，就讓「帝國認為適當的人物」來實行，即使訴諸武力，也必須謀求實現。4.日本通過製造「九·一八事變」，將侵華為核心的「大陸政策」加以逐步落實。1930年3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從軍事上看滿蒙》中講：「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我國以國家命運作賭注，斷然進行了日清、日俄兩大戰役，結果終於在大陸的一角確立了特殊地位」。「從目前支那的態度方面來考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終究不能貫徹解決滿蒙問題的目的」。這是繼田中義一之後更為明確地道出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意圖。參謀本部也在「形勢判斷報告」確定「解決滿蒙問題」第三個階段就是「佔領滿蒙」。同年5月，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在《滿蒙問題私見》中寫到：「為了我國國運的發展，滿蒙正是最為重要的戰略據點。……而且，在確定戰爭計划上，要問戰爭動機、確定日期，按照日韓合併的要領，向中外宣布合併滿蒙足矣。……如有良機，依靠關東軍的主動，成就回天之偉業絕非難事」。由此可見，日本借故發動侵略戰爭已經只是時間問題。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其司令部的預定計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動侵華戰爭，佔領我東北全境，這樣日本軍國主義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戰爭策源地。日本為了造成對東北軍事佔領的既成事實，在所謂「共存共榮」、「王道樂土」的旗號下，一手炮製成立了實為日本殖民地的「偽滿州國」。5.「七七事變」既是日中戰爭的全面爆發，也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全面展開和逐步推進。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進逼中國關內，蠶食華北。1933年日本佔領熱河，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使日軍佔領合法化。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不許他國干涉的聲明，表明日本將獨佔中國的意圖。1935年，日軍在河北和察哈爾不斷製造事端，進行軍事挑釁。國民黨政府再次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中國失去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同年6月28日，「丰台事件」發生，日軍非法進駐丰台。接著，日本侵略者策動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推動以分離華北為目的的「華北事變」。11月25日，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冀東22個縣宣告脫離中國政府管轄。與此同時，日軍策動成立偽「蒙古軍政府」，妄圖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1936年2月，日本發生「二·二六事件」，這次以建立軍事政權為目標的軍事政變雖然失敗，但上台組閣的廣田弘毅隨即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從組閣到施政方針完全按照軍部旨意而決定，日本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形成。同年8月，日本出台「國策大綱」，以「穩步地向海外擴張」，「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等為根本國策。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回龍廟附近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並炮轟宛平城，製造「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後以重兵三路進攻華北，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七七事變，日中戰爭的全面爆發，是對中國的侵略走到了頂點」。關於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性質和結果等問題，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指出，「近代天皇制國家，從一開始就把向中國伸展勢力作為其對外最高政策之一；日本對中國的慾望不僅僅是佔領滿洲，而是要進入中國中部，迫使中國中央政府從屬於日本」。井上清認為，近代日本不斷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但七七事變以後的日中戰爭卻和以前的戰爭根本不同。在以前的戰爭中，日本的對手是中國的封建皇帝、地方軍閥和有軍閥成分的「國民政府」等這樣一些與中國人民對立的勢力，因而比較容易取勝；七七事變以後，正如尾崎秀實（日本記者）早已指出的那樣，日本是把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對手了，而且，這個統一戰線不是國民政府組織的，而是中國愛國民主力量和共產黨在反抗國民政府過程中逐漸組織起來，並且最後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也爭取到統一戰線中去了。在抗戰中，中華民族的抗日意志絲毫不減，愈戰愈強，終於取得了全面的勝利。這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證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是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強大的帝國主義，獲得解放的。結語：「大陸政策」等軍國主義歷史沉痾的現實影響綜上所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演變過程是與「大陸政策」的演進及實施互動發展的。