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沉重與無奈｜評劉澤華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集》及其王權主義研究

思想的

沉重與無奈

　　智者的事業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傳播一種新的價值觀或揭示事物的真相。宗教家、革命宣傳家屬前者。他們往往因時而興，或於陰霾如磐處鑿天一隙，或於風高雲蔚時激塵萬里，即便苦難然而悲壯，即便孤獨然而榮耀，即便不為時代所推揚也為後世所追懷；歷史學家無疑屬於後者。無論是天人之際的旁通博貫，還是蝸角微塵的窮搜細尋，都是為了探索那墜落於時間的黑暗裡、深掩在蕪雜的記載中、糾纏於複雜的相互作用下的「客觀」事實或關係——真相，即事物的本來面目或狀態。

　　崇高的價值如電光閃耀，如旗幟飛舞，可以使人神旺，催人奮發，而真相併不總能給人帶來快意和激情。有時它像雲霧一樣飄忽不定幻化無常，有時它像石塊一樣有體積、有分量、有殺傷力。它的妖媚善變會使追求者無所適從，它的乖戾無情會使痴迷者身心俱廢；有時它的怪異會使人震驚，有時它的醜陋會使人沮喪，有時它的沉悶會使人感到壓抑，有時它的魔力會使人不得不悄然噤聲。因而以揭示真相為職志的史學家從事的實在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尤其是當這真相巨大到沒有翻轉的空間、複雜到沒有剖解的縫隙、不合時宜到即便正人君子也不怎麼情願正視的時候，其苦累煩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即便只是瀏覽一下劉澤華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文集》，人們也會為它那質實的厚重感所折服。如果耐心地讀進去，相信讀者會像我一樣油然而生出一種精神上的疲憊感，一種難以排解的壓抑和苦澀：就像突然發現自己站在一片廣闊而喧鬧的廢墟上，且自己就是那廢墟的組成部分。而那個不顧有關權威統一規劃重建的要求，不顧許多人賴以安居為生的現實，執意要把這片廢墟掘個底朝天以弄清其深層秘密的人，就是劉澤華先生——一個愚公式的力行者。你會為他的執著和堅忍而感動，因為他進行的是一項看起來憑一人之力永難完成的巨大工程——以整個民族的宿命和未來作為考察的對象，也因為每一點進展的取得都需要付出勞苦而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放棄：他的每一個判斷都是一錘一錘從岩石上敲下來的，他的每一個結論都像考古家手中的文物，是一鏟一鏟地從地層里掘出來的。全書120萬字，不是每一個字都恰當準確，卻沒有一個字是空洞的、輕飄的。在一般人看來，思想的翅膀應該輕靈曼妙、隨風遠舉，而在這兒卻顯得異常遲鈍而沉重。為什麼？我想，不僅是因為考索對象的巨大與深邃，也因為作者於中寄託了太多的情感和願望：除了真相的自我言說，還有批虛搗窾的剖析，入骨三分的針砭，情真意切的呼籲，欲說還休的言外之意——在對重負的勇敢擔承下，是深沉的寂寞和無奈，而這是直面真相的思想者必然的命運。

劉澤華先生

　　本書是迄今為止劉先生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成果的結集。沒有人會懷疑，這是該領域裡程碑式的著作，只是對這一里程碑的意義還需要深入究竟一番。這不僅是基於對劉先生學術成就的景仰，而且還基於社會現實的需要，基於我們自己學術和精神的需求。可以說，這是一本國情白皮書，能使我們理解構成現實的背景和元素，以及形成「中國特色」的深層原因；這是一座思想的城堡，由此獲得進入歷史的途徑和通向未來的出口，獲得批判現實的陣地與武器。下面將從兩個方面概括分析劉先生的學術貢獻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中國當代學術史的意義。

一、以王權主義為核心概念，構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政治理論體系，為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切實可用的宏觀闡釋框架。

　　自從馬克思那種總體論的歷史觀與僅僅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歷史的簡單化方法淡出學者們的視野之後，國內學界特別是歷史研究領域出現了日趨支離、瑣碎化的傾向。在專業化和規範化的旗號下，人們致力於對衣食住行等具體社會現象的探討，或者專註於對思想者和理論文獻的個案研究，學術視野變得越來越狹隘，趣味也變得越來越猥瑣。書袋子被等同於學問本身，注釋的長度成為淵博的標誌。專家們局促在自己的那一方「井田」里精耕細作，把大路朝天的知識國度搞成了阡陌縱橫的特權世界，本應是關乎天人的知識探求也變成了少數人自得其樂的智力遊戲，變成了像農民種莊稼那樣憑產量定績效的簡單的腦力勞動。這不可避免地使學術研究陷入了無聊和沉悶之境，並且遠離了社會現實的需要，從而喪失對社會歷史之深層演變的解釋能力。

