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都-----裁縫

來源：新周刊

第一件中山裝是紅幫裁縫縫製的；1956年，毛澤東在「八大」上穿的「毛式中山裝」是紅幫裁縫縫製的；2009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大慶上穿的中山裝也是紅幫裁縫縫製的。寧波江家從江良通遠走日本橫濱學藝開始，到江繼明這一代，已經是紅幫手藝的第六代傳人。這個家族斷斷續續的歷史中隱現著紅幫一百多年的發展。他們是最早與外國人打交道那批人，最先走出國門，能說英語，會縫製西服。

辛亥革命後，他們縫製了第一件中山裝。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紅幫親身參與了上海這個遠東第一大都市的繁華與摩登。1956年，毛澤東身著紅幫裁縫縫製的「毛式中山裝」亮相「八大」。因職業特性，紅幫裁縫出現在中國歷史的許多關鍵時刻。近代紅幫三城記：寧波、上海、橫濱

江良通是在19世紀的後期告別家鄉，遠走日本學習手藝的。現在已經無從考證這個年輕人如何下定決心遠走他鄉，而從鴉片戰爭之後，寧波人就開始往外走了。最初是湧入一水之隔的上海。清末，寧波有40萬人在上海，他們是洋行最早僱傭的中國買辦，也是這座新興城市的小業主、手工業者、苦力。

在上海，他們經常因為硬邦邦的寧波話被嘲笑，再加上獨特的口味——愛吃臭冬瓜、臭鹹魚，成為上海一個極具標誌性的群體。在大變革的時代，吃苦耐勞、精明利落的秉性讓寧波人在上海迅速站穩腳跟，形成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寧波幫」。

「紅幫」便是「寧波幫」在服裝行業的代名詞。近代，寧波人稱碧眼紅髮的外國人為「紅毛人」，專為外國人做西服的寧波籍裁縫中，奉化人最多，上海話「奉」與「紅」同韻，於是他們被稱為「紅幫裁縫」。他們是中國最早製作西服的一個社會群體，也創造了中國服飾文化的一個服裝流派。

江良通是坐船從上海出發到達橫濱的。橫濱開港之後，上海、香港與橫濱之間便開闢了定期的航路。最早到橫濱的中國人都是被販去做勞工的，之後才陸續有華人在此做小生意。

作為當時亞洲最西化的港口城市，橫濱聚集了各國商隊，水手、商人帶來了西方文明，西方服飾便是其中之一。最初流落到橫濱港的中國人給水手、商人拆洗縫補衣服，並逐漸掌握了西服製作的工藝，開始開設店鋪，從事西服縫製生意。

根據1868年的當地電話簿資料，當時的橫濱就有了中國商人的洋服店，81號番地有家Wa Sing，165號有家Quang Chong。有一家比較著名的叫Cock Eye，中文名是「均昌洋服店」，店主譚有發，參加了孫中山在橫濱成立的「興中會」。寧波人江良通到達橫濱後，投奔了一個叫張尚義的同鄉，在他店裡學習西服縫製的手藝。

經過幾年的學徒生涯，江良通離開橫濱，回到了上海。離開的原因也無從考證，或許是回家娶親，也有可能是家中出現了變故，又或者是手藝學成之後，謀求獨立的發展。

江良通離開時橫濱中華街已初現繁盛，據史料統計，當時中華街的華僑超過了3000人，在這個臨時聚集地，華僑建起了關帝廟、一所醫院和一個叫會芳樓的劇院。「三把刀」（理髮、裁縫、廚子）是中華街華僑最主要的謀生方式。紅幫紮根上海：從走街串巷到在南京路開店

回到上海的江良通與他的同鄉一樣，身上背著包袱，手裡拿著剪刀、尺子，走街串巷兜生意。他主要在虹口碼頭一帶活動，這裡是外國人最早進入上海的地方，當時穿西服的主要是「紅毛」、洋行買辦和留學生。

寧波裁縫在走街串巷地改衣、修補過程中，逐漸掌握了西服的構造、裁剪方法和縫製的手藝。他們開始是在路口擺個小攤，後來慢慢幾個人合夥開裁縫鋪，之後才有了裝修考究的西服店。

服裝行業有季節性，開春之後是淡季，很多在上海的紅幫裁縫會到煙台、青島、大連的外國船上做工，從春天一直干到中秋之後才回上海。一般學徒出師之後，每月師傅大約會給10塊錢左右的工錢，而到這些外國兵船上給士兵做西服，每月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紅幫裁縫的吃苦耐勞為他們積累財富，謀求更大發展打下了基礎。