從發展歷程來看，隨著對於西方列強「弱肉強食」侵略行為的認同，日本從昔日「存華挫狄論」實現向「得失互償論」的徹底轉變。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實施的「富國強兵」政策，進一步激發了軍國主義侵華思想的膨脹與發展。日本完全無視幾千年的睦鄰友好關係，力圖仿效西方列強的作法侵略中國等亞洲鄰國。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構想的產生，為日本最終尋找到了發動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現實主義理由和行動依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又給日本軍國主義確立「在東洋的權利」以戰略時機和侵略空間。從對華「二十一條」到「田中奏摺」的侵華政策推進，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的「利益線理論」已經轉變為侵華的具體戰爭行動。隨著二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日本「大陸政策」的徹底破產，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仍未徹底肅清，現代日本社會依然存在著否認侵略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1.歷史修正主義是戰後日本國內外政治環境變化的綜合結果。二戰後，在美國佔領當局的主導下，日本制定了以「主權在民」、「放棄戰爭」為核心理念的和平憲法；天皇發表了「人間宣言」，自我否認了「現世神」的身份。由此，「皇國史觀」在日本曾一度衰落。隨著冷戰的開始，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採取了「懷柔」政策，大批戰爭罪犯重返政界、官界和財界，形成了強大的歷史翻案勢力。在右翼勢力的鼓噪下，一批舊軍人、舊外交官乃至戰犯通過撰寫歷史著作、回憶錄、傳記、秘錄以及發表日記、手記等方式，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否認侵略，他們大肆抨擊所謂的「受虐」歷史觀，說這種歷史觀使日本人喪失了「自豪感」和「愛國感」，「皇國史觀」又開始死灰復燃。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不斷被修改，刪除了有關「戰爭反省」的內容。1982年，日本文部省對送審的歷史教科書書稿進行了修改，大量掩蓋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史實。例如，把侵華日軍侵略華北改為「進入華北」；把對中國進行全面侵略改為「全面進攻」；把在中國推行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改為由於中國「抗日運動的展開，迫使日本軍隊保證治安」等等。1997年，日本右翼組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極盡歪曲侵略歷史之能事，以中國的「排日運動」等手法淡化日本的侵略罪責，以質疑30多萬被害者人數來否認南京大屠殺本身的事實存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對該教科書提出了137處修改意見。但是，該教科書經修改後仍然堅持歪曲歷史的基本觀點，如把吞併朝鮮半島說成是出於「保衛日本的安全和滿洲的權益」的必要，兼并行為是正當的。2001年以來，「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將日本有預謀發動的「九鮃話恕筆鹵淶韌崆為由中國方面引起，將「南京大屠殺」以「事件」一詞輕輕帶過，極力否認日軍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殺罪行。甚至鼓吹「東京審判」合法性待定論。該教科書還突出二戰日本的受損失程度，鼓吹「造福」亞洲，把日本在中國台灣的殖民統治和對中國東北的武裝佔領美化成是致力於當地的開發，把對東南亞的侵略戰爭說成是給亞洲各國帶來獨立的契機。不僅將釣魚島說成是日本領土，而且還力圖否認中國自古以來對台灣的主權。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徵集中學歷史教科書書稿，然後經過審查、批准、放行。其中的不少歷史記述嚴重失實，特別是由「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中學教科書肆意歪曲歷史，鼓吹侵略有理。日本政府審定通過歪曲歷史事實的歷史教科書，助長了日本社會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2.日本右翼政治家的「歷史觀」是擴張主義、軍國主義殘存的現實表現。近年來，麻生太郎、安倍晉三、鹽崎恭久、高市早苗、前原誠司等生於戰後的日本新生代右翼政治家群體，在成長過程中，未能得到正確而足夠的歷史教育，因而普遍存在歷史修正主義言論。這與該群體的社會化「偏差」有關，也就是說，家庭、教育和社會影響決定了他們的「歷史觀」養成。首先，右翼政治世家的思想傳承是新生代政治家群體「歷史觀」養成的關鍵。出身於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晉三童年時，就深受其外祖父、「鷹派」前首相岸信介的影響。岸信介因其二戰侵華罪行，被定為甲級戰犯入獄，獲釋後仍念念不忘「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在1957至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期間多次發表強硬的反華言論，是第一個正式訪問台灣的日本首相。其言行受到當時日本「和平主義」團體的強烈反對。但是，安倍晉三卻不以為然，他在其新著《致美麗的祖國》中回憶道：「從幼年時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只考慮國家未來的赤誠政治家。而且，他能毅然面對社會上喧囂的非難，其泰然處之的態度，令我全身心地為之感到自豪。」這說明安倍對於岸信介政治思想的承接與認同。同樣，「世襲議員」出身的中川昭一（其父中川一郎生前是自民黨派閥「中川集團」的領袖）是有名的右翼政治家。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也是「中川集團」的成員，其子石原伸晃也難免不受其思想的影響。其次，學校教育對於右翼政治家和社會精英「歷史觀」的形成作用較大。在日本參眾兩院議員中，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和中央大學這4所大學佔到一半左右。