　　因而，我們的歷史研究迫切需要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宏觀解釋框架，需要一套能夠把文化觀念、思想理論與社會現象融為一體的整體性研究方法。而這，自始至終就是劉先生學術研究的志向和目標。在為弟子們紀念他70壽慶所作論文集寫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儘管智有所不逮，我們還是儘可能地為我們的研究賦予一種全局性視野，關注的不僅是思想理論的歷史過程與內在邏輯、社會歷史生活的生動形態，還有思想與社會相互生成的原理和機制：一句話，我們研究的不是思想加社會，而是思想所灌注的社會、社會所生髮的思想，以及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的關係方式。」

　　劉先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就總體而言，不是經濟力量決定著權力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著社會經濟分配，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和規律性體現在大一統的王權主義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形態的演變機制上。因而，他從生產資料的分配入手，落實到授田制與軍功制結合的歷史實際，指出了專制王權產生、強化的途徑與過程，為政治思想史的縱向把握提供了一條邏輯清晰的主線；從對「道」、「天人合一」、「中和」、「君尊臣卑」等核心概念和「天下為公與王有天下」、「君本與民本」等陰陽組合命題的解剖入手，分析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涵、要素和結構方式，指出王權主義是其主脈也是其特質；從「臣民意識」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話」的產生、「尊君崇聖」理念的貫徹，諫議制度的實行、朋黨政策的調諧等權力機制入手，分析了王權主義政治進行社會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種種表現形態。劉先生的最終結論是，專制王權是傳統社會歷史地形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和資源運作體制；而作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權主義」或者說「君主專制主義」，既是一種社會組織原則，也是社會正義的源泉和依據——如，作為其核心範疇的「王道」包含了「大公無私」、「均平」、「明君聖主」、「清官」等理念，成為社會理性和道德的最高體現。

　　顯然，劉先生沒有對「專制王權」進行「善」或者「惡」之類定性評價，而是從本質上把它歸結為一種原發性的社會秩序，看作是一種社會資源控制與分配體系，承認它的文化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對專制政治所內涵的各項要素，如以郡縣製為特徵的行政體制、儒道互補的政治理論與統治技術、以儒家為主體的意識形態體系等等，也都作如是觀：它們都是大一統專制王權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它們的評價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的實際狀況。

　　正是從這個認識角度，作為傳統政治思想主流的儒家自然進入了劉先生批判的視野。通過長期的深入研究，他幾乎很不情願地得出了結論：在許多人眼裡閃耀著人性光輝的儒學，實際上是專制主義最深厚的土壤，因為它幾乎從一開始就全面參與到了權力機制的建構當中。可以說，儒家學說的每一個理念，都與專制王權血肉相關。如儒家奉為立身之本的大公無私的「道」，實際上為王權提供著形而上依據和合法性證明；被視為儒家思想精華的人文主義，強調的是一種總體主義的、整體論的價值取向，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使人不成為人」；「天人合一」觀念，被目為傳統文化的精粹，現代新儒家認為它啟示了人與自然關係的新模式，具有普遍性價值和意義，實際上不過是「天王合一」的另一個說法，是天子神話的一種生產機制；被許多研究者徑直等同於「民主」的「民本」訴求，實際上是專制權力與生俱來的自我制約機制，追求的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深邃的秩序安排。總之，在劉先生這裡，儒學不僅是專制王權的理論基礎，也是專制王權的生產者和哺育者。

　　這樣，用「專制王權」和「王權主義」這個框架，劉先生將傳統社會從根子上提了起來，把宏觀考察落實到了微觀的理念分析上，實現了觀念、制度與實踐的貫通：由里到外地剖析了其結構，自始至終地揭示了其機能。這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強烈的現實指向性：在解析歷史的同時，展示過去如何作用於現在，傳統如何生成為現實。

