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立案而未立案的追訴期限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

應立案而未立案的追訴期限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2014-08-27 14:00:50 | 來源：中國法院網 | 作者：蔣飛　　　【要旨】　　一、對於行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實施的犯罪行為，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已超過追訴期限的，依法不得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二、行為人沒有虛構全部犯罪事實，沒有主動告發他人，僅是在檢察機關調查時以證人身份對案件的關鍵事實做虛假證明，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應認為構成偽證罪而非誣告陷害罪。　　【案情】　　1997年，王某某（已判刑）系原H行署駐濟南辦事處主任，被害人李某某系該辦事處的會計，被告人韋某某系該辦事處的司機。王某某從辦事處賬戶轉儲10萬元到個人儲蓄賬戶，會計李某某發現這一問題後詢問王某某，王某某謊稱不知道。王某某為了掩蓋這10萬元被自己拿了的事實，到檢察機關舉報李某某貪污10萬元，並虛構了「從李某某處拿走存摺，並打了10萬元的借條」。為了印證自己舉報的客觀真實性，王某某指使韋某某向檢察機關作證時說「三人去省投資銀行辦理十萬元存摺的事」。 　　1997年3月份，被告人韋某某受王某某指使及誘導，按王某某捏造的事實，向檢察機關提供虛假證言，致使李某某於1997年3月11日被原H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貪污罪立案偵查並宣布刑事拘留，限制人身自由7天，並對其住所、物品等採取搜查、扣押措施。後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原H市人民檢察院於1999年6月14日撤銷案件。1997年3月份以後，李某某多次到公安機關報案，要求追究韋某某的刑事責任，但公安機關未予立案。　　【審理】　　山東省H市M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韋某某在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李某某貪污行為時，受他人指使、誘導，將他人捏造的事實，向檢察機關故意作虛假證明，意圖陷害他人，其行為已構成偽證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韋某某犯誣告陷害罪罪名不當。被告人韋某某的犯罪行為未超過追訴時效。根據被告人韋某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對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可依法宣告緩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五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之規定，以被告人韋某某犯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被告人韋某某不服一審判決，向山東省H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為「其沒有捏造事實，沒有主觀作偽證的故意，其行為情節輕微，不構成犯罪；本案已過追訴時效」。　　山東省H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相同。　　山東省H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原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應撤銷原判，發回山東省H市M區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山東省H市M區人民法院重新審理認為，被告人韋某某的行為構成偽證罪，其犯罪已過追訴時效。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款第六項之規定，裁定本案終止審理。該裁定已發生法律效力。　　【分歧】　　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三：一是被告人韋某某的行為構成誣告陷害罪，還是構成偽證罪；二是本案應適用1979年刑法還是適用1997年刑法；三是被告人韋某某的犯罪行為是否已過追訴時效。　　在辦案過程中，共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韋某某受他人指使，捏造事實誣告陷害被害人李某某，意圖使其受到刑事追究，並導致李某某被限制人身自由7日，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誣告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該行為未過追訴時效，本案應適用1997年刑法。　　第二種觀點認為：一是被告人沒有主動到司法機關報案，沒有捏造全部犯罪事實，僅是在接受詢問時，對相應了解的情況進行說明，沒有致使受害人受到法律追究的故意，不構成誣告陷害罪。本案已過追訴時效，被告人不應再受到法律的追究。本案應適用1997年刑法。　　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告人韋某某的行為構成偽證罪。本案應適用1979年刑法。因公安機關應立案而未立案，被告人韋某某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　　【評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韋某某的行為構成偽證罪。偽證罪是指　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誣告陷害罪是指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偽證罪與誣告陷害罪的主要區別：一是偽證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誣告陷害罪的主體則是一般主體。二是偽證罪的行為是在偵查、審判中發生的；誣告陷害罪的行為是立案偵查之前實施的，且是引發案件偵查的原因。三是偽證罪是通過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等手段實現的；誣告陷害罪則是作虛假的告發。四是偽證罪只是在個別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上，提供偽證；誣告陷害則是捏造了整個犯罪事實。五是偽證罪的目的可能有兩種：既可以是誣陷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誣告陷害罪的目的只能是陷害他人，使無罪者受到刑事處分。　　就本案而言，韋某某不是主動告發李某某的人，在檢察機關調查時系證人身份，通過做虛假陳述，就王某某告發李某某貪污行為中的一個關鍵事實進行證明，導致李某某受到刑事追究，主觀動機上有誣告李某某和包庇王某某的雙重意思，不是全部犯罪事實的捏造者，其行為應認定為構成偽證罪而非誣告陷害罪。　　第二，本案應適用1979年刑法。本案行為發生在1997年9月30日之前，按照「從舊兼從輕」的原則，首先將新舊刑法之間關於偽證罪的規定進行對比。　　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在偵查、審判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1997年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係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比79年刑法和97年刑法可以發現， 1979年刑法對偽證罪的處罰較輕，本案應適用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原審判決適用1997年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規定，屬於適用法律錯誤。　　第三，被告人韋某某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我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了「從舊兼從輕」原則，其實質是在對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時應採取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這不僅體現在定罪量刑方面，還應體現在決定被告人刑事責任有無、罪行輕重的各個方面，如追訴時效、自首、立功、累犯、減刑、假釋等。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韋某某的偽證行為發生在1997年3月份，按照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其法定最高刑為二年，其追訴時效是五年（1997年3月至2002年3月）。被害人李某某於1997年3月份之後，多次向公安機關報案，要求追究韋某某的刑事責任，但公安機關未予立案。根據1997年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那麼，1997年刑法的這一規定是否適用於本案呢？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對於行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實施的犯罪行為，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行為人逃避偵查或者審判，超過追訴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超過追訴期限的，是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這一規定明確排除了1997年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款對本案的適用，而修訂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是「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說，在1979年刑法中，「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的情形僅限於「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這一前提條件。　　本案中，由於公安機關沒立案，所以無從談起採取強制措施，更談不上韋某某逃避偵查或者審判。因此，對於被告人韋某某在1997年9月30日前實施的偽證犯罪行為，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司法機關應當立案而沒有立案的，仍然受到追訴期限的限制；因本案已超過追訴期限，依法不得追究被告人韋某某的刑事責任。　　參考文獻1、最高法公布刑事指導案例第174號， 《刑事審判參考2002年第2輯·總第25輯》——《沈某挪用資金案--追訴時效也應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2、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3、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台灣大學法律系1998年增訂六版。　　（作者單位：山東省菏澤市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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