1896年，經過多年努力，江良通終於在北四川路8號開設了上海第一家具有規模的和昌洋服店。

北四川路在之後的幾十年一直是上海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三四十年代，《上海風土雜記》中有這樣的描述：「北四川路跳舞場，中下等影戲院、粵菜館、粵茶樓、粵妓院、日本菜館、浴室、妓院、歐人妓院、美容院、按摩院甚多，星羅棋布，全上海除南京路、福州路以外，以北四川路為最繁盛，日夕車輛、行人擁擠。」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檔的「五工師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費5個小時。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師傅」，做一套西服要7個小時。

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羅蒙西服店，縫製一件西服經過面料熨燙、復襯熨燙，輔料經過熱縮、冷縮使襯頭不會走樣，光是一件西服上裝就需要花費60個小時。店內360度的試樣鏡更是令人嘆為觀止。第一代紅幫裁縫多數是從鄉村到城市討生活的農民，只上過私塾或小學。第二代則普遍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江良通的兒子江輔臣畢業於聖芳濟學院，這所由法國天主教帕修神父創辦的教會學校，收費昂貴，校友中有宋子文等人。

該校十分重視外語教育，除了英語和法語之外，還開設拉丁語課程。語言後來成為江輔臣經營西服行業的優勢所在。江輔臣接手父親的生意後，因為與英國總督交往密切，接下了英租界工部局的職業裝業務。之後，江輔臣成為上海市西服同業公會的8位執委之一。

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已經迅速成為遠東第一大城市，Art Deco風格的建築與紐約、巴黎同步在上海出現，在上海還能看到與好萊塢同步的首輪電影。1930年，上海的外國僑民有58607人。一個摩登、富裕階層的存在，是寧波紅幫在上海發展的前提和動力，到1939年，上海的西服店增至147家。

根據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的教師、紅幫研究學者劉雲華的考證，到二三十年代，上海紅幫的西服製造的工藝水平已經迅速超越橫濱。上海的紅幫裁縫通過直接訂閱歐美時尚雜誌來了解服裝的流行趨勢，榮昌祥甚至在英國設有專門的設計部。紅幫裁縫的學徒生涯：生死由命，偷師才可學藝

江家到了江繼明父親這一輩，除了在上海打拚之外，另有一部分人留在家鄉做生意。江繼明聽母親說，父親江輔祥和輔字輩的叔伯父一起經營一家油布傘作坊。後來，作坊著火，家道中落，父親不久也去世了。

當時江繼明還未出生，像所有的孤兒寡母的故事一樣，嚴厲而慈愛的母親將所有的希望寄託於兒子身上，兒子則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家庭的命運，他們都相信掌握一門手藝就有個光明的前途。

1947年，13歲的江繼明坐了14個小時的夜航船來到上海。他的外婆帶著他來到舅舅袁仁康討生活的培羅蒙西服店。舅舅是他的保人，舅舅跟老闆訂立一份保單，保證江繼明在這裡認真學藝，且生死由命。

江繼明在這裡度過4年的學徒工生涯。本來學徒只做3年，但是師傅嫌他個頭小，硬是將3年變成了4年。在虹口的這間西服店，江繼明要包攬師傅家的家務，看管孩子。生活艱辛，但江繼明說，那時候只是想在這個有自來水、有軌電車的大城市待下去。

舊式的師徒關係中，師傅傳授手藝時都會留一手，怕將來徒弟本事大了，出去自立門戶，搶自己生意。所以，徒弟學藝要「偷師」。江繼明為學手藝吃過很多苦。為了學習如何縫製西服口袋，曾經半夜偷偷拆過師傅做好的衣服，被發現後遭暴打。

如今回憶起來，78歲的江繼明感慨良多，因為學得不易，便格外珍惜，真正能堅持下來的，人品、手藝都很過硬。

他指著一張舊照片說，那是學徒第二年的端午節，跟師兄弟一起去照相館拍的，照片中的江繼明個頭最小，十四五歲的樣子，卻收拾得最規整。他說，身上的襯衫、西褲都是自己做的。照片上的師兄和師弟後來沒堅持下來，中途出走了。紅幫裁縫應對時局變化：低調做人，用心做事

在江繼明拜師學藝之前，紅幫的師徒傳承方式就已經有了變化，1936年左右，上海出現了西服職業技術教育。在南京路康泰餅乾公司的樓上，顧雲天創辦了裁剪訓練學習班，接收學員十多人，他們多數是西服店老闆推薦的學徒。