　　劉先生不是新價值的佈道者，不是洞徹了社會歷史疑難病症的大師，更不是堪破紅塵的先知、術士。他是一個靄靄長者，早已功成名就卻仍然求索於學術的最前沿，並經常為思而不得其解而苦惱。他的闡述卑之無甚高論，甚至帶有一股「土味」。但沿著他的思路深入走下去，你會逐漸體會到他的高明之處，從而莫逆於心，時時相視一笑。因為他的觀點都是在艱難的資料爬梳基礎上、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實踐、獨家體貼出來的結論，因而能說到讀者的心裡去。所以先生的書淺薄者讀不懂，浮華者進不去。有人說劉先生只是好古敏求、有所體會而已，90年代後在理論上沒有新的發展，因而不值得傾心相待，那絕對是使用了錯誤的衡量尺度得出的過於輕率的結論。先生並沒有刻意去趕理論的時髦，他在自己那規模巨大的工作場里一直不停地敲敲打打，而不斷有新的產品出現——在思想上，他絕對是與時俱進的。

　　劉先生經常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想，真正使先生無法釋懷難以放手的，不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和帶有機械論色彩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是他那宏闊的人類視野、偉大的淑世志願以及深刻的歷史洞察力。在骨子裡，劉先生還是一個傳統的「士人」，那種自我擔承的天下情懷是不容易抹去的。在本書的總序中，劉先生諄諄然指出：「專制權力支配中國社會有二三千年的歷史，其影響是相當廣泛的，它不僅形成了一套體制，也形成一種文化心態。我們要從這種體制和心態中走出來，不是一蹴而就的。為了走出來，首先要正視歷史，確定歷史轉變的起點。我們經常說要了解和熟悉國情，而歷史就是國情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為解析中國的『國情』，並說明我們現實中封建主義的由來」^[1]。

　　「為了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為了從封建主義中走出來，為了清理自己，我從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下定決心，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學，同時把清理封建主義作為自己的一項使命」^[2]。對現實的關切是劉先生學術事業的緣起，也是他咀嚼不盡卻難以傾吐的苦衷。這就是我下面要談的劉先生學術貢獻的第二個方面。

　　幾乎有了史學以來，就有了「考實」和「闡釋」哪個更重要的爭論。搞「實學」的批評搞「虛學」的沒有根基，搞「虛學」的嘲笑搞「實學」的沒有靈性。我的意見是，歷史研究的旨歸是求實，因為沒有「實」則任何結論都沒有著落，況且考實型研究本身也自有其價值：拓展人類精神的空間以排除由於虛無的壓迫而產生的煩悶感；維持人類的記憶和記憶的機能。然而，研究歷史終歸應當說明點什麼，這是學術的本分和立身之本，因為我們探索歷史的根本目的，是在紛亂的事實中建立某種聯繫，使之構成事件序列，從而形成對「過去」的規律性理解，並把我們的存在維繫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這就決定了，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應當作為人類自我反思能力的體現者通過考索過去理解當下和未來，應當珍重自己的使命並對現實發出自己良知的聲音，這是思想的尊嚴所在。

　　在第三卷的弁言中，劉先生旗幟鮮明地說：「我這些文章是有針對性的，就是對現代封建主義作歷史的解剖……這些『範式』相當穩定，以致可以說都形成了『定勢』，成了人們政治思維的當然前提和出發點，因此對人與社會具有極大的控制力，成為一種社會惰性。對這種惰性如不用極大的力量進行清理，就會『死的拖住活的』，成為前進的絆腳索」。

　　懷著一種清醒的使命感走上學問之路，近半個世紀來，劉先生堅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堅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像一座滄桑的孤城壁立在種種時髦學術泥沙俱下的波濤洶湧中，捍衛了學術的獨立和思想的尊嚴。下面簡要回顧一下劉先生的治學生涯，因為這也是他作為一個思想者而彷徨、掙扎的心路歷程。

　　上世紀60年代，先生開始從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因為他認識到中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政治史，不懂政治思想就難於觸及歷史的靈魂。文化大革命中，他是那種積極要求上進卻往往被革命派拒之門外的遊離分子，因為革命需要的是盲從而他經常耐不住發表自己的看法。有時候為了證明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時候為了能夠融入人民群眾的「主流」，他苦苦鑽研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但往往越鑽研越困惑，距「進步」的思想意識就越遠。70年代末，在思想界熹微乍露的大背景下，他終於堅定了自己的信念，確認僅僅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解釋歷史的進程過於簡單化，以階級鬥爭特別是儒法鬥爭為主線圖解中國歷史的發展演變則是十足的荒謬。於是，憑藉重新討論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劉先生在「兩個凡是」的禁錮下率先打開了思想的突破口，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