其中，由慶應義塾大學畢業的政治家中，先後擔任過首相的有橋本龍太郎和小泉純一郎。慶應義塾大學是由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創立的，其《文明論之概略》《福翁自傳》《學問的規勸》是三本必讀書。其「脫亞論」等觀點難免會對有些右翼政治家的「歷史觀」形成產生過深刻影響。昔日福澤就建議作為大元帥的明治天皇主祭靖國神社，小泉純一郎解釋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是「為了不再發生戰爭」。這樣的「歷史觀」，左右著當代日本的政局和政治走向，促進了歷史修正主義的泛濫。在「歷史問題」上態度強硬的自民黨右翼政要高市早苗認為：「對教科書特別是義務教育所使用的教科書的審查，其內容是否符合憲法另當別論，一定要使教科書所敘述的內容更多地與國家掛起鉤來」。這樣的「國家主義」觀點表明，日本右翼政治家的歷史觀養成，與日本長期的、有針對性的「指導性」教育有關。1995年，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等人提出了以「自由主義史觀」來研究日本近現代史的論調，自民黨隨之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推動政界、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極右翼勢力炮製出了《大東亞戰爭的總結》。該書大肆抨擊日本戰後以來所有的歷史結論及歷史教育為「反日史觀」和「自虐史觀」，指責這樣的歷史觀使日本人喪失了「自豪感」和「愛國心」，呼籲教育界重新「反思」並重編一部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現代史。在這樣的政治導向下，安倍等日本戰後新生代的歷史觀及其價值判斷發生偏差和錯誤，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3.日本刻意劃分、製造「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及對立，大有將釣魚島和東海「中間線」作為主權線，把南海和印度洋作為利益線，行遏制中國「走出去」的戰略意圖。基於「大陸政策」的慘敗教訓，日本前防衛大學校長、歷史學家五百旗頭真在《戰後日本外交史》一書中表示：「日本雖為島國，但近代走的卻不是『海洋國家』而是『大陸國家』的道路」。「這並非明治領導人意識到需要選擇國家大戰略而決定的發展道路。其實，這不如說是在具體情境下日本竭力採取應對措施和通過戰爭取得勝利的結果，它使得日本只能接受堅定不移的帝國發展方向」。1890年山縣有朋關於「主權線」和「利益線」關係的「大陸政策」論述,「對日本選擇『大陸國家』具有深遠的影響」。「山縣的論述清楚體現了日本領導人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邏輯」。這樣的觀點既是為日本發動殖民主義和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尋找「列強壓迫」的客觀借口，也是替過去日本選擇「大陸政策」而未走「海洋國家」之路而惋惜。因為在五百旗頭真看來，倒幕維新派坂本龍馬在「船中八策」中就提出過「海洋國家」構想，「要利用島國的海上通道優勢」。海軍中將佐藤鐵太郎也在《帝國國防史》（1908年）中認為，「日本與其進入亞洲大陸不如重視海上權力」。這樣的觀點反映了戰後日本國家戰略選擇的策略意向。近年來，日本國內「海洋國家日本論」甚囂塵上，通過日美同盟「借船出海」，以保護海上通道安全為由，積極介入南海問題，遏制和圍堵中國的正當海洋維權。從日本排他性「海權論」的影響來看，基於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對立的國內輿論，已經成為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一些自民黨保守派公然製造所謂「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對立，宣稱「從地理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日本是個海洋國家」。海洋國家日本「因為缺乏資源，就向外發展，利用海洋，靠通商貿易生存，成為海運國家，意願建立自由民主主義政權」。基於這樣的荒謬觀點，排他性「海權論」在日本大行其道，其基本內容是刻意煽動「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的對立和摩擦，把中國劃為「大陸國家」，把日美英等國家說成是「海洋國家」。力求只准中國在陸地生存和活動，而不許進行海洋維權，向海洋發展。日本的排他性「海權論」主張日本的國家對外戰略優先課題是對付來自「大陸國家」的威脅。其要點包括：一是日本應謀求建立類似美英關係的日美軍事同盟;二是位於重要貿易航路巴士海峽的菲律賓是「比大陸國家更優先的友好國家」，扼守馬六甲海峽的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也是與菲律賓一樣的「優先友好國家」，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是有利於日本與東南亞島國合作的強有力的同盟對象;三是東亞大陸各國基本上是均勢政策的對象，日本應盡量離間中俄，推動中俄戰略對抗，防止中俄結盟;四是朝鮮半島和越南為日本與中俄之間的「緩衝地帶」，日本必須聯合美國防止中俄在該緩衝地帶擁有軍港、航空基地和導彈基地等;五是中國在成為巨大市場的同時，還正走向必須加以防範的軍事大國。上述的荒謬觀點，已經成為日本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理念，並成為日本政府制定海洋戰略及政策的指導方針。總之，日本刻意劃分、製造「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及對立，大有將釣魚島和東海「中間線」作為主權線，把南海和印度洋作為利益線，行遏制中國「走出去」的戰略意圖。尤其是安倍上台執政以來，重拾「自由繁榮之弧」策略，推行「價值觀外交」路線，注重日本同歐美關係，強化對東南亞的外交力度，以周邊島爭及海洋糾紛為由，構建所謂民主海洋國家聯盟，將「價值觀外交」的矛頭指向中國。安倍頻繁往返東南亞各國，四處渲染中國威脅論，遊說菲律賓等國加強海洋安全合作，不斷混淆國際視聽，已嚴重損害了中日關係及東亞地區的安全環境。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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