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王朝的「關門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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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This第A08版 專欄滿清王朝的「關門政治」（上）

周英傑專欄定鼎北京，掃平南方殘餘的晚明勢力之後，滿清王朝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如何以關外尚未完全開化的少數旗人，統治人數眾多、具有高度文明的漢人地區。由於中國自秦朝之後的歷代王朝皆是「一家一姓」之政權，所以如果按照「漢朝姓劉、唐朝姓李、宋朝姓趙、明朝姓朱」的老皇曆，不用說，由關外的滿人建立起來的大清國自然應該姓 「愛新覺羅」。這應該是個毋庸置疑的問題。然而，這個大清國也有著和此前統治中國的各個漢族王朝所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大清國在姓「愛新覺羅」的同時，還有另外一個附加的姓氏——「滿」。當然，這個「滿」字並非百家姓里的一個普通的姓氏，而是滿族八旗之謂也。在大清朝的遜帝溥儀宣布退位、中華民國肇造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提到這個大清國，很多漢族人都將其稱為——「滿清王朝」。衡之以史實，不能不說這個稱呼可謂恰如其分，名至實歸。可是，對於這一再清楚不過的事實，也還有很多學人持有異議。有人認為，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就是滿漢互相融合的歷史，作為廟堂之上的滿族當權者成功地解決了滿漢之間的對立態勢，所以大清國不僅僅是滿族旗人們的大清國，更是全體中國人的大清國。事實上，要從清史中找出一些個案來證明以上立論，也許並不困難。但這些個案恐怕也僅僅只是表象而已。況且，這種解讀清朝歷史的視角，正是被某些孤立的表象蒙蔽了眼睛，而沒有看到清朝政權的實質所在。對於此一問題，還是一些史學大家們的目光更為犀利一些。譬如，呂思勉先生在考察有清一代的興衰治亂時，就明確指出：「清代政治，蓋誤於滿漢之見，始終未能化除。」（呂思勉：《中國近代史八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應當說，呂先生此論才真正抓住了清王朝一直以來沒有徹底解決的「軟肋」，堪稱一語點中了要害，洵為大史學家之言也。我們還可以把呂思勉先生的觀點與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張祖翼的觀點聯繫起來，相互參證。張祖翼在他的《清代野記》一書中有一節專門論及了清朝的「滿漢輕重之關係」，把晚清時期同治中興十三年的功勞，直接歸到了漢族士大夫的得勢上面，而把戊戌政變、庚子之亂等人禍歸因於 「滿人之焰復張」。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什麼時候大清國能夠真正重用漢臣，而不是只讓他們當「繡花枕頭」，什麼時候國家就蒸蒸日上；什麼時候搞滿族旗人的關門政治，什麼時候國家就會陷入動亂的泥潭。但非常遺憾的是，滿清王朝的統治者們鮮有人能夠或者說願意承認這一點。就有清一代的整體而論，漢人真正掌握朝廷實權的時間不過一二十年，其他大部分時間，權柄還是牢牢地控制在滿族旗人的手中。而從滿清王朝的歷史看，滿族八旗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統治術是有著悠久的傳統的。眾所周知，清王朝是靠著白山黑水之間興起的八旗鐵騎，從朱明王朝和李自成的短命小朝廷手中奪得中原政權的，此即為清朝統治者所津津樂道的 「本朝以弧矢勘定天下」。定鼎北京，掃平南方殘餘的晚明勢力之後，滿清王朝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如何以關外尚未完全開化的少數旗人，統治人數眾多、具有高度文明的漢人地區。他們當然知道如果建政之後，依然秉持著滿漢對立的思想制定政策的話，那麼這個政權是很難長治久安的。於是，滿族的統治者表面上也像順治皇帝一樣大唱高調：「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並且很快恢復了能夠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科舉制度，治國思想完全尊崇漢族所認可的儒家原則，新政權里也大量安置了漢族的知識分子，但骨子裡他們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家一族之特權思想，「首崇滿洲」的基本國策從立國那天起就沒有真正地改變過。正如劉小萌在《旗人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中所說：「從清初至清末，國家的中樞權力始終未從旗人，尤其是滿洲旗人的手中旁落。」滿清王朝以一族治理天下的政治格局，尤以順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最為赤裸裸。在順治、康熙兩朝的中樞機構里，掌握實權的都是滿洲的親貴大臣。作為國事的最高決策會議——「議政王大臣會議」，不用說漢人了，即使是同為八旗之一的漢軍也無權參與。後來中央政府設置了軍機處，領班軍機大臣也長期為滿洲貴戚乃至皇族宗親所把持。甚至成立的辦理洋務的新機構——總理衙門，在剛開始時也是由奕訁斤、文祥、桂良等滿人主事。至於京城內六部的尚書一職，雖然表面上是「一滿一漢」，充分照顧到了漢族知識分子的面子，但時人談遷卻揭示了「一滿一漢」的另類實質。他在《北游錄》里說：「京堂俱一滿一漢，（但）印歸滿官。」說白了，也就是說六部的實際權力掌握在滿族尚書的手中。中央如此，地方也概莫能外。總督和巡撫作為清朝統治地方的大員，向有「封疆大吏」的別稱，可謂權傾一方。如此重要的位置自然是「先滿後漢」，用張祖翼的話說就是：「清初定鼎以來，直至咸豐初年，各省督撫，滿人居十之六七。」清朝的統治者在晚清新政之前，從來沒有誠心誠意地主張過滿漢融合。縱是主張過，也是試圖以滿融漢，以滿族同化漢族，而不是讓漢族同化滿族。這一點，可以從滿清定鼎中原之始，在漢族中強硬地普及滿族的「大辮子」上面看出些端倪。同時，為了不斷強調滿漢之分野，在廟堂之上，凡是滿族的官員朝見皇帝或者太后，一律自稱「奴才」如何如何，而漢族大臣則只能稱「臣」如何如何。在漢語的語境里，「奴才」一詞本為貶義詞，但這個詞在此情此景之下用起來，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從裡到外地透著那麼一絲親近感、自豪感和優越感。其背後的潛台詞正是：我和皇帝是一家人，大清國是我們旗人的。與滿族的特殊地位相比較，漢族顯然在文化和人數上佔有絕對的優勢。對於如何統治這個數量極其龐大的族群，滿清王朝的政策一方面是通過科舉制，讓漢族知識分子能夠通過一條陽光的渠道進入統治階層；另一方面則是玩弄「以漢制漢」的把戲，讓這些漢族的知識分子去駕馭漢族民眾。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居於清朝上層的漢族士大夫實際上只有兩種身份：一方面，在康乾盛世時，他們雖然有的也位極人臣，但本質上不過是些「文學侍從之臣」，編編《康熙字典》、《四庫全書》之類，為朝廷裝點些門面。清朝的皇帝對於他們的態度，不過就是像乾隆皇帝對紀曉嵐所說的那樣「倡優蓄之」而已。另一方面，當天下陷入動亂而八旗子弟又不能搞定之時，他們又搖身一變而為朝廷的鷹犬，成為清王朝鎮壓各種造反起事者的利器。發表評論查看評論[0] 當前閱讀的是第 13 篇 選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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