　　1989年以後，全盤西化的企圖遭到徹底的挫折，在一片空虛的敞開中，正當知識界因為消極妥協而對自己充滿厭倦感的時候，新儒家從歐美港台走了進來，帶來了「修齊治平」的新福音和由傳統「開出」未來的美好設想。失意的天下匹夫們突然發現，躲進安全的「傳統」里，可以救世救己兩不誤，於是紛紛入伙，一時「咸與維新」，蔚成風尚。劉先生卻不為風尚所左右。他獨處熱鬧和繁華之外，堅持用自己的考古鏟對傳統文化進行發掘、拷問，由此展開了對儒家思想的全面清算。

　　進入21世紀，氣候比較溫潤，環境比較和諧，在提升民族文化競爭力的現實需求下，新新儒家們像雨後蘑菇般從地下冒了出來，並且有官員助陣，有商人隨喜，「儒家救中國」似乎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而劉先生仍然是光榮的少數。在一團和諧的意識形態氛圍里，他質問階級矛盾是否會被「和諧」掉；他主張重新思考「五四」的遺產，繼續走「拿來創新」的強國之路；對建設「中華文化標誌城」之類浮華的文化秀，他從學理上予以嚴厲的駁斥；他那批判的眼光甚至落在了現政權的合法性依據、民族的崛起之路以及中華文明的未來可能性等新銳問題上……

　　劉先生從來沒有把誰作為爭論和批判的目標，他只是做他認為應當做的事，思考那些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他六親不靠，自主沉浮，任由世人評說。然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立場」，他的理論不可避免地成為爭論的焦點。他對傳統的無情發掘，他對儒家的「同情地」批判，都觸痛了無數人的神經。以弘揚傳統為使命、奉行儒教救國的「新新儒家」們，簡直把他視為該詛咒的不識時務者。而劉先生的價值正體現在這種無視毀譽的洒脫而恬淡的堅守中。

　　對所謂新儒家的歷史及其種種作為與表演作一番綜合考察，劉先生的學術意義就會更加鮮明地凸顯出來。眾所周知，程朱理學派是最早被賦予「新儒家」名號的。在理學那裡，儒家「內聖外王」的追求被發揮到極致，儒學的消極性也暴露得最徹底。理學家們自視為超脫於生活之外的天理踐行者，立志靠個人的修為把人性的坎坷世界變成王道的蕩蕩坦途。然而，他們平整了眼前的路面卻在別處挖下了深坑，結果是因為否定了人性的現實而被現實所否定。他們以絕對者的名義把天理的壓路機開向人心的每一個角落，首先碾碎的卻是他們自己。作為理學糾偏的後果，在心學派飛蛾投火般的自我張揚後，儒學終於因心力耗盡而萎靡不起。20世紀上半葉以熊十力、牟宗三為代表的「正宗」新儒家則是一批懷著重塑家園之希望的文化上的無家可歸者。他們把儒學從棺材裡抬出來，企圖以西方的理論手段把它塑造為千年不朽的金身，並為之喚回飄蕩的遊魂。不過，他們的態度是虔誠的，他們的儀式是莊重的，他們「返本開新」的努力建基在嚴肅的學理探討上。與這些先驅者相比，僅憑著主觀願望想當然地去弘揚傳統以求安頓個體生命、重建社會道德、整塑民族精神，重建政治合法性的新新儒家們，無疑顯得輕率而淺薄：他們沒有學到儒家君子的優點，卻沾染了太多急功近利的毛病，熱衷於吹捧和相互吹捧，一邊過於急切地渴望製造出名聲，一邊拐彎抹角地獻媚於當道，期待著權力筵席的殘羹冷炙——儒學在他們那兒完全成了一種裝潢和道具。「歷史上有些事情往往會發生兩次,第一次發生時是悲劇,第二次發生時就會變成鬧劇」。馬克思這句名言彷彿是為新新儒家準備的，好在自我感覺不錯的新新儒家們並不在乎自己角色的戲劇性，甚至他們自覺地把自己變成符號化的存在^[3]。在當今巫術道場一樣的文化氛圍里，劉先生的學術存在如一方幽冷的清涼地，起著清濁去穢、凈化心智的作用。相信我們民族的現實認識能力因此多了一絲保障。