每天上午7點到9點上課，使用的教材是由顧雲天撰寫的《西服裁剪指南》，學製為半年。除了裁剪技藝，這裡的學員還要學習英語和日語，畢業證書由中英文兩種文字組成。因為紅幫裁縫的服務對象是外國人、買辦、受過西式教育的人。

1949年之後，政權更迭，很多老主顧去了台灣、香港，西服成為舊社會的餘孽，被打掃出局。大批紅幫裁縫也遠走香港、日本、台灣。江繼明留了下來，他說一家老小都在寧波，怎能輕易走。他對於政治氣候的變化也未有太大的不適，他信奉低調做人、用心做事，也懂得適時進行自我調整。他1970年參與編著的《服裝裁剪》一書，編者一欄寫著「以裁剪工人為主體集體編寫」，那時不準以個人名義出版著作。他說，寫這本書時，胃出了毛病，痛起來，就抵著桌子繼續寫。

從50年代開始，江繼明就開始嘗試做女裝。他一直記得當年做那件四波浪女式呢大衣的事。

50年代，上海鴻翔時裝公司依然是潮流中心，很多女顧客會去鴻翔看了款式，再要求相熟的師傅仿製。去鴻翔做一件大衣需要18元，而在外面找師傅只需6元加工費。那時候很多人一個月工資也就十多元。江繼明陪著客人去鴻翔看了三次，始終無法原樣做出那件四波浪大衣。第四次去時，被鴻翔的技師「逮住了」。江繼明說，當時慌張得很，這是公然「盜版」。

但出乎意料的是，技師讓他去製版間原樣複製了那件大衣的版型，並對他說：「你不是老闆，跟我們一樣是職工，我們都是為人民服務。」江繼明說，這是他第一次切身體會到新政權的好處。

1960年，新中國第一個服裝裁剪培訓班在上海開班，江繼明成為學員之一。授課教師之一是紅幫第五代傳人、原先培羅蒙西服店的技師陸成法。江繼明拜入其門下，成了紅幫第六代嫡傳弟子。老式的師徒傳承對於技藝的精進有很大幫助。所以，後來回到寧波的江繼明也收了徒弟，他說，紅幫到他徒弟這一輩就是第七代了。紅幫與四套著名的中山裝

辛亥革命100周年，江繼明在趕製一套9米長的巨型中山裝，為此，78歲的他已經忙碌數月。他說趕製這套中山裝也是續接紅幫傳統。第一套中山裝就是由紅幫裁縫縫製的。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曾經在上海南京路的榮昌祥做過衣服，感覺十分滿意。後來他便送來一件日本陸軍士官服，要求將其改成中國傳統服裝的款式。孫中山認為：「西服雖好，不適合中國人民的生活，正式場合會見外賓有損國體，傳統服式，形式陳舊，又與封建體制不易區別。」

榮昌祥老闆王才運吸收日本陸軍士官服外形，改十粒紐扣為七粒紐扣，前胸貼袋縮小，前腹貼袋變大。孫中山又提出修改意見，將七粒紐扣改成五粒紐扣，意為「五權憲法」，胸前兩貼袋的袋蓋改為倒山形的筆架式，意為革命需要筆杆子，並正式定名為「中山裝」。

民國時，軍政要員一直是紅幫裁縫的重要客戶。南京路上培羅蒙西服店的大徒弟戴祖貽便經常往返滬寧線，為汪精衛、何應欽、張群等人定製服裝。1956年秋，北京方面開始從上海抽調紅幫裁縫進京籌建「紅都服裝店」，為中央首長和駐外使節服務。先後兩批，一共有208個紅幫裁縫進京，江繼明的舅舅袁仁康也在其中。江繼明說，後來，舅舅也勸過他去北京，但是想到家人、親友都在寧波，最終江繼明還是從上海回到寧波老家。50年代進京的這批紅幫裁縫因為近距離接觸中央首長，需要學習保密守則，以免暴露領導人的「隱私」，都略有幾分神秘色彩。關於他們技藝的傳說，像如何通過目測為中央首長量體裁衣，都成為傳奇。

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穿著由王庭淼和紅幫傳人田阿桐師傅縫製的中山裝亮相，這也是「毛式中山裝」的首次亮相。

為適應毛澤東的體形，中山裝的小領改成了新型尖領，領口增開到46厘米；上衣前闊及後背加寬，後面比前片長。毛澤東穿著這件銀灰色「毛式中山裝」拍的標準像直到現在都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據說，毛澤東愛穿灰色，最討厭黑色。1983年之前，位於東交民巷的紅都服裝店是不對外營業的，光顧這裡的顧客都手持部級以上介紹信。1993年紅都服裝店更名為紅都時裝集團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