　　新新儒家把傳統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墳，而劉先生則自覺地擔任了這座墳墓的發掘者，力圖通過這種發掘實現歷史與現實的對接。可以說，他是在一個早已不屬於啟蒙的時代，從事啟蒙時代理應開展卻無暇顧及的工作：通過對過去的反省加深對未來的理解。他曾感慨五四運動的遺產並沒有得到批判的繼承，以至於直到今天「現代知識分子」仍然還是一個空洞得幾乎沒有分量的概念，直到今天傳統還沒有進入我們的生活而只被少數人用作博取利益的手段。「五四」把傳統踏在腳下痛加鞭笞，卻只是傷及其皮肉而沒有傷及其靈魂。此後，我們就在兩個極端中搖擺：以弘揚傳統的方式毀壞著傳統，或者以反叛的方式繼承著它。原因在於人們總想站在傳統之外，憑著一種「革命」或「弘道」的激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它身上，卻沒有意識到傳統正延續、並生成在當下的生活中，因而每一次群體性的、情緒化的「弘揚」或「批判」，都會導致社會價值的撕裂而走向其反面。所以，與其對傳統頂禮膜拜或指手畫腳，還不如去檢討我們所處其中的社會現實的結構和機制，弄清楚傳統是如何生成並作用於現實生活的，從而明了既有制度實現人類理想價值的可能性多大、通向未來的出路何在，等等。因為傳統不是「過去的東西」，它是作用於現實內部的文化生成之力。生活總是泥沙俱下，現實的利害關係、既存制度的惰性和慣性、群眾性的狂熱和盲從、權力的篩選與過濾等等因素，時刻局限、模糊著世人的眼光，因而沒有對傳統的批判就會喪失在過程中進行意義關聯的能力，就不可能保持對現實的自信和警覺。

　　儒家思想所以能大行其道，並不是它們能解決現實的人類問題，而是因為它們為人們留下了借題發揮的空間。傳統思想的每一個概念都不是邏輯上圓滿的，看起來很豐滿實則有待闡釋者的充實。比如「仁」，儘管落實下來必然地被充實以時代和階級的內容，畢竟可以超時代、超階級地理解它，而像「人權」這樣的概念則必須灌注以現實的內容才有意義。所以，老子那種小國寡民的哲學，孔孟那種鄉民草根社會的教言，經過「創造性地轉化」是可以用於現代社會的，有些人執意要從傳統中尋找建構新生活的資源，這完全以接受，不可接受的是夜郎自大的心態與義和團式的情緒化，是把東方與西方對立起來的劃地自限。劉先生不是一個心地陰暗的文化虛無主義者，不想把儒學視為敵人而永遠打倒在地。他曾這樣坦白心跡：「我愛這個國家，愛我們民族所創造的所有偉大和美好之物。只是，我強調的是，有了「破」才談得上「立」，在開始大規模的文化建設工作之前，我們還有太多的基礎性清理工作要做。我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民族，所以要對她衰頹的經絡痛下針砭，對她久痾的病灶厲加刀鋸。我希望她保持對現實的警覺，通過自我批判維持日進日新的健康機能，而不是在自我粉飾的輝煌里沉溺不返。我相信，我們的觀點終有一天會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我們的苦衷終有一天會獲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即便天荒地老而世不我知，也無怨無悔：雖千萬人，吾往矣！」

　　大道隱而詐偽作。人們都熱衷於做場面、趁熱鬧，卻沒有多少人願意正視傳統宿命般的局限性，正視現實轉化的複雜與艱難。不知我們還要背著歷史的重負前行多久？難道這個剛剛從大一統的夢境里醒來民族，又要在天人和諧的集體催眠中沉沉睡去？作為清醒的少數，劉先生的苦惱不在於「舉世莫我知」的孤獨，而在於儘管不想卻有時不得不與時勢相對抗的兩難：對傳統的清算遠未到位，又面臨了弘揚傳統強化民族競爭力的現實課題。批判傳統會傷及「國家利益」且引起眾怒，服從於現實又會掩蓋問題且容易被權力所利用。在實踐狡猾的辯證法和黑色幽默面前，書生的真理總顯得蒼白無力。

　　不管怎樣，在紅塵遠處，在人事的邊緣，劉先生努力保持著向上、向前的姿態，捍衛著思想者的權力和尊嚴。這三大卷的名山之撰就是他在孤獨中為自己建造的紀念碑。

[1] 《王權與社會——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崇文書局，2005年7月。

[2] 《中國政治思想史文集》總序，第13頁。

[3] 蔣慶等人的長袍馬褂